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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希望的未来”：从文化多样性迈向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伊始，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经济、金融和技术领域的一体化加速，国际社会愈加意识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至少同样取决于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生态稳定。除其他因素外，造成环境威胁的因素主要有：全球升温和由此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干旱、荒漠化、极端恶劣气候、人为灾难、自然灾害、缺水和水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新疾病的出现等。这些问题都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也让许多脆弱的非物质遗产步入危境，同时也将普遍抱怀着文化同质化焦虑和认同危机的人们引入前所未有的双向思考：如何在学会共同生存的同时保持并管理好多样性？而将多样性或差异等同于分裂、对抗、敌对乃至冲突和战争之根源的偏见，在联合国系统持续展开的不同文化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中不断遭逢严厉驳斥。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文化创造力成为各方辩论的核心关键词，文化长期湮没在主流发展话语中的弊端日渐显露，联合国系统发展领域开始有所行动。 2000年9月，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A/RES/55/2），将尊重大自然列为21世纪国际关系六个基本价值观之一“：我们必须不遗余力，使全人类、尤其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致生活在一个被人类活动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资源已不足以满足他们需要的地球”（A/RES/55/2）。该宣言四处述及“文化”，但没有与发展问题建立关联。“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性质的问题”（第4段，价值和原则）；“人类有不同的信仰、文化和语言，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各个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应将其作为人类宝贵资产来加以爱护。应积极促进所有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第6段，共同价值之容忍）；“力争在我们所有国家充分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第25段，人权、民主和善政）。这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确定了被普遍认可的可衡量目标，旨在解决极端贫困和饥饿，预防致命疾病，并将小学教育扩大到所有儿童以及其他发展重点的目标。 2000年12月，联大第55届会议通过了新世纪以来的第一份有关“文化与发展”的决议，其中述及：“铭记文化价值和文化多样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本要素的重大意义”，“强调需要加强文化作为实现繁荣、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共存的一种手段的潜力”，呼吁与教科文组织合作，确保继续和有效地执行《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加紧努力，将文化因素纳入其发展方案和项目，从而确保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A/RES/55/192）“文化与发展”随后成为联大每届会议常设议题“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中的一个分项话题，由经社理事会负责组织辩论，联大也多次就“文化与发展”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形成决议，秘书长也发布过多份专题报告，但国际发展政策仍未充分体现文化与发展的联系。进一步讲，在由不同发展目标和措施决定的主流发展议程中，文化依然处于“旁观者”乃至“缺席”的地位，更不用说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后数年间，教科文组织紧锣密鼓地在其双年度计划和中长期战略中将文化与发展问题横向切入部门间行动中，并就概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发布过一系列指南、手册和报告，并出版过“文化与发展”“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等系列丛书，为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操作指引。 2001年“9·11事件”爆发。当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余波未了，旋即又被各种声音带回国际社会正在应对的重要议程中，文化间对话和文明间对话再度成为联大辩论的主题议程。是年11月，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下简称“《多样性宣言》”），并对文化多样性作出了深刻描述：“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正是在这里，文化多样性首次被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提出，尊重并捍卫文化多样性随后也成为国际文化治理领域的政策表述。今天看来，该宣言正是朝向承认文化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维度迈出的重要一步。 2002年，教科文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主题为“文化多样性鉴照”，并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为制定和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5）铺平了道路。当年8月至9月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A/CONF.199/20*），其中承认“我们丰富的多样性是我们的共同实力，我们决心保证将它用来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促成变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第16段）；同时强调，“我们认识到加强人类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促进世界不同文明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不论种族、是否残疾、宗教、语言、文化或传统等因素”（第17段）。由此，文化对于发展的重要性被写入了高级别“政治宣言”。 2010年9月，在《千年宣言》发表10周年之际，联大第65届会议发布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成果文件《信守承诺：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A/65/L.1），其中7处述及“文化”，强调了文化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我们承认世界的多样性，承认各种文化和文明都为人类的丰富多彩作出贡献。我们强调文化促进发展及其对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贡献至关重要”（第16段）；“文化因素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鼓励在文化领域中开展国际合作，以实现发展目标”（第66段）。 2010—2011年，联大通过两份有关“文化与发展”决议，重申上述重要讯息，呼吁“确保更加醒目、更加有效地把文化纳入各级发展政策和战略并使之主流化”，并强调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贡献（intrinsic contribution），还特别述及维护和保留地方知识和土著传统知识以及社区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实践，因其皆为文化作为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工具的宝贵例证，并增进了现代科学与当地知识的协同增效（A/RES/65/166）。第二份决议发表在《多样性宣言》10周年后不久，因此也邀请教科文组织“就如何最充分发挥文化对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行评估，包括为此共享信息、交流最佳做法、收集数据、进行各种研究和采用适当评价指标，并落实各项有关的国际文化公约”（A/RES/66/208） 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以下简称“‘里约+20’峰会”）。这场由联合国组织的高级别会议不仅催生了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会议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A/RES/66/288，附件），肯定了文化多样性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了人类与其生态系统和文化遗产间的相互联系，同时为促进国际合作奠定了新型的伙伴关系，并提供了对话平台。而“我们”再次成为呼吁一体化行动的共识性指称。国际社会开始从文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支柱的助力作用来认识上述各优先领域的发展问题，尤其是“里约+20”峰会已经为将文化纳入2015后发展框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公允地说，从约翰内斯堡会议到“里约+20”峰会，应对环境问题依然占据着发展议程中的首要地位。若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合理利用地球资源，文化则须成为发展策略的中心。因为，文化影响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可持续联系，并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教科文组织也认识到，以文化促进发展的行动倡议与具体途径必须将本地条件与人文因素考虑在内，在可行性方略中也需考量更公平的结果，而将文化整合到发展政策与项目规划之中，将从根本上增强其发展效力和可持续性。 时间转眼到了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际，联大依然在“全球化与相互依存”的议程下围绕“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集思广益，连续举行过多次专题辩论会，强调文化可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消除贫困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呼吁将文化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推动力”并纳入2015年后议程，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决议，从联合国系统为国际社会将文化系统性纳入发展战略和方案带来了新的希望。 三、“实现我们人人憧憬的未来”：将文化纳入2015年后发展框架 根据2010年联大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全体会议的成果文件，联合国秘书长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反复磋商后，于2011年9月成立联合国系统任务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以支持联合国全系统进入2015年后议程的全面准备工作，并指定经社部和开发计划署共同主持。工作组聚集了来自五十多个联合国实体和国际组织的众多高级专家，为2015年后的磋商进程提供全系统支持，包括分析性投入、专业咨询和外展活动。 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工作组很快便受托于教科文组织，围绕如何将文化纳入2015后发展议程开展研究，并于2012年5月完成专题分析报告《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推动力》。该报告分为六部分，前有研究背景和主要结论，后有具体建议。正文分为四部分，分别为“文化驱动可持续发展”“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超越2015，挖掘文化的发展潜能”及“将文化纳入发展议程的准则性框架”，而结论正是报告标题所昭示的两个关键词——文化作为驱动力和推动力。这份报告尽管篇幅简短，但证据和事实充分：其所依据的是全球文化部门十年间的统计数字、指标和数据以及业务活动，加上若干具体实例，步步推导，为文化进入联合国发展议程立下汗马功劳。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五方面：（1）将文化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除了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经济资源外，还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方法；（2）文化是一个横向和跨领域的问题，因此影响到发展的所有方面；（3）考虑到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对过程和结果给予应有的关注；（4）2015年后议程还应确认文化作为一个部门，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文化创意产业以及文化基础设施，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作出的具体贡献，尤其体现在减贫、社会包容和环境可持续方面；（5）将文化纳入2015年后议程，须采用一个准则性框架，以统摄目标、定义、机制、工具、监测及评价机制，重在过程和结果。 最后，基于文化对可持续发展业已作出诸多贡献的事实和可能性空间，报告就今后可采取的方向性措施提供了四点具体建议，并给出了示意图说明。第一，将文化融入治理。将文化整合到发展的概念、测量和实践中，以促进包容的、公平的和可持续的发展。第二，借鉴既有经验。文化部门对经济发展和减贫做出贡献，支持可持续的文化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机构和以文化为基础的城市振兴，创造体面工作机会、带动地方发展和培育创业精神，为此构建强有力的经济分部门；同时，以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还须考虑保护文化资产，因其通常脆弱且不可再生。第三，利用地方知识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将传统知识和传统实践纳入可持续环境规划，寻求传统环境实践与高技术之间的协合增效作用。第四，以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凝聚力。促进文化间对话，从而利用社会凝聚力，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还可利用艺术的潜力，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发展创业精神，特别是在青年人中，以及在冲突后和灾后局势中。此外，报告还充分肯定了教科文组织的重要作用：如制度化建设，相继出台七部文化公约，以及打击文化财产非法转让等全球普遍关切，有利于在社区、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形成一体化行动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6月，工作组将其编写的另一份报告《实现我们人人憧憬的未来》转呈给了秘书长。除讨论传统三大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和严峻挑战外，工作组再次从发展的整体观重申了上一份报告的主旨，特别是其中专门针对“文化因素”形成了一系列分析性意见，阐扬文化之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里归总如下： 2015年后议程应侧重于有效管理并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确保普遍覆盖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包括最贫困群体（第68段）；促进公平变革，确保人们能够和平地选择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实现充分参与和赋权。社区和个人必须能够创造和实践自己的文化，并在不受胁迫的情况下享受他人的文化。这就尤其需要尊重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培育文化机构，加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第71段）；在所有这些领域，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将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持续的、高质量的、保有存续力的文化表现形式和社会发展原则”将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第78段）；和平文化与宽容文化以及国家能力建设以确保和平与安全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所谓的“脆弱国家”（第90段）。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工作组在其不乏犀利的措辞中指出“，一切照旧”不能成为一种选择，必须进行“变革”，同时走向全面的包容性。这份报告便是为三年后联合国峰会通过《2030年议程》而准备的核心成果文件之一，其高声呼吁的“变革”二字也醒目地成为新议程标题的关键词。 此外，尚需强调的是，工作组完成的两份报告后来对文化遗产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失时机地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以对接《2030年议程》均有至关重要的接榫价值。在上述评估意见中，有两条线索值得重点关注：一是抓住了“人的发展”这个聚焦点，二是为文化横向切入可持续发展的各个领域埋下了关键性“伏笔”。借用第一份报告标题中并列的两对主词——“A Driver and An Enabler”——也再恰当不过，第一份可视为驱动程序，第二份便是启动程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