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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世界古代史、中外历史比较。 主持人语(梁占军)：教育部最近调整学科目录，拟将区域国别学列为新增的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是国家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学科建设布局方面采取的一次重大创新举措。在传统学科泾渭分明、交叉学科方兴未艾的背景下，如何建设好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并确保其未来能够行稳致远，关键在于相关学科能否切实做到深度交叉与协同。世界史学科作为最早倡导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之一，其原有的国别史、区域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关联密切，而且部分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基地和中心就是依托世界史学科建设的，如首都师范大学的文明区划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的土耳其研究中心等，它们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对于如何构建好区域国别学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为此，本组笔谈以“全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特邀了几位长期关注和亲身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世界史同仁，围绕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体系建设、世界现代史学科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优势与路径、区域国别研究对国别史研究范式的启迪，以及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与本土的实践等不同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认识，希望能够对区域国别学科的跨学科交叉建设有所助益。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新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学科专业目录包括14个学科门类，其中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列有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学界对此反响热烈。《光明日报》《学海》等报刊为此发表了众多学者的文章，从不同的视角与层面论述设立“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意义。[1]首都师范大学还于近期成立了新的学科平台——国别区域研究院。应该说，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社会与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要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等时代之题，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遇到的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和地区性问题，都离不开能够读懂世界、读懂区域国别传统与文化的学者，离不开学者们对世界的真实解释，离不开对相关学术资源的不断开发与利用。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极大地推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从而为全球治理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本文拟就“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做一阐发，以求教于学者同仁。 一 在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以前，我国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主要依托法学门下的“国际政治”、外国语言文学门下的“区域学”、世界史门下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等二级学科培养学生。高校的研究者多分布在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类院校、外交学院以及部分高校的相关院系，研究力量相对分散，研究课题相对狭小，不能形成合力，也无法进行系统化、整体性建设。外国语言文学以语言为优势，国际政治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世界地区与国别史则主要以现当代国家为研究重心。各支力量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留下了许多遗憾。以世界史学科下设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为例，按照学术惯例，我国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主要以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各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特点与不同发展道路，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相关规律的普遍性和发展历程的特殊性。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亚洲史、欧洲史、非洲史、北美史、拉丁美洲史，以及美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俄罗斯(苏联)史和日本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重点主要放在对大区域和大国史的探究上，对世界上的中等区域、小型区域的研究以及小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关注很少，更谈不上讨论中等区域与小型区域的关系、小国对大国发展的影响。学术研究已明显滞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 新的专业目录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置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下，显然是要克服单一学科下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弊端，打破学科壁垒，形成新的综合型培养模式。通过“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这一平台，学者们可以更好地开阔眼界，形成整体性、全局性思维，解决相关二级学科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培养融通中外文化、促进文明交流、顺应学术发展趋势、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精尖人才。 应该说，中国目前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时机已经成熟。近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明显提高。我国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以及区域问题的重要力量。时代呼唤更多的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方案，世界期盼更多的中国学者在区域国别事务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在“区域国别学”相关领域的学术积累已逾40余年，业已具备独立设置一级学科的条件。我国高校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以来的发展，学科布局渐趋合理，队伍结构明显优化，与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日趋频繁，学者出国考察更加常态化，相关二级学科培养出来的大批杰出人才在各专业领域担当重任。这些都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 就高校而言，设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既是展示实力之机会，更是履行职责之所在。在学科的具体建设过程中，相关高校会通盘考量“区域国别学”的外延与内涵，在认真解决共性问题的基础上，立足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基础，采取各种措施，探索并凝聚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重点研究方向。各校的建设速度有快有慢，建设重点也不尽相同：有的以区域学为发展重点，有的以国际政治为发展方向，有的以世界历史为发展基础，但目标都是为了服务国家战略，探寻“区域国别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在学科建设初期，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将众多外国问题研究，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国际政治和世界地区与国别史纳入一个统一的学科框架之中。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国别学”可以不考虑与“外国语言文学”“法学”和“世界史”等一级学科之间的关系。因为语言是工具，是载体，是沟通信息的渠道，是构建知识体系的第一要素；历史是基础，是前提，承载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职责，是沟通古今的桥梁，是疏通知远、认识真相的途径；法学则是规范，是准则，是为知识体系定调立规的手段。它们都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与重视。 一般而言，以历史学科为建设基础的“区域国别学”会更审慎地区分其与“世界史”一级学科之间的异同。从区别中探寻自身的内涵，从区别中设定学科的外延。众所周知，当前的“世界史”一级学科分属于历史学门类之下，与“中国史”和“考古学”两个一级学科并列。“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史学理论与外国史学史、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与国别史、专门史等二级学科。“世界史”以研究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联系、交流互动为目标，旨在探寻并还原真相，总结人类过往的经验，丰富并积累人类的知识，彰往察来，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与趋势，为中外文明的交往互鉴提供智识与学理支持。 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现实情况看，“世界史”的侧重点主要放在对外国历史，尤其是对外国城市国家、帝国国家、教会国家、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上。国家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组织，虽然从古至今国家的形式变化很大，但国家毕竟是实体，而且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实体。因此，把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标本和对象，确实比较容易拿捏，也利于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征。不过，世界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复杂的、不平衡的。某些现象与国家有关，某些现象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某些现象是区域内多国共有的，而另一些现象却是区域内某一国家所独有的。无论是有关还是无关，无论是共有还是独有，都离不开将区域国别学的内容作为基础，否则很难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区域国别学”的设立有助于弥补“世界史”学科之不足。“世界史”学科所要揭示的主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或纵向发展的规律，而“区域国别学”思考的是综合性的区域国别因素，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研究手段和方法上也更关注多个学科的融合。这显然是“世界史”学科所不及的。那么，“世界史”学科对于“区域国别学”提供的借鉴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是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区域都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了解世界整体，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大势，要揭示区域之真，国别之真，显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世界史”学科可以给“区域国别学”提供众多成功的建设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一级学科之下二级学科的设立、学科理论的完善与运用、学科带头人的遴选与学科队伍的管理，以及学科攻关项目的设定与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等等。 在“区域国别学”建设初期，准确处理本学科与近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借鉴其他成熟学科的建设经验，充分发挥“区域国别学”的后发优势，这显然是所有建设单位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三 学科要发展，研究是基础。没有研究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没有创新性成果的学科也是很难立住脚的。 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说才刚刚起步，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循，但历史上涉及“区域国别学”方面的成果，尤其是区域研究的成果还是可见的。许多经典作品留存于世，等待我们去挖掘、学习与借鉴。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也是史学强国。历史为百科之首，“百家之学俱源于史”。[2]区域研究的众多内容都融在史学作品之中。区域研究不仅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更是我国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至少有2000多年区域研究的历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区域研究方面的杰作。《大宛列传》列在《史记》中，是《史记》整体中的一部分，但如果把它抽出来，也是一部完整的区域研究作品：其内容涵盖区域内的国家，涉及区域内的民俗风情、区域内各国的特产，区域内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区域内国家的人口结构与兵力状况。《大宛列传》这类作品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国家的强大。秦汉空前的统一以及张骞的凿空，使当时的人们发现了更大的世界，为此眼界大开；二是出现了实地考察的使者和商人，他们记录并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三是当时学者撰写文章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了把区域事务概念化的能力，将事实置于能够被理解、被传播的知识谱系范围内。直至今日，国家强大、有获取实地资料的渠道，以及具备将事实置于被理解的知识谱系的能力，这仍是从事区域研究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大宛列传》之后，我国又有《汉书》的《西域传》、《后汉书》的《西域传》、裴矩的《西域图记》、杜环的《经行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区域研究领域的杰作。除中国的作品以外，全盛时期的罗马同样产生了一系列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巨著。如斯特拉波的《地理学》、[3]老普林尼的《对自然的探究》[4]等。它们都是当前我国在进行“区域国别学”研究时所必须重视的重要学术资源。 当然，近代以后，欧美在建立和发展“区域国别学”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有众多的成果问世。我们也应择善而用之。[5] 历史表明，区域研究确实是大国的经略之学，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都是如此。区域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尤其是周边的世界，区域研究的对象常常是综合性的。历史也表明，我们的前人早已在区域研究上有了探索，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合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之路是可行的。当下进行“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应该高度重视前人的经验和成就。前人的探索和成果是我们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整理、利用好这些成果也是“区域国别学”建设不应忽略的重要任务。更何况，区域也好，国别也罢，都不是当下所特有，而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们都从历史中走来，是历史中的一环。离开历史的“区域国别学”是走不远的，离开文明研究的“区域国别学”也很难看清事物发展的规律，无法为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为政府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中国式“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下设计未来，需要在中国特色的大框架下规划整体性的学生培养和科学研究方案，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世界发展之新变化，用中国人的勤奋与睿智撰写世界新的文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四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要成长、发展、壮大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有合理的体制作为保障。 在以学科为中心的高校机构设置中，当下的“区域国别学”主要有两种建制形式：一是以北京大学为代表，在学校层面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教师实行双聘制，其编制落在教师原来从属的学院。教师在完成原单位工作的同时，参与研究院的研究和建设工作；二是以首都师范大学为代表，以历史学院的世界史为建设基础，整合全校相关学术资源，教师实行实聘或双聘相结合的形式。两种建设模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模式立足学科，努力实施多学科交叉；第二种模式立足综合，但培养主体还是放在历史学院。在当前的大学体制下，无论是第一种模式，还是第二种模式，都需要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否则工作较难推进。 在“区域国别学”建立的初期，上述两种体制模式应该是合适的，但可以肯定，它们都不是学科建设的最佳模式。“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最佳模式应该还是建设独立的学院或学部。中国即将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建设“区域国别学”是国家的长远之策，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是国家的长期任务。“区域国别学”有自己固有的研究对象，需要进行独立建设。按照学科建设的一般规律，建设一个成熟的“区域国别学”学科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需要专业化的科研和教学队伍，需要专业学者个人的学术积淀，需要学术团队资源的不断积累，需要完整的培养方案以及多元的知识结构和稳定的实践基地，更需要适合于各校自身发展特点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也就是说，“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既要坚守适用于学科建设的一般原则，又要凸显自身的特色。一般原则是存在的基石，独立特色是存在的理由。成立独立的以“区域国别学”为建设单位的学院或学部，并将外国语言文学、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等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学科体系之中加以谋划、建设，应该是学科建设的远景目标。 从学科发展规律看，将“区域国别学”放在交叉学科之下进行建设，这还是第一步，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而第二步则必然是成立教研实体，以学院或学部为建设支撑平台，独立建设“区域国别学”。 应该说，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已经起步，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从本质上讲，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殖民时代英帝国所建立的“区域国别学”，以及与冷战时期美国所建立的“区域国别学”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服务国家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己任，是和平之学，服务人类之学，给世界带来福泽的智慧之学。当然，要建设好这一学科，还需一代代学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实践经验十分重要，理论探索同样宝贵。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者有信心、有能力在自身实践和广泛吸纳国内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阔步前行，用中国人的智慧构建具有中国风格的“区域国别学”新体系。 [1]参见刘新成、李建军：《立足“我们”谋求“共赢”——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光明日报》，2022年5月27日，第11版；陈恒：《超越以西方话语霸权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学海》，2022年第2期；韩东育：《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他山经验与自我实践》，《学海》，2022年第2期等。 [2]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3]参见Strabo，Geograph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s.1－17，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1932. [4]参见Pliny，Natural Histor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Vols.1－37，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1962. [5]参见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第3－17页；张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18页。 (本文原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全球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理论与实践”笔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