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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联合并团结了东亚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其中，中朝抗日力量的并肩作战，既书写了两国人民克敌制胜的光辉篇章，也成为战后东亚新秩序的重要历史根基。以往对此段历史的研究，尚未深入考察朝鲜志士对中国抗战的书写与认知。近年来，随着该时期朝鲜人在华创办的报刊资料不断得到挖掘和整理出版，不仅使得从他者视角更加充分地阐释东亚抗日叙事成为可能，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发掘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 第一，推进抗战研究的新史料。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半岛后，众多朝鲜爱国志士不得已流亡中国开展独立运动。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他们凭借精通中文的语言优势，在华创办报刊多达30余种，不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舆论，而且书写了充满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这些报刊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东亚的野蛮行径，详细报道了中朝乃至东亚联合抗日的英勇事迹，明确阐述了朝鲜方面的抗日理念和对中外局势的见解，是拓展抗战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由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要成员于1930年1月创设的韩国独立党，曾先后发行《上海新闻》《韩声》《震光》《韩国独立党党报》《通告》《独立评论》等报刊。由朝鲜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人士于1932年1月组成的韩国革命党，曾发行《革命公论》。由5个朝鲜政党于1935年7月统合而成的朝鲜民族革命党，曾陆续发行《民族革命党党报》《民族革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路》《前途》《我们通讯》等报刊。在金九主导下于1935年11月成立的韩国国民党，曾发行《韩民》《韩青》《前线》等报刊。由朝鲜左右翼政党、团体于1937年12月联合组成的朝鲜民族战线联盟，曾发行《朝鲜民族战线》。 除政党、联盟之外，朝鲜武装力量还创办了多种报刊。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关内地区最早的军事团体朝鲜义勇队顺利成立。该军队本部与分队曾陆续发行《朝鲜义勇队通讯》《朝鲜义勇队》《东方战友》《战鼓》《战岗》《内外消息》《华中通讯》《江南通讯》等报刊。与此同时，韩国青年战地工作队与韩国光复军也曾发行《韩国青年》《光复》等报刊。 第二，丰富东亚叙事的新视角。作为日本侵略东亚的受害者和东亚抗日斗争的先锋队，朝鲜志士在上述报刊资料中，不仅结合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东亚的种种罪行，而且积极联合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亚的一切抗日力量，为从东亚内部考察抗战提供了新视角。 在日本侵略东亚方面，朝鲜志士早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已认清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最终目的在于占有地大物博的中国。在他们看来，日本为征服整个中国，不惜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通过彻底吞并朝鲜半岛，打通侵略中国大陆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不断强调“韩亡中危”的因果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对中国大陆的藩篱意义。 他们还密切关注日本殖民中国台湾地区与侵略东南亚的情况，通过与朝鲜半岛作对比，揭露日本殖民者在“亲善”“防共”口号下对东亚的阴谋和暴行。对于日本殖民者宣传的“东亚新秩序”，他们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该秩序以主奴关系为基础，屠杀、压迫、饥饿、流浪是其显著特征，与东亚人民真正需要的和平秩序完全相悖。 在东亚抗战方面，朝鲜志士尤为注重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联合。他们从关系密切性的角度，强调两国在地理、历史、文化上具有休戚相关的命运；从革命共同性的角度，指出两国都在追求自主独立、民权政治与平等经济；从利益共同性的角度，认为中国抗战的成败直接关乎朝鲜半岛的解放，而朝鲜革命力量的作为，有助于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 对于中国台湾地区，他们深信无论从历史还是时势来看，其解放运动都自然地构成中华民族革命的一部分，故号召更多台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的成立，让他们更加笃信，建立一条包围日本法西斯的联合战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由此，开始倡导创设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盟机构，进而加速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崩溃。 第三，探究抗战意义的新路径。与短暂访华的西方记者不同，长期侨居中国的朝鲜志士作为“内部的他者”，不仅更为直观、真切地目睹了中国抗战的实况，而且更早、更深刻地认识到抗战对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重大意义。 对中国而言，全面抗战被朝鲜志士视为中华民族觉醒与中国复兴的开端。他们认为，中国自此划出了时代的大鸿沟，过去一切腐化的怪象在战火洗礼下被冲刷殆尽。金若山有感于中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义举，在《告朝鲜国内革命同志书》一文中，赞颂中华民族具有三个“伟大性”：一是有伟大的团结力量；二是有伟大的牺牲精神；三是有伟大的动员力量。 对东亚而言，朝鲜志士认为，中国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东亚的迷梦，而且坚定了东亚各民族争取独立的信念，彻底打开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之路。正如署名“健宇”的朝鲜人在《中韩民族抗日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所强调：“目前中国民族光荣伟大的抗日战争，不仅增大了国际的信任，确保东方被压迫民族解放革命战线内的中心势力，同时中国的抗战势力，对邻邦弱少民族解放运动，给与伟大的革命冲动，并且占在领导的地位。” 对世界而言，朝鲜志士多次强调，作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队，中国的抗战并非仅为本国主权而战，更为世界公共正义而奋斗。它打破了法西斯势力统治世界的妄想，间接保障了英、美、法等国家的利益，切实扶助了弱小民族的解放独立，为恢复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重审战后格局的新线索。在抗战接近尾声之时，朝鲜志士与其他反侵略同盟国家的人民一样，憧憬着战后的新世界，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构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构想既立足于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又饱含着并肩作战的盟友情谊，为重审战后东亚与世界新秩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朝鲜志士在畅想东亚的美好未来时，已经预测到战后将会出现空前的剧变，即日本的没落与中国的再生。中朝两国人民多年来患难与共、浴血奋战的联合抗日经历，让他们相信中国在主导东亚形势的时候，必然会维护其他国家的利益。出于这种预测与信任，朝鲜志士不仅希望中国能够保证战后朝鲜半岛的独立，更期盼中国能够肩负起领导弱小民族实现解放的历史重任。 他们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教训，认为不能把朝鲜的命运完全托付于西方大国，而是希望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组成联合机构，在统一的指挥下，实现民族自决。金光曾在《战后世界改造与中国的领导责任》中指出：“由中国以民族自决号召弱小民族动员，必可得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欢迎与响应。尤其中国在这四年抗战当中，国际地位日趋提高，对于这次大战贡献极大，将来召集和平会议，处理世界问题的时候，必定取得最有力的发言资格。因此，由中国负起领导弱小民族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是至为适当的。”李雄也在《论中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中主张，“现在中华民族站在世界潮流的前面，号召弱小民族，一面歼灭暴力，一面推行民族自决，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荣誉，对于全世界人类，确有千秋万代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承载着朝鲜志士的信任与期待，中国在开罗会议期间力主战后恢复朝鲜半岛的独立，并推动该条目写入《开罗宣言》，为战后朝鲜半岛走向独立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中国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为弱小民族发声，支持托管领土朝着独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发展，以实际行动加速了世界非殖民化进程。 总而言之，朝鲜抗日复国志士在中国创办的报刊资料，既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是丰富的思想宝库，有助于推动东亚和国际社会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与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