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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业师刘增人先生侧影

http://www.newdu.com 2022-08-28 《名作欣赏》 子张 参加讨论

    
    退休前,突然萌生了回顾四十年从教生涯的想法。于是从前年春天开始写,到今年开春写完,且编成了一本超过二十万字的书。把书稿发给编辑朋友,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一身轻松地踏上了南下两湖两广的旅途。在旅途中,那种写作的兴奋一时静不下来,脑子里常常闪过在书中写到的一些情景。
    从教四十年,从教之前则又有师专中文系从学的两年。回顾这四十二年的从学从教,当然离不开自己所学、所教的专业,离不开在专业方面一直给予我“传道、授业、解惑”的“业师”,而在不少惠我或长或短、关系或浅或深的业师当中,毫无疑问,在我的心目中,刘增人先生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
    
    刘增人
    
    子张
    我如此说,绝非想借以表示我取得过什么可以炫耀的专业成绩。恰恰相反,跟刘老师相比,我即便再拼命努力十年也不可能达到老师廿年前的成就,况且就连对学术研究所抱持的那份虔诚、那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态度我也自觉永难望其项背呢!另一方面,刘老师从泰山脚下到东海之滨,门下桃李何止三千,而我不过是老师教过的学生中最驽钝者,又哪里敢存炫耀之念!但是驽钝也罢,欠收也罢,毕竟仍是老师教过的学生,更重要的是我毕竟也跟刘老师进了同一个专业之门,共同的经历和语言也就更多一些,故而愿意把自己归之于刘老师门下,并引为光荣和幸运,想来或不至于太过冒昧和大言不惭吧。
    近日得见刘老师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年表,对刘老师的家世与身世增加了不少了解,也和我自己跟从刘老师学习现代文学史过程中不少“节点”有了呼应和对照,恍然觉得自己所走过的路子倒多多少少可以印证刘老师的学术年表,不妨就沿着这个思路略略追叙几句。
    年表显示,在1979 到1981 年我在泰安师专中文系从学期间,刘老师的学术研究正处于由《鲁迅自述生平辑要》向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过渡、转移的阶段。《鲁迅自述生平辑要》1973 年开始编纂,1979 年5 月以上下两册出版。也是在1979 年,刘老师和冯光廉先生领到了编写叶、王、臧三位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专辑的新任务,用刘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冯光廉先生)携带我也参加了这一后来被称为‘世纪工程’的宏图伟业中,由此正式开始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其所从事的仍然是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但时代却已然从“文革”后期的初步回归转向了大幅度的拨乱反正。
    不过由于我初入学门,莫说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中文系的现代文学课程也才刚刚开课,自然与刘老师当时所从事的这些新课题几乎完全隔膜。印象略深些的还只是课堂内外刘老师给我们这些稚嫩的大学生讲课或做学术报告的情景。我的“从教回想录”从上大学写起,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和刘老师交往的记述,比如进校不久就在关于冯雪峰的学术讲座中第一次领略到刘老师才华横溢、逸兴遄飞的风采;当然还有我高中班主任隋庆云老师介绍我去登门拜访刘老师的事;其实还有一件没写进去的细节,即有一次我去刘老师家里,恰逢刘老师出差,苏师母接待了我,且跟我提到王统照、臧克家研究的事,令我十分敬佩苏师母之谈吐不凡以及优雅风度。说到刘老师在课堂上的幽默,我的回想录里有如许描述:“刘老师讲现代文学课,激情而富风趣,比如他讲到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一个人物笑的时候把胸前衣服上的纽扣都崩飞了,听课的同学们哄堂大笑。我经常把我的课堂笔记本拿给刘老师看,刘老师则每每认真地为我指谬,我在笔记里批评当时的电视‘广告文艺’节目只有广告没有文艺,刘老师也给予肯定。”
    2003 年9 月,刘增人老师从教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青岛举办,我和克敌师兄不能到会,乃合写一封贺信发去,请与会的泰安师专校友代为宣读。其中有这样几段话,或略可表达我们对作为师者的刘增人先生的尊崇和服膺,谨录于此,以存旧迹:
    在历届同学们心目中,您一直是一位最年轻、最勤奋、最平易近人、最具生命活力和感召力、最受爱戴和尊敬的老师。在泰安师专,同学们无不以听到您的讲课而深感幸运,无不以成为您的学生而觉得光荣。1987 年,您告别了巍巍泰山,来到了蓝天碧海的青岛,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在这里,您像一个文化拓荒者一样点燃了年轻学子心灵的圣火;在这里,您以惯有的热情和执着挖掘着青岛新文化的矿藏;在这里,您不断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地。美丽青岛的文化形象因青岛大学的积极参与而为之改观,而这与您以及其他各位先生的精诚合作、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先贤刘勰的这句话,对于老师而言,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我们有幸成为您的学生,感到十分光荣;而在后来的岁月中成为您的同道,更是感到幸运有加。毕业二十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您视为学业上的良师,人格上的楷模。“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说实话,两年的师专中文系学习,仅止于专科,自然还谈不上对现代文学学科方向的“倾斜”或“选择”。但这两年也自有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跟刘老师建立了牢固的师生之谊,也就为后续我在不知不觉中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归化”铺平了道路。当我有一天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竟然与刘老师的学术课题是那么相近的时候,我就在更深的层面确认了刘老师之于我的“业师”之缘。
    汉语中的“业”是个多义字,查查字书,起码可以找到十种以上的字义。判断“业”字之义,除了看其在具体文字中的情境,就是看它和什么字组词。譬如具体到业务、事业、恶业、学业、课业,就差不多能区分“业”的不同范围了。
    业师之业,显然与学业、课业属同一范围,乃教育行业内一个略显陈旧的词儿。说它略显陈旧,因为近几十年来已不太有人用它了,所以在当代文献中找带有“业师”的例句就不太容易找到,连《词源》上也只一句出自清代某传奇作品的例句,除此之外,大概《警世恒言》《红楼梦》《儒林外史》上还有,近人蔡元培也用过。
    我不太确定此前是从何处借用过“业师”一词,而之所以借用,是觉得这个词恰好可以指代带我入门、修习现代文学专业的导师刘增人先生。所以当我在不同场合提到刘老师时,脑子里就会自动跳出这个词。对我个人而言,“业师”还有动态性含义,如果说两年师专,刘老师是我的学业之师,那么两年后我的工作越来越贴近现代文学研究时,刘老师又成为我的专业之师。
    本来,师范专科毕业,老老实实做好中学语文教师就是本分。可是想不到,就因为与刘老师不曾中断过通信联系,我倒慢慢和刘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产生了关联,不但受刘老师之托帮他做了些许文字校对工作,自己也萌生了为一位现代文学人物编撰著译年表和研究资料的念头,甚至还有了以中学语文教师资格去泰安参加全国师专现代文学教学研讨会的机会。近四十年之后,当《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和《山屋轶话:吴伯箫评传》两部拙著先后正式出版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两部书的起点,即在汶河边那所中学帮刘老师校对并补充王统照和臧克家研究资料目录,以及立意开始我的“吴伯箫研究”的情景。
    《刘增人学术年表》显示,自从1979 年接收了编纂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研究资料的任务后,刘老师就和冯光廉先生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旅程,到各大城市图书馆挖掘沉睡已久的史料是第一步,正如刘老师自己所说:“数年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终日泡在京、沪、宁、津、济、青等地的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里,与纸页完全变黄的书册、期刊、报纸们对话。北京的国子监:上海的徐家汇、南京的龙蟠里、济南的大明湖、青岛的大学路……都有幸成为屡屡光顾的读者,对这一领域里的风云变幻、龙腾虎跃的景象,就越来越神往。”随之出现的,自然就是有关叶圣陶、王统照、鲁迅、王鲁彦以及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成果陆续刊载于众多学术期刊。1983 年,《王统照研究资料》便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也很快得到了刘老师寄到莱芜的赠书。
    1982 年到泰安参加母校主办的全国师专现代文学教学研讨会,不但是我毕业后第一次重返泰安与刘老师再次见面,更是通过这次会议与来自全国各地师专的不少老师们有所接触。还在会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樊骏先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樊骏先生在信中就考研和学术研究给予我不少指点、建议,这让我向现代文学学科又走近了一步。
    1985 年山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我报了名,可赶上教师进修学校的函授教学任务,我没能去泰安参加考试。而参加考试的魏建、刘克敌学长却考上了。让我不曾想到的是,魏建学长离职读研产生的连锁反应之一,却是我的又一次工作调动:由高中语文教研员升华为母校泰安师专中文系现代文学助教,不折不扣地成了刘老师的“同道”和助手。关于这次调动的重重困难和曲折,我在从教回想录里有所追忆,这里只提一个细节。就是新学期开始后,刘老师为了使我尽快转换角色,适应高校专业教学,专门嘱咐我与即将赴济南读研的魏建“扯一扯”上课的事。恰好遇到魏建学长来中文系资料室,于是就有了我们坐在田径场台阶上交谈的一幕。学长告诉我,师专学生很本分,上课应该不成问题,真正的考验是以后的学术研究……
    初回母校那两年,工作压力甚大,但也的确促进了我的“入门”,刘老师之于我的“业师”意义或主要体现于下列诸端:
    一是刘老师带领我和新同事宋阜森编写上下两册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题解》,短篇的写“题解”,长篇的写“内容提要”,我负责上册,阜森负责下册。如果着眼于现代文学史教学和学术研究,这个从作品细读入手的训练不能不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开始为1985 级上课后,为了阅读作品,我颇有点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劲头,图书馆的书都是逐排逐排借的。说实话,在师专上学时读书极其有限,校图书馆也不能自由进出,但身份变成了教师,不但可以直接到书库找书,而且一次可以借一二十册。那些出版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卷本作家文集,尽管仍有种种历史局限,可也大大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初也是最基础的教学与学术训练。
    从刘老师后来统筹组织全省师专中文专业教材,即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题解》在内的系列教材角度说,我们最初所编的内部印刷配套教材实则起了“蓝本”的作用。因为正式出版的《题解》上下册正是在内部印刷本基础上各校分工合作完成的。完全有理由说,在80 年代,特别是刘老师担任中文系副主任那几年,泰安师专无疑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师专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的前列,并且发挥了较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二是随着教学步入正轨,我的学术之路也慢慢铺开,一方面因刘老师而结识了来泰安的几位诗人、学者,还和刘老师合作撰写文学评论;另一方面也在刘老师带领下开始介入一些学术会议,自然也要为参加会议撰写论文。印象最深的就是1987 年到济南参加省现代文学研究会举办的王统照、李广田学术研讨会,会上认识了山师大诗歌研究的前辈吕家乡老师,吕老师向刘老师打听我的情况,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年刘老师调到青岛大学后,以拓荒者的姿态为挖掘青岛现代文化资源、塑造青岛文化形象不遗余力,不少活动也一如既往地通知我去参加。他邀请严家炎、田本相先生去青大做系列学术报告,省内不少兄弟院校的现代文学同行到场聆听,我不但临时担任录音工作,还常常和刘老师一起陪严、田两位先生到海边散步,也就留下了在小麦岛那张合影。后来我和严家炎先生也有了通信联系,一度想认真梳理严先生的学术生涯与成就,只是经过一番阅读后感觉到能力有限,才遗憾地知难而退。
    三是在我确立了新诗研究的方向后,刘老师也把我纳入了他和冯光廉先生申报的山东省重点项目“近百年中国文学体式流变史”研究梯队,让我和青岛大学鲁原老师合作其中的子课题“新诗文体流变史”。这又促使我进入现代文学更具本体意义的层面,由此对“文体”产生了某种自觉。鲁原老师也宽宏大度地接纳了我,还专门携夫人一起到泰安住了几天。我们在游览普照寺和登泰山的路上,在泰山医学院招待所,在我家讨论书稿切入角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该课题自1992 年开始,1999 年五本书汇编为两大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规、高端的科研项目,连同这年我的另一本书《冷雨与热风》一并成为我当时的“代表作”,不但是我破格评审教授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也为我以“引进人才”调入浙江工业大学增加了砝码。
    
    就在我撰写此文期间,收到了泰山学院编纂的中文系历届校友回忆录。我注意到1985、1986 级校友提及我时,往往以刘增人老师的“接班人”“助手”称呼我,令我惭愧之余,甚是光荣。可惜限于薄弱的基础,即便我主观上多么努力,也总觉得望尘莫及,“接班人”“助手”云云,勉强说不过证明了彼时刘老师和我之间那种温暖和谐的师生情谊罢了。
    在刘老师众多弟子当中,我一定是最驽钝的那一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在自己极其肤浅的教学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得自刘老师影响甚多,我由钦佩而自觉不自觉地有所“习得”,将刘老师教书育人与治学的某些因素融入到自己的心性中。这却是必须强调且最感欣慰的。
    我因为根底浅,理论素养不够,为找到适于自己的学术方向和路径蹉跎了不少岁月。但走来走去,发现最后还是回到了现代文学史料学(或曰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路子上来了。我渐渐意识到,以史料表达观点未必不如那种凌空蹈虚的“以论代史”有效,文学考古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以浮漂的思想舶来品堆砌起来的华丽论文有时真的不如一个确凿的历史证据更有说服力。故而在我重新捡起三十年前年谱编制工作时不免也想到了当初刘老师所做的现代作家资料汇编与年表、传记的撰著,我明晰了自己的目标,也就似乎悟到了方法,以事实说话和传记研究的确也都是中外学者认定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而尊重事实或史实不也同时就是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吗?
    之所以由研究方法联想到做人处事,是我想到刘老师的学术实践中特别重视作家的人格研究。对他熟悉的鲁迅、叶圣陶、王统照,无论在相关传记还是单篇文章中都反复讨论到他们的人格,在他老年所写纪念师辈、先贤的回忆文章中也往往不期然地提到人格。我在本世纪初年评论刘老师的《王统照传》时就注意到这一点,我说:“对传主的感情认同使其与传主产生了深刻的精神沟通,在叙述过程中始终可以感觉到作者与传主之间真挚、坦诚的心灵对话。作者是怀着对传主人格模式、道德情操、精神遗风的深情追慕投入写作的,故此在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通过对传主灵魂的剖析而对时俗、对自我不断发出的拷问……”又说:“在这部传记中,刘增人先生最倾心的,是王统照极具魅力、完美地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里承传下来的道德人格。应当说,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知识分子(或称文人)的道德人格,无论称其为‘君子人格’也好,称其为‘大丈夫人格’也罢,的确已经成为维系我们民族健康人际关系,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健康人际关系的约定俗成的道德准则……”
    本文不是对刘增人先生学术活动的系统评述,仅仅是我个人成长路上跟随刘老师蹒跚学步的片段记忆。但我的确经由回忆而使自己有所思考,也似乎意识到了刘老师教学与治学某些深层次的怀抱、寄托,譬如他孜孜以求的那种叫作“人格”的东西不正反射出他内心深处某种精神动力的闪光吗?
    如果说尊重事实乃是一切治学与做人方法的基础,那么,授业之师把“业”授好自然也就包含着为人之道的传承。哪有离开扎扎实实的“业”而兀自高高在上的“道”呢?
    业师,实在也就是人师呀。
    2022 年5 月27 日,杭州朝晖楼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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