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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史前时代，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交互影响的区系类型文化格局下，步入了文明进程的初期阶段，犹如“满天星斗”般呈现出文化格局上的辉煌篇章。进入稍晚的龙山时代，山东龙山文化、后冈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表现出颇具一致性的时代特征，这是在发现之初皆将其归为“龙山文化”的缘故。尽管后来随着资料的丰富和认识的深入，各地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方特点，但彼此之间的时代共性仍然不容忽视，这也是为何会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对其进行宏观上的总体概括。龙山时代已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文献记载中的颛顼、帝喾、尧、舜、禹一般被认为属于这一时代的英雄人物，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等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古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也对此展开了有益的整合探索，尽管仍然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却已为重建中国上古史贡献了初步的阶段性成果。 相比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发展，二里头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其“江海汇流”的中心周边发展模式。二里头文化形成于嵩山东南麓的新砦类遗存，此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最初处在王湾三期文化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交界地带，尽管主体脱胎于王湾类型，但明显可见来自煤山类型因素的显著增加，这背后反映出的是王湾三期文化两地方类型的整合与趋同。不仅如此，新砦类遗存的突出特点还在于大量子母口器物和器盖的出现，这原本是河南东部造律台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显示出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也对新砦类遗存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新砦类遗存的文化因素看，其吸纳的文化因素分布范围要远远大出该类遗存本身的地域范围，这样的不对称范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中国史前时代的文化交流和国家形态并不能直接按照现今的标准进行审视，新砦类遗存之所以能够如此呈现出新气象，其背后反映出的历史背景显然要超出自身的文化分布范围，而是已经初步呈现出八方辐辏的文化格局。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上看，新砦类遗存是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的过渡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际的奠基阶段。 随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崛起，与新砦遗址似乎存在先行后续的代替关系。从文化面貌上看，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早段仍然保留了较为浓厚的新砦类遗存风格，两者之间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传承关系是非常明显的。相比新砦类遗存的草创色彩，二里头遗址在建设之初便显示出了较大的城市规模和成熟的城市规划，这显然是另一大型都邑在“百年大计”的规划设计理念下新建的另一处大型都邑。这样的城市规划在二里头遗址随后的发展阶段中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以道路及两侧围垣（我们将其通俗表述为“两墙一路”）纵横相交，构成了二里头遗址的多网格城市结构，城市被划分为若干个网格，以往发现的宫城位于多网格城市结构的中央。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框架结构或可追溯至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例证之一。 随着二里头遗址这样的大型都邑崛起于洛阳盆地，更为广域范围内的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在二里头遗址，如鸭形鼎、陶觚与上海地区的马桥文化所出者非常近似，象鼻盉与更为遥远的福建光泽马岭遗址所出者也同样表现出相似特征。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来自西北地区的花边口沿圆腹罐进入二里头文化，成为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炊煮器，尽管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花边作风趋于消失，但圆腹罐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实用陶器。牙璋原本是中国史前时代出现的一类玉石礼器，在二里头文化中成为了宫廷礼仪的重要礼器，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这些外来器物的融入看，二里头文化在此时表现出对更为广域范围内优秀文化因素的吸纳和发展，更为鲜明地表现出了“江海汇流”的文化现象。 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发展，还体现在文化分布地域的拓展。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文化分布范围仍然是在环嵩山地区，但相较新砦类遗存已经显著扩大，将洛阳盆地纳入其中并成为其文化中心。二里头文化在环嵩山地区的形成，彻底结束了嵩山南北的王湾三期文化分为王湾类型和煤山类型的两个地方类型的格局面貌，由二元变为一统。豫东原本是造律台文化的分布地域，但自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以降，现今开封、商丘、周口等地区的大部，均成为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此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涵盖了除豫北地区以外的现今河南省大部地区。晋南地区原本是陶寺文化的分布地域，此时也在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在陕西的关中东部，同样出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在南方地区的拓展，不仅波及鄂东北地区，甚至已经抵达长江岸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这样的广域文化分布，为此后商代“邦畿千里”“四方之极”的文化分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现有的考古工作对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勾勒出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做好夏文化考古研究的相关工作，进一步揭示二里头文化在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海汇流这一关键环节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破解更多的历史之谜，为重建夏代历史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