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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中国古代墓葬研究历来是考古学关注的重点，而对帝王陵墓墓主的揭秘性探索更是重点中的焦点。笔者在长期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正史《史记》《汉书》和有关传世文献记载，综合考量，慎重推论，首次对青州程家沟古墓墓主提出全新见解：该墓确是规格极高的齐国国君级别墓葬，但墓主既非历史上业已否定了的西周姜齐姜尚，也非目前学界主流意见——战国田齐田和，而是汉初齐悼惠王刘肥。支撑这一研判结论的证据有八： 其一，发现文献记载程家沟古墓实际为汉代墓葬。 田和说最早见于东晋郭缘生《述征记》和《续述征记》：“太公冢在尧山西。”“太公冢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坟，高十丈。曾有发之者，冢深数十仞，得一铜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实田和冢也。”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首先，该墓因位处尧山西北，故有“尧山西”“尧山北”两说。尧山主峰至田和冢直线距离1.5公里。东晋南北朝1里合今415.8米，所谓“尧山北五里”即2079米，约2公里余，两者误差不过579米。可知田和“太公冢”指的是程家沟古墓(图一)。田和说是刘裕北伐南燕从征人员郭缘生这位南方来人的考证结论。其次，此墓修建在尧山北麓台地上，高20多米，看似“平地为坟，高十丈。”再次，墓顶可见多处古今盗洞，确遭盗扰。郦道元《水经注》记南朝刘宋青州刺史傅弘仁称在“胡公陵”“得铜棺隶书”，相较于郭缘生《续述征记》时间为晚，显属源流关系。“铜棺(或椁)隶书”实出程家沟古墓，而非其旁“胡公陵”。这不仅再次释放出程家沟古墓被盗信息，更是其为汉墓的史证，汉代书体隶书，战国篆书。最后，“金玉甚多”还是汉诸侯王墓随葬品的显著特点。  图一 其二，察觉史汉记载刘肥陵区在尧山以北地域内。 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汉武帝时，“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汉书·高五王传》亦有相似记述：“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圜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令奉祭祀。”可见，刘肥陵区包括“冢园邑”两部分。“冢”即封土墓葬，也称陵墓，是整个陵园系统的核心。“园邑”是为守护、祭祀陵墓设置的奉邑，是县级政区的一种形态，位处陵园附近，人口规模三百户，设官管理。按齐都临淄东为东安平县，若视程家沟古墓系刘肥墓，则东安平县南境与其“园邑”北境接壤。司马迁、班固所称“临菑东环(圜)悼惠王冢园邑”当在尧山北麓这片南北跨距仅十余里的地域中，这恰是一个县级“园邑”应有的规模。就地理形势推测：现今程家沟、曹家沟、左家、沈家、周家诸村庄当有与刘肥陵区存在瓜葛者，即由彼时修陵人、守陵人居址发展而来的村落。需要指出，史汉所谓“东环(圜)”是一罕见表达方式，环(圜)者，圆也。不云“东”而称“东环(圜)”，系因程家沟古墓位于临淄城东南16.5公里，非城正东方向，以“环”称之，才可包入。这是使用“环”字的原因。感恩司马迁、班固的记载给我们指引了方向。尧山绵延起伏，蔚为壮观，在临淄城即可遥见，这个位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程家沟墓地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确定下来的。须知西汉诸侯王墓葬选址首先瞄准的就是都城附近山岗。刘肥嗣子刘襄墓即位处临淄城西南11.5公里，南依黄山山脉。刘襄之弟菑川王刘贤香山墓址亦复如是。刘肥当与两子墓葬选址具有共性，逼近尧山，符合时制。基于时空框定而言，西汉初期这一时间内，尧山北麓这片空间里，程家沟这座古墓当属齐悼惠王刘肥其人。 其三，西汉诸侯王、王后陵墓格局已然端倪显现。 “田和冢”“齐胡公陵”“皇冢子”是依托尧山这个大环境的整体规划设计，属同时代而非异代墓，三者主从尊卑、对应视望关系明显，不可孤立看待。根据西周齐君“五世反葬于周”的文献记载以及其时墓葬尚无封土的实情，所谓“齐胡公陵”有违常识，此乃汉墓。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被拘盗墓者供称：“亲眼见到墓中许多柱子像炮筒子。”采访中更有村民言之为“木排子”。我认为这是西汉皇室贵族墓葬才有资格使用的“黄肠题凑”，墓主身份十分显赫。汉代帝陵制度，后陵多在帝陵旁，坟丘较帝陵为小，汉初长陵、阳陵后陵皆处帝陵之东。刘肥弟媳窦皇后陵位处文帝江村大墓——霸陵东北方800余米。“齐胡公陵”在“田和冢”东南750米，当是刘肥王后驷氏墓。至于西南方300米“皇冢子”墓主，姓氏无法确知。我意“皇冢子”盖“荒冢子”谐音，指荒草丛生的冢子。现在看来，还不能完全忽视它的皇家背景，其名未必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该墓较之王后墓，距离王墓为近、体量为小，系与主墓相近级别的陪葬墓，墓主大概率为刘肥夫人或妃嫔宠妾。当然，刘肥一生也可能先后有过两位王后，元配卒后又立新后，从而一王二后。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将这三座地望上存在关联的封土墓结合起来考察作出的最合理解释，当是程家沟古墓的历史真相。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可知，西汉诸侯王墓多为双重陵园制，王墓、王后墓各建陵园，独成单元，规划整齐，规模较大。“田和冢”“齐胡公陵”位处同一兆域，距离较远，属于典型的西汉早期诸侯王陵墓同茔异坟异穴合葬制度的反映。两墓与“皇冢子”三座封土三点一面，总体呈不规则“品”字形。墓向坐南朝北，王墓前突，王后和夫人墓葬分处东南、西南两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主从墓葬关系，只能是夫妻而非父子君臣。陵园内外还应有不少妃嫔、未封爵儿子、生前侍奉人员祔葬。尤其刘肥“冢园邑”终西汉之世二百年祭祀不绝，相继入葬人员不在少数。程家沟三座封土墓之所以相对较好地保存下来，主要因为地处人迹罕至的山脉附近。鉴于三墓一体，不能人为割裂，建议将考古钻探范围向东扩大到“齐胡公陵”，不留死角遗憾。 其四，汉墓陵园特征鲜明。 1993年笔者调查程家沟村民得知：墓葬四周原有围墙，1965年曾在封土阳坡居中处发现高大石门和成堆砖瓦。后来，张明发先生的采访也证实此说不虚。围墙具体位于何处？现今群众说不清楚。这表明近代乡民曾有见者，祖辈相传，所以我们才能访获。此乃被忽视的前所未知的重要事实。这正是汉墓陵园特征，战国齐墓并无陵园范围建筑标志，本人据此最早作出了这一认定。谨按程家沟古墓以围墙形成陵园，还能与传世“齐悼惠园”“齐悼惠寝”封泥相印证。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最近传来该墓钻探发现“石墙基”消息，个人根据手机照片判断情况属实，这在山东先秦秦汉诸侯王陵墓中尚属首例，即便全国也是罕见。我认为“石墙基”即程家沟村民传说的围墙遗迹，当系夯土垣墙底部基础。砌石主要来自附近北阳河道和尧山溜中。大家知道，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西安江村大墓——汉文帝刘恒霸陵和薄太后南陵均发现用灞河天然卵石垒砌的“石围界”。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同样有石块垒砌的墙体遗存。可见采用石块尤其河卵石垒砌围墙或底基的作法是西汉早期陵园的一个特征，这对明确程家沟古墓汉代王陵性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颇值一提的是，该“石墙基”位于墓葬东北方二百多米处，其东南角当直逼“齐胡公陵”陵园，两者同茔，已可明矣，再证前揭王、王后陵园东西并列这一推论之真实可靠。就目前所能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来说，程家沟古墓在陵园形制、平面布局和整体规模上大异于战国田齐王陵而深度契合西汉诸侯王陵园制度，具有鲜明的汉墓陵园特征。 其五，西汉齐王封土规格。 卫星图像显示，程家沟古墓封土巨大，规模远超所谓田齐“二王冢”、“四王冢”，是山东现存墓葬最大者。初步估计占地面积50000㎡左右，以往所谓35000㎡的说法明显不确，建议重新测量封土边长、高度，计算面积、体量，取得科学可靠数据，正式明确为我省最大单体封土墓，这是此墓的价值特色。对比发现，程家沟古墓封土规模还逾越天子帝陵——咸阳高祖长陵、景帝阳陵，这种情况既符合汉初礼制尚不健全，逾制是高等级墓葬常态的历史背景，又契合当时厚葬社会风气。依据汉代陵墓发展史，汉初尚无对封土大小的强制性制度要求。一般而言，每个诸侯国的始封、次封王陵墓的规模往往大于该国晚期诸侯王陵墓。如徐州北洞山楚王墓、临淄大武齐王刘襄墓、章丘洛庄吕台墓，规模均较宏大。而从武帝中期开始，各国诸侯王陵体量逐渐变小。显而易见，程家沟这座超级大墓代表着当时齐地最高级别的埋葬制度，乃墓主生前王者身份和囯力强盛的直接反映，可判定为一方最高统治者齐王的陵墓没有疑问。顺便一提，考察亲见程家沟古墓封土西侧暴露山岩，顷得刘守强先生指点：该墓实际上坐落于人称“火石山”的小山包上，墓北数十米外“火石碴”同样青崖裸露。根据这一情况和地形分析，笔者揭示出如下真相：墓葬既依山又因山为陵，凿岩成穴，系一“中”或“甲”字形竖穴大墓，最可能与香山刘贤汉墓和济南长清西汉济北王刘宽墓一样呈“甲”字形。墓道南北向而非东西向，长、宽当与临淄刘襄大型墓道相近，具有帝陵规制。推测刘肥墓同刘襄墓和洛庄汉墓类似，拥有众多随葬品器物坑，大概率存在兵马俑坑、车马坑和动物坑。 其六，墓葬时代被界定在战国末至西汉初这一历史区间内。 众所周知，考证墓主的关键是解决墓葬时代问题。墓葬断代只靠文献不行，必须要有实物证据。于此呈现的是三组具有研判程家沟古墓时代价值的残陶片采集物，现按发现时间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第一组：5块残陶片(图二)  图二今年2月，闻知程家沟古墓保护开发，笔者前往调研。这5块残陶片，并非地表捡拾，而是抠取自封土阳坡夯层中，属于出土物证。 第二组：13块残陶片(图三)  图三今年3月，为疫情所困，我无法赶赴青州，委托鲁清源先生前往程家沟考察，他于封土北侧采集到这批残陶片，经清洗后拍摄提供照片。 第三组：14块残陶片(图四)  图四今年4月，我又嘱青州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前往踏查，在封土半山腰西北部寻见这批残陶片，估计是程家沟考古钻探人员采集、摆放，遂拍照片。 这三组残陶片均得之于墓葬封土，考古调查是严肃的学术活动，采集物必须真实可靠才具备科学性。毫无疑问，第一组残陶片被夯打进封土层中，与当年修陵人的施工行为具有同步性，其时代只能比修陵人早或同时而不能晚。也就是说，残陶片最晚者即墓葬修建时间的上限。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经我反复对比、仔细勘验认定，取自封土夯层中的第一组残陶片与第二、第三组捡拾残陶片的总体时代性是一致的，同属对于判断墓葬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出土物证。第二、第三组残陶片虽由不同人员捡拾于地表，实际上也是封土所出，只是未必来自夯层而已。鉴于采集物可识器形以建材类板瓦居多，笔者据此认为墓顶曾经建有祭祀享堂。这些残陶片的时代，就是墓葬的建造时代。 按照一般断代原则，先看大致时代，再定相对准确时间。从绳纹、弦纹和陶质分析，通常情况下可初步判断这三组32块残陶片的年代在战国、秦、西汉时期，即时间上、下限分别为战国、西汉。而更进一步的时代判定则是战国末西汉初，这既因笔者已有墓主刘肥这一研究认知作为参照基础，又考虑到建材板瓦残陶片虽像汉代却内壁无布纹。我们知道，战国、汉代建材板瓦的最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内壁无布纹，后者则有布纹。所以个人最终断定这批残陶片采集物整体上呈现战国末至西汉初的时代特征。而依据这一认识判断墓葬时代，便可界定在战国末至西汉初这个历史区间里。 为慎重起见，笔者又向单位田野考古经验丰富的六位师友请教，得到的鉴定结论分别是：“东周秦汉、战国至西汉、战国晚期到西汉、秦汉、秦汉或稍晚、汉代。”这些断代虽然交叉交集，但共同点是全部提到和指向了汉代。尤其任相宏教授多次指教并十分肯定地赞同了我的意见：“你说的年代没问题。”虽然以往考察从未发现任何文字信息实物，但这三组残陶片却为墓葬时代归属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堪称从采集物角度确定其为战国末西汉初墓葬的关键性证据。 其七，墓主人选全面排查。 那么，战国末西汉初，有哪位诸侯王可当此大墓主人呢？这与候选人自身情况息息相关，我们不妨逐一做个排查。嬴秦国祚短暂，齐地并无王者，不得有此大墓，自不待言。战国后期有三位齐王——齐湣王、齐襄王、齐王建。“东帝”湣王(前300～前284年)在位16年，称强于诸侯。然而，前284年燕、秦、赵、魏、韩五国联军伐齐，湣王国破家亡，死葬莒地，墓主候选人资格便不必考虑了。后来，田单破燕复国，襄王(前283～前265年)在位18年。齐国经此巨变，元气大伤，势力衰弱，襄王已无建造大型墓葬的主观欲望和客观基础，墓主自然也非其人。末代齐王建(前264～前221年)在位43年，完全具备建造大墓的时间，但问题是，彼时齐国国力日衰，齐王建苟且偷安，落了个山河破碎的末代亡国之君结局。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他身死河南辉县，亦与墓主无缘了。可见战国后期田齐三王无一符合墓主人选条件，这段历史清晰明了，没有歧义。 退一步说，我们即使将墓葬时间上限放宽到更早的有违时段条件的田和(前386～前384年)、田剡(前383～前375年)、田午(前374～前357年)、威王(前356～前320年)、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的战国初中期，仍然无法使他们与墓主发生关联。这是因为：一、就齐地封土墓而言，首见于战国早期。考古勘探表明，山东最大封土墓出现在汉初，即临淄大武刘肥嗣子刘襄墓，占地60000㎡左右，迄今仍有封土残存。如前所述，封土规模巨大是程家沟古墓的显著特点，若视作田和冢，则战国早期封土体量登峰造极，令人质疑。二、田和系田齐首位国君，前386年为齐侯，仅二年卒。以其两年齐侯身份，时间仓促又等级不够，建不起这帝王般规格大墓。三、田齐实行族坟葬制，诸王陵墓抱团集中于临淄东南牛山、鼎足山、南辛庄和点将台一带，这是很清楚的事实。田和冢不应远离这一范围，田齐也不当有王孤葬程家沟。四、田和如系程家沟古墓墓主，那么后世田齐王陵都应围绕在尧山附近才是。归根结底，还因该墓所处时代为战国末西汉初，田和冢可据此一举否定，这使我们自然放弃了墓主田和的传统说法。五、战国田齐王陵除个别夫妻同坟异穴外，一般联冢或距离较近，而且封土大小相若，程家沟古墓明显不属此类情形。六、程家沟古墓西北距田齐王陵区5公里，实乃有意识跳出和避开了这片地域。对比发现，这座超级大墓的兴建还是“后来者居上”的明显反映，我们正可感悟出墓主要在封土体量、气势上大过和压过前朝田齐王陵的心态意图。这是颇合西汉首任齐王刘肥新王朝新气象的时代背景的。 反观处于西汉初期这一历史时段内的墓主候选人，仅有齐王刘肥、刘襄父子符合条件，所幸刘襄墓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于临淄大武，刘肥自然成为墓主唯一人选。按齐国自前201年至前127年共传四世六王(悼惠王肥、哀王襄、文王则；孝王将闾、懿王寿、厉王次昌)，计75年。于此我们即便再将墓葬时间下限延伸至超出合理时段的刘襄之后的西汉齐国第三、四、五、六位齐王刘则、刘将闾、刘寿、刘次昌时期，墓主人选仍得不到有效呈现。原因在于：这时的齐国已被朝廷渐次分封出众多侯王。前176年文帝尽封刘肥七子为列侯，前164年齐封疆内共有七个诸侯王国。从齐国势力消长看，这是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齐分为七，国力减弱，已无营造大型陵墓的魄力和实力了。这里尚需单独论及的是，刘肥之孙刘则有无可能系程家沟古墓墓主？谨按司马迁、班固史汉明载刘肥陵区在尧山以北地域中。刘则上有父祖，尧山佳兆还轮不到他先占据。其时汉朝立国已数十年，墓葬封土不当仍呈战国风貌。尤其他因无后而国除，不可能拥有这气势恢宏的程家沟大墓了。由此得知，刘肥以降的刘齐诸王也如田齐诸王一样，都可排除在墓主人选之外。如此则程家沟古墓时代便可从先前界定的战国末至西汉初进一步缩小限定在西汉初期。此乃汉墓，确无疑义。 前不久，鲁清源先生曾于封土中见一圆形石头，直径6cm。经我初步判断，当系石灰石夯头。按战国初中期封土墓主要采用集束棍夯，夯层较薄。而此墓不仅使用石夯具，且夯层厚近30cm，呈现着汉代夯具和夯层特征。唯惜石夯头下落不明，暂且存疑，留待后证。 无独有偶，庄明军先生近又赐告：考古人员在程家沟古墓周边觅得一件陶马残腿。我当即意识到这是极其难得的调查发现，再次为解决墓葬时代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毫无疑问，陶马残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见微知著，这是地下存在兵马俑坑的蛛丝马迹，其为汉物，可以无疑，更加坚证笔者该墓系汉墓论断之准确可靠。 这里还要追问的是，为何程家沟古墓封土形制近乎“方基圆坟”和建材板瓦残陶片内壁无布纹，均显示着战国风貌特征呢？ 应该看到，程家沟古墓具有自身特点，按战国田齐王陵形制“方基圆坟”，此墓封土虽属方基，但圆坟呈长椭圆形，与田齐王陵大同小异，这是学术界视之为战国田和冢的考古学依据。事实上，刘肥作为齐王，拥有战国齐地，墓葬封土形制受到周围战国墓葬影响，保留呈现战国晚期遗风，实属情理中事。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使然。 尚需提及的是，刘肥生年无载，前189年卒。如刘邦(前256～前195年)20岁时他出生，可推算享年48岁。这样看来，作为首任齐王的墓主刘肥生平历经战国末、秦、西汉初这三个历史时段，是位地道的三朝人。与此相应，修陵人也大多为不出乎这一过渡时期的同代人。他们使用和制作的陶质物件自然具有这个时代的风格特征——既像战国又像汉代，一点也不奇怪。这使我们终于彻悟：墓葬建造时代虽在西汉初期，但墓主人、修陵人、采集物三者时代均属战国末至西汉初，此即该墓虽系汉墓却给人挥之不去的战国晚期遗风的根本原因所在。 客观地说，程家沟古墓时代颇具迷惑性，不察处于过渡时期这一特殊性则西汉初极易错断战国末。然而一旦定为战国末，墓主遴选便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境地，我们恰是借助史实双重检验，有效避免了误判。现在可以十分肯定地讲，程家沟古墓不是田和冢，也非田齐某王墓葬，其时代已由战国进入西汉，这是一座具有战国晚期遗风的汉初大型陵墓，墓主为生平跨越战国末、秦、西汉初三朝的诸侯王级别人物，配得上这座超级大墓墓主的唯一候选人只能是有着大一统王朝背景的西汉首位齐王刘肥。 其八，墓主刘肥生平事迹。 刘肥(？～前189年)，汉高祖刘邦庶长子。母曹夫人，高祖微时外妇。高帝六年(前201年)立为刘氏第一代齐王，食七十余城，齐国是西汉分封的最大诸侯王国。司马迁《史记》指出：“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当时“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齐国疆域“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黄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与关中之汉朝东西呼应，战略地位同等重要，所谓“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齐王刘肥手握极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与天子共天下，起到了制衡功臣集团和异姓王侯，稳固刘氏政权的藩辅汉室作用。如他曾“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 惠帝二年(前193年)刘肥入朝，备受礼遇恩宠，几为吕太后所害，因献城阳郡，尊鲁元公主为齐王太后，乃得归国。惠帝六年(前189年)薨，在位十三年。刘肥是汉初政治舞台上势力显赫的大人物，既是高祖长子，还是惠、文两帝的长兄，儿子刘襄又差点当上皇帝。从程家沟古墓工程量看，在当时生产力状况下，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惊人的，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繁荣的经济实力作基础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临淄名都，自古富庶。汉初开国功臣曹参相齐九年，采行黄老之术，“齐国安集”，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齐王刘肥完全具备兴建如此大型封土墓葬的条件和实力。此墓营建的绝对年代是：施工筑造于前201年刘肥就藩临淄后不久，前189年卒时主体工程竣工，距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了。 结语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程家沟古墓历史上屡遭盗扰，即使考古发掘也未必寻见解决墓主姓氏的封泥印章，遑论考古钻探了。但这并不表明研究者便可无所作为，我们仍能借助传世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古调查收获，史证物证结合，经过缜密细致分析和综合考证研判，将墓葬时代准确指向西汉初期，锁定刘肥即是墓主不二人选，一举揭开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所载“临菑东环(圜)悼惠王冢”的真面目。这虽是该墓尚未发掘情况下的探索研究，却是一个严谨求真的学术论断。一言以蔽之，刘肥之外的所有墓主候选人都无一缺席地在遴选中被排除了。尽管这一结论并不等同考古实证，但没有漏洞和令人匪夷所思之处，提不出什么异议驳论，墓主刘肥已无悬念。基于目前这一实情，我们可以采取学界共识公认方式，将程家沟古墓名称明确为西汉齐王刘肥陵墓。当然，还能申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试掘小型陪葬墓，予以时代验证。 “东方金字塔”——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家沟古墓墓主实系大汉开国皇帝刘邦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纠正了一直以来被视作田和的错误认知，此乃我国汉朝史迹研究的新创获。青州市程家沟古墓保护提升建设工程，不仅涉及墓主真相，更直接关系到这项工程的历史时代和内涵内容，属于必须正确面对的现实问题。兹事体大，建议在保护好墓葬完整性的基础上，考虑将“田和冢”“齐胡公陵”“皇冢子”三座封土墓合称为“西汉齐王陵墓群”。现今项目名称需要重新考量，我们郑重提议打造“汉齐王陵文化园”(若按中国文化遗产命名规则，可称“程家沟汉齐王陵遗址公园”)，展示主题为“大汉雄风 王者归来”——汉代齐王陵墓和齐国历史文化。这一遗产定位唤醒了汉朝齐国历史并使之走进当代青州文化，也对中国刘氏家族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山东大学青州文化研究课题组将全力进行创意策划和提供智力支持，制定尧山北麓汉代齐国历史文化合理保护利用方案，做好全面呈现“汉齐王陵文化园”的准备工作。同时提出刘齐、田齐王陵并重联动主张，将南辛庄、点将台、二王冢、四王冢一同纳入这个文旅体系规划设计，推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附记：笔者自1993年首次登临程家沟大墓访古，至今已是三十个年头了。尽管前后七次实地考察中早已怀疑墓主刘肥，然深知学识有限，不时提醒自己无论怎样慎重都不过分。于是在对该墓及周边采取地毯式搜索和采访村民的基础上，又邀请同行专家会诊把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任相宏、王青、陈雪香、高继习、朱磊、路国权诸位教授给予了采集物断代的学术支持，青州学者庄明军、鲁清源、张明发、刘守强诸位先生提供了相关调查信息。可以说，墓主刘肥这项科研工作是在师友们的大力加持下完成的，在此谨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敬意！尤其钦赞并祝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业人员所展现出的不辞辛劳、上下求索的考古精神和取得的令人振奋的钻探成果。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目前是最高的。青州市程家沟古墓保护提升工程，可谓适逢其会，真乃造福一方的文旅盛举！作为一名长年在外地工作的青州人，愿以所学为家乡文化建设事业积极出谋划策，为千年古城新崛起尽上绵薄之力！本文主要参考著作：《齐国史》《临淄齐墓》《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汉代墓外设施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