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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1982年，任教于国立澳大利亚大学的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主编的《庶民研究》第一卷出版，标志着后来蜚声世界的“庶民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 School）正式登上国际史坛。此后，《庶民研究》连续出版12卷，直至2005年宣告结束。实际上，《庶民研究》尚在陆续出版之际，其影响就已经超出了印度，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其中，拉丁美洲知识界对它的认同和接受尤为热切。拉美学者认为，“庶民”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因其所蕴含的底层属性、殖民性、种族性、女性主义、边缘性等丰富内涵，为理解和考察拉美特有的历史、文化、阶级、种族等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度庶民研究的引入，为拉美研究带来了“庶民转向”（subalternist turn）。不过，庶民研究在印度得以产生的语境与拉美毕竟不同，这使得“庶民”这一概念和研究视角在进入拉美后，衍生出与印度不尽相同的意义与变化。庶民研究在拉美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争议和影响，体现了一种史学理念在“南南对话”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价值。 一、“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的创立与目标 1992年，受印度庶民研究的影响，一些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拉丁美洲研究学者在乔治·梅森大学的一次聚会上决定成立“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Group），当时的创始成员有约翰·贝弗利（John Beverley）、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何塞·拉瓦萨（José Rabasa）、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Ileana Rodríguez）、哈维尔·桑希内斯（Javier Sanjinés）五人。同一年，在拉丁美洲研究学会召开的拉丁美洲学会第17届国际大会上，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正式成立。上述五位创始人中，除约翰·贝弗利外，均为拉美学者，他们的研究涉及历史、文学、语言、文化等领域，是一个多学科性质的学术团体。五位创始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学生或青年教师都参与过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政治活动，其中一些在80年代还积极投身拉丁美洲的革命政治。比如，约翰·贝弗利参与了80年代的中美洲团结运动（Central American Solidarity Movement），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曾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工作，而罗伯特·卡尔作为牙买加人，亲身遭遇了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Michael Norman Manley）政府的垮台。这些相似的经历和政治取向，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女性主义、族裔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后，研究小组的规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拉美学者参与其中，在拉美学界乃至西方学界均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3年，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在著名的左派刊物《疆界2》（Boundary 2）上发表成立声明。一年后，这份声明又刊登在以发表文化史和文化理论论文著称的刊物《立场》（Disposition）上，作为该刊《庶民研究在拉美》专刊中的一篇。研究小组的创立声明与古哈发表在《庶民研究》第一卷上的《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有诸多相似之处，主要讲述创办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背景与初衷，以及小组的学术旨趣、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研究小组认为，在20世纪拉丁美洲曲折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同样出现了与在印度语境中相似的“庶民”群体。但是，早于印度学者的是，拉美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意识到了“庶民”和“庶民性”（subalternity）等问题。比如，在对墨西哥革命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印第安人以及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混血所生的梅斯蒂索人（Mestizo）在革命中的能动性。尤其是后者，他们不仅是革命的参与者，更是革命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在对古巴革命的研究中，研究者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史学模式和文化范式，强调了拉丁美洲历史主体的非欧洲和后欧洲特性，认为工人大众而不是上层精英才应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研究小组还认为，在尼加拉瓜革命时期，拉丁美洲出现了具有原创精神的解放神学，号召信徒积极投身到底层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去，宣称消灭一切不公正的现象就是遵循上帝的律令。解放神学和之前引入拉美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共同构成了拉美庶民研究可资汲取的理论来源。总之，声明宣示了研究小组意欲达到的目的，即像他们的印度同道那样，去发现拉丁美洲庶民的政治、文化和抵抗的传统，进而揭示庶民不仅发展出自己的抵抗策略，而且帮助和改进了精英的政治立场。 不过，在对于何谓“庶民”的界定上，研究小组与印度学者有所不同，他们不主张用单一的阶级属性来定义“庶民”。不像印度语境下的“庶民”主要是指农民，拉美语境中的“庶民”身份更加飘忽不定且更具异质性，涵盖几乎所有下层的、边缘的、弱势的群体。正如研究小组在成立声明中所言：“庶民不是某一类人。再重复一次，它是一个变异的、移动的主体。即使我们同意庶民是指数量众多的劳动人口和中间阶层这一一般概念，我们也必须将非劳动主体包括在内……我们需要进入广大的、流动的大众之中，他们包括农民、正式和非正式部门的无产者、未充分就业的人、小商贩、处在货币经济之外或边缘的人、各种因失业而流浪的人、儿童、日益增加的无家可归者……”这种看似散漫、粗略的定义实际上是研究小组的一种策略：通过放弃“庶民”概念上的明确性，而使之获得更宽泛的内涵，进而将更多不能确定和无法归类的主体纳入其中。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小组同样没有给出具体而统一的规定，但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提醒学者们在批判拉美研究中的精英主义的同时，应自觉意识到研究者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精英”身份，即他们大多是来自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此，研究小组指出，学者们必须看到作为精英教育产物的“研究”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学者们在研究庶民的同时，会不自觉地通过概念化等方式将一种权力强加在庶民身上，因而会面临庶民对这种权力的抵抗。所以，学者们不能仅仅埋头于书本和档案，而要投身庶民鲜活的“口头世界”，去发现被文字材料所遮蔽、掩盖甚至压抑的庶民的真实面貌。研究小组进而提出，对庶民的研究应当是与之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显然，这不仅是以新的方式看待庶民，以新的和更强大的形式提取信息的问题，而且也是在我们和我们视之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同时代人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问题。” 以对巴西狂欢节的解读为例，包括左派知识分子著作在内的精英主义文本一般认为，狂欢节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暂时摆脱和反转固化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空间。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认为，下层民众可以在狂欢节中通过装扮和角色扮演，让自己成为国王和王后，从而完成社会身份的倒转。巴西人类学家罗伯托·达马塔（Roberto da Matta）指出，巴西的狂欢节讲述了一个乌托邦的故事，暗示了世界的颠倒和等级体制的倒置，表达了将巴西下层民众从社会阶级和道德规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意愿。总之，借助狂欢节这一文化实践，“维护社会等级组织的且支配着社会行为的规则被悬置、逾越或倒转了”。但是，上述精英主义的解读，都将巴西狂欢节化约为一个同质化的空间或一个平衡不同身份的场所，最终将庶民错综复杂的行动和意识整合到由精英创造的、可以被主流社会理解的话语模式中。相反，人们只有抛却头脑中既有的种种限制，来到狂欢节的“现场”，进入庶民的“口头世界”，以一种类似于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方法，才能听到一个个离散的而不是被统合为一个整体的庶民的声音，才能发现不同的种族、阶级和性别与霸权的特定关系。因此，狂欢节不是精英主义所设定的反转庶民日常生活和社会身份的场所，而是巴西社会下层尤其是非裔巴西人为自己创造的一个书写自我历史的空间，尽管书写这样一种历史是极其困难的。 深入庶民的“口头世界”还有另外一层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于拉丁美洲的某些“庶民”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字材料，研究者无法重构他们的过去，也更难发现和恢复他们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意识。以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为例，他们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文字系统，完全依靠口头传统保存和传播他们对于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进而形成一个颇具流动性和地方特色的“口头世界”。但是，当西班牙殖民者进入这一地区后，印第安人悠久的口头传统随即遭受到巨大的冲击。西班牙文成为记录其历史的主要介质，原本享有口头传统的印第安人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无法进行自我表述的没有历史的群体。但在拉美的庶民研究学者看来，印第安人的口述历史要比经由西班牙文转录的成文历史，更具真实性也更能揭示印第安人内在的精神世界。就这一点而言，研究者确实需要进入印第安人的口头世界，去探知他们那未经歪曲的原初意识。 二、如何发现拉丁美洲的“庶民” 深入庶民的“口头世界”，固然有助于聆听庶民真实的声音，发现庶民真实的样态。但对历史学家而言，寻找并还原庶民的历史与诉求，最终要落实到对那些庶民隐身和散落其间的史料的解读上。鉴于庶民的边缘性身份和难以自我表述的特点，常规的史料中很少有对他们客观而全面的记载，即使有的话，也是从官方或者精英的立场加以编定，这就很难去认识庶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印度的庶民研究者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提出要用一种“逆其纹理”（against the grain）的方法解读史料，这有点类似于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深描”法，即深入到文本的内部去挖掘其被掩藏的含义。印度庶民研究的创始人拉纳吉特·古哈在这方面给出了很好的示范。 古哈在梳理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历史记录时发现，这些材料可以按照出现的先后顺序和来源分为三级话语类型：官方的记录（第一级）；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同时代人的历史著作（第二级）；距离事件的发生已有很长时间的不代表官方立场的历史著作（第三级）。第一级话语因烙有深刻的殖民地当局的印迹而不能作为客观公允的史料加以使用；第二级话语虽然标榜客观性和中立态度，但作者的殖民地官员身份使之从文字和言辞上都对农民起义的真实意义进行了反向曲解。比如，他们用一种“糟得很”的陈述置换并掩盖了农民起义“好得很”的实际情况，从而形成一种所谓的“反起义的文体”（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在第三级话语中，历史学家虽然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但他们所依据的材料依然是经过挪用的前两级话语。因此，哪怕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无法彻底摆脱“反起义的文体”。一个典型例子是，这些历史学家同样无视农民的政治意识，并将农民起义中的宗教因素斥为迷信和狂热。第三级话语不但不能揭示农民起义的复杂原因和深层含义，反而不自觉地成为殖民主义的共谋。古哈对此的评论是：“一旦农民抗争被收编于英国殖民统治、国家或民族的事业中，历史学家就很容易放弃他应该探讨并描述该抗争特有的意识之责任，而满足于把它归因于某种超验意识……仅仅把他们再现为某种其他意志的工具。” 同样，拉美庶民研究小组也借鉴了这种解读史料的方法。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约翰·贝弗利在《逆向书写》一文中，分析和比较了18世纪末秘鲁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的三个文本。第一个文本是起义的领导者何塞·加布里埃尔·孔多尔坎基（José Gabriel Condorcanqui）写的《族谱》（Genealogía），主要讲述孔多尔坎基自己的出身和家族世系，强调了他作为秘鲁末代印加王图帕克·阿马鲁一世（ Túpac Amaru I）直系后裔的特殊身份。第二个文本是孔多尔坎基的同父异母的弟弟胡安·包蒂斯塔（Juan Bautista）起义失败后在监狱中所写的《回忆录》（Memorias）。由于孔多尔坎基兄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个文本都用西班牙语写成。贝弗利发现，从文本的形式上来看，不论是孔多尔坎基的《族谱》还是包蒂斯塔的《回忆录》，都不是秘鲁印第安文学中已有的文类，两者都借鉴了欧洲同类文本的模式和修辞。按照一般的理解，这两篇文献都属于起义当事者的自述，是了解图帕克·阿马鲁起义的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但在贝弗利看来，这类史料在展现起义中的“庶民”时仍有其局限性。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文献创作者的身份问题。孔多尔坎基和包蒂斯塔都是印第安部落贵族，都上过西班牙人兴办的天主教学校，能够熟练掌握西班牙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西班牙化了的印第安人。特别是孔多尔坎基，时而穿戴印加服装以印加王形象示人，时而身着西班牙人的军装以现代军人的形象示人。贝弗利认为，这体现了起义领导者在意识形态的构成上以及在殖民体系中的身份认同上，都具有一种双重性和矛盾性。他们对于起义的记述缺乏庶民视角，因而也是“反起义的”。其次，文献的性质问题。贝弗利认为，上述两种文献都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它们都带有强烈的施为性（performative），过于注重用表述达成某种行为目的，因而不能描述起义的真实特征。再加上这类文献都是用西班牙语写成，针对的读者主要是西班牙殖民当局和能够看懂西班牙文的克里奥尔人，不是那些既不会说西班牙语更看不懂西班牙文的下层起义者，但他们恰恰是起义者中的大多数。 由此，贝弗利引出了第三个文本，即一部名为《欧雁台》（Ollantay）的剧本。该剧本讲述了印加武士欧雁台与印加公主的爱情，以及欧雁台反抗印加王统治的故事，用秘鲁印第安人的语言克丘亚语写成，并用克丘亚语为印第安观众演出。剧本采用了西班牙戏剧黄金时代的典型形式，是一出三幕喜剧并配有丑角。贝弗利指出，从形式上看，《欧雁台》是三个文本中最具衍生性和“欧洲”特性。但是，就其本质而言，这个剧本因为是用克丘亚语写成，受众是印第安人而不是西班牙人和克里奥尔人；尽管它采用了西班牙喜剧的外在形式，但反映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却是秘鲁本土的，而不是欧洲的。再有，《欧雁台》是在图帕克·阿马鲁起义期间演出的，其中欧雁台反抗印加王的故事被认为象征着秘鲁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抵抗，因而更能激发下层起义者的士气。 据此，贝弗利总结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存在着两种关于印第安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文本。一种由起义的领导者书写，它们用西班牙语写成，主要写给殖民当局和起义者中的上层，因而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文本。另外一种属于下层起义者的，但这种文本不是以书面形式而是以口头形式存在，采用的是一种与读写能力（literacy）无关的文化实践方式。相比而言，后一种文本虽然不是书面形式的，却更能反映庶民起义者的本意，以及他们而不是精英对于革命的要求。古哈在分析19世纪印度农民反抗的文本时曾指出，书面形式会使文本脱离其原有的语境，并因文字的不透明性而破坏革命的原始动机。若从两种不同的文本所表达的起义的目的来看，精英主义文本中的起义主要针对城市及其西班牙居民，侧重物质问题，希望能够废除波旁王朝为增加税收和限制商业而执行的严苛的经济改革，并未触及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基础，因而是改良式的。相反，庶民文本中的起义，体现的是土著中最贫穷和受剥削最严重的人的理想，他们希望联合秘鲁各部落的印第安酋长和同样受到盘剥的克里奥尔人，恢复古老的印加王国，因而是激进的和革命的。 尽管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对史料的解读与印度庶民研究学者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比较而言，他们比后者更为激进。印度庶民研究学者对史料的解读，侧重揭示史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某些史料的产生、搜集和保存都有可能是权力运作和支配的结果。史料因而不是绝对客观的，只有消解其中的权力因素，才能为历史学家所用。也就是说，印度庶民研究学者虽然认为史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否认史料仍是历史学家可以依赖的对过去较为可信的记录。但对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而言，由于其成员多为语言学、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他们更多地把史料看成文本，也更多地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史料。换句话说，他们重视的是文本本身，而不是文本中蕴含的历史性。这一点也常常是拉丁美洲庶民研究小组备受争议的地方。 三、争议与影响 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在研究小组成立将近十年后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指出，拉美庶民研究主要涉及对文化本身的激进批判，以及对文化在形塑、影响和改变与表现庶民有关的各种学科上的作用的激进批判。这里的文化显然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它至少具有三层含义：1. 思想、知识和处事规则；2. 人工制造的工具；3. 社会行动所产生的产品，并且能为进一步的社会生活发展所利用。因此，拉美庶民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侧重文化研究、语言学研究常常使用的文本分析等路径。当然，这一特点是和庶民史料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解读庶民史料的方法有关。不过，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文本的分析和解读不能脱离一定的语境、常识和道德，否则便会流于概念和文字上的游戏。正如印度的庶民研究在后期转向了带有解构主义性质的文本分析，进而导致这一研究群体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一样，拉美庶民研究的这一特点，也使之遭到历史学家的批评。 智利学者、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的弗洛伦西亚·马隆认为，拉美庶民研究小组主要是为了达成两种目的：一是发现官方或精英文化在表现庶民时的扭曲逻辑；二是揭示农民起义自身的策略和文化实践的社会符号学。如此以来，拉美庶民研究便被简化成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技巧。马隆同时指出，拉美庶民研究使用“逆其纹理”的方式解读档案和材料，这固然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的审视精英话语的方案，但档案和史料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化约为被建构的文本，而不是对人类过去行为和生活的记录，尽管这种记录并不完美和有所缺失。这种将档案和史料降低为文本的作法，不仅会导致拉美庶民研究“史学的贫困”（poverty of historiography），也使得“庶民”这一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研究的客体更加让人难以理解。拉美庶民研究看待档案和史料的方式其实涉及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历史能否被认识、历史中是否存在不可辩驳的“真相”？尽管历史的真相可能常常被权力所掩盖，档案和史料也可能常常是权力的产物，但这不是文本分析能够取代档案研究和史料考辨的理由。档案和史料固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在其中索隐探佚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也正是推动人们去探知真相的动力源泉。 也有学者认为，将印度语境中的“庶民”移植到拉丁美洲并不合适，因为印度的“庶民”产生于殖民者（英国人）与被殖民者（印度人）二元对立的典型的殖民统治结构中，而拉美的情况要更为复杂。在拉美，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领导者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克里奥尔人和西班牙人与印第安土著混血的梅斯蒂索人，他们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被殖民者”。对宗主国的西班牙人来说，他们是被殖民者；但对印第安土著来说，他们又成为“内部殖民者”。他们一方面在反抗帝国的行动中建立起新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对印第安土著加以排斥。更为重要的是，与独立后印度人不得不接受英国殖民者强加而来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同，他们认为来自宗主国的被用于构建独立国家的意识型态和上层建筑的各种观念，本身就是自我传统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只是在政治和经济上摆脱了宗主国的控制，在文化和社会上仍然是与之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与亚洲或非洲的后殖民社会相比，独立后的拉美国家不需要再经历去殖民化的过程，因而并不是典型的后殖民国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豪尔赫·克洛尔·德阿尔巴指出：“美洲……在特点上并不是另一个亚洲或非洲；墨西哥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印度，巴西不是另一种类型的印度尼西亚。” 对拉美庶民研究的另一类批评来自拉美本土学者。实际上，拉美庶民研究小组中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拉美各国，他们虽然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但与拉美学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人甚至保留着原来的国籍。比如，研究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是尼加拉瓜人，在研究小组中享有盛誉的费尔南多·克洛内尔（Fernando Coronil）是委内瑞拉人，瓦尔特·米尼奥罗（Walter D. Mignolo）是阿根廷人，何塞·拉瓦萨是墨西哥人。但是，拉美的本土学者认为，研究小组的工作是基于北美学术环境展开的，因此，他们的研究不能代表拉美本土的研究。乌拉圭学者乌戈·阿丘加尔就认为，以拉美庶民研究为代表的拉美后殖民研究，基本是由那些身处第一世界学术中心，且能够说英语并用英语写作的拉美学者在推动，这对于拉美民族文化的研究并无太大意义。曾经编选过印度庶民研究西班牙文译本的玻利维亚历史学家西尔维娅·里维拉·库西坎基和罗莎娜·巴拉甘也指出，拉美庶民研究忽视了拉美本土的三种批判殖民主义的传统：阿根廷的经济史研究、玻利维亚农民起义和寡头政治研究、墨西哥的内部殖民主义研究。她们甚至认为，拉美庶民研究小组在接受新理论的同时，放弃了在拉美存在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 上述对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批评在引起争议的同时，也得到了研究小组的回应。针对马隆等学者关于拉美庶民研究沦为文本解读的观点，约翰·贝弗利提出了不同意见。他重申庶民研究不仅涉及一种看待和言说庶民的新方式，更关涉我们与我们视之为研究对象的人和社会实践之间建立起团结关系的问题。为此，他援引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关于“团结”（solidarity）和“客观性”（objectivity）的论断，指出生活于共同体之中的人通常会采用两种方式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第一种是讲述他们对这个共同体的贡献，第二种是描述他们与一种超越了这个共同体的非人类的实在（non-human reality）之间的关系。前一种体现了对团结的渴望，后一种体现了对客观性的渴望。贝弗利进而指出，在对庶民——他们并非他者，而是与我们共存于一个共同体之中的同类——的研究中，最好的办法或许并不是马隆那样的对客观性的追求，而是对团结的追求。因为，就建构一种共同体之内与庶民的平等关系而言，真理除了遵循形而上学的标准即客观性之外，还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就是促进共同体的团结。此外，如果仅仅将基于史料的客观研究视为历史研究的唯一途径，那么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功用就会显得过于单一。事实上，历史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是无法找到充分和客观的材料的。比如，在对大屠杀进行研究时，幸存者的回忆将成为重要的证据。尽管回忆或者记忆存在一定的偏差乃至错误，难以说得上是“客观”的材料，但历史学家不会因为记忆的这一缺陷就对大屠杀作出否认。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在《只有一个证人》一文中强调，在大屠杀这类“极限事件”中，仅一个证人就足以让我们窥见过去的真实。可见，当历史研究涉及道德问题时，孤证也是可以用于支撑某种论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史料并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 针对产生于印度二元对立的殖民统治结构之中的“庶民”能否应用到拉美语境中的问题，贝弗利申明，拉美的庶民研究是从次国家（subnational）或超国家（supnational）层面来研究庶民的抵抗运动的，而不是将之置于国家或民族主义等精英主义话语中来考察。像在拉美这种文化、人种和社会分层异常多样化且相互交织的地方，任何单一或固定的解释方法都不能揭示庶民丰富和多元的流动性。在拉美传统的国家或民族话语体系中，庶民通常被限定在阶级或人种这样单一的解释框架内，他们的行动也被赋予了某种政治目的，他们的历史是线性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测的。但是，对于克里奥尔人或梅蒂索斯人来说，他们展现的双重认同和混杂身份，在国家或民族的框架内难以理解。所以，拉美的庶民研究并不是对印度庶民概念的简单借用，而是结合拉美语境的一次再创造。况且，即便印度的“庶民”产生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这样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但这一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同样是为了挑战国家、民族、民族主义等精英主义话语，只不过印度在人种和社会分层上没有拉丁美洲复杂。 至于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究竟能否代表拉美本土学者的研究这一问题，研究小组在1993年发表的成立声明中曾有过这样一段话：“在全球性的新形势下，‘拉丁美洲’这一能指当前也指美国内部重要的社会力量，美国现在已成为世界上20个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中的第四或第五大国家。”约翰·贝弗利在1999年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且更加强调拉丁美洲实际上已经处于美国内部的现实。伊利亚娜·罗德里格斯同样认为，尽管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成员主要身处美国，但没有人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感到满意，因为后者从未强调“将财富分散化和将政治权力民主化”。而瓦尔特·米尼奥罗解释了他为什么用英语写作的原因，即避免在当代理论的讨论中被边缘化，并尽可能地介入与西方知识的对话。但不论如何，拉美庶民研究学者的定位问题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全球化的当下，许多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都处于跨国流动的状态，如何去界定这些学者的身份和研究成果就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尽管对于拉美庶民研究有着诸多争议，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拉美庶民研究在推动国际史学界的“南南对话”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与以往非西方国家总是从西方国家借鉴理论相比，拉美庶民研究可以看作以拉美学者为主的具有非西方身份的研究群体，对于产生于另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这对于打破国际学术界不平等的等级体制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有着积极作用。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后，拉美庶民研究小组的一些成员，依然坚守着最初的信念，在彰显拉美学者的学术个性以及在挑战西方学术霸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继续推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比如，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何塞·拉瓦萨在2010年推出了《没有历史：庶民研究、萨帕塔起义与历史的幽灵》一书。该书从印第安人的视角，重新考察了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力图恢复在西方历史叙事中被抹去的印第安人的主体意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再如，任教于杜克大学的瓦尔特·米尼奥罗在2012年出版的《地方历史/全球设计：殖民性、庶民知识和边界思维》一书中，提出了“边界思维”（border thinking）、与西方话语“脱钩”（delinking）等重要概念，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梳理和了解拉丁美洲庶民研究的成就及影响，对于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知非西方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源于《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