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文人交往 黄子平 王得后 在得后赵园家闲聊天。说起如果有来生，投生到哪个国度，干什么行当好呢。赵园说，北欧的某国吧，北极光风景的导游？问得后，得后很坚定的说，还是要生在中国，还是要研究鲁迅！众皆大笑。 七十年代末，我读北大的时候，中文系“做”现代文学的前辈，都还忙着为“两个口号”（“国防文学”vs“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打笔仗，课堂上讲鲁迅，重点还在论证他如何“从民主革命同路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基本上是“主流鲁学”的余音袅袅。记得平原君从广州中山大学来，聊起各自的现代文学课堂如何令人失望，他铁口直断，说，不出半年，这些话题不会再有人讨论的了。我不知道余音还要袅袅多久，但隐隐然都意识到，新的鲁迅研究的生机，或许正在早春天气里悄悄萌发的吧。 不久就读到了“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归宿和中心”（王得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王富仁）和“心灵的探寻”（钱理群）。对于刚刚在现代文学研究里蒙昧着摸门径的我辈，这些文字不啻或一意义上的“铁屋呐喊”，振聋发聩。须知“立人”乃周树人“前期思想”里的“前期思想”，得后却拈出来说这思想“贯彻于鲁迅一生的始终”，这对“转变说”或“阶级论”是极大的挑战。难怪陈涌连续作文批判之，当时的鲁研权威确乎意识到了这一论断带来的“惘惘的威胁”。老钱渲染这一代学者的“寂寞”，说“立人说”应者寥寥，“如一箭之入大海”，未免有点夸张。其实得后的论述深刻地参与了八十年代的启蒙筹划，——还是孙郁的总结比较准确：“此四十年间，一直被学界引用”，“我们现在讨论鲁迅思想的原色，都在引用他的看法，而且几代学人受惠于他”。然而老钱一再申说的“无力感”，也自有其缘由，——说白了，这一代学者藉由阐发鲁迅“改造社会”的思想来改造社会的宏愿，基本落空了。  王得后《〈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我当年读了大为振奋并感动的，却是得后那本成名作：《两地书研究》。鲁迅/景宋的通讯手稿跟《两地书》的逐句比勘，虽是得后所说的“笨功夫”，却藉由书信这一特殊文体，在公众语境和私密语境里的增删安排，触摸鲁迅心灵的隐秘处，呈现其幽微、丰富、复杂和矛盾。“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爱情：油然而生，沛然而长”，得后从称谓、署名、语调种种细节读出无穷的微妙，最精彩的还属对“足足闹了一个月的感情风暴”（“牺牲论”）的往复辩证。又想不顾一切地爱，又怕他人为自己作了牺牲，“忽而爱人，忽而憎人”，究其实，还是鲁迅自己说到了根柢：“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消长起伏呀。 老钱的评点，指出得后由《两地书研究》出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绝大的课题：“一个看透了大众的灵魂的人的灵魂，是怎样的呢？”其方法，还是从“基本人性”入手，着眼于“社会关系”：“研究鲁迅本人，也正是研究麇集在他一身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鲁迅在这种种关系中的言论行动，他的气质、品性、心理和思想感情反映着一种怎样性质的社会力量，他所破坏的是什么社会关系，他力图建设的又是什么关系。”从男女爱情关系，讨论到母子关系（“梦里依稀慈母泪”），讨论到父子关系（“怜子如何不丈夫”），得后构建了礼崩乐坏大变动时代的“鲁迅伦理学”。（惜乎得后酝酿已久的那几章，讨论兄弟、朋友，都没有完成，“鲁迅伦理学”的总体拼图，缺了好几块。）回想当年阅读“大师兄”们的鲁研文本，与王富仁的宏观思辩、钱理群的激情灌注带来的思想撞击不同，我感觉得后是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出鲁迅自己都未必明言的思想，非常新鲜。在词章的仔细爬梳中，对鲁迅、对景宋（尤其是对景宋）的体贴理解，那种温润的语调，最是令我感动。  2007年8月，王得后、赵园与师母杜琇 多年以后，2011年，北京鲁博和南开大学合办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研讨会。不知何时开始，此类逢五逢十的纪念，不再由官方高调举办，放手由民间低调来做。得后说这很好，是鲁迅那“被背叛的遗嘱”（“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的变通执行。那年我正好回到北大客座，得后鼓励我与会，主要目的是要带我们游览他年青时当车间机修工的天津。其时我正在狂读德勒兹，就套用其一篇文章的题目，报了个论题《他结巴了——鲁迅与现代汉语写作》，参会。会很好，津城游也很好。回到北京不久，得后叫我读《北京青年报》，说他有一篇小文（《鲁迅流传的希望》）记这次开的会。文章的开头就让人吃惊：“从南开大学开会回到北京，心有涟漪，很想写点感受。三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啦。”三十年来！岂不就是得后递交“立人论”纪念鲁诞的百周年的那年，他怎么啦？ 那次会议带给得后很多感触，兹不赘述。但他叮嘱我赶紧读报的关键，是文中摘引了我的论文提要（“旧的语言系统崩溃了，每一个词语都摇摇晃晃，发生震颤。鲁迅是现代中国唯一‘从内部’体验到这种震颤的作家。鲁迅挣扎地应对这个错位的时代， 充满了表达的焦虑，但同时提出在语言系统的废墟上‘让语词做更多事’的激进要求，——他的写作只能是‘结结巴巴’的。这种写作当然不见容于以‘规范化’为标的的现代汉语体制。问题是：如何在口若悬河的当代习得一种口吃的语言方式？”）——然后谬奖有加。得后奖掖后进的功德，多有所闻，这回轮到我了，真是惶恐。更惭愧的是，发言之后，这篇论文至今也没有写出来。  2014年，王得后先生在邮轮上 好吧，得后发现这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鲁研后学”还算孺子可教，于是有机会就点拨一二。2018年我在淡江大学客座，以《声的偏至——鲁迅留日时期主体性思想研究笔记》为题，参加了大学主办的“东亚主体性”研讨会（这回老老实实的写了论文）： （提要）身处二十世纪初中华文明的总体性沦亡之中，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呼唤“摩罗诗力”和“神思新宗”来冲决“人界的荒凉”。他以是否出于“纯白之心”的“独具之声”来判断晚清思想言论的“诚伪”。“声”的主题或意象贯串于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字活动，构成了他彼时之主体性思想（“立人”）中的“声的政治学”或“声的伦理学”。“心声”是鲁迅留日时期“立人”方案的基点，他把一种声音和人的主体“心性”结合起来，“声”是主体“心性”或“自性”的表征，亦可与一民族的命运相关联。先觉者的“心声内曜”于是成为“世界—历史”的新的推动力。 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在得后四十年前“立人说”的延长线上，小小的发挥。论文的简体版发表后，得后因病目不能看小字，就请赵园念给他听。之后每次通电话，他就大声说“声的偏至”写得好，写的极好，然后就再三叮嘱，有一个题目，你一定要做，会做得很好！什么题目？鲁迅《小杂感》里有一句：“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鲁迅把“声的有无”跟一种政制相关联，格言体的表述开出很大的论说空间。我想其实这是得后“鲁迅式杂文实践”大好题目，在他心里定是思索好久了。如今交托与我，必得咬牙承受也。 得后教我，在交谈中，在书信里，三十年来惠我良多。这里仅仅拈出跟鲁迅研究有关的一二旧事，聊充一则对得后《鲁迅研究笔记》的研究笔记吧。 2022.3.14于珠海唐家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图片除书影外，均为赵园老师提供。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