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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考古中，王朝的变更对考古学遗存的影响研究，一直是考古类型学与分期研究中的难点。这一难点可以说首先表现在考古学地层如何反映王朝的变更；其次表现在王朝变更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遗存中没有明确纪年的情况下，重大历史事件如何反映在考古学遗存中。这一两难问题，在商周考古玉器改形器的研究中，得到了思考的机会和个案研究的突破。这其中涉及两条线索：历史时期物品的流转；社会变革在历史时期考古中对器物的影响。前者强调一物的产生、发展及消亡，即如何跨越历史时代的变化；后者强调社会变迁、短时间的历史事件对器物制作、使用，从物的制作层面，上升到分配使用及社会、制度性的变化产生的影响。 吴棠海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中提到了“改形器”，即“泛指造型经过改制的玉器，普遍存在于考古出土物与传世收藏中。它们的改制时间不一，或为成器当时所改，或为流传至后世所改，无论何时改制，改形器往往会保留有原器的部分形制、纹饰等特征，可以作为追本溯源的依据”。并举《三门峡虢国女贵族墓出土精粹》图十的“束绢形佩”为例。蔡庆良也在《原生形、次生形、再生形玉器的讨论》中提到“玉器制作除了上述两种主要的分料方式外，尚有为数不少的玉器是以其他业已完工的玉器成品改制而成，即一般习称的‘改形器’”。此处“上述两种主要的分料方式”是指“料依形”和“形依料”，改形器玉料来源可能是流传有绪的前代玉器成品，也可能是同时期的其他玉器。  山东济阳刘台子6号西周墓出土玉佩  山西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玉玦 罗森在研究中国古代玉器的再使用时，涉及的时间范围并不局限于商末周初，提到改变纹饰是古玉再使用的主要技术手段，这一“技术手段”被其称之为“让古代器物‘现代化’”的手段之一。孙庆伟也专门研究了周代墓葬中的前代玉器，主要是探讨其来源与流转。在玉器来源的文献整理中，注意到了文献记载的成汤灭夏与武王克商时俘获了大量玉器。王朝变更之际残酷的政治现实，也会使归顺周人的殷商贵族准备大量使用献给新王朝的统治者，其中包括玉器。但文中并未涉及西周初年的改形器。 近年来，“分殷之器物”即“分器”，逐渐成为区域性周代考古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三门峡虢国墓地中出土了数件带有明显商玉风格的“小臣”铭玉器。而“小臣”这一称谓常见于殷商甲骨刻辞中，实际上是指商代执掌朝政的大臣。这应与周人灭商后，“封诸侯、班宗彝、作分器”有关，在《逸周书?世俘篇》中即有“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之言，“小臣”玉器就是虢国贵族所得商族旧玉的文物见证。 西周初年的玉器改形，主要表现在纹饰和器形上。纹饰方面的主要特征是改制前的器物纹饰表现出明显的商代晚期风格，新制成的器物纹饰具有西周早期玉器纹饰特征，这也是判断西周初年改形商代晚期玉器的重要证据。器形上一般可见改制后的清晰器类及器形，但对于改制前的器类、器形，除了根据残留的器形、痕迹进行判断外，还可根据纹饰进行改制前器类、器形的推定。西周初年的玉器改形，从考古遗存生成的角度考虑，与“商周考古界标”研究中，对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地层堆积的分析，有着同样的考古地层学意义。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年代学研究细致化的思考，这与地层学研究的细致化是相一致的。 受井中伟殷墟王陵区早期盗掘坑或与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有关的思路影响，西周初年对商末玉器的改形，或与商周革命有关。此类改形，假如暂不考虑最直接的玉料贵重原因外，或许是一种新时代风尚的到来。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