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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自200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开始，长江中游纳入研究范围，从此，两湖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与相关文博考古单位专业人员一道联合开展工作。长江中游文明探源工程的工作主要是聚焦距今5500年—3500年，围绕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重要都邑遗址的年代、各地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各个课题的整合研究。目的是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凝聚的团队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整理和整合研究来考察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路向，进而研究长江中游参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方式与途径。项目开展以来，取得重要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明晰了长江中游文明演进的基本路向 长江中游位于华中核心地带，自然环境优越，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这里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便有了稳定持续的人类活动。两湖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极为丰富，湖北郧县发现早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湖北长阳和汉阳发现“长阳人”和“汉阳人”智人化石，湖北全省大多数市县都发现了旧石器地点，从而表明长江中游湖北地区旧石时代人类活动的持续与频繁。湖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也成绩斐然，初步建立了以澧水中下游为中心的澧水文化类群和以沅水中上游为中心的潕水文化类群。湖南道县福岩洞遗址发现了距今8—12万年47枚具有现代人特征的牙齿，石门燕儿洞遗址发现了晚更新世晚期距今2万年左右的“石门人”化石。两湖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整体表现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传统，这种传统的文化遗存在汉水中上游地区表现出与华北石片石器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由此证明旧石器中国两大文化传统在交流过程中不断融合与发展。旧石器时代晚期江陵鸡公山遗址和澧县十里岗遗址均发现了与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遗迹，表明此时人类开始在大河平原的旷野上活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总之，长江中游旧石器时代考古证明这一地区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和一万年的文化史，是古老的中华文化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地区。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后，湖南澧阳平原的山前地带发现一系列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如临澧竹马，澧县大坪、新民等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出现了长江中游第一批村落，这些村落分布于澧阳平原河网交织的临河岗地上，便于稻作，也便于渔猎采集。这样的社会发展很快，距今8000年多年前的八十垱开始在村落外围开挖壕沟，并将挖掘壕沟的土堆在一侧，形成土垣。与此同时，村落内部的布局如生活区、墓葬区、仓储区等都有明确的设置安排，意味着已经有了某种初步规划、组织与管理。社会已经不是旧石器时代那种居无定所的游群，而是由家庭、家族组成的血缘团体。这种血缘团体是维持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也是中国文化稳定演化、中国文明延续至今的力量所在。 长江中游彭头山文化决定这个区域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稻作农业，稳定的稻作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由此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彭头山文化的村落也因此分化，澧阳平原上出现了更多的村落。有的人们为寻找更好的家园，迁徙到很远的地方。彭头山文化晚期，洞庭湖区发现不少这个时期的聚落遗址，长江沿岸的湖北枝江、宜都一带也发现了不少遗址，或许就是彭头山文化的人们从澧阳平原分化、迁徙而来的。 这个时期，村落有大有小，大的村落多在其外围开挖环绕村落的壕沟，这种由壕沟围起来的村落我们称之为环壕聚落，这种环壕聚落与一般的村落相比较，面积要大很多，村落内部的结构也要复杂一些，说明这时出现了一般村落、环壕聚落的分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化应该有多种原因，比如生产和生活环境、人口的多寡、人们的进取心等等都可能造成村落发展的不平衡，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村落的兴衰，村落的生命就是在这种兴衰中体现出来的。 长江中游史前社会考古学文化的兴衰、考古学文化中各个聚落的兴衰，是探讨该地区文明化进程时的重点考察对象。遗址的发掘过程就是揭示聚落的产生、发展和废弃的过程。长江中游的考古表明，这一地区新石器聚落具有较长的延续性，一处遗址上往往堆积着数百上千年不同考古学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遗存，意味着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明显具有稳定性、延续性和持久性。农业民族，特别是稻作农业民族所具有的安土重迁的心理已然成为文化的基因，凝聚在历史和民族的血脉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澧阳平原最早出现城池也就很好解释了。多年来的文明探源工程也揭示出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见证了从距今万年到距今6000多年前该地区历史演化的进程。城头山古城是从本土稻田里长出来的，是从本土数千年稳定持续的社会团体中孕育出来的。城头山古城出现以后不久，长江中游各地纷纷开始了筑城，掀起了一轮规模浩大的“史前筑城运动”。目前发现的长江中游史前古城已经有20座之多，实际数量应该远超这个数。此时和稍后时期的中国，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史前城池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中华文明起源中一个辉煌时代——古城古国到来。城是文明的象征，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这样评价：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但走向文明应该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从野蛮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基本途径与方式，从聚落社会形态而言，经历了一般村落—环壕聚落—城壕聚落—城壕聚落集群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初始于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时期，鼎盛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结束于距今3800年前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它因何衰落和消失，我们认为，那是因为距今4000年前后，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格局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中原地区吸收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或者说各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向中原汇聚，中华多元一体文明由此而出现，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也从这里产生，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到来了。  揭示了长江中游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内外关系 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万年的文化起步，通过考察彭头山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发现这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稻作农业的支撑不断进步。彭头山文化并不是偏安一隅，而是与外围和周边有着相当多的交流。距今8000多年前，中原地区是裴李岗文化。湖北枝城北遗址、湖南杉龙岗遗址就发现了特征明显的裴李岗文化陶器，说明当时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存在交流。彭头山文化晚期，来自长江下游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因素的圈足器出现，暗示长江中下游之间有着文化交流。文化交流与传播是通过人的流动而实现的，无论是物品传播、技术传播、观念传播，都必须通过人的流动才能实现，这种交流越是频繁，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会越密切。相关研究表明，正是由于受到多种文化因素的介入，彭头山文化的人们广泛接受外来文化，对自身文化进行了改造，比如，彭头山文化晚期接受了长江下游陶器的圈足和平底器风格，圈足盘、平底盆很快在长江中游多处聚落中出现，成为时尚。圈足器和平底器确实是物质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它不仅方便放置，也方便使用，直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两种器皿仍很重要。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部变革与外部交流促进了文化变化，彭头山文化也由此向新的文化转变，在洞庭湖地区转变为皂市下层文化，在长江沿岸转变为城背溪文化。与此同时，在沅水中上游武陵山区的河谷地带出现了高庙文化，该文化并非由彭头山文化发展而来，而是结合了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并吸收了长江下游跨湖桥文化以及南岭地区广西东北部甑皮岩文化四期等多种因素而出现。高庙文化的主人并非以稻作农业为主，而是以渔猎采集为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螺蛳壳，形成贝丘堆积。高庙文化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中国大地上人类群体在增多、文化类型在增多，人类对环境的开拓性和适应能力也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表明，长江中游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多元性已然出现，长江中游的平原、山地河谷都成为了人们的生存繁衍之所。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大地滋生了中华民族，考察历史，才知我们中国这片土地和人民的伟大。 高庙文化有过辉煌创造，形成了自身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高庙文化的白陶和陶器上的图像纹饰，是那个时代中国最高的艺术创造，也是其信仰和精神的表达。高庙文化的陶器形态及其精神信仰曾经广泛向外传播，在空间上影响了大半个中国，在时间上，高庙文化影响到了商周时期，对中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皂市下层文化后来受到高庙文化的冲击，进而演变为汤家岗文化。汤家岗文化之后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发展出相当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城头山古城始筑于大溪文化早期。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文化大整合，大溪文化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和峡江地带，文化面貌一致，意味着一个更加广域的空间范围内的人们共享信息、共守观念的时代已经来临，也意味着大区域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更加频繁，这一点，从油子岭文化崛起于汉东地区，堆子岭文化萌生于湘江中下游地区就能得到体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目前学界基本认可油子岭文化的直接源头并非大溪文化，或者说大溪文化并非油子岭文化的唯一源头，油子岭文化是中原文化（仰韶文化下王岗类型）南下进入汉水以东大洪山南麓地区以后，吸收汉水以西大溪文化因素和汉水下游地区文化因素而出现的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该文化的产生清楚表明长江中游与外部有着广泛而充分的交流。而此时的湘江中下游，却出现了一支以鼎为主要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堆子岭文化，该文化最早出现的年代或可与大溪文化早期相当，来自江淮地区的三足器，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再次出现于长江中游，三足器后来也成为了中国物质文化中最具中国特色的物品，后世的鼎、盉、鬶、斝、爵都是三足器，且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礼器。三足器的发源地应该是在淮河中上游地区，这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 油子岭文化崛起于汉东后，很快就显示出强劲的生命活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峡江地区和洞庭湖地区，一个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在长江中游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油子岭文化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也是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从油子岭文化开始，长江中游形成了以汉东地区石家河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石家河遗址群出现了谭家岭古城，从此奠定了其在长江中游的核心地位。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高光时刻由此到来，继油子岭文化之后的屈家岭文化，将长江中游推进到高峰。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趋势的一体化更加明显，社会发展至于鼎盛，目前已发现这个时期的古城达20余座，实际数量应该远多于此。屈家岭文化向外扩张的势头强劲，主要是北上，不仅将南阳盆地纳入其文化分布范围，影响力还遍及淮河上游与黄河两岸，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文化的发展进程。 以石家河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发展到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的文化进程出现了重大改变，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强烈冲击，以王湾三期煤山类型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影响了湖南湖北大片地区，致使文化面貌呈现出中原化趋势。这种改变对于长江中游社会来说影响明显，石家河文化以后，长江中游聚落衰减，人口凋零，社会发展迟滞。但是，这个时期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那就是以肖家屋脊文化为代表的玉器文化出现，似乎是长江中游古老文明之重光。肖家屋脊文化玉器的造型，其中的龙、凤、獠牙神面等几乎就是长江流域古老文化传统的再现，玉器图像上不少题材曾经出现于高庙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不能不说是长江流域古老文化基因的再造。肖家屋脊文化玉器曾经出现于中原地区的瓦店、石峁、陶寺等遗址，也曾出现于二里头、殷墟等遗址，说明其所表达的信仰与价值观成为某个时期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由此，从考古学文化上看，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在参与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重建了长江中游参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的途径与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这是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年来工作成果的高度肯定，同样也是对我们在长江中游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高度肯定。 经过多年探源工程项目的实施，长江中游地区若干重要的大遗址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考古发掘，田野考古资料也相继整理出版考古报告，这些材料不仅仅只是考古学者的知识成果，而是全社会的宝贵财富。广大人民群众也能通过考古报告发表的各种文字、绘图、照片、分析测试报告等看到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物情况，看到祖先的辉煌创造。通过真实的文物和对文物的解读来知晓长江中游在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知晓其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贡献。 长江中游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得益于稻作农业的不断发展和演进，人类社会及其组织也不断向前发展，体现在考古遗存方面的一些重要现象可以从很多层面表现出来，如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从一般村落发展到环壕聚落，从环壕聚落到城壕聚落及其集群，聚落内部则也呈现由简单到复杂，如生活区、墓葬区的空间布局与规划，居住条件的改进，建筑由简单的窝棚到超大型建筑。社会的文明化程度也可以从人工制品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手工业精细化和专业化上得到体现，从彭头山文化的简单陶器及其组合，到屈家岭文化陶器形态的多样化，甚至出现了薄胎黑彩高温釉陶，将中国高温黑釉技术史至少提前了1000年。长江中游史前文化与社会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早已通过区域的交流互动而融入长江黄河各个文化区系之中，甚至成为当地重要文化因素之一。从精神层面而言，长江中游史前社会很早就与周边发生交流，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既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传播出去。高庙文化白陶及其图像纹饰就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西辽河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曾经也都出现过类似高庙文化的獠牙兽面图像，暗示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大地上远距离的文化交流已然出现。高庙文化的兽面獠牙、八角星纹、凤鸟等在河姆渡、凌家滩、大汶口等文化遗存中都有出现，意味着其创造的精神文化层面的观念与信仰被普遍接受，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成分，成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 长江中游文明探源的成果还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是一天形成的，是在漫长的交流融合中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也是在这样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有着自身的特点，与燕辽地区红山文化系统模式不同，与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系统模式不同，与中原及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的模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李伯谦先生在概括中国史前文明化进程模式时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各个地方形成模式并不一样，一种是突出神权的模式，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另一种是突出军权、王权的模式，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长江中游似乎介于二者之间，军权与神权似乎是并驾齐驱的。长江中游史前时期有很重的神巫观念，祭坛遗迹发现最多的是这个地区，这些祭坛与祭祀坑的广泛存在说明神巫观念在长江中游确实比较盛行。此外，从高庙文化白陶纹饰图像到大溪文化木雕神面再到肖家屋脊文化玉器上的獠牙神面等，都反复证明长江中游强烈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在社会中的强化作用。不过，长江中游地区军权和神权虽然表现明显，但与周边社会相比较，似乎又并未特别突出，比如长江中游虽然军权和神权都存在，但似乎并未形成特定的阶层，形成拥有这种权力的是高无上的王和贵族，因为无论是墓地的安置、随葬品的数量、建筑的等级方面，并没有形成特定的规制，并没有用某种规制来强化等级和地位。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的考古遗存中，杀戮、战争及突出的社会分化现象并不存在。似乎长江中游史前社会比较注重团体之间和团体内部的平等与均衡，仁爱、民本、和合等质朴的精神或许是这个社会的主流。这对于一个拥有数十座规模庞大的古城及超级聚落群所组成社会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生活。民众及其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是饭稻羹鱼，自给自足，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厚，生活淳朴。这种社会运作和生活模式似乎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发展的最理想状态了，这种模式显然是适应于长期稳定状态下的农业经济社会，却无法应对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时代的到来。因此，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和早期中国文明风云激荡的历史潮流面前，长江中游古老的社会运作模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最后被纳入更加广阔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尽管如此，其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后来大致被吸纳和继承为超大文明体系下基层社会运行与管理的基本模式，这应该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过程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