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古籍是中华民族记忆及其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宝库，它以自己的内蕴以及发展历程，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展示了它的心路历程。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从新时代高度定位了中华古籍工作，并对推动相关保障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这使中华古籍又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重新审视定位并规划自己，给学界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承载民族记忆和文化 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沃土。中国文化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组成的，它们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厚的历史底蕴。而作为其中一员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馈赠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既然老祖宗馈赠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遗产，那么我们就应当接续起来，汲其智慧、承其精华、拓其优长，继续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这其实就是传承，既延续了记忆，也再造了记忆，是文化至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世界永恒的主题。系于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必然是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与担当。学术文化界当更尽其责，率新时代之先。为此，我们需要开发中国记忆。古往今来，记忆除了口耳相传以外，主要依靠文字记载，因为口耳相传往往难以为继。故而，中华古籍是中华记忆的最大宝库。 这个宝库包括中国古代以经史子集四库为核心的学术体系及其知识系统的所有方向，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知识及其思想的全方位进步，是中国乃至世界某些地区古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路径、集中展示的场所。对它的系统整理、保存与研究，有助于厘清保护中华文化及其命脉，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呈现中华民族为本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奋斗史，而传承路径更一目了然。  挖掘古籍蕴含的智慧 凝聚中华民族记忆、传承中华文脉的古籍，并非一帆风顺，它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与时升降沉浮、盛衰不定。它的荣辱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奋斗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史，是它们的忠实见证者。 当中华古籍获得至高无上礼遇之期，往往是开国或盛世。这个时期，重视古籍为众望所归，于是致力于古籍的工作就被提上日程。古籍因之或得到恢复，或整理总结，或在整理总结的基础上纂修出了新书。如此循环往复，不断为后世增益新书，也就为后世留下层出不穷的古籍。这时，就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建人类家园、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时期。 至于中华古籍衰败之期，几乎都是末世之时，但同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谱写了词曲。这个词曲，就是我们从中华民族对中华古籍的护惜与续命中见到的共赴时艰重建中华民族家园、再续中华传承的壮歌。这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与执着、中华文化的承续，也为中华古籍换来了国家安定之后的礼遇之机。书籍与文化同在，它长存，民族永继，家国赓续。因此，无论中华古籍盛衰危亡，都会激起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这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向心力，推进了它的构建，丰富了它的内蕴。 的确，中华民族的一些代表时代及其文化的古籍的消失，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文化信息必然会受到重创、形成断层，无论如何弥补都会有所遗憾。所以，对于中华古籍，中华民族往往总结经验教训，形成理论，传之子孙。像中华民族的修书修史，其实就是促进中华民族文化、政治、民族认同的工程。它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得以不断充实，建设速度加快。而记忆下民族精神与智慧的中华古籍，也提供了凝聚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食粮。这一切都汇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智慧，也为它在新时代的建设提供了借鉴。最后，由远古时期就开始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到清末民国初年，终于形成。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开新，发展到今天，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告成。 总之，对中华古籍的重视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热爱，而挖掘发扬其中的智慧，有助于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多种途径入手 中华古籍要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古籍良莠并杂，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识别真伪精粗，才能方向明确、航向正确。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尝试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中华古籍静谧内敛，需要予以激活，才能有效实现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激活中华古籍，就是要激发它本就具有的活力，弘扬它所蕴含的宝藏，与时俱新，服务于新时代。细而言之，可以从中提炼优秀的中国话语，赋以时代内涵，推陈出新，增强话语自主与创新意识，用中国话语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阐释文化自信。当然，今天的世界与中国，非往昔能比，也就不能完全照搬古籍话语。但是，加强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打造中华话语体系，增强文化自信，减少对西方话语的依赖，有利于国际社会了解并理解中国。当然，中华民族历来的资治通鉴优良传统，也激发我们去继承先人精神，追寻中华古籍脉络，汲取其中智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古籍的优秀内核由此得以提炼并传承，而因之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则成为了中华民族绵延不息的动力，奠定了中华民族之根和自信之本。中华民族从中得到的借鉴就是“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文化命脉与自信也因之得以提升。中华古籍，不乏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豪情。我们要挖掘它的诸如此类的底蕴，汲取它的优秀品格，涵养振奋民族精神，使之融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为之谱写新篇章。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中国风十足，以成就中华古籍的当代价值与使命。当然，中华古籍的糟粕是不可借鉴的。以古为师，是学其长而非其短。 激活中华古籍，实现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有一个重大表现，即向世界发出它的声音，服务世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之，可以挖掘其中的优秀记忆遗产，把它们推到世界舞台上去创造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比如，可为其中的记忆遗产《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等。 第二，整理研究并重，普及传播并行，教研实践相长。整理研究，是为我们提供可资鉴习的元典。元典不清就等于混淆了经义，这就必须要对古籍进行整理，以恢复古籍原貌。但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只是空壳而已。 重视中华古籍，并非只止于句读、点校拼读的整理而已，也不是简单的复古，依古籍葫芦画古籍瓢，而是促进古籍的再利用再辉煌。这是整理与研究并重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的确，作为文物的古籍，只整理不研究，原貌是恢复不了的。这正如汉唐注疏一样，汉唐建国，都需要典籍这个国家利器，来培元固本，收拾世道人心，于是掀起了重视古籍的热潮，意在恢复原典，发掘经义，服务本朝，最后呈现给我们的就是汉唐注疏。汉唐注疏，虽然表面是在做着古籍的整理工作，但这个注疏工作，做到了忠实于早已被先贤锁定了的经文的核心要义，又阐释出了本时代要义与话语，牢牢把握住了时代脉络，掌控住了话语权，吻合了时代风向。这一切，岂止是整理二字就能完全解决的。 重视中华古籍，还需要到人民群众中去，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这就对普及传播中华古籍提出了要求。这样才能全面实现中华古籍及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体现中华古籍及其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并永葆中华古籍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且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活力。此外，中华古籍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损毁需要整旧存旧，版本需要鉴别真伪，这都对实践提出了要求。至于中华古籍整理研究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可以说是各自为政，且处于瓶颈。新老衔接不上，缺乏功力深厚的接班人，忽视自身建设，思维与视野存在定式，教书育人也往往模式化。需要走多学科结合的路子，提升理论，加强实践，促进教学改革，放眼世界，开拓思维与视野。 第三，做好中华古籍的传承光大、牢固树立文化自信的同时，要对中华古籍正本清源，并加强对古籍人才的培养。正本清源，就是版本要正、源流要清。版本要正，就是要求原本；源流要清，就是要清传承、明脉络。中华古籍的传承，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所系的是国家命脉。它的传承源流，也就是中华文化世系。明晓它的源流，以通古今之变；别识它的传承得失，以获光大之门。而立定根脉，脚踏实地，真正做好它的整理研究，也就自能传承光大，文化自信也就有了真确可靠的基石。这就对整理研究所需的知识提出了要求。而专业知识是专门人才掌握的，这就需要培养专门人才。专业型、复合型的人才都需要。但复合型人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而专业型人才一直都在培养着。较稳妥的做法是，在更着力专业型人才培养的同时，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因为正本清源还涉及高科技，通过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等可以加快查阅鉴别整合中华古籍的速度，有利于它的体系建设，规范并督导它的良性发展。既懂专业也通晓高科技的复合型人才，于此就显得非常重要。  辩证对待古籍整理研究 重视中华古籍整理研究，首先，要解决如何汲取中华古籍养分、如何入其门径的问题。要汲取中华古籍养分，第一要义就是读书。读到一定时候，民族灵魂就会日渐植入每个中国人心中，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维护和建设者。不过，中华古籍有“皓首穷经”之叹，这就需要能指导入它门径的中国传统目录学介入。 至于全民阅读中华古籍之效的形成，则需要做好它的普及传播工作，从教育入手，从幼儿抓起，如古代注意童蒙授课，有专门教育儿童的三字经等。我们的出版行业，可以灵活多样，针对不同需求，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出版诸如此类的书籍。 其次，要处理好中华古籍所包含的古今中外问题，并摸清中华古籍现状。这要求我们汲取中华古籍的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求同存异，古今中外兼容并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就要从传承下来的中华古籍中，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并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明词义演化、典型故事，形成舆论，有效传播中国精神，展示中华风采，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同时，要以古鉴今，实现中华古籍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接。此外，中华古籍是世界文化交流传播中的重要成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见证者，并可促进二者的建设。为此，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摸清国内外中华古籍现状，展开整理研究。只有摸清现状、统筹规划，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真正达重视古籍之效。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孤本珍本危本和绝学研究，解决阅读门径等具有工具性、有关国计民生的中医和宗教等古籍及其注疏的出版，并做好数字化工作。这都是颇有意义的工作，需要长期不懈、各方通力合作。 再次，重视古籍整理研究，发展壮大与求大求全要很好地区别开来。建设新机构或部门，扩增专业人员，加大整理研究及其出版力度，都要有理有据。要使培养的人才有用武之地；整理研究要有序规范，避免大而不当、重复建设。所以，要对中华古籍工作全面指导、统筹规划，而不是应急应景、无序失范、蜂拥而上。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重视中华古籍整理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都事关精神世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并且要有全民之效才可告成。  古籍整理研究的定位 中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主要属于人文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比对当今学科，更靠近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属于二级学科，分别设置在文学院与历史学院。当然，从事中国宗教、哲学、中医等研究以及考察理工科历史，也会涉及古籍，但他们多利用文献学工作者整理研究的相关古籍成果开展研究。但文献学工作者又非这些学科的专业人士，所以在理解有关专业术语方面，有时并不能完全到位。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一是培育复合型人才，二是从小培养对中华古籍的热爱，三是要明确古籍整理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关于文献学，目前学界多持辅助学科之说，但文献学是一门必备的基础学科。任何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献学。那些没有以文献学为本的研究，难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从引用文献到利用文献展开论证，或多或少都存在弊漏。历代有成就的学者，无不重视文献学。 不过，虽然如此，但文献学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一段时间辉煌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处于坐冷板凳时期。至于为何长期坐冷板凳，内外因素都有。文献学古老，包袱重，新旧人才未能衔接上，缺少与其他学科的联动。虽然文献学界一直在呼吁改革，但至今说得多做得少，文献学往往就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代名词。这抓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本是好事，但偏偏自己缺乏动力活力，几乎没有新范式新理论。要摆脱此等尴尬局面，在古籍整理研究没有自己专属学科，更靠近的文献学学科有古典与历史二分，这二分是否科学、方便教研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跳出这个拘囿，创设可以带动自己走向新时代和新征程的属于自己的学科。这一切，无疑会给如“四库学”之类的新起学问提供契机。比如，古籍整理研究中的传统学术学科体系，并非“四库学”专利，文献学也可以研究，但文献学却鲜有涉猎，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建设，也就别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服务。另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播来看，文献学专业人员参与其中者是少数。多数人基本没有这个意识，或者自视甚高、不屑一顾，或者懒得一理。“四库学”作为后起者，就不存在文献学的诸上包袱问题，完全可以吐故纳新，吸取文献学经验教训，发展自己。当然，关于传统学术学科体系、系统服务于思想建设、有效整合历代书籍、成为中华古籍的家园、观照历史，以及学术思想文化、彰显中华优秀记忆遗产等方面，“四库学”确实有自己擅长且独到的一面。今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一个设想，即以“四库学”容含中华古籍整理研究，不再让它二属甚或多属，给中华古籍整理研究一个全新且活力充沛的家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