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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龚自珍 鹿鸣读书会  鹿鸣读书会：“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鹿鸣读书会成立于于2020年12月，由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老师创办，现任主持人为邹佳茹。读书会成员主要包括中国文学批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硕、博士研究生，旨在通过精读、分享和对话，养成大家在文学学术上丰富多元之面貌、兼容并蓄之气度、自由开拓之精神与务求高远之自期。本期讨论会由朱海啸主持。 龚自珍的诗歌创作生涯中，有过数次“戒诗”之举，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纠结，如此一位大诗人，毫不掩饰地将这种“不写”的情绪诉诸笔端，并采取戒诗这种极端方式试图回避表达，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格外显眼的现象。 @陈志伟：诸相皆空真谛在 考诸龚氏《戒诗五章》，其中蕴涵的佛学体验尤其值得关注。据学者研究，龚自珍在第二次参加科考再次失败时就表示“新学甚深微妙法，看花看影不留痕”（《昨夜》其二），佛法无疑是他排遣苦闷的一剂良药。大概龚自珍对写诗有着特殊的执着，他经常用“涌泉”来比喻自己的思绪，但无论是经世之抱负还是民生之感慨，都是不被人理解的，这也就成为了他的“心疾”，心病仍需心药医，那么旨在治人之心的佛法就成为了救命稻草。这一组诗正是体现了龚自珍学佛之后的感悟与体验，如其在第四首所言，“戒诗亦如戒律”，诗中涉及到的戒律修行其实也可看作对戒诗的隐喻。 但仅以“空”来对治心疾是不够的，如何为“诗思”在心中寻找出路仍是要解决的问题。所谓“诗言志”，诗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外显为文字，所承载的是情感与思理，佛学给龚自珍的一个启发就是文字与情思的分离，禅宗尤其强调“不立文字”，第五首诗开篇即言“我有第一谛，不落文字中”，以“指月”譬喻，文字为指，佛法才是月，对于龚自珍来说，诗为指，其所承载的情思才是月，只要月亮在，何必去执着于那个指呢？所以他在第二首诗末尾说：“有未灭者存，何用更留迹！”他为“言”找到了一个出路，重新确立了“言”的真谛——无言，那么戒诗确乎是可行的了。 但士人学佛与僧人参禅的不同之处在于，士人是没有办法回避现实的，不仅是“戒诗当有诗”，一如禅宗不立文字却不离文字，连戒诗本身也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龚自珍两戒而两破，《己亥杂诗》的第一首即言：“著书何似观心闲，不奈卮言夜涌泉。”佛法只不过是心灵的安慰剂，他仍要振作起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才是士人的人生真谛。 @董恬：功名总被才名误 龚自珍的戒诗实与他的自我定位有着密切不可分割之关系，《戒诗五章》之一写道：“舌广而音宏，天女侍前后。遍召忠孝魂，座下赐卮酒。屈曲缭戾情，千义听吾剖。不到辩才天，安用哆吾口。”同样，龚自珍还有一篇《发大心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生天上，身又千头，头有千舌，舌有千义，气足音宏，辩才第一。当念众生冤枉蹇涩，若忠臣，若孝子，若贤妇、孝女、奴仆，种种屈曲缭戾，千幽万隐，我皆化身替他分说而以度之。”龚自珍自比辩才天，立志为天下不平之人说尽不平之事，以天下万姓之事为己事，是一个拥有大抱负、大志向的人，因此他注定无法被拘系在舞文弄墨的文人态当中。 龚自珍素来关心家国大事，希冀于在政治方面闯出一片天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曾著《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于西域建立行省，徙江南省凤、颍、淮徐，山西大同、朔平之民及江西、福建种植烟草之奸民往之，以解决“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的现实局面。遣内地之民以安边，用边地之财以富民，如此一举而两得的妙策，足见龚自珍并非一酸腐文人，而是拥有相当出色的政治智慧的，这一点在古代文坛上已属罕见。龚自珍于政治上事事关心，写作《东南罢番舶议》、《明良论》、《平均篇》等文，希望可以改变清王朝日薄西山的悲惨境况。 对于龚自珍来说，参与政坛的唯一方式便是考取功名。他素习经典，自小聪慧，可惜科举之路却总也不得顺遂。嘉庆十五年，他以年少之龄应顺天乡试中榜后，连年落地；直到嘉庆二十三年，才在嘉庆帝六旬的万寿恩科上考中举人。自后，他举进士第履考履败，考军机处又不中，只得在一个内阁中书的微官上浑浑度日。龚自珍的第一次戒诗为嘉庆二十五年，正是他为进士试接连落第而苦痛不堪之时。明清时人，多为了科举抛弃文业，李东阳就曾指出：“夫士之为古文歌诗者，每夺于举业，或终身不相及。”但是，龚自珍的戒诗不仅仅是为了考取功名，使之成为进身政坛的终南捷径。更重要的在于，他不想被“才子”、“诗人”这样风花雪月的名号束缚。身为段玉裁的外孙，人们目之以学者；青年时便有诗名，人们称其为才子，只是在龚自珍看来，此般种种恰是牵系他，让他无法以政治家立身的虚名。只有通过戒诗，戒除这些虚名，才能令世人、令统治者察觉到他的政治才能与一腔抱负。 @邹佳茹：箫剑孤挟斗心兵 戒诗断吟并不独见于龚定庵。明清时期文人封笔于诗，有其现实的时代原因，或中式前为科举八股制艺所迫，如“粤东七才子”黄钊亦“尝戒诗，专科举学”（《黄香铁诗序》）；或慑畏于政坛文狱的高压，乾嘉官场文祸之累便到了官、诗两立的境地：“方是时，士大夫遭际承平，偷位佚乐，唯诺趋风，熏蒸饱满，大抵戒诗不作”（王芑孙）。定庵对此痛下针砭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咏史》）。 不过，龚自珍戒诗与他个人的性情禀赋还有很大的关系。他多次提到自己患有一种“心疾”：“蚤年撄心疾，诗境无人知。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戒诗五章•其一》），认为自己写诗的“幽想”、“奇悟”都是“心疾”所致，有时也称“心病”：“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又忏心一首》）。实际上，由心而起，依情而发，这是诗人细腻多情、善感于物的性灵，容易触景生情，牵出无端的愁绪和哀曼凄凉之思：“阴气沈沈而来袭心”（《宥情》）、“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冬日小病寄家书作》）。但这也正是天赋诗才的体现，我们读龚诗，每每被其沉烈悱恻深深打动，打动读者的自然不仅是他的不世之才，更是其不世之诗心与诗情。 龚自珍自言“乐亦过人，哀亦过人”（《琴歌》），以致忧思成疾，伤损身心。龚诗中常出现“泪”的意象，便是积郁心绪，注于泪笔：“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戒诗五章•其二），他的一念一虑结为“诗祟”，不书不快，然而又愈写愈忧，愈忧愈写。他认为唯一能疗愈心疾、压制诗祟的办法就是灭心绝情：“今誓空尔心，心灭泪亦灭”（《戒诗五章•其二），希望由此能助益健康，“使我寿考”（《跋破戒草》）。可见，龚自珍戒诗学佛，也确实有着保寿延年的考虑。 龚自珍主张“诗与人为一”（《书汤海秋诗集后》），在他看来，诗人的生命体验、人格禀赋与其创作具有紧密的一致性。他核心的文学思想是“尊心”、“尊情”，他“强烈地意识到文字的危险性——既无可避免地沉迷于文字的魅力，又不断地负荷着写作的焦虑”，（美•孙康宜）。一次次的戒诗与破戒，一次次剑气箫心的磨灭与复燃，是龚自珍作为夹缝中士人生存的不尽苦痛，又何尝不是敢以寸心胜苍穹的落拓豪情。 @朱海啸：不奈巵言夜涌泉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龚自珍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终年五十岁。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免为这位伟大诗人的英年早逝而惋惜痛恨，不过幸好，在道光十九年，龚自珍“忽破诗戒”，慷慨地留下了一组《己亥杂诗》。不妨把这组杂诗视为龚自珍的绝笔，这是在经济仕途的浪潮中落寞归来的诗人的真实心曲，也是龚自珍在写与不写之间的最后一次痛苦挣扎。 道光十九年春，龚自珍离开京城，辞官南下，回望仕宦生涯，他写道：“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自注：“先大父宦京师，家大人宦京师，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四月二十三日出都。”其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半生浮沉，落魄出都，进退不能雍容，只得洒一抹古泪。三世百年之经营，亦不过一场幻梦，正如出处无例的白云，终究“独往人间竟独还”。于是，宦海浮沉之后，诗歌再次成为他寄托情感的栖息地，《己亥杂诗》第一首便写道：“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巵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虽然龚自珍一直将作诗的冲动视为一种“心病”，并且屡屡戒诗，以疗愈这种“不正常”的情绪，但文字依然有如涌泉般倾泻而出，三百一十五首七绝一气而成。 《己亥杂诗》的最后一首，龚自珍写道：“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写与不写，这个问题不但缠绕着《己亥杂诗》这一组诗篇，更是龚自珍几十年创作生涯的两重复调，甚至直到生命的晚年，他在将胸中意气化作三百余首绝句一气倾泻之后，在全篇之末依然还在怀疑写诗的意义。实际上，他以写诗为一种解脱的法门，聊以缓释官场失意、抱负落空、才华横溢而不得畅情释放等种种心绪，但最终搁笔，依旧归结到佛教“一切法不可说”，试图在玄学和宗教中寻找永恒的解脱。 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在《己亥杂诗》里，他一边写道“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但另一边又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他似乎从未真的放下他一直以来的政治抱负。他行为放荡，却又有毒辣的政治眼光；他屡屡戒诗，也就自然屡屡破戒；他才高气大，到晚年依然保持着一份充沛的怒气，却希望在佛法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写”与“不写”，“说”与“不说”，被这些问题纠缠住的龚自珍实际上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个人意志与整个政治体制之间的紧张，使得他在急剧变化的世界面前分心无暇。帝国晚期，无数像他一样的有良知、有才华的士大夫，在无谓的自我纠缠和内耗中，心血熬干。即使如此，直到生命的最后，龚自珍依然没有放弃自我表达和上下求索，这种丰沛的个人精神与清末之后的知识分子一脉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讲，龚自珍确是近代文学的先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