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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致胡适的千字信

http://www.newdu.com 2022-04-13 《随笔》 龚明德  参加讨论

    关键词:徐志摩 胡适
    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研究所图书馆的胡适档案中,过录了一封此前未曾入集的徐志摩书信,有一千字,要算长信,就是写给胡适的。这封书信的末尾,徐志摩只写了“星一”,即星期一。因为信中提及了“中公学潮事”,《徐志摩书信新编》的两位“整理者”在该信题注中就说明:“考《胡适日记》,1930年10月31日日记有关于中公学潮事,故此信当作于是月下旬,星期一是27日。”于是,“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便成了这封徐志摩书信的写作时间。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九年十月出版的十卷本《徐志摩全集》书信卷连注文也不要了,就把二〇一七年四月浙江古籍出版社那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两位“整理者”的“考《胡适日记》”之后的“注”当成一锤定音的结论,直截了当地把该封书信标为“1930年10月27日”。
    细读徐志摩这封书信,言及“中公学潮”时,明明白白地写着“今日中公又演武剧”,与胡适日记在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记有”的“中公学潮事”不是发生在中国公学的同一起“学潮”,是“中公又演武剧”,即中国公学再次发生的又一起“学潮”!因而,貌似唯一结论的该年“是月下旬”即十月下旬唯一的那个星期一,即该年的十月二十七日同样无法确立为徐志摩这封书信的写作时间,该封书信的写作时间还得另外设法弄个明白。
    该信正文末尾有“《诗刊》已见否?顷先寄一册去”的叙说,可为此信写作时间提供一个上限。我存用的这册徐志摩编的《诗刊》季刊创刊号影印件,不见出版时间,但署名“志摩”的《序语》标有“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写作时间,函询胡适“《诗刊》已见否”自然只能在刊物出版后,写信时间也只能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中下旬,甚或其后。
    徐志摩此信头一段谈到自己收到暨南大学聘书的事,更可以为此信写作时间提供有力的佐证,信中写道:“暨南聘书虽来,而郑洪年闻徐志摩要去,竟睡不安枕,滑稽之至,我亦决不向次长人等求讨饭吃。已函陈钟元,说明不就。”郑洪年是暨南大学时任校长,作为校长何以如此恐惧引进徐志摩这个文学教授?据梁实秋《关于徐志摩》一文所说是郑洪年认为徐志摩“此人品行不端”,自然是指离婚又再婚的事情。徐志摩自己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得具体些,为“我回来时候很多朋友对我说郑韶觉在那里不舒服,说我‘浪漫有名’,又说我是新月分子,我自然只有好笑。我本不向他求事,他既如此,我还能去吗”,再往下的“我答应他三天内给他回信,今天已是第三天,而我还是决定不下”的述说,进一步证实了徐志摩此信写于二月九日,而不是此前或者此后的某个“星一”。
    真诚聘请徐志摩到暨南大学任教职的那人的名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十卷本《徐志摩全集》和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都弄错了一个字,不是“陈钟元”,而是“陈钟凡”,即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陈中凡,又名钟凡,字斠玄。估计是徐志摩书信手迹中“凡”的行草字有点儿像“元”。陈中凡比徐志摩年长九岁,一九三一年,他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徐志摩写给陈中凡“说明不就”即不拟应聘的书信手迹收入二〇〇一年一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清晖山馆友声集》中,也以排印本形式编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八卷本和商务印书馆十卷本《徐志摩全集》以及增补本《徐志摩书信新编》三书中,写作时间都是明确的一九三一年二月八日。
    如此一来,致胡适的这封千字书信之写作时间“星一”,便是徐志摩给陈中凡写信的次日,即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徐志摩这封信中说的中国公学的“又演武剧”即又一次学潮,就发生于二月九日。“又演武剧”的又一次“中公学潮”应该是九日下午发生的,到了徐志摩写信时候的“星期一夜十时”,当事人双方仍然“在新新”即在“新新旅馆”之类中国公学的校外一处场所“议事”。
    这封徐志摩书信很重要,仅仅在信中写出的人名,除了郑洪年、陈中凡,尚有中国公学的校董蔡元培、王云五、高一涵、丁鷇音、刘南陔,以及名教授杨杏佛、马君武、罗隆基、潘光旦、俞剑华、黄时,还有陆小曼的堂兄耀昆,即一直随小曼父亲陆定生活并与王赓友好的陆耀昆,更有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徐志摩挚友王文伯等,可谓讯息密集。而且不少人都只是两个字甚或一个字表示,并非全名,要熟悉中国公学当年史况和徐志摩交往情形,方可完全读明白这一封书信的内容。有的内容我暂时也弄不明白,如书信末段一句“新月又生问题,肃、陆不相让”中的“肃、陆”是哪两个人,“不相让”的事是什么事,等等。
    查胡适日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的日记剪贴了三天前的《新闻报》上所登《教部已接管中公》一文。据剪报来看,可能“教部”规定的“将校内非法团体解散”一条惹起了被定为“非法团体”成员们的异见,加之原校长马君武又“不明大体”,才导致 “中公又演武剧”。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根据“记载甚略”的“报纸”相关文章,胡适对中国公学发生的学潮之前因后果有一个“推论”:“中公问题如此结束,甚可痛心。大概二月四日的校董会本意由孑民先生暂任校长以救危局,而君武、隆基诸人不明大体,容纵学生包围校董会,遂成僵局。于是校董会遂把学校送给教育部与党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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