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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文学 蒋心焕 温儒敏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一书的序言中，曾经对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1930年代出生的学者有过这样的代际界定： 这一代学人有些共同的特点，是其他世代所没有的。他们求学的青春年代，生活艰难而动荡，命运把他们抛到严酷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身上的“学院气”和“贵族气”少一些，使命感却很强，是比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贴近现实关注社会的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从一开始就支撑着他们的治学，他们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较大气，善于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炼问题，把握文学的精神现象与时代内涵，给予明快的论说。90年代之后他们纷纷反思自己的理路，方法上不无变通，每个人形成不同的风格，但过去积淀下来的那种明快、大气与贴近现实的特点，还是保留与贯通在许多人的文章中。[1] 根据温儒敏的代际划分，山东师范大学（1981年初改为现名，为了行文方便，下文均简称为“山师”）的蒋心焕（1933—2021）教授无疑属于第二代学者。实际上，第二代学者恰好处于第一代学者与第三代学者中间，是中国学术史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那么，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学者。我们只有把每一代学者放在历史进化的链条中还原其社会角色，才会真正地对他们做到“理解之同情”，也才能勘探出中国学术是如何艰难嬗变的。本文拟以蒋心焕为例，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是如何接续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者的风骨和精神，又对第三代学者的成长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促进作用，从学术的代际传承的维度进行阐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通过对蒋心焕学术人生的回顾梳理，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代际传承是如何进行的，其学术史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 一、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 按照学术界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代际划分，我们可以发现，蒋心焕不仅属于第二代学者，而且还属于较为典型的第二代学者。温儒敏在纪念张恩和的文章中曾说：“张恩和老师属于‘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中很多人毕业后就分配做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意识很强，目标明确，毕生精力基本上就围绕这一学科”[2]。蒋心焕与张恩和一样，都是1958年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从事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也都在第一代学者的引领下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工作，都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他们在第二代学者中是“老资格的”[3]。类似的第二代学者还有不少，如南京大学的董健便是大学毕业后留校，然后得到了陈白尘的具体指导。[4]因此，我们对蒋心焕作为第二代学者进行考察，便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 蒋心焕深受田仲济、刘绶松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学者的影响，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特别重视做人与作文的统一，并把做人作为做好学术研究的前提。 蒋心焕于1954年考取山师中文系，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1960年1月至1962年7月在武汉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师从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刘绶松教授。1962年7月起先后担任中文系助教、讲师，1980年晋升副教授，1985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8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 1980年代，蒋心焕先后担任山师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配合田仲济教授、冯光廉教授做了大量学科建设工作。1987年以后，他配合学科带头人朱德发教授不断推进学科建设，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山东省首批省重点学科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83年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成立，他是创会副会长之一。 蒋心焕讲授过现代文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题、鲁迅作品选讲、中国现代小说史[5]等课程。他培养的学生多达数万名，遍布海内外。其中，有的后来成长为享誉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的成为文艺、新闻、出版、商务、法律等领域的杰出人物，还有从基层到中央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不同层次的优秀教师。 蒋心焕对于如何搞好学术有着自己独到的理性认知和实践路径。他常说，做好学问，关键要做好人。做好人是做好学问的根本，做不好人，学问再大也不会受到人们的推崇。为此，蒋心焕为研究生新生上“第一课”时，总是讲如何做好人。蒋心焕以平常之心，安于寂寞生活，乐于自我学术研究；他强调为人要真诚、实在，不要像墙头草一样，没有自我的定力，在摇摆中失却自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一直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实际上，做人与做学问之所以能够统一起来，恰好在于做人的境界决定了做学问的境界。一个人，如果没有超越个人观念的天下情怀，没有超越个人私欲的高远追求，没有超越功利的真理诉求，就会把做学问视为获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把私利置于学术的根基之上。由此，在做学问与做人上，这种人只会是摇摆于墙头的小草——这样的小草尽管不会折腰，但也绝不会有劲风吹过之后的气节。蒋心焕把做好人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一要义，并传授给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蒋心焕的座右铭，既是他自我所信奉的文化理念，也是他所恪守的人生实践原则。从这样的意义上讲，蒋心焕把做人与做学问置于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内，并特别强化了做人之于做学问的支撑作用。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的“分子”而不是“分母”的要义之所在。 从蒋心焕的成长背景来看，他出生于江苏南通的一个小职员家庭，并在南通较早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小学教育。南通作为较早接受了现代教育影响的地区，其小学教育相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小学，尤其是相对于山东的许多农村小学来说，其现代特质是极为显著的。小学毕业后，他考入南通师范学校。在他看来，在南通师范学校就读的六年是永生难忘的： 我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七月就学于南通师范学校（前三年，读的是南通师范附设的初中班）。这六年是翻天覆地的六年，这六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六年。 ……在我所怀念的张梅庵校长、我所崇敬的陆文蔚、唐雪蕉、王育李、王炯等严师的培育下，我初步明确了为革命、为人民而学习的目的。 ……一九五四年党组织选派我报考高等师范院校继续学习，是陆文蔚老师指导我选择了攻读文科专业的方向，促使了我从事自己所热爱的现代文学教学工作。此后在山东师范学院四年学习生活和二十余年的教学工作中，陆老师仍通过书信把他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好品质传授给我，把他珍藏多年的梅庵校长赠送给他的题词复制印洗转赠于我：“知困更兼不知足，自强自反出心裁，新型教学能相长，不倦原从不愿来。”这不仅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师长对学生的爱，而且为自己指明了做人和治学的奋斗方向。[6] 蒋心焕于1954年从南通师范学校考入山师，因品学兼优获得了执掌学术牛耳的田仲济的赏识，并于1958年留校任教。对此，他曾这样回忆： 1954年，我从南方来到山师读书，有幸聆听先生主讲的文学概论课。他系统传授的理论知识始终体现着一种执著现实、关注人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直至如今。1958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有幸成为先生主持的研究室的成员，先生上的第一课便是如何做人，他让我们学习高尔基、鲁迅等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好人。先生就是我心目中这样的人：真诚、坦荡、严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数十年来，时代风云几经变幻，可先生“竖起脊梁做人”的态度一直没变，堪称完美人格的典范。[7] 我们在对以蒋心焕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进行精神和情感世界解读的过程中，不应该忽略对其内在精神的发掘和阐释。实际上，如果把蒋心焕放在历史纬度上重新阐释和理解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将其放在文化大潮中加以透视，便会发现，一位平凡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为自己的时代提供了什么，而且还在于他面对诱惑和功利又拒绝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继承和发扬第二代学者的内在精神，并在传承中规避历史的误区，保持着自我相对自觉的文化认知，不偏离历史的正确航线。在40余年的交往中，蒋心焕深得田仲济的信任。对此，田仲济在为蒋心焕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一书作的序中这样写道： 在这近40年中，他的青春年华完全奉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中。这40年不是平静的40年，在前17年中，出现了许许多多身上生麟、头上长角的“革命英雄”，在每次运动中，就好像出英雄的乱世似的，也总是跳出几条英雄好汉。可惜这些英雄一般都英名不长，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不仅在历次出现的，昙花一现的英雄中，从来不论是学习时期的学生还是毕业后成为教师的蒋心焕，都难以看到他的影子，也没看到他的文章。[8] 如果把田老的这寥寥数语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尤其是还原出那些曾经给他带来精神和情感伤害的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便可以看到，蒋心焕对田仲济不仅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情感认同，而且也有一种捍卫自我的文化认同的理性自觉。也许，这恰是田老如此动情地褒奖他的内在缘由吧。毕竟，在那个特别的时期，一系列特别的事情都以特别的方式横空出世了，能够守得住自己的良知，坚守住自我的文化立场，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别人通过落井下石的方式证明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英雄”，那些拒绝落井下石的人便自然缺少了一条证明自己也是“英雄”的路径。从这样的意义上看，那些曾经与被批判的人物同处一个战壕的人，为了能够证明自己已经与被批判者划清界限，不少都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战略战术，借此把自我塑造为“英雄”。正是基于这一历史逻辑，蒋心焕要秉承自己所恪守的人生第一要义，便将面临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难选择。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在历史已经过去20多年之后，田仲济的脑海里还萦绕着“英雄”的影像，还清晰地记得哪些人曾经现过身、哪些人曾经写了文章。这显然不是田老一味地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历史，而是这些细枝末节的历史曾经对他造成了无法痊愈的情感创伤，也表明田老对这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从这样的历史逻辑中，蒋心焕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使“做好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超然于趋利避害等人之常情的人生大境界。 我们如果对蒋心焕的这种“做好人情结”进行历史溯源的话，可以发现他的这一情结还得到过著名文学史家刘绶松的影响。蒋心焕曾经在散文中记叙了1962年在武汉求学时深受刘绶松的影响：“为人要坦诚、自信、坚忍，内外一致，在生活中保持一种明朗、健康的情绪和格调，不断追求高品质，愉悦身心。”对刘绶松的教导，蒋心焕在时隔38年之后，依然记忆清晰，并动情地议论道：“绶松师对学生的亲情之爱和关于‘圆’的议论却成为我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永久定格在我心中。”[9]由此说来，蒋心焕关于做好人的说法并不是一时突发奇想，而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文脉的自然延伸。蒋心焕关于做好人的议论，距今快要35年了。今天，蒋心焕一如他的绶松师一样，也一并到那个人人都会去的世界了，我则坐在办公室的桌前，像20多年前的蒋心焕一样，写下我对于业师理解的一些文字。岁月不居，逝者如斯，这是当年孔夫子站在小河边发出的无限感喟。在过去，我对孔夫子的这种感喟体会并不是很深。而今，透过蒋心焕纪念刘绶松的文字，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生就像一个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所谓新人换旧人，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然而，不管新人还是旧人，永远不变的是“做人要做一个好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蒋心焕从田仲济和刘绶松那里自觉地接过了“做人要做一个好人”的接力棒，并身体力行，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那么，我作为蒋心焕的学生，自然也应该从老师那里接过这一接力棒，并跑好这一棒，然后再把这一接力棒传给我的学生们，如此才会使学术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由此说来，蒋心焕在研究生的第一堂课上便郑重其事地把做好人的基本原则当作人生的第一要义讲给我们听，其隐含的历史意蕴的确是宏远的。在现实生活中，蒋心焕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诚如他的老朋友所言：蒋老师40多年来对所有人都是和颜悦色。张杰老师1962年来山师跟田仲济先生进修，他说：对蒋心焕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薛绥之、林乐腾等“右派”老师的态度，没有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平等相待。[10]这恰好从一个侧面映现出了蒋心焕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蒋心焕所秉承的做人原则是在温和谦逊中既有鲜明的接纳也有毫不含糊的拒斥，这在某种意义上展现了一个有节操的知识分子的风骨。田仲济对蒋心焕的特别认可，大概就缘于这一点。实际上，蒋心焕的节操与风骨传承了田老的内里精神，他一生低调，待人真诚，富有爱心，但并不是无原则、无坚守的学者，他绝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毫不掩饰对世俗的拒绝，蒋心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才使得“绿叶”的成色达到了难以超越的程度。[11]这种甘愿做“绿叶”的平和心态恰是很多人所缺乏的——我们或满足于自我的“鲜花”镜像，或依附于“鲜花”镜像的附丽，绝少真正地去做一个“圆满”的自己。而蒋心焕能够超然于外物的纷扰，能够平心静气地做好自己，至于自己在别人看来是“鲜花”还是“绿叶”，则是他绝少考虑的。也许，在他的人生哲学词典里，做一个“成色”最高的自己，才是他所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成色犹如黄金的含金量一样，绿叶与红花只有达到了极致才会显现出“纯”的成色。对此，郭济访曾不无感慨地评论道：“君子宜自强，这是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而能够助人为乐、成人之美、谦让容忍，是君子更高的境界，大儒风范，这就是我们蒋老师为人的本质。争与不争，让与不让，有时候是非常考验人的。人生在世名利奔波，熙熙攘攘，真正做到舍得放弃谦让，能有几人？”[12]正是基于此，魏建通过对“成色”的阐释便在客观上消解了绿叶与红花的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把蒋心焕自己谦称的绿叶提升到“成色”的维度加以阐释，使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得到了升华。尤其值得赞许的是，魏建通过把蒋心焕与朱德发融汇在一起进行书写，既凸现了绿叶的“成色”，又还原了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之所以能够创造佳绩的内在奥秘——这是一代人同心协力、即便是不同心也能协力的结果，正是这样一批第二代学者，创造了学科建设历史上一个又一个骄人的业绩！ 在过去的岁月中，蒋心焕恪守和践行的做好人原则，便是身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身处顺境而不忘乎所以，总是怀揣着一颗敬畏之心，小心翼翼，脚踏实地干实事，干正事，忍辱负重，砥砺前行，努力让生命焕发出不该被压抑，更不该被遮蔽的光芒。这种精神恰是其作为第二代学者对第一代学者内在精神的继承，自然，他所接受的精神则对下一代学者内在精神的培养起到了涵养作用。 二、建构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书写学术体系 蒋心焕不仅秉承了田仲济和刘绶松的“做好人”精神，而且在治学上也有所拓展，进而逐渐寻求到自己的文学研究路径，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蒋心焕的治学深受田仲济的影响，他不仅是田仲济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要执笔者，而且逐渐形成了自我的治学风格，注重在资料的爬梳中获得具有文学史价值的结论。蒋心焕正是在田仲济等学者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阐释观点的研究方法，由此开启了自我独立的学术研究历程。蒋心焕曾经结合自己的治学体验有过这样的阐释： 我写作论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几篇论文，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有空就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一一翻阅原始报刊资料，在尽可能多的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写成文章。[13] 正是有了这种研究方法的自觉，蒋心焕才能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思考出前瞻性的研究结论。 在以田仲济、刘绶松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的具体指导下，作为第二代学者的蒋心焕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汲取了第一代学者的文学研究的内在精髓，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蒋心焕对第一代学者文学史书写的继承等诸多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开始参与文学史写作；1970年代末，积极承担文学史写作任务，是拨乱反正的文学史书写方面的主力作者；1980年代后期，成为独当一面的学者，成为文学史书写的领军人物之一；1990年代，他在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方面体现出了独立的学术思考，在文学史书写上尝试着建构具有自我独立思考的学术体系。 从蒋心焕的早期学术研究历史来看，他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处于探索期。这一时期，他曾经参与了山师中文系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卷本，1962年3月印刷）编写工作。1950年代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诸多高校均有学生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师则以教师为主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蒋心焕作为青年教师参与了这项工作。尽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史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但从培养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队伍来讲，其历史作用还是不可漠视的。也许，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迈以及历史责任感，让这批青年学者较早地接受了文学史编写所需要的历史眼光和专业训练，为他们在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像北京大学的洪子诚、北京师范大学的郭志刚，都曾经在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恐怕与他们当初曾经迈出了尽管略显稚嫩但依然向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脚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蒋心焕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方面得到历练的蒋心焕，于1962年负笈南下，到武汉大学进修中国现代文学，这使得他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初，除了得到田仲济的精心指导之外，还得到了刘绶松的细心指导。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等校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批准的理由没公布，学界的理解是这些学校有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如北京大学的王瑶、南开大学的李何林、武汉大学的刘绶松和山东师范学院的田仲济。由此说来，蒋心焕既得到了田仲济的认可与赏识，又拜师于刘绶松的门下，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两位著名学者的青睐与指导。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蒋心焕进入武汉大学之后，获得了刘绶松的特别赏识。对此，蒋心焕在后来的回忆中曾说：“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几个20多岁的青年带着渴望和崇敬的心情，从全国各地先后投奔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刘绶松门下攻读现代文学”，“先生在（引者注：北京）出色完成编著工作的同时，还经常在深夜或凌晨，以书信形式对我们进行答疑解惑，做切实具体的指导。”刘绶松先生把自己治学的经验感悟同样借助“圆”进行了深入阐释：“一个人能力、智力不一样，但只要把自己的潜质充分展现出来就符合‘圆’了。”那么，这种潜质如何展现呢？刘绶松先生认为：“（一）不急不躁，循序渐进；（二）博览与精读相结合；（三）手脑并用（即读和写同时并进）。只要照这样做下去，涉猎愈广，积累愈富，钻研愈深，是没有什么攻不下的科学堡垒的。”这番点拨，使得蒋心焕由此感悟到：“人生的最佳境界是对圆满的不懈追求，这是我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向此目标前进，我们的人生就是充盈的，就是问心无愧的！”[14]显然，刘绶松的一番宏论，的确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感觉。蒋心焕正是循着刘绶松的这一指导，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总是用坦然的态度来对待治学与做人，不疾不徐，不左不右，努力在学术研究中寻找适合自身的中正研究之路，最终博采众长，在融会贯通中自我学术研究的成熟与完善。在武汉大学跟随刘绶松学习的日子里，蒋心焕涵养了自己的学术心智，窥见了治学的门径，提升了人生的境界，为他在未来的学术人生中从容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蒋心焕从田仲济和刘绶松那里继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穿越时空的阻隔，成为下一代学者的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 1970年代，蒋心焕在学术研究上尽管深受时代的影响，但其可贵之处在于他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学术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他的关于鲁迅与同时代其他历史人物关系的阐释上。如他和查国华合作撰写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记》[15]《鲁迅和史沫特莱——学习鲁迅札记》[16]《鲁迅和内山完造——学习鲁迅札记》[17]《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18]《鲁迅保卫“五四”文化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19]《鲁迅和肖红——学习鲁迅札记》[20]，等等。这一系列的鲁迅研究论文相对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鲁迅研究而言，具有其自我的学术特色，那就是在把鲁迅研究纳入政治发展的特殊背景下，研究者依然注重鲁迅本体的研究，尤其是对鲁迅的社会关系的研究，具有以鲁迅为本体研究的基本特色。对此，笔者曾经在有关文章中有过这样的阐释： 在探究鲁迅生平时，努力将其与平庸的政治化解释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还原鲁迅思想和情感的本真世界。当然，作为国内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不能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其中的某些话语还可能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痕迹。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其中的有些作者和论文，并不是把鲁迅研究当作现实政治的注脚，而是努力还原鲁迅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如查国华与蒋心焕合作撰写的《鲁迅与内山完造》一文，则对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之间的交往进行了历史的梳理与阐述，……这样的结论，没有宏大的话语，也没有多少时代的标语口号，显得较为平实，这可以看作他们在鲁迅研究过程中回归鲁迅本体的可贵努力。[21] 除了鲁迅研究的系列论文之外，蒋心焕还与查国华合作撰写了《谈“学衡派”》[22]和《试论沙汀的前期短篇小说》[23]等论文，这两篇论文作为历史转型时期的研究论文，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转换的某些特点，可以视为特定时期第二代学者化蛹为蝶的历史蜕变之作。 1979年，蒋心焕作为新时期第一批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田仲济、孙昌熙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的11名执笔者之一，撰写了其中的几个部分。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尽管在1979年才正式出版，但早在1965年，由于教学的需要，便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的刘泮溪、韩长经、张伯海、薛绥之、冯光廉、蒋心焕、谷辅林诸同志执笔写成教材。此后，在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由山大、山师、曲师和山师聊城分院的韩长经、王长水；蒋心焕、朱德发；魏绍馨；孙慎之诸同志参与上述教材的部分章节，执笔编写成约二十万字的铅印教本”[24]。1978年，又确定扩大篇幅，正式印行。其中，蒋心焕执笔的章节为第五章和第六章，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上、下；第184—288页，全书共544页）。作为一本旨在“恢复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者们力争践行解放思想的编写原则，在史学上恢复历史的原来面目。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出版后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可谓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一枝报春花。对此，蒋心焕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 1979年他与孙昌熙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出版的最早的教科书之一。田老带领编写人员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文学史编写中的“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要求。这本书出版后，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日本《野草》杂志以及国内《文学评论》等报刊相继发表推荐、评介文章，肯定了这本书较早地恢复了文学史本来的面貌，是一本可信之书。[25]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香港《大公报》以“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大字广告推荐此书。[26]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之一种，1985年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 1980年代初期，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得到了有效推进，而且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书写也提上了日程。1984年，由田仲济、孙昌熙主编，韩立群、蒋心焕、王长水、韩之友执笔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丛书”之一种公开出版。蒋心焕执笔第三章和第七章及附录部分（第三章为“在斗争中成长的工人形象”，第205—259页；第七章为“嵌着时代记印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第455—508页；附录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概貌”，第547—579页）。[27]该书堪称1980年代初期中国现代小说史书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 在1980年代前后，蒋心焕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学史和小说史的书写，此外，他还把许多精力放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研究上。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28]《略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小说》[29]《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琐议》[30]《试论1927—1937年的历史小说创作》[31]《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32]等。这一时期他集中于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内在发展规律的阐释，对推动历史小说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当然，从蒋心焕的历史小说的研究范式来看，他的这一系列研究主要使用人物形象分析的范式，这种范式对历史小说历史发展的呈现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显示出新时期伊始文学研究新旧更替的某些特点。这恰如魏建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人生和学术的得失所总结出来的规律一样：“人生的路上充满变数，每一步都有N种可能。谁也不知道，迈出这一步的每一种可能，与后面第N步的N种可能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33]万事万物都自有其发展的内在轨道，人生路上充满的变数也就意味着任何一种可能都会发生，人们常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便是对这一哲理的形象概括。我们以此来勘探蒋心焕的学术研究变迁之路时，就会对此有深刻的体会。蒋心焕从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研究作为出发点，在不经意间把历史勘探的钻头深入中国近代文学这块富矿，并搭建起一条联结中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并由此开启了“转换”研究的新视域。 1980年代中后期，蒋心焕作为主编之一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34]，在国内尤其是在华东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上，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35]《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36]《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37]等几篇重要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在《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所体现。诚如笔者早在2000年指出的那样： 有关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研究（见《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论梁启超的小说观》等文），更是较早地摆脱了静态的文学研究方式，代之以动态的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使近代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即便是在今天，其理论的描述亦显示出学术的光芒。这显然与其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分不开。与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紧密相联的是蒋先生的小说史研究。《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一文便是这方面的佐证。该文从小说理论的视角，疏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源头。[38] 实际上，我们如果远距离地观照蒋心焕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换思考，便会发现这一问题的提出的确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和意义。这恰如蒋心焕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然后，他追溯了现代以来的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历史，认为： 解放以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诸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十四辑）等，都注意到五四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关系及时代思潮同文学变革的关系，但这些史著，由于所论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的缘故，大都只提出了问题，未能展开论证；有的论著，或立论失之偏颇，或资料明显荒缺。[39] 他又对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研究历史，认为： 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研究工作者以新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这个专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沙似鹏的《五四小说理论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关系》等专论，对进一步研讨这个专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40] 蒋心焕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置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并围绕着这一专题，从“如何评价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和现代小说理论对近代小说理论的革新”角度进行了阐释。这一阐释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与现代小说理论内在关系进行了疏浚，把整个中国小说纳入有机的统一体之内进行辨析，并由此缝合了近代小说理论与现代小说理论之间的缝隙。这对忽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纠偏作用。 如果说蒋心焕的《“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一文还停留在“琐议”层面上的话，那么，他的《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论》便是较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思考结晶。蒋心焕在《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开首便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一种新质的文学，但它的新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者经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沉痛反思后而实现转换的。[41] 为此，他从“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伦理意识的觉醒”“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文学革命”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释，并由此把近代文学视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的文学构成了具有独立特质的近代文学。但从历史联系上看，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对泛滥于文学领域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文学创作是一个猛烈的冲击，特别是梁启超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文体革命，标志着同中国古代文学断裂的开始，它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42] 正是基于如此深入的分析，蒋心焕强调： 从总体上说，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对文学进行革新的经验教训，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崛起，提供了内在的历史根据；而转换的直接原因则是五四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氛围；以西方文学为楷模，对其大规模的自觉的翻译介绍，催生着中国文学发生根本的转换。[43] 在论文的结尾部分，作者豪迈地指出：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倡导和实践，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开启了中国新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时代，成为世界进步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此引发了文艺内部一系列的变革：它以新的理论观念和审美意识彻底改造了旧文学，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它使文学从以“教化”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向以真、善、美为中心的审美观念迅速转化；它使文学（小说表现得最明显）从主要以写故事为主转化为主要以刻画人物的性格、心态为主；它实现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真正变革，完成了对旧格律诗、章回小说、笔记小说等体式的蜕变。这种变革和创新，形成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内容和语言体式上琳琅多采的姿态，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实现了文学向现代化、民族化的转换。[44] 我们如果循着这样的一个文学史研究范式往前推演，不难看出，这种大文学史观与1990年代后期兴起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理念具有内在旨趣上的统一性。由此，“20世纪中国文学史”[45]便从根本上纠正了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割裂现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的认知偏颇。 蒋心焕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够从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中突围出来，并从中国近现代文学转换的视角对其进行阐释，与他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过程中，他逐渐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疆域，把现代历史小说与明清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历史小说进行对比： 中国的历史小说并非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早在明清特别晚清时期就比较发达了，并且涌现出一些颇有影响的广为流传的长篇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传》、《东周列国志》、《东汉演义》、《西汉演义》、《隋唐演义》等。五四文学革命兴起的新的历史小说虽然同古代历史小说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本质上看却具有了崭新的特点，不论是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46] 由此看来，蒋心焕在对中国历史小说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既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看到了现代历史小说在近代小说的继承和扬弃中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种注重勾连二者关系的研究视角，便为他后来提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过程中，蒋心焕把思想的触角伸展到了近代历史小说的疆域之中，这又与他注重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注重在对比中确立研究对象等研究范式有关。这种研究方法在其对田仲济的研究方法的体悟中有所表现： 他（田仲济，笔者注）不仅把研究的眼光紧紧盯在现代文学这块园地上，而且，还主张把现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外文学史的链条上加以透视，既发现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发掘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及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的历史因果关系，他常常以作家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力图把文学放在一个当时历史、时代、生活、文化等多种因子组合的立体世界中加以研究。[47] 显然，蒋心焕能够把田仲济的研究方法予以如此清晰的概括和提炼，也恰好说明了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深入他的学术研究之中，并成为他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近代文学的发展链条中加以阐释的内在缘由。 在1990年代前后，蒋心焕未能循着“转换”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向纵深处挺进，这主要缘于他的学术研究开始转向，其一是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研究方面深化了自己的思考，并从美学思想的维度尝试着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其二是他受田仲济之邀，参与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48]的编选工作。在培育研究生的过程中，他注重从现代小说本体、尤其是现代小说美学思想的维度引领学生进行思考，并主编了《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49]这部著作。该著作尽管延宕了十多年才得以问世，但其关于中国现代小说美学的思考依然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至于蒋心焕参与《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的编选工作，魏建有过这样的回忆：“田仲济老师偏爱杂文和散文，动员蒋老师研究散文，蒋老师就转向了。田老师接手《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的主编任务，也是蒋老师帮他编成的。”“这项工程卷帙浩繁，当时蒋老师已是满头白发，那些日子他与民国年间的书籍、报纸、杂志相伴，在尘封土掩的历史文献中钩沉、校勘，花了很多年才做完。样书出来，是16开本、1000页。”[50]如此浩大的工程，使得蒋心焕的学术再次开启了系统性的“转换”，那就是从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研究，“转换”到了以资料搜集整理为主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杂文的历史文献钩沉和校勘等具体工作中。 在这一时期，蒋心焕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散文方面，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论梁实秋散文的独特品格》[51]《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52]《“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53]《文化散文发展的轮廓》[54]《漫谈周作人的文化人格及其散文的文学史意义》[55]《中国现代散文走向鸟瞰》[56]等。蒋心焕的散文研究奠基于坚实的资料基础之上，所以，他的散文研究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除了散文研究之外，蒋心焕还继续关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其中的代表性的论文是《茅盾文学思想结构探》[57]。 21世纪以来，作为第二代学者的蒋心焕已经退出了学术舞台，由此开始转向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作品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别具一格，具有清新淡泊的风格。他在周作人的散文研究方面用功甚多，这便使得其散文创作既融会了其文学研究的某些个人体验，又自觉地承继了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同时接续了田仲济散文杂文创作的某种风范，结合自我的独特人生体验，逐渐形成了平和淡泊的散文风格。如《枣树的思念》一文，他在开头和结尾是这样写的：“老家庭院里有棵枣树，是母亲栽植的。”“我每次回乡留恋于枣树之下，总能深深感受到母子亲情的激荡，尽管已是天上人间！”[58]然而，正是这棵枣树，不仅激荡着母子的亲情，而且还渗透着自我的文化反思、贯穿着时代的风雨！也许，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此后的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蒋心焕的散文的清新淡泊的风格恰是作者坚守自我人文文化立场以及由此对抗经济大潮的外化。 尽管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蒋心焕始终坚守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操守，并把学术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从总体上看，这一代学者中的大多数或由于身体的限制，或由于体制的疏离，已经逐渐淡出学术界，只有少数第二代学者还身在体制之内，由此开启了人生的“逆生长”之路。例如朱德发便在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博士点之后，受聘为博士生导师，其学术人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59] 三、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 蒋心焕从事学术研究，继承和发扬了“山师学派”[60]的学术研究传统，注重资料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山师的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在1952年设立，第一代学者田仲济和薛绥之极为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并由此形成了在原始资料基础上进行学理阐释的治学风格。早在1947年，田仲济先生撰写其成名作《抗战文艺史》时便显示了他的这一治学路径。作为深受田仲济影响的第二代学者，蒋心焕继承和发扬了山师学派的这一传统。他在回忆田仲济的文章中曾就此专门进行了详细说明： 先生（田仲济）正是以此指导我们编写取得史学界好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学术著作的。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先生将珍藏数十年的《抗战文艺》（计七十八期）借我阅读，让我接触原始资料，感受历史氛围，从而理清抗战文艺的发展线索。我翻阅着抗战时期艰难出版现已发黄变脆甚至发霉的杂志的每一页，真是感慨万千，受益终生。[61] 他（田仲济，笔者注）多次对教研室的同志说，资料的搜集、积累和整理是我们的传统，要不断补充、添置新的资料。他认为，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进行的研究，才能经受住实践和历史的考验，成为有学术生命的著作。由此，我不由得联想到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他利用各种机会充实、丰富新文学藏书的感人情景。[62] 建国初期，田先生担任齐鲁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时，就注意有关现代文学资料的搜集，购买了当时东方书社出版的新文学书籍。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齐鲁大学合并到山东师院后，他更是有意识地购买五四以来出版的新文学书籍和期刊。一九五五年上级给田先生主持的研究生班拨了八千元经费，田先生全用来购买书报杂志，并建立了资料室。七十年代初期，田先生获悉已故现代文学著名藏书家瞿光熙的家属拟出售私人藏书的消息，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惟恐这批资料零落散失，他不顾个人还在受‘审查’的艰难处境，冲破了种种阻力，想方设法使这一大批名贵书籍从南方私人书库安抵师大图书馆。田老常说，资料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只有从第一手资料出发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论著。[63] 田先生一贯的最明显的倾向是：尊重历史、力求真实。应该说，这是文学史研究的根本的原则，但也是最高原则，说说容易，做起来是颇为艰难的。 田先生曾于40年代初写的《<夜间相>后记》一文中说：“尊重历史的现实，这就是尊重历史的真实。是不能以现在的面貌来窜改过去的。”时过四五十年，近半个世纪，田先生仍然反复强调这一点：“文学史要有公允地恰如其分地对于文学运动、重大事件、风格流派等等的记述、分析……”。“至于我，我是不主张以今天的思想改过去的思想的，那实际是对历史的窜改……”。多年来，田先生始终以此为准绳，来指导他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力求科学、准确，常在清醒、冷静、理智的分析中，显示自己个人的独到见解，不为流行观点所左右。[64] 正是在田仲济等第一代学者的影响下，蒋心焕极为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与研究，并保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原始文献，其中，在鲁迅研究资料方面的成果较具代表性。山师作为鲁迅研究和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的重镇，向来具有重视鲁迅相关文献资料的传统，蒋心焕受此影响，保存了一大批与鲁迅相关的文献资料，保存有相对完整的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早在21世纪之初，笔者曾经在向蒋心焕请教未来的学术研究计划时说过，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作为特定历史的一种特殊学术活动，在学术史中具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如果循着“征求意见本”的编纂轨迹，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的阻隔，抵达历史的深处，进而帮助读者理解特定时代的学术研究如何平衡功利性诉求与学理性诉求的关系，也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规避历史误区提供镜鉴。蒋心焕对此想法特别赞赏，并相继把他保存了30多年的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赠送给我。后来，缘于我将学术兴趣逐渐定位于中国文学的文学教育领域，这一话题便暂时搁浅了。但是，我每每想到他赠送的“征求意见本”未能释放出其应有的学术能量时，便深感愧疚，所以建议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把这一课题纳入博士论文的备选课题中。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时机在2018年终于来到，我指导的2017级博士研究生谢慧聪对此课题很感兴趣，把鲁迅著作注释“征求意见本”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我便把蒋心焕的这套相对完整的“征求意见本”转赠给了谢慧聪。谢慧聪不仅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还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且其系列论文也相继刊出。谢慧聪在文中写道：“本文所使用的‘红皮本’系山师文学院蒋心焕教授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65]学术研究正是在这样的代际承续的转换中不断推进的。这也说明，我们在评估第二代学者的学术贡献时除了要关注他们曾经发表了哪些值得历史记忆的学术论文或学术著作，还要关注他们在提携后学、在代际传承中如何很好地承担了其作为“历史中间物”所应该承担的“传”之重任！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蒋心焕除了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写工作之外，还与朱德发合作完成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这本资料汇编系“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种）”之一。为了能够较好地完成这一资料汇编任务，朱德发与蒋心焕跑了诸多图书馆，从浩瀚的资料中遴选出篇目，再抄录到300字的方格纸上，如此下来，厚厚的一大摞手抄资料才算是顺利完成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本资料汇编因为北岳出版社出版经费的限制，未能付梓出版。对此，朱德发老师有过这样的回忆： 本资料汇编顺利通过审稿，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徐迺翔同志直接交给山西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但该社不知何故久久不出版。中间我们询问过徐迺翔同志，徐迺翔同志也催促出版社；后来这部书稿又转给北岳出版社，该社已做好发稿的具体编排，但迟迟不出版，这就拖至20世纪末了。这时我们又催问徐迺翔同志，北岳出版社终于将要发排的文稿原样不动地退给我们，这已是21世纪初了。我们只能将这部资料汇编保存起来，等待问世的时机。[66] 然而，从两位老师的年龄来看，这部保存起来的资料汇编，如果没有人再去过问，随着岁月的流逝，知晓这部资料汇编的人也许会越来越少。甚至，随着两位老师的离去，这部资料汇编也许再也等不来问世的机会。在经过了近38年的沉寂之后，当听到蒋心焕不无遗憾地谈及此事，并说这本资料汇编的手稿由朱德发老师收藏时，我便默默下定决心替两位老师完成心愿。朱德发是深受诸多同学崇敬的老师，他的五四文学研究课是我们这一届学生的选修课，他在思想上大胆地冲破“左”的思想桎梏，深得同学们的推崇。2002年，我考取了朱德发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如此一来，我既是蒋心焕的硕士研究生，又是朱德发的博士研究生。这样一种特殊的机缘使我感到，如果能够把两位老师当年合作完成的资料汇编毫无缺损地出版，帮助两位老师还上这段已经搁浅了38年的未了情，这该是一件多么令老师高兴的事啊！这既可以完成蒋心焕的资料汇编出版的未了情，又可以勘探朱德发80年代初期在学术研究上能够有所突围的内在奥秘。 当我向两位老师表达了自己愿意帮助他们完成出版这本资料汇编的心愿时，他们都很高兴。于是，我从朱德发家里拿到了已经被老鼠啃噬过的书稿，并拉开了出版的大幕，重新呈现出已经被延宕了38年的第二代学者艰苦卓绝地躬耕于图书馆的奋斗大剧。对此，朱老师在前言中又专门加上了几句话： 救活这部书稿的时机终究来到：一是我们所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2007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建设学科，不仅承传并光大了本学科在历史上重视文学史料汇编的优良传统，而且对有价值的文学资料出版给予大力资助；二是李宗刚教授是我们两个人培养指导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既热爱文学资料工作，又潜心学术研究，既是硕士生指导教师，又是博士生指导教师，并心甘情愿地承续这部资料的重新校勘、重新打印、重新联系出版等诸多烦琐工作，争取完好无损地将这部积压了30多年的“资料汇编”救活！”[67] 其实，我的名字被两位老师加在他们的名字之后，是我从未想到过的事情。我本来就是要替老师还一个被搁置了38年的心愿——希望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目睹当年这本渗透了他们汗水的资料汇编顺利面世，至于我自己则从来没有想到由此获取什么个人的名声。但虑及两位老师意在提携学生的美意，再加上我作为两位老师的学生，能够忝列老师之后，也实在是一件令我感到荣幸的事情，于是，我的名字便在朱德发和蒋心焕之后，也出现在这本资料汇编的编者行列。当然，我之所以接受了两位老师的美意，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要表明这样的一个真谛：学术研究是一代代人不懈地接续奋斗的事业，这既有前辈学者对后学的栽培与提携，又有后学对前辈学者的推崇与热爱，如此一来，学术才会真正地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 值得欣慰的是，这本资料汇编终于赶在2018年7月正式出版了——6月底，在我的再三督促下，这本书的样书赶印出来，我便迫不及待地送给了两位老师。此时，朱德发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据他的女儿朱筱芳讲，朱德发看到这本书后，很欣慰。令人痛惜的是，朱德发在7月12日便离开了他魂系梦绕的学术研究事业，终止了他一直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学术研究生涯。蒋心焕拿到这本资料汇编之后，非常满意，他兴奋地在该书的扉页上题写了如下的文字：“此书堪称红色经典，其价值永存！它的出版归功于‘重点学科’的支持及宗刚的辛勤付出。蒋心焕2018年11月11日。”[68] 令人深感痛惜的是，匆匆几年的时光，朱德发和蒋心焕竟先后离开了我们。每当这种伤感的情绪袭来之时，我看到老师们留下的文字，便又切实地感到，他们依然活在由文字砌成的学术大厦里，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脉搏依然铿锵有力地跳动着，他们的文化生命超越了生理生命，依然是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动力源泉。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每当我们在山师教学三楼的3141会议室慷慨激昂地驰骋于学术的疆域时，便会看到两位老师在1987年和2018年的两张学科教师合影中那或神采飞扬，或温情谦和的笑容，仿佛感到两位老师并没有远去，他们将与山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同在！我与研究生合作完成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料汇编的历史回溯》一文，便像溯历史长河而上一般，对学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溯源性的考辨，其中便包括对朱德发和蒋心焕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所做贡献的梳理。[69] 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蒋心焕协助田仲济完成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70]的编选工作，这是蒋心焕与田仲济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代际传承的最后一次清晰呈现。《中国新文艺大系》作为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优秀成果及其发展历程的重要文献史料集，对五四运动前后到1982年底新文艺作品和史料进行总结，以文学艺术门类分集编纂整理，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史料文献。在参与这部重要文献史料集编纂的过程中，蒋心焕对学术的代际传承有着这样深刻的感悟：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田老作为老一代学者严之又严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该书最后审定的作品为506篇，但这506篇是我们费时几年从近万篇作品中筛选出来的。经过初选、二选和最后审定，田老勤奋、严谨的工作作风贯穿始终，万分感人。1937—1949年这10多年，正是伟大而艰巨的战争年代，当时出版的不少书籍和报刊一般都是土纸印刷，字迹模糊难辨，田老拿着放大镜，多次校对，改正错字、漏字。初选、初校工作，我做得比较多，自以为是够认真的，但经他审定还是发现一些差错。这时，他就语重心长地说：“事在人为。”我们不敢保证一个错字也没有，但应以“尽善尽美”的高标准来完成它。田老还把有些作品寄给他熟识的作家，询问用哪个版本为好。总之，大到作品入选标准，小到对错漏的订正，都在他殚精竭虑的关注中。[71] 这部研究资料的编选，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学者与第二代学者的学术传承有了清晰的呈现，而且也使第二代学者对于如何发扬光大第一代学者的学术精神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蒋心焕在既有的资料编选的过程中，开启了自我学术的转型——从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到1990年代的散文研究的学术之路。 四、教书育人，薪火相传 1949年之后，大学教育遵循着现代教育的基本法则，在不同的院系开设了不同的课程。在中文系则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外国文学以及嗣后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但是，限于大学的课程多由数个老师合作完成，师生之间的互动多限于课堂上的教师讲解知识、学生听讲这种单向度的活动。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教师与学生之间除了知识的传递之外，那种真正的内化于精神和情感深处的交流则处于缺失的状态。我之所以能够走进蒋心焕的学术人生的世界中去，恰好是因为我有了一次能够超越大学本科的师生交往的研究生学习经历。在研究生学习生活的三年时间里，我不仅对蒋心焕的做人原则有了深切的感知，而且还对他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多的理解。 在科研上能够披荆斩棘并终成一家之言的老师，固然是少数，更多的老师是舌耕于三尺讲台，通过教书达到育人的目的，进而把现代文化理念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由此实现薪火相传。蒋心焕不仅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独立建树，而且还深谙教育规律，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虽然说本科生、研究生的教育是诸多老师通过“合力”完成的，但是从整体上说，研究生的指导教师无疑是诸多“合力”中最为重要的那股历史力量，或者说是培养学生的主导性力量。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蒋心焕继承了第一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根据研究生的个性特征及其特长有针对性地引导研究生找寻到自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李春林作为1978级的硕士生，尽管不是蒋心焕亲自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但蒋心焕依然积极参与他的学术人生的设计，并在关键节点上给予了有针对性的指导。据李春林回忆： 在最后一年撰写毕业论文的日子里，我更成为那洒满阳光的房间的常客，蒋老师每每给予口头或书面的种种指教。尤其是题目的选定，完全是蒋老师的意见：当他得知我想写“鲁迅与契诃夫”时，告诉我，“王富仁正在写此题，你写不过他，不如写‘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太复杂，不好写，蒋老师说正因为复杂，写出来就是成功。征得了书新老师和田仲济老师的同意后，就这样定了下来。[72] 自此以后，李春林一直将鲁迅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了自我的学术大厦。 蒋心焕从1985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1995年停止招生，前后带了8届，共有20多人。他培养的学生大都已经成为工作岗位上的业务骨干。以1985级硕士研究生为例，蒋心焕共招了郭济访、万直纯、魏建（按照年龄排序）等3名研究生。郭济访1988年毕业之后便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曾经主导过1990年代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丛书编辑工作，并相继推出了山师青年学者吴义勤、张清华（按其著作出版时间先后排序）的著作，这成为他们在学术界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是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书目。对此，张清华曾经这样回忆过他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1997年夏，我写成了书稿《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当时很希望这本书能够纳入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中，因为那套书里都是非常优秀的同行或师友的著述。刚好一位学兄郭济访就在该社任职，济访是蒋老师的研究生。蒋老师得知我的愿望，非常支持，亲自给济访兄打电话，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多有鼓励之辞，遂使该书顺利出版……我自然心怀感激，但每当我当面向他表示谢意的时候，他都会淡然一笑，说小张不要客气，你好好做学问，好东西还应该在后头。[73] 这说明，蒋心焕恰是秉承着学术为公器的理念，积极地为每一位具有学术追求的后学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提携。郭济访也传承了蒋心焕的学术理念，不仅积极扶持青年学者，还注重发掘资深学者的资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便是在他的主导下，出版了《田仲济文集》（四卷本）[74]。郭济访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出版社的副社长，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万直纯作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2001年被选拔为安徽省省直宣传部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200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被选拔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3年担任时代出版传媒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策划中心副主任，公司编辑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他责编的《卞之琳译文集》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一等奖。他曾是44卷本《胡适全集》这一浩繁出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其中的责任编辑之一。这项工程无疑是1949年以来首次对胡适一生学术研究撰述的系统性梳理，对胡适研究的普及与深化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此外，他还出版过《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万直纯文学论集》等学术专著。郭济访和万直纯在出版行业依然较好地传承了其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所接纳的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的精神，并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最终参与并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魏建作为蒋心焕指导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他既是蒋心焕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又与田仲济和朱德发两代学者有着较为深入的交往，并深受他们的赏识。魏建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开始把创造社及郭沫若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历经30多年的辛勤耕耘，其相关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并成为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他在2020年撰写的回忆蒋心焕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88年春，我打网球严重受伤，蒋老师一次次去宿舍看望我，同时指导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毕业后我幸运地与蒋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工作。”“一年后，我和一帮单身‘青椒’沉迷于桥牌、麻将、拱猪……常常玩到天明。蒋老师委婉的批评，才结束了我玩物丧志的日子。”[75]魏建这段不无谦虚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了蒋心焕指导研究生那种相对温润的方式，这恰如南方的毛毛细雨，润物细无声。这种教育方式在郭济访的回忆中也有所印证：“在学业上老师总是鼓励有加，甚至经常到我们宿舍‘登门’指导作业论文。”“有一次小师妹佘小杰告诉我：‘蒋老师对我们说，郭济访和你们不一样，他是用他的人生和生活来写论文的。’我至今觉得，这是老师对我的理解，也是对我最高的评价。蒋老师平时话虽然不多，其实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深刻的了解，点到为止，却切中肯綮。”[76] 山师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镇，从田仲济、薛绥之、冯中一等第一代学者，到冯光廉、蒋心焕、朱德发等组成的第二代学者，再到此后的第三代、第四代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尽管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在重视原始文献史料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在前人的基础上，魏建在学术研究上特别重视文献史料。21世纪以来，魏建主持和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都是文献史料项目，“郭沫若文学佚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一般项目，“郭沫若作品修改及因由研究”为重点项目。魏建还组织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近现代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建设与研究”，系以山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申报单位获得的首个重大招标项目。除此之外，魏建还积极探索文学史书写的新方法。为此，他从文献史料和学术研究两个维度来拓展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从2013年开始，魏建带领学科成员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20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该丛书业已出版12册。 正是在文献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魏建的学术研究获得了自我鲜明的个性特征，那就是注重从史料出发，尊重历史事实，以史为据、正本清源。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其1989年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的《“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和2014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4期的《〈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有学者认为，《“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视角独特，见解新颖，立论有据，分析入理，堪称是近年创造社研究中的优秀成果”[77]。在后文中，魏建对《创造》季刊的“名称、性质、创刊时间以及刊物作者情况等问题逐一考辨与澄清，纠正了目前学界以讹传讹的错误史料和错误结论。文章还对《创造》季刊各期目录进行了汇校, 不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全部目录，而且对有关资料书、工具书等‘二手资料’上的错误和疏漏逐一补正”。[78]魏建对《创造》季刊全部六期目录进行汇校，更正其中的错误、异文及不准确之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完善准确的《创造》季刊研究资料。正是基于翔实的资料论证，该文的注释有158处，这在《文学评论》的历史上是极少见的。由此来看，正是站在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的肩膀上，加之自身天赋与努力，魏建的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代际传承的鲜活例证。 在学术研究上，我从漫无边际探索的学生到逐渐地成长为术有专攻的学者，蒋心焕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蒋心焕的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换研究，对我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为蒋心焕指导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之一，我毕业论文关注的对象是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一话题，这是在蒋心焕1980年代中期开启的中国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开启的再研究。这篇论文得到了蒋心焕的认可： 宗刚以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小说从近代到现代的诸多转换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转换说”在当时学术界还是一个全新的有待开掘的宏观研究课题。宗刚迎难而上，从搜集资料入手，做了上千张卡片，在不断进行辨别和梳理的基础上，提炼了自己“有所发现”的观点，论点和论据有机的结合，论文在学术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均有所突破。论文受到答辩组专家的好评。以后，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79] 其实，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这篇论文能够在《丛刊》发表，还得力于蒋心焕向王富仁的举荐。[80]我在中国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以及五四文学发生学研究方面用功较多，最初的精神动力便来自蒋心焕的指导。我后来的学术研究由此出发，并在现代教育视阈下考察中国文学的转换问题，相继出版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和《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著作，也可以视为是对以蒋心焕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研究的致敬与回应。这种师承关系恰是中国当代学术在研究生阶段得以展开的重要平台。 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尤其是文献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山师现当代文学学科传承并发展了前辈学者的精神，成果颇丰。就我个人而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史料是《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81]。除此之外，我还独立或合作完成了诸如《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82]《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83]《多维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84]《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85]《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86]等10多本研究资料汇编。其中，有些研究资料在编选过程中还得到过蒋心焕的具体指导。显然，这种注重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的学术研究方法对我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也使我在2010年代的学术研究上能够有再次的自我超越，正是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让我与我的学术研究对象结合起来，并乐此不疲。 真正的教育并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该扩展到终身教育。蒋心焕对学生的教育就是循着这样的轨道展开的。2019年，我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应当有力地参与和推动时代进程——作家路遥和蒋子龙当选改革先锋的启示》[87]，蒋心焕审读后专门把自己的阅读感受写下来。他这样写道：“集中精力看了一遍”，“该文写得有理论深度，有气魄，有激情。行文明白晓畅，逻辑性很强，尤其反思部分有很强的针对性，作者不是站在理论家的立场进行说教，而是亲切地期望，站在作家中间立言发声，这样的文章自然会产生影响”。“从写学者性的论文到写具有新闻性精粹的短评短论，这是一个跳跃性的进步！”“紧扣改革四十年背景，紧扣当代文学史书写，紧扣路遥和蒋子龙作家作品，作了（集）中反思。”[88]从这些有点难以辨认的字迹中，我们既真切地感知到了岁月的更替带来的无可挽回的生命有机体的衰老，也真切地体认到了学术的代际传承又是怎样冲破生命有机体的衰老而发出铿锵有力的脉动！ 蒋心焕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得到了学生的推崇和尊重。2020年，《光明日报》专门报道了他所教过的研究生送给他的教师节礼物：“教师节前，山东师大文学院87岁的蒋心焕教授收到一本精美的水晶画册——《老师您好》[89]，这是他指导过的20多位研究生献给他的教师节礼物。”“翻开画册，深情的文字、老旧的照片、精彩的故事，几十年来难忘的师生情谊、追求学术的精神跃然纸上。”[90]蒋心焕之所以能够获得学生的推崇和尊重，与其善于关注和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和潜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总是把自我感悟到的教育规律，外化为自己指导学生的行动，总是对学生满怀着赏识的眼光，引领着学生不断地走向学术的前沿地带。有感于此，受恩于此，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恩师的赏识，犹如一盏悬挂在遥远天际线上的明灯，始终导引、鼓舞着我奋力前行！”[91] 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第二代学者功成身退，从历史舞台的中心走向边缘，尤其是随着他们的逝去，他们作为历史传承中重要链条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下一代学者的肩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学术研究正是在代际的传承中得以绵延向前的！ 注 释： [1]温儒敏：《〈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序言》，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2页。 [2]温儒敏：《作为“第二代学者”的张恩和教授》，张洁宇、杨联芬编：《回响——张恩和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3]魏建把第二代学者划分为4类，“甲类学术起步早、成名早，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见魏建：《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有关张恩和先生的记忆》，张洁宇、杨联芬编：《回响—— 张恩和纪念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页。 [4]董健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便听从了白尘老的劝告，协助他做起了现代戏剧与戏剧理论的研究。”见董健：《一碗“夹生饭”及其回炉的尴尬与苦恼——略谈我的学术道路》，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 [5]张清华曾经对蒋心焕开设的课程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所讲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课程，更是让我受益许多。”参见张清华：《蒋心焕先生琐忆》，《南方周末》2021 年 3 月 4 日。 [6]蒋心焕：《殷殷之情 终身难忘》，《南通师范学校建校 80 周年纪念专刊》，1982 年。 [7]蒋心焕：《完美人格的典范——痛悼恩师田仲济教授》，《蒋心焕自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15 页。 [8]田仲济：《序》，蒋心焕：《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1993 年版，序第 1—2 页。 [9]蒋心焕：《没有元宵的元宵夜》，《济南日报》2000 年 2 月 15 日。 [10]魏建：《“绿叶”的成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3 月 19 日。 [11]魏建：《“绿叶”的成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3 月 19 日。 [12]摘自郭济访给笔者的微信。 [13]蒋心焕：《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沉思·后记》，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193 页。 [14]蒋心焕：《没有元宵的元宵夜》，《济南日报》2000 年 2 月 15 日。 [15]蒋心焕、查国华：《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札记》，《山东师院（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1期。 [16]蒋心焕、查国华：《鲁迅和史沫特莱——学习鲁迅札记》，《山东师院（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 [17]查国华、蒋心焕《鲁迅和内山完造——学习鲁迅札记》，《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4-5期。 [18]蒋心焕、查国华：《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和斗争——学习鲁迅札记》，《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1期。 [19]查国华、蒋心焕：《鲁迅保卫“五四”文化革命胜利成果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6年第3期。 [20]查国华、蒋心焕：《鲁迅和肖红——学习鲁迅札记》，《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5期。 [22]查国华、蒋心焕：《谈“学衡派”》，《山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23]查国华、蒋心焕：《试论沙汀的前期短篇小说》，《山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 [24]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写在后面》，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3页。 [25]蒋心焕：《回忆恩师田仲济》，《春秋》2009第1期。 [26]蒋心焕：《文学史研究的春天——二十年瞬间与记忆》，《蒋心焕自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55页。 [27]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28]蒋心焕：《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成功者——谈<故事新编>》，《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 [29]蒋心焕：《略谈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小说》，《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30]蒋心焕：《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琐议》，《教学与进修》1983年第1期。 [31]蒋心焕：《试论1927-1937年的历史小说创作》，《文苑纵横谈》（7），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2]蒋心焕：《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文艺评论通讯》1984年第2期。 [33]魏建：《“绿叶”的成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9日。 [34]朱德发、蒋心焕、陈振国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济南：明天出版社1989年版。 [35]蒋心焕：《“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36]蒋心焕：《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37]本文系蒋心焕先生为《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所撰写的绪论部分，详见：朱德发、蒋心焕、陈振国主编：《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济南：明天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38]李宗刚：《淡泊有为 宁静致远——记蒋心焕先生的文化求索之路》，《联合日报》2000年1月4日。 [39]蒋心焕：《“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40]蒋心焕：《“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关系琐议》，《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41]蒋心焕：《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2]蒋心焕：《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3] 蒋心焕：《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4]蒋心焕：《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5]在1990年代前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出现了新局面，其中的标志之一便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从理念的提出转向编撰的实践，代表性著作有：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乔福生、谢洪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46]蒋心焕：《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史小说创作》，《文艺评论通讯》1984年第2期。 [47]蒋心焕：《从一个窗口看田仲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 [48]田仲济、蒋心焕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 [49]蒋心焕主编：《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0]魏建：《“绿叶”的成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9日。 [51]蒋心焕、吴秀亮：《论梁实秋散文的独特品格》，《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52]蒋心焕、吴秀亮：《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53]蒋心焕：《“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 [54]蒋心焕：《文化散文发展的轮廓》，《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55]蒋心焕：《漫谈周作人的文化人格及其散文的文学史意义》，《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 [56]蒋心焕：《中国现代散文走向鸟瞰》，《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57]蒋心焕：《茅盾文学思想结构探》，《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58]蒋心焕：《枣树的思念》，《贵州日报》1994年10月9日。 [59]魏建：《试析“朱德发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60]魏建认为，“无论依据‘学派’的工具书定义，还是依据人们对‘学派’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山师学派’早就存在了。这一学派正式出现的时间应该追溯到60多年之前。”魏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61]蒋心焕：《完美人格的典范——痛悼恩师田仲济教授》，《齐鲁晚报》2002年1月18日。 [62]蒋心焕：《回忆恩师田仲济》，《春秋》2009第1期。 [63]蒋心焕、宋遂良：《青山不老 桃李成林——田仲济教授和现代文学研究》，《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 [64]蒋心焕：《从一个窗口看田仲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 [65]谢慧聪：《<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征求意见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66]朱德发、蒋心焕、李宗刚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67]朱德发、蒋心焕、李宗刚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68]蒋心焕的题字见该书的扉页。该书由笔者保存。 [69]李宗刚、高明玉：《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料汇编的历史回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70]田仲济、蒋心焕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散文杂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 [71]蒋心焕：《田仲济先生的散文观》，《蒋心焕自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3页。 [72]李春林：《洒满阳光的房间——忆念恩师蒋心焕先生》，《济南时报》2021年2月8日。 [73]张清华：《蒋心焕先生琐忆》，《南方周末》2021年3月4日。 [74]田仲济：《田仲济文集》（四卷本），杨洪承主编，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75]魏建：《追随恩师40年》，《山东师大报》2020年9月2日。 [76]郭济访：《仁者如山：亦师亦父蒋老师》，《山东师大报》2020年9月2日。 [77]王家平：《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述评》，《1989-1990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 [78]魏建：《<创造>季刊的正本清源》，《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79]蒋心焕：《蒋心焕自选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433页。 [80]2017年5月2日，王富仁先生逝世。5月6日，笔者与魏建教授曾经一同前往北京，送别王富仁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的代际传承犹如一场接力赛，后学正是在一代学者的提携下步入了学术的殿堂。前辈提携后学、后学感恩前辈，这应该是维系良好的学术传承生态所必须的条件。 [81]李宗刚编：《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82]李宗刚、谢慧聪选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83]李宗刚、谢慧聪辑校：《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84]李宗刚编：《多维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85]李宗刚、王沛良编：《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86]李宗刚编：《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87]李宗刚：《文学应当有力地参与和推动时代进程——作家路遥和蒋子龙当选改革先锋的启示》，《光明日报》2019年1月30日。 [88]该纸条现由笔者保存。 [89]该画册荟萃了蒋心焕先生指导过的研究生最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照片以及精短文字，承载着浓浓的师生情，表达了学生的“寸草心”对导师的“三春晖”的感恩之情。 [90]赵秋丽、姚昌、崔勇：《厚植尊师“软实力” 党建引领“强内功”》，《光明日报》 2020年9月25日。 [91]李宗刚：《在恩师赏识的目光中走出学术的沼泽地》，《山东师大报》2020年9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