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日报》3月4日《北海周末》和5月31日《文化青州》分别刊发笔者《青州程家沟古墓墓主是谁》《青州程家沟古墓墓主揭秘》两文，首次提出了该墓墓主系大汉开国皇帝刘邦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新结论，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关注。事实上，拙文所论还有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既然程家沟古墓为“齐悼惠王冢”，那么它又是如何演变成“田和冢”的呢？释此疑惑，方能划上圆满句号。 一 考诸史籍，“齐悼惠王冢”之名见于两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据《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汉武帝时，“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汉书?高五王传》亦有相似记述：“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圜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令奉祭祀。”青州程家沟古墓即“齐悼惠王冢”的前提条件是，两者地望必须紧密相合才行，而实际情况也恰是如此。 临淄是西汉王朝诸侯国齐国都城，按照汉室诸王死葬封国惯例，第一代齐王刘肥陵墓位于临淄附近，当无疑义。尤其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曾亲访临淄，所称“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属当时人记当时事，自可信据。就历史地理而言，齐都临淄东邻菑川国东安平县，史汉既称“齐悼惠王冢”“在齐”“在郡”，便位处齐郡境内，地属临淄县，不得在菑川国东安平县中。正因如此，武帝才割给它以便祭祀，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再考东安平县早在文帝时已属菑川国，如“齐悼惠王冢”在东安平县，又说割予菑川国，岂不自相矛盾？这样看来，“齐悼惠王冢”既在临淄“东环”却又不属处于临淄正东和东北方位的东安平县，那就只能位于临淄东南方的青州尧山北麓一带了，而这里正有程家沟超级大墓。尤须注意的是，刘肥守陵奉邑——“园邑”也仅能在这片天地里展开。惊人榫合！此乃被忽视的前所未知的重要史实。如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一文曾推测刘肥“陵墓应在临淄以东。在今临淄齐故城遗址以东五至十七公里的范围内，今史家、郑家、阳王、许家、五路、前夏等村，现仍存有高大封土的墓冢十余座，齐悼惠王刘肥之墓可能即在其中。”即因未察此实情，出现方向性错误。 不经考古发掘，个人便这么肯定地发表墓主刘肥看法，正是这一考证打消了我的顾虑，捅破了窗户纸。一言以蔽之，从史地互证看，程家沟古墓非“齐悼惠王冢”莫属。这既说明学者所处的位置固然重要，更应感念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给我们指引了方向。 二 寻源溯流，程家沟古墓“田和冢”说，最早见诸东晋郭缘生《续述征记》：“太公冢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坟，高十丈。曾有发之者，冢深数十仞，得一铜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实‘田和冢’也。”可知，此说乃刘裕北伐南燕（398~410年）从征人员郭缘生这位南方来人的推论。也就是说，从南燕起，“田和冢”成为程家沟古墓的专有名称，被叫了一千六百多年，历时不可谓不悠久。 然则“田和冢”之前的“太公冢”称呼，又是如何而来的呢？郦道元《水经注?谷水》记南朝刘宋青州刺史傅弘仁称在“胡公陵”“得铜（或作“桐”）棺隶书”，相较于郭缘生《续述征记》时间为晚，显属源流关系。“铜棺（或椁）隶书”当出程家沟古墓，而非其旁“胡公陵”。按“铜棺隶书”指“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十字。如此行文，显出杜撰，进一步说，铜棺上真有隶书，也不会是这些文字，但内容不可靠并不代表书体不可信。这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鄙见“铜棺隶书”产生于西晋末战乱年代齐地疯狂盗墓并多谶语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系在汉墓出土棺椁隶书启发下的有意识附会文字，目的是宣告尧山两大墓主乃齐太公、齐胡公，为近在咫尺的广固城营造王气所钟的舆论氛围，或与青州刺史曹嶷自临淄迁治广固有关。此即尧山两墓缘何得名太公冢、胡公陵的原因所在。彼时“齐悼惠王冢”名称业已失传，遂有易名“太公冢”之事出笼。 笔者提醒注意的是，传世文献中最初的“太公冢”并非指程家沟古墓，而是著名的“二王冢”。三国时期成书的《皇览》明确记载：“吕尚冢在（临淄）县城南，去县十余里。”这里的“吕尚冢”即“太公冢”。按秦汉魏晋时一里合今415.8米，“十余里”约5公里多。二王冢系位于临淄齐都故城东南10公里左右鼎足山上的两座高大坟墓。如此距离，“太公冢”便不能越过二王冢，去指更远的程家沟古墓了。这是很清楚的事实。又王恩田先生《陈齐六冢的年代与墓主》（《管子学刊》1989年第3期）一文依据《皇览》记载，认为二王冢墓主古有“太公吕尚与齐桓公”的说法。可见，二王冢才是最早的“太公冢”（目前学界共识二王冢墓主为田齐某王，而非两位君主）。这表明程家沟古墓在三国时还不叫“太公冢”，终两汉之世四百年，其名应该仍如史汉所称“齐悼惠王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田和冢”之名失去了存在基础，墓主非属田和，已可明矣。 细加分析起来，致讹原因在于：姜尚、田和、刘肥三人共性是齐国君主，按知名度看，齐国开国之君——姜尚可谓世人心目中影响最大的齐君，人们在仅知程家沟这座超级大墓系“齐君冢”的情况下，便会想当然地视其为“太公冢”。这是“名人大墓”思维的产物，后又演变成“田和冢”，而真正身为墓主的刘肥，反倒未入古人法眼。这个历史误会也属正常。 推考刘肥陵墓名称的讹变进程：《史记》《汉书》所载“齐悼惠王冢”，终汉之世，祭祀不绝，为人所知，并不会发生误会。然而随着改朝换代，魏晋以降，渐趋湮灭，变身“姜太公冢”。南燕时，因经不起“尚父五世葬周”的推敲，又被“明确”为“田太公冢”，即“田和冢”。简而言之，“齐悼惠王冢”→“（姜齐）太公冢”→“（田齐）太公冢（田和冢）”。客观情况应该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演变轨迹中，我们能够看到一座墓葬是如何潜移默化地被人为赋予新义，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他者。 三 如所周知，学界以往将程家沟古墓定为战国田和冢的依据是传世文献记载。而事实上，先秦秦汉时，所谓某人墓葬，文献记载多不可靠。如著名的临淄大武战国淳于髡墓和青州香山春秋纪侯冢已被考古发掘证实为西汉墓葬，一般认为墓主即齐王刘襄、菑川王刘贤。由此看来，刘肥、刘襄、刘贤父子三人墓葬的命名俱属历史误会。采访获知，程家沟当地村民还世代俗呼该墓“尧王冢”，因地近尧王山而得名，墓主与尧王无涉自不必言。 这里尚需提及的是，揆诸西安江村大墓——汉文帝刘恒霸陵、薄太后南陵和窦皇后陵三者位置关系，青州程家沟“皇冢子”墓主身份还可再作进一步讨论。即刘肥夫人外，也不排除乃其生母——刘邦曹姬的可能。应该看到，“皇冢子”坐落在陵园最南方，从正常方位看是前方，优胜于王陵、王后陵，这与薄太后南陵位置惊人相似。鉴于江村大墓、程家沟古墓平面布局大同小异，表明刘肥、刘恒兄弟陵园具有共性，我们完全可以据此认为齐王太后曹氏、王后驷氏墓葬格局近似文帝皇太后薄氏、皇后窦氏墓葬的排列关系，毕竟她们都是刘氏兄弟生前最亲近的人。也就是说，“皇冢子”墓主很可能为曹姬。这个结论并不过分，至少可备一说。 个人之所以断言程家沟古墓墓主系刘肥，是基于时空锁定法和考证排除法，已见刊发两文。颇值一提的是，6月上旬承蒙程家沟考古队专业人士相告：西汉陶马残腿出自墓葬附近窑址，而非此前传说的地表捡拾。这再次力证笔者最早作出的该墓系汉墓论断，已无可动摇矣。我意关于程家沟古墓墓主的科学论断，可以有绝对和相对两种表述：绝对地说，墓主就是刘肥；相对地说，墓主除刘肥外，目前尚举不出合理有效的第二候选人，难以另有他人，只能暂定其为墓主人了。我看这是不易之论，已无质疑必要。失踪在历史长河里的“齐悼惠王冢”，实际上就一直呈现在世人眼前，属于典型的彼时尽人皆知而今人不知者。刘邦建立大汉王朝，兴我中华民族，也是当之无愧、令人景仰的一代天骄，其长子刘肥最终归宿地结缘今日青州，实在是幸运之至。从实际地形分析，刘肥主墓室开凿于山岩中，并不好盗，我们还不必对随葬文物太过悲观。 早在2006和2007年，青州香山、九龙居相继发现两座汉墓，笔者考证出墓主分别系菑川王刘贤、广侯召嘉，均为学界认可称引。时隔十五年，穿透历史迷雾，冲决固有认知，“田和冢”再次被指证为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记载的“齐悼惠王冢”。齐王陵区，浮出水面！青州尧山北麓这片天地曾经存在一个庞大的齐王“冢园邑”系统，在这个认知大框架下，便可看清许多新问题。这里除已知的三座封土墓外，历史上尚有陵园建筑，包括垣墙、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以及园邑和园省、园寺吏舍、修陵人居址等等，尤其刘肥墓西南、正西和西北数公里范围内大概率存在齐国大臣墓葬与刑徒墓地。这些都将成为未来考古工作寻找的目标。初步估算，整个陵区不包括园邑，仅陵园面积便达2平方公里左右，这是目前可知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齐王陵园封土墓葬群。 鉴于青州西汉齐王陵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需要统筹编制保护总体规划，当务之急是先把遗址范围内有可能造成破坏的施工活动停止下来。做出现状评估，明确陵园面临的潜在危害。坚持最小干预和可识别原则，有效保护和展示陵园及其周边环境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今后还要以考古勘探为主，进一步搞清陵园整体布局，重新划定更大的保护区域。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