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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5年末，在日方策动与地方实力派配合下，“华北自治运动”达到最高潮，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亦白热化。在此种复杂情势下，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学运之初，基于不同政治考量，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分歧。然而，国民党当局既难以满足学生的政治诉求，其直辖区域的党政组织也无力领导学运。随着华北局势逐渐稳定，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最终达成一致。一二九运动在双方合力制裁下最终陷入低潮，但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也因此受损，这客观上为平津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恢复组织、扩大影响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国民党南京政府；宋哲元；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 1935年末，日本加紧了对华北侵略，并暗中策动地方实力派，企图实现“华北自治”。“华北自治运动”直接促成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并对其走向产生了极大影响。“五四”以来，举凡大的学生运动，多与派系政治有关，一二九运动亦是如此。因此，若要对一二九运动进行全面立体的历史考察，就必须对运动发生时的客观环境，特别是对与之相关的各主要政治力量间的关系有所了解。 一般而言，组织领导者是决定学生运动能否发动以及声势大小的关键因素，但运动的发展样态及其走向，也与当时的外部条件有密切关联。此前讨论一二九运动的论著，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作为组织者的中共及其领导的爱国学生， 采取的是“镇压—抗争”研究范式，或从“左”右路线斗争的角度来论述评价，但很少关注运动发生时的外部政治环境。近年来，虽有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探析一二九运动，但其研究对象仍主要是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或参与者。也有学者注意到一二九运动中的镇压者及被镇压者内部均有不一致之处，以及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在处理学运一事上的差异，但诸多观点值得商榷。总的看，既有研究对一二九运动中镇压者一方的考察略显不足，或有提及，也多是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视角出发，将地方实力派宋哲元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这一同样重要的镇压者却有所忽视，更未深究镇压者内部的复杂关系对学运走向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二九运动发生的背景颇为复杂。《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势力撤出北平，宋哲元为自身利益，借日方力量与之讨价还价。地方实力派与日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宋哲元当局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残酷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可谓一丘之貉。但考虑到双方在“华北自治运动”前后的矛盾与冲突，同为镇压者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割据平津的地方实力派，在应对同一场学生运动时自有不同的考量与举措，进而影响运动的态势。特别是当一二九运动向南发展，席卷上海、南京、武汉等南京政府统治核心区域时，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当局应对如何，同样会影响南京政府对于学运的态度。本文拟在利用相关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参引新闻报刊及时人书信、日记等史料，考察彼时复杂的政治格局如何影响一二九运动历史走向，特别是由此产生了何种历史后果，以期加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认识。 一、学运前奏：“华北自治运动”从幕后到台前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中央军及党部撤出河北，西北军系宋哲元部利用丰台事件，借机取得了北平的实际控制权及“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不过宋哲元所欲非限于“卫戍平津”,其幕僚萧振瀛7月初就表示希望能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委以冀察全权。不过，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宋哲元“既阻新命，又复多方要挟”颇不满，即原命宋哲元为陕甘宁边区“剿匪”总司令，但他欲就冀察绥靖主任，后又要求保留察哈尔地盘，南京政府原已同意，不料宋又要北平市，蒋介石极不满意，故“从而中止”。此种矛盾下，宋哲元进一步利用日本压迫国民党南京政府，希冀取得相应名义，但借助日援又不得不考虑由此可能产生“失道”的政治风险，不敢公开“自治”。南京方面则因中央军与国民党党部均撤，在宋哲元不公开叛国的前提下，亦难以进行实际的牵制。 随着时间发展，局势愈加僵化。是年10月至11月，南京方面两次派参谋次长熊斌赴北平与宋哲元部磋商，宋哲元亦于10月12日派代表赴开封与蒋介石面谈。宋哲元方面希望国民党南京政府能立即予以“金钱、器械”之援助。但蒋介石只与宋方代表讨论战后地盘安排的问题，即中日开战后宋方若“不能在河北占住”,则以河南、陕西为其地盘，对援助问题则避而不谈。宋哲元认为，中日关系尚不明朗，所谓的战后地盘安排只是“空洞的纸张”。宋哲元在意的是当下如何与日折冲，援助问题才是其关注所在。因在核心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宋哲元对南京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11月9日熊斌再次北上，遭到敷衍冷落，萧振瀛“拒不与见”,会谈毫无结果。 如果说此前“自治运动”尚是暗潮涌动，那么随着10月至11月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华北自治运动”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实际上，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发生后，由于秘密外交与新闻管控，“没有一家中国报纸敢登载全世界皆知的事实”,政府亦“没有一声微弱的抗议”。北平报界名流华觉明在致何成濬的电报中谈道：“北方报纸不敢登载反日文字，即对伪国亦称满洲韩人。”胡适于日记中频叹“时局沉闷的可怕”,可以说正是彼时舆情的写照。王世杰也对胡适说，“此种局势倘再延长而扩大，不出一二年，奴毒必普及一般政治、军事、知识阶级，商人更无论矣”,认为政府应立即摒弃“秘密外交”的做法。此外，由于“自治运动”尚在秘密酝酿，华北时局表面上呈安谧之状，一般民众也难以感知国难之刺激。当时即有人认识到，正是因为华北实亡而名存之状态，民众才“以为地犹未失，昏睡如故也”,不如东四省“名实俱亡”能激发爱国精神。宋哲元借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机，于11月12日发表通电将“自治运动”推向台前，要求中央“结束训政，开始准备实施宪政”。土肥原贤二借此大做文章，扬言此电“为华北组合之第一步”。此事立时引起社会关注，如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就觉察到此电“尚别有文章”,即宋哲元之电明为鼓吹“宪政”的进步舆论，但在“自治”风潮高涨的特殊情势下，“结束训政”实际上暗含积极“自治”之意。《大公报》主笔王芸生也为友人劝诫，切勿响应“取消党治，改变政制”之舆论，称此为“中国再分裂之兆”,并断定地方当局酝酿“自治”,必借此题发挥。11月15日晚，张季鸾同样劝对宋哲元尚抱有希望的胡适“莫作此想”。 随着日军增兵山海关，宋哲元方面加紧营造“自治运动”的气氛，与之呼应。宋哲元此时一方面向南京政府表明“不即不离”的立场，换取其某种程度上的让步；另一方面，考虑到由此可能产生的舆论压力，连日与部下“研拟捷效方式”,以“适合一般舆情”。此种“捷效方式”首先为制造舆论，宣称“自治”是华北各省当局共同意见，营造声势。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即得悉萧振瀛对记者虚称晋鲁两省均赞同“自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代表亦称此全是萧振瀛自导自演。冀省主席商震也报告称，此类流言是萧振瀛擅自发表，并推测宋哲元日内必有“特殊之举动”。萧振瀛同时利用“伪民意之各团体”,逼迫国民党南京政府给予相应名义，转移舆论压力和政治责任，计划“来日大难，咎在中央”。 平津素为全国文化重镇，学者报人云集，入主北平为时尚短的宋哲元想要推行“捷效方式”,必与操诸舆论公器的平津文化名流发生关系。然而，在彼时国难加深情况下，连陶希圣等自由主义者都因“受了日本武力压迫的刺激”,内心的民族思想“一朝炽盛”,“从国际主义者转而重视这国界”,“自治”主张自然难以成为主流知识界的共识。另外，蒋介石自1932年复出之后，也有意与知识精英改善关系，罗致大批名流学者入阁，赢得一批人的好感。如胡适即对罗隆基称蒋介石为“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渊”,钱端升也认为国民党应在“一个最高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而最高领袖只有蒋介石最适宜。如张季鸾这样的报界大亨，亦为“新政学系”所重,是蒋介石“不露面的对日问题顾问”,并多次替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方面斡旋、探听消息。此外应特别注意的是，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及党部虽撤出平津，但各高校及研究院所仍多为教育部辖制，经费由南京拨给。宋哲元虽欲引导舆论，也颇难得到在地文化名流之支持。 11月19日，萧振瀛宴请胡适、傅斯年等在地文化名流，名义上就华北局势交换意见，实际上“是为日本招降，至少是要北平教育界闭口”。萧振瀛等为攫取冀平政权，故意酝酿“人心不安之空气”,并称中央对河北地方“不管不顾”,是“逼其投井”。《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亦称，此会召开是为讨论成立“防共自治会”,萧振瀛在会上为南京政府此前罢免宋哲元一事“喊冤”,目的在“得平津教育界人士之同情”。北平社会局长雷季尚也极力夸大日方压力，称冯玉祥已来电表示“中央决无办法”,希望教育界能够支持宋哲元方面的“自治”主张。然而胡适、傅斯年等人表示，“政府力纵薄弱，亦应苦为支撑”。萧振瀛于是出言威胁，称若公然反对，则人身安全将发生问题。不料，在场人士“以国家危险个人牺牲不成问题等语答之”,双方不欢而散。 19日会议后，平津文化名流更有意彰显自身立场，“华北自治”问题亦逐渐成为舆论焦点。蒋梦麟、梅贻琦等在平各大学校长于24日公开发表宣言，表示“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或组织特殊政治机构的阴谋及举动”,不料此宣言被平津当局扣留。12月1日，胡适发表《华北问题》一文，再次申明立场，表示萧振瀛19日对文化界所作的“一不侵犯主权，二不干涉内政，三不侵占疆土”的保证实际上并不能实现。12月2日，平大校长徐诵明等又公电南京政府，表示平津各报所载要求“自治”之舆情皆为汉奸假造，“各界民众毫无脱离中央另图自治之意”。直到12月7日，胡适等教育界名流觉“自治”事已无可挽回，但仍“决定发一电与中央，请令何敬之(即何应钦，字敬之——引者注)勿走”,在知道何应钦已拟定办法并决心南下后，还坚持“又发一电，措词颇严厉，仍主前说”。 不过，真正将华北问题置于公众舆论焦点的还是《大公报》停刊事件。11月30日，宋哲元发表公电，称“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意图借民意宣布“自治”。《大公报》12月3日发表社论回应此电，劝诫宋哲元勿托词民意：“宋司令及其干部若另有自信，应公开述其真相，以己之身负责行之，不可诿为民意之要求。试问中国良民谁要求其国家分裂者!”平津当局对此反应更为激烈，当即查禁《大公报》。不过张季鸾对《大公报》刊发社论以致封禁之事，并不诧异，甚有刻意之嫌。张季鸾致胡适函中就称，其原计划“出现分裂举动之日，即自动停刊”,对停刊处分“拟不特别疏通，暂时听其自然”,有意使事态继续发酵，胡适对此举亦颇能体会，称张季鸾为“射雕老手”,“一发即中伤要害”。 张季鸾的“听其自然”反倒使事态往“非常”方向发展。《大公报》被查封使平津局势成为舆论焦点，各系报纸纷纷谴责平津地方当局。这一系列事件无疑为南京方面宣示权威、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提供了契机。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属各报立即发表社论，称赞教育界的态度，响应北平市教育界通电。《中央日报》质问平津当局：“平津市上所谓自治运动的荒谬传单招贴，到处可以分送，所谓自治运动的请愿及演说，地方当局可以不加干涉；而独于保全主权领土的言论，立刻雷厉风行予以扣报的处分，平津究竟还是否仍为中国土地?”南京政府通令所辖各机关，“保障正当舆论，崇法治而重民意”。南京政府此时通令保护舆论，不点名地批评某地方机关“妄意扣留报纸”,实是指向封禁《大公报》一事。在此压力下，北平当局不得不允许《大公报》复刊。 从12日通电至《大公报》停刊风波，随着宋哲元与南京政府及倾向南京立场的在地文化名流间矛盾的发展和公开化，“华北自治”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起学生注意。不过，学生群体对于政治内情的了解显然不及胡适等文化名流， 11月间未有大的活动。据时为北平工学院学生的陈希回忆，整个1935年下半年，学院内部仍“风平浪静、运转正常”,学生上课、做实验照常不误。北平医学院的唐诃亦称，学校中政治空气沉寂，学生们多埋头学习。自11月底开始，平津教育界频频发表公电宣示立场，平津国立院校教联会甚至有领导学生向宋哲元请愿之计划，这不能不给学生以影响。12月5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率先发表对时局宣言，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12月6日，北平15校学生发表宣言，要求政府宣布“对敌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12月7日，北平学联决定于9日举行请愿，由此有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学生群体虽反对“自治运动”,却将批评矛头指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如12月6日宣言就批评南京政府高唱“协调、忍耐”之调，“行佯战之手段，驱地方军队作战，而中枢靳一弹而不给，且与敌交饮香槟”,似为宋哲元“夸大鼓吹声势”所迷惑。此点也颇能显示，因与权力中心远近不同，学生群体与文化精英对政治内情的了解详略有别，因而在“自治运动”的认识上有明显差异，这也是日后文化名流与爱国学生群体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自冀案后，“华北自治运动”经历了由幕后走向台前的过程。与此同时，央地矛盾也不断升级。在对宋哲元“筹维再四，另无他道”的情况下，利用“民气”向其施加压力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这客观上也使华北问题逐渐摆脱了“秘密外交”色彩。这样，国民党南京政府、倾向南京政府立场的在地知识精英与宋哲元方面展开的“舆论战”一定程度上助推“华北自治运动”成为公众关切焦点，激活了学生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学运初起：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的不同应对及其成因 具体而言，一二九运动并不仅限于12月9日当天的运动，还包括12月16日爆发的大游行，“一二九”与“一二一六”两场风潮共同构成了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从12月9日至16日，学运不断发展，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双方态度殊异，舆论界之反应也有所变化。 总的来看，12月9日的学运尚属和缓，学生与军警之间冲突并不激烈，尽管引起部分社会舆论同情，但未造成很大影响。据北平市公安局报告，12月9日上午9时，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四五百人绕至阜成门外，军警将城门关闭，未得进入。此后，城内东北大学100余人出校游行，并用白灰包将警察王定华的眼迷伤，当局遂将法学院张振民、东北大学孙玉华等9人逮捕，但因除传单有“共党语气”外，无其他证据，于次日即允其中4人保释。10日，北平市面因“警宪维持得力，安谧如常”。北平6所大学校长于13日发表《告学生书》,称“连日被捕学生，已完全释放”。此次冲突虽然引起广州中大师生、武汉中等以上学校40余校学生通电声援，顾颉刚、吴世昌等教育界人士亦电国民党南京政府“请严令地方当局，不得钳制舆论，滥禁新闻”,但尚未引发全国性的请愿游行，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甚至表示要“以不逾规的行动救国”。此外，宋哲元毕竟没有公开宣称“自治”,主流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仍表示谅解，如《北平晨报》就称宋哲元“所发谈话，亦以服从中央指导为言”,劝告青年“勿太漠视国家之进步事实”。 尽管9日的冲突得到较好处置，但宋哲元方面对此感到高度紧张，绝不愿看到稍稍稳定的局势为之打乱。平市当局9日当天出示公告，“以近日时局不靖，谓睦邻保侨并安定人心计，特饬军警严密防范，禁止集会游行等举动，倘有违背即严惩”。北平学联秘密集会的据点亦被盯梢。平市公安局13日继发公告，称学生如仍“轻听浮言，逾越常轨”,将严厉制裁。 相较而言，国民党南京政府对学生则暗有支持之意，这种态度与其对日方针有关。9日请愿事件后，何应钦即电告中央，“闻各生所发传单标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之句”。尽管南京方面觉察到学运可能有中共背景，却并不避嫌。日方10日向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就学运一事表示抗议，唐有壬却强硬地称学运全系日本假借名义、策划“自治”激起，若日方不再策动“自治”,学运可自行消弭。两日后，日方又抗议南京政府的官方报纸有“鼓励此种运动之评论”,唐有壬却复称既然此前日方借口“自治”为中国人所为而与自身无关，则“今日反对者亦系中国人，日本自然无庸过虑”,只要日方放弃策动“自治”,学运自然停止。国民党政府显然有借学生的“真民意”来应对“自治”的 “伪民意”之意。当然，南京方面也不愿事态失控影响全局。教育部10日令各校“偕同教职员诸君劝导各校学生”,但仍表示“国难严重之时，青年情绪自不免苦闷”,对学生表示谅解。教育部的公开声明亦对学生持同情默许的态度，称“学生及平教界最近表示，纯为爱护国家统一，并无越轨行动”,并电平市当局维护教界安全。教育部16日转电北京大学，赞扬“平津学界深明大义，自足树立风声”,期望能“共资挽回劫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向南京报告学运可能有中共背景的何应钦，却公开对记者称“请愿学生秩序极佳”,对所谓“嫌疑”则一字不提。 12月9日的学生运动虽暂被平息，却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爱国热情，特别是为此后学运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事实上，随着“自治运动”于11月底达到高潮，反日情绪亦压抑至极点。向来反感学运的徐永昌此时都在日记中抱怨为何“不见舆论抨击，更不见学生请愿”。这场风潮引发了大量谣言，而谣言得以流行恰恰证明其迎合了公众的情绪。北平学生界中盛传“师大女同学一名受刺刀伤重，有性命危险”,“日本兵到清华，打伤了几个学生，死了一个”,并说“死在协和医院”,等等。这些传言在北平学生中迅速流行，不少教授也对此深信不疑。如顾颉刚就确信“女生被军警打死”之说，在日记中大骂宋哲元，且以为“报纸上绝不登载”是因军阀封禁之故，此颇能反映平津民众的一般心理。在12月9日事件刺激下，学生组织迅猛发展，又促成16日大游行。南京政府派驻北平监察使周利生报告称，此前“多数学校学生仍在散漫无组织之状态中”,而因9日冲突，“各校便入于严重而活跃之新阶段”,“原有少数学校组织之学生联合会(原系秘密组织)扩大成为数十余校学生联合之策动机关”,策划而成16日之大示威活动。 情感的刺激与组织的准备为学生运动的继续扩大提供了条件。因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16日成立，北平学联15日晚临时决定举行的游行，得到各校学生热烈响应。12月16日游行的规模及军警镇压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9日的情状。据在场学生观察，“这次参加人数比第一次多五倍，气势大十倍，流血重十倍——大约轻伤者数百，重伤者数十(致命的在内)”。顾颉刚亦得悉“伤者甚多，北大一校已四十七人。宪兵穿便衣监视，亦被军警打伤不少”。在外报记者看来，“学生极守秩序，故警察之行为，似更无理由之可言”。 宋哲元方面并非没有意识到强力处置可能引发的后果，但此事确实棘手：一方面需忌惮日方态度，“对方迭次诘责外交，颇感困难，深恐酿成祸端，贻误大局”;另一方面“又恐过分严厉，致生意外”,因此“当重当轻极感困难”。但惨案已经造成，宋哲元刚刚拿到冀平地盘，为彰显权威，决心保持强硬态度，次日发表声明称，“学生团体中颇有不少共党分子，大多数纯洁学生，皆受共党分子所欺骗煽动，供其利用驱使”,并警告学生“应立即觉悟，安心求学，勿再为无益之奔走，其少数共党分子，如仍有轨外行动，哲元为维持秩序，安定人心计，决乎以适当之制止”。 “宋哲元部应付不当”旋即引起各界舆论强烈反对，“风声所播，各地学生响应”。南京大中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运动，于18、19两日接连向行政院请愿。19日上海复旦学生二三百人列队至市政府请愿，之后暨南等各大中学生5000余人漏夜步行至市政府请愿。除上海、南京外，其余各省同样有大规模游行。一些大报如《申报》等激烈批评当局“意气用事，视学生如仇敌”,劝告宋哲元与学生“同立于救护国家之地位”。平津当局还遭到教育界的声讨。天津各大中学校教职员通电南京政府：“平市对于学生，实违反政府爱护青年之意，请立事纠正之。”北平大学工学院通电称“学生自晨至暮均无越轨行为”,而军警在学生解散时故意关门包围，“大刀乱砍，枪刺冲锋，无辜青年惨遭毒手”,农学院全体教职员亦指责宋哲元以民族英雄之身份而“负此屠杀青年之恶名”。此前奉劝学生切勿响应的胡适，此时也站出来斥责当局的镇压是“绝对不可恕的野蛮行为”,“是穿武装的人们的大耻辱”。 国民党南京政府再次采取了同宋哲元不同的态度。教育部16日电各校，对学生表示同情，称“近顷平市各校学生对于时事，迭有表示，其爱国之诚，政府及社会均已深察”,“如其行动不越正轨，则同学之正当意见，校长可随时代为转陈，学界之安全，本部当尽力维护”。17日又电告北平市长秦德纯“会同各校校长妥为处理，并望军警方面以诚恳忍耐之态度与和平方法，妥慎应付”,并表示“希望平当局极力避免激烈方法，而以和平方法处理”。 对于南京的回应，宋哲元方面起初仍持强硬态度，坚持“过不在己”的说辞。石敬亭17日电蒋介石，称学生“受人利用”,“企图引起严重外交问题”。秦德纯19日亦电南京，称当局纯以“和平劝阻制止轨外行动为宗旨”,反倒是学生过激，“手持灰包木棍”攻击警士，“将消防激筒捣毁，以致受伤警士二十余名”,自认始终遵循蒋介石“和平妥慎之旨”。然而蒋介石19日回电，仍令其“和缓处置，勿生枝节”。同日，行政院又令宋哲元“约束宪警、切勿冲突”。 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舆论的双重压力下，宋哲元只能软化立场，被捕学生于20日时“已陆续完全释放”。宋哲元于20日发表《告各校长书》,表示“今日学生思想，恐非官府瘏口哓音所能开导，倘意以行政力量遏抑震慑，不惟贻摧残教育之误会，抑且涉越俎代庖之嫌疑”,将处置学运之权责交付各校。12月底，宋哲元通令冀省及平津两市地方所属院校放假，而教育部直属各高校亦于1月初放假，北平学运暂告一段落。 学运爆发之初，国民党南京政府同宋哲元当局显然持不同处置态度。宋哲元甫从日方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夹缝中勉强寻得局势的平衡，攫得平津之举可谓火中取栗，对于有冲击自身政权稳定之虞的学运自然采取强硬态度。就国民党南京政府而言，之所以对学运采取支持、默许的态度，一方面固然是想借学生的“真民意”来否认“自治”的“假民意”,借此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因为平津等地鞭长莫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直辖区域的学运尚在其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如南京学生18日之游行“秩序极整齐，气象严肃”,并“议决组织本市大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否决罢课等案”,故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反对强行制止之法，决定“采用领导方法，冀其行动合理”。据沪市当局报告，19日之游行“秩序甚佳”,“预料不致有异故丛生”。20日的游行也因“加以精密布置其运用”,“实无若何越轨行动……沿途所呼口号，亦仅为拥护中央，复兴民族及反对自治等项”。武汉学生“哿马两日分别在三镇游行请愿，秩序尚佳”。对于此种一反常态的举措，报纸舆论不能不感叹南方各省(市)当局“能以破格良好之态度对付学生”。上述史实亦显示，学运扩展至南京政府直辖区域之初并不激烈，尚在可以容忍的轨道之中。 鉴于此前学运的教训，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渐蔓延的学运保持警惕。蒋介石在日记中就多次表示过忧虑。教育部部长王世杰19日亦公开告诫学生：“决不能以罢课请愿等举动，先自破坏学校本身之纪律。”教育部同时分电各地教育行政机关，“务使不罢课不游行不请愿”。外交部驻平特派员程锡庚21日电南京：“华北暂时苟安，但危机四伏，学潮如不早日结束，则日方必以防共为名，直接交涉。”《中央日报》《新京日报》等11家国民党报刊20日发表联合声明，希望学生运动“绝对应当便利政府的措施”,表示任何激烈行为都将“增加政府的困难”,希望学生“勿与政府对立起来去人自为战”,这多少反映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三、学运扩大与“因势利导”政策的失败 12月16日大游行后，因“军警戒备甚严，各校当局竭力劝阻”,加之各校提前放假，北平学运暂告一段落，“原拟举行第三次大示威”亦未能实现。然而，受北平影响的上海、武汉甚至南京等地的学运反而日趋激烈。能否让学生运动按照预想方向发展，既能起到反对华北“自治”、强化南京政府中央权威的效果，又不至于冲击秩序，甚至被中共取得运动领导权，这就不能不对南京政府直接辖制区域的地方党政机构提出挑战。 事实上，负责处理学运的国民党各地党政机构未尝没有及时出台应对方略，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在上海，沪市党部于学运发生之前即有准确预判：“北来消息日激一日，上海各大学学生群众蠢蠢欲动，在事实上已难扬汤止沸。”为了所属学生干部不在“群众中堕信誉而失其领导地位”,沪市党部并不采取压制的策略，“对于学生运动使纳入轨范，专以反对华北伪自治为标的而作纯正之表示，并竭力防止反动分子之阴谋捣乱”。此外，沪市党部还联络南京的国民党党政当局，提请做好应对措施，“京中学生万一随之发动，则益增沪上应付之困难”。沪市党部的举措起初也有所成效。12月13日晚，大夏、复旦等校召开大会，有联合各校组织游行示威之议，因“各校同志之从中劝阻”而未能实现。为同主张南下进京请愿的学生组织抗衡，沪市党部还于21日“发动各中学负责同志”,成立了涵括沪市大多数中学的中学生救国联合会，同左翼学生领导的大学学生组织抗衡。 16日游行后，北平学联虽无法再组织大的学生运动，但不断“推派代表南下”,联络南方各省学校，南下学生成为上海等地学运的催化剂。据国民党沪市党部报告，自18日北平学生代表到沪接洽后，沪市学运“遂一发而不可复遏”。南京、武汉等地亦开始接连发生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蒋介石对此颇为头疼，在日记中称：“学生运动今日犹未停止也，痛心之至，减弱抗倭精神不少也。” 学生运动重心南移以上海学生南下请愿事件为标志。从12月23日起，上海形势陡然激化，“复旦学生三四百人集北火车站，欲乘车赴京，向政府请愿。车不开，交通断绝，学生不肯散”。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为此精神备受打击，并考虑“学潮至不得已时，强制解散”。不料24日情势更激烈，杨虎电蒋介石“今日复增至千余人，分子复杂”,口号有抗日及反国民党政府色彩,认为其间有中共背景。市内风潮更烈，戴笠报告“有共产党周某领导之上海市市民救国协会在南京路大陆商场附近集合，工人学生市民等共四五百人游行示威，在南京路与英租界巡捕冲突”,“学生一百余人整队冲入英租界宝山路，河南路又为巡捕伤一人”。同日，蒋介石复电劝学生回校，但无效果，复旦校长亦以“不能领率诸生之信服”辞职。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发表公告称，因发现有中共及其他分子利用学生运动之时机刻意制造风潮，宣布实行局部戒严。25日，因唐有壬被刺，上海局势更为紧张，蒋介石也认为“应即宣布戒严令”,决定“对学生运动与教育组织根本办法”。同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宣布宁、沪、汉三地戒严。蒋介石继于27日电令谷正伦，表示必须于午后四时以前解决京沪路学生问题，如不遵令“即强制执行”,并称愿负一切责任。幸而学生服从劝告返沪，未酿成惨案。此外，蒋介石还电令吴铁城，对“任意登载各地学生消息”的在沪报纸“皆应取缔”,并对所有报纸进行严格检查。蒋介石的日记更能体现他对此事之负面观感：“各地学潮续发未已，京沪路交通阻绝，戒严后始能平息，可知青年运动未有进步也。” 沪市学生运动的激烈程度较北平更甚，此亦折射出国民党沪市党部确实无力主导运动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南京的国民党组织也未能完全掌握学生。蒋介石12月22日接到报告称，因党部及军统均不能“取得绝对之领导权”,只能采取积极的分化破坏政策，“由我方(军统——引者注)同志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宣传联络同学造成一大力量”,使学生内部分裂，阻止学运往偏离政府控制的轨道发展。 除国民党党部无力领导学生外，沪、宁、汉等地的地方党政机构内部不能一致、缺乏协调亦是无力制止学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国民党上海党部与市公安局为处置学运的最核心部门，却因分属CC、军统两大系统，彼此颇不能一致。早在学生南下请愿前，沪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即担忧党部方面不肯配合，特于20日电蒋介石“沪学生运动领导事，团体同志此时应共党部同志切实合作联络”,并请传令党部。不料23日请愿甫一发生，沪市党部与公安局两系统即开始互相攻讦。沪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23日当天即电蒋介石，称策划此次请愿者之背景为加入“黄埔组织”之学生，同时责怪出身黄埔的蔡劲军消极怠工。吴开先报告称，“事发之始，即请蔡局长劲军制止，但无效果”,虽屡请蔡制止学生，然蔡不是表示“亦无办法”,就是“无法指挥”,最后直言“黄埔组织”即为上海学生运动之后台，并表示“党部现已分饬各校同志竭力打消赴京请愿动议，但当局似此步调不一，职殊感应付棘手”。12月31日沪市党部致中央民训部报告仍称，操纵学运的反动分子是“过去曾与本党某武装团体发生关系，近则受社民党之收买”的复旦学生，而“本党某武装团体”即指“黄埔组织”。蔡劲军亦上书蒋介石埋怨“上无坚决指挥，中有纷杂意见，空言高谈，诿过争功”,于29日请求辞职。 党政机构不能协调一致，甚至发生内耗的情况并非仅限上海，南京同样存在此种情况。如金陵大学虽有“一派属于党部方面领导，力量颇不弱”,但军统方面对该派“行动能否趋于一致”则不能确定。中央大学教授朱希祖也注意到，“国民党中某某二派反对政府用政学系、研究系”,“乃操纵学潮”。武汉同样发生地方党部“藉学潮名义，对政治示威”之事，即省市党部利用学生运动，反对新任鄂省主席杨永泰。 沪宁等核心区域尚且如此，在鞭长莫及的北平，国民党组织更难领导学运。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撤销后，仍存有不少国民党籍的学生干部。据现有史料看，国民党籍学生干部对于一般学生的影响力远不如左翼学生干部。如中国学院学生干部沙永山系1934年入党之党员，他就称国民党籍学生不仅不能领导学生，更被“进步青年视为落伍”,他本人虽不气馁，但“难作积极之斗争”,只能“消极抵抗”。“与永山志同道合之人”也只能通过“尽消极之责”的方式对抗左翼学生。尽管北平的国民党籍学生一度试图组织起来与左翼学生抗衡，但效果并不理想。如国民党籍学生方哲然四处拉拢同学加入“CC团”,以“打倒现在学联再组新的学联”。沙永山也“曾联络志同道合同学若干人，上文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请求指导或支持，以领导平市学生运动。但在左翼学生占领导位置情况下，国民党学生总处于被动地位。方哲然自称对左派学生极反感，“忠于党国，计不能不说”,但“实说不过”,同时因竞争不过左翼学生干部，竟“无出席学联的资格”。沙永山还被同学骂为“走狗汉奸”。 对于平津地方，国民党南京政府自然希望学运声势浩大，这不仅能对意图“自治”的地方施加压力，打破“伪民意”的招幌，更有助于凝聚“民气”,彰显政治权威。不过，民族主义思潮之所以能产生巨大作用，即在于其能无视行政地图的区划边界，在“想象的共同体”的范围内发挥效力。12月16日大游行后，一二九运动迅速发展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宋哲元为消弭学运而强制停课放假的举措客观上助推运动的重点由北而南，向南京政府统治核心区域转移。这样，民族主义以双刃剑的形式将政治压力同样传导给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尽管国民党政府各处地方党政机构采取了一定措施，但由于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资源的匮乏，同时也不善协调和利用，效果并不理想。 四、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合力制裁一二九运动及其后续影响 为应对日渐趋烈的南下请愿，国民党南京政府12月23日通令各校指派代表“随同校长于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在首都会见”,由蒋介石本人说明时局，并请学生代表表达意见，是谓“南下聆训”。是否参加南下聆训，实质上是认同国民党政府中央权威与否的问题，此事件对于学运的走向有重大影响。 国民党南京政府下达聆训的通令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安抚人心的效果，但未从根本上“平息”学运。据河北监察使周利生报告，自从南下聆训的消息传至平津各校，“紧张之局面愈趋和缓”,不过“学生运动仍未稍减”,只是“由游行运动转变为潜伏活动”,“前途演变未可忽视”。尽管有不少学生欢迎南下聆训，但由中共党团员及左翼学生控制的学联及各校学生组织对此多持抵制态度。在左翼学生看来，聆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或汉奸们”所玩的花样，“以大批法币往学生群中进行其分化政策，使学生群中也发生了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专为帝国主义者效劳的走狗，断送中华民族生存的败类”。因各校学生组织多掌握在中共及左翼学生手中，聆训代表的选举遭到抵制。如北平大学医学院“规定一月二日举行初选，三日举行复选及一切手续”,但初选即无学生与选。其他学院情况大体类似，北平大学只好复电“学生中竟无一人选出”,对“被派者能否随王教授赴京尚难预定”。1月15日，蒋介石在宁接见各代表，平津学联会则在同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报告反对代表南下理由。秦德纯1月18日电行政院称“平津学生联合会近来秘密进行甚力”,致力于“反对学生赴京代表”“对政府外交力持反对态度”等宣传活动，显系中共领导，请中央允以“制裁”。 北平各校发生反对进京聆训一事自然引起国民党南京政府注意。教育部1月20日电各校，询问近来报章所载反对聆训之启事，“是否为少数学生假借名义淆惑观听，抑属故意蔑视政府功令”,并令“该校学生代表返校后，或不无激烈分子与之为难，务须预为注意防止，倘有越轨行动，自应依法裁制”。1月24日，教育部电北平当局，表示若确有中共参与，“应由当地政府公函各该校长妥商裁制”。 因平市学联1月19日议决拟于2月1日提前开学，在抵制聆训风波的背景下，北平学运有再起之势，宋哲元方面对此感到紧张。1月25日，宋哲元电蒋介石，称学联会为“少数叛徒把持利用”,公开反抗聆训，“对政府作种种不利之宣传”,意在“煽惑民众，激起民变”,故近来“声言复课”,实是“希图全体同学返校后乘机劫持”,企图“颠覆政府”。宋哲元继而表示，河北省属各校“权力所及，自易约期”,只是“平津国立各院校直辖教育部，未便越俎”,要求教育部自行办竣解散各校自治会及平津学联会等事项，否则仍将从重处置。 随着抵制聆训风波的升级，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赞同宋哲元方面的看法，对学运态度逐渐强硬。蒋介石1月29日复电宋哲元：“对于不守纪律妨害课业之学生，或从事煽惑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碍社会秩序之团体，应分别由学校及地方当局严格制裁。”同日，行政院通令教育部、各省市政府：“凡以任何方式妨害学校课业之学生，应立即严令离校，校内校外，尤不得容许任何团体为煽动罢课或干涉学校行政或妨碍社会秩序之举。地方军政机关，查有从事此种煽动行为之团体，应即予以制裁。”2月1日，教育部又转令各校取缔学生组织，尤其不准成立新的校外联合组织，已备案者应“设法劝导停止活动”,这实际上已同意了宋哲元1月25日电之要求。鉴于12月学运之教训，宋哲元不能不考虑南京政府的态度，但也并非完全视其意旨行事。早在2月1日晚，即有军警及便衣队400余人擅入国立北洋工学院，“搜捕学生廿余名”之举。此外，关于国立各高校直隶教育部，以致难以便宜行事的问题，宋哲元方面亦有相应对策。冀察政委会于2月初就拟成立教育委员会，任命刘哲为主席委员，以攫取南京政府对平津各校控制权。宋哲元于2月7日公开发表讲话，称“以冀察距京稍远，为就近整顿两省教育，决增设教育委员会”。 与此同时，由聆训风波发展而来的第三波学生运动激化了学生内部既有的矛盾分歧，对学运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学生内部分歧首先以“读书与救国”这一老问题为发端。时有倾向于“读书求知”的学生向胡适抱怨，“一二一六”后的罢课期中， “埋首图书馆”与忙于贴“标语传单宣言”的学生均为少数，多数人则“乐得睡觉闲谈拉唱斗牌”,认为左翼学生应直接到“农村和红军区域”中去从事革命，不要妨碍大多数同学读书学习。 此外，学生内部又产生一重分歧，争论焦点在是否应该信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参加聆训。1月14日及21日，《北平晨报》连载《赴京听训讨论号》,刊载了正反两方意见，反映了两派分歧。支持者以为，此次学生运动“是学生救国运动，不是学生反政府运动”,不应“自毁政府威信，致使敌人称快”,“给中央政府一种不良的反感”。反对者认为，依据过去的事实，政府“并未能给我们以‘满意’或‘相当满意’的答复”,“宁肯弃去‘要人’的名言，而绝对不赞成这徒劳无功的赴京”。从复课到聆训，一方面学运的政治色彩日渐浓厚，另一方面学生内部分歧也更趋激烈。 学生组织内部的弊病亦使这两重矛盾进一步激化而非缓和。《北平晨报》的《赴京听训讨论号》一栏编者就指出，近来北平各校开全体大会，许多学生不容反对意见，不待对方陈述完毕，即“以嘶嚷或擦踏地板”,甚至驱逐出场。 再次爆发的学运很快从抵制选举发展为驱逐聆训代表，甚至发生了暴力冲突。由此，学生内部持不同立场者间的矛盾再难以调和，到了水火不容的局面。2月23日，清华大学有学生百余人倡组学生救国护校团，主张在拥护国民党政府原则下，一致团结，进行救国运动，作为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北平学联的清华学生救国会则指控“该团违法，并将严惩”。护校团视学运为“奸人的篡夺，而濒于流产”,救国会亦攻击护校团“思想落伍”,是“校方的走狗”“‘脱离祖国，阿附外人’的汉奸”。河北省立高中更有因学生会改组而造成“校内外三百余学生捣毁校长室、电话室、办公室、训育室、教务枪械等室、割断电话、殴打事务主任”之风潮。 随着学运不断发展，先前表示支持的平津教联会也与北平学联发生冲突。2月10日，师大教授杨立奎在该校纪念周席上发表讲话，公开宣称学联收受中共汇款12万元，学联则与杨立奎在报刊上互开笔战，双方言之凿凿、语气坚决。杨立奎称学联有特殊背景，“余有铁证”,学联则回应“尤盼杨某能提出‘铁证’而‘兴大狱’,否则本会对付杨某之道，恐将为群众力量之制裁，非仅‘法律解决’而已”。平津教联会25日公电国民党南京政府主席林森，称学联与中共合作，请“严令地方当局拿办，按法惩治，其与该党有关之各校学生会亦应立予解散”,并请责令各校长检举有关人员，“劝解被诱惑之学生，以遏乱萌，而振纲纪”。 北平地方当局也继续向南京施压，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北平市长秦德纯2月17日报告称，驱逐代表一事已证明学联会确有中共背景，“若不取缔，势将燎原”,学联会外之“十余非法组织”,也全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要求南京下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 一方面是学生内部互相攻讦及教育界公开反对，一方面是北平地方当局频电要求，南京政府终于决定制裁有“政治嫌疑”的学运。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告国人书》,指明文化界之爱国运动有政治背景，并警告将“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南京政府于20日颁布治安紧急办法，承认军警有以“武力或其他有效方法”镇压各种集会游行之权，教育部2月24日向行政院汇报，已分电北平、天津两市政府协同查禁。王世杰25日更向记者表示，对平津汉三地屡有学生反对补考、威胁师长或侮辱来京听训代表等事，除“责令各校严厉惩处鼓动风潮之分子，毋稍姑息”外，必要时将“采取断然处置，停发经费，暂时解散学校”。 国民党南京政府既已公开表态，北平当局立即开展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第一个镇压对象是作为学联日报出版处所的中国学院。据北平市公安局报告，内二区分局2月20日探悉中国学院学生200余人有集会和开启该校枪库举动，遂派军警弹压，逮捕学生17名，捣毁学联日报办公室，搜出大量秘密文件。公安局局长陈继淹及北平市长秦德纯于21日、23日公开声明，“平市学潮确系少数分子从中操纵”,“凡有鼓动学潮，扰乱治安者，定即严厉处置”,表示地方当局的镇压行动均系南京政府命令。冀察政委会2月27日公布通令，称学生团体中，有中共背景，决心“严订办法，以资矫正”。28日，北平军警突袭清华大学，数千军警于次日强行闯入学校，与学生发生严重冲突，8辆警车被砸毁，21名学生被逮捕。此外清华左翼教授张申府及救国会骨干校工冯魁卿亦被捕。此次事件对于北平学生运动影响甚巨，对中共学生组织打击也不小，蒋南翔、方左英等险些被捕，郭明秋、姚依林、蒋南翔等中共学生领袖被迫离开北平，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亦不得不被调离。 在时人看来，“相当地顾虑舆论之非难”的平津当局之所以能够再次“大兴其‘学狱’”,南京政府难辞其咎。但双方合力制裁学运带来的消极影响，却更多指向南京政府。左翼学生自不待言，尤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部分的批评出自拥护南京政府者之口。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虽不否认学生中有政治背景者，但认为知识界人士“多刻苦安分，无权势之野心”,规劝南京政府应努力消弭其同学生的隔阂与刺激，勿使“原有成见者，更趋极端，本来单纯者，渐怀敌对”。国民党内部对此亦有认识，1月14日聆训时，国民党中央民训部就注意到“青年界需要联合组织之愿望，至为迫切，倘不稍予采纳，导入正轨，甚恐另遇煽惑，走入歧途”。国民党中央监委秘书长王子壮同样认为，“如果主张非显然反动，似宜宽厚也”,纵有中共参与其中，也“未尝不可使健全之分子作领导之运动”,随意加以取缔，反将造成不利影响。 北平当局的镇压行动极大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在知识青年中的威望，为中共在北方青年学生中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从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由于“左”倾路线影响，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委员会)遭到四次大破坏，1935年5月的破坏中，仅剩团委书记王学明及其联系的部分党团员未被捕。在团市委基础上改组的北平临委此时党团员仅剩下20人左右。因此，当时的北平临委十分谨慎，“规定很严”,不允许党的领导干部“参加公开活动”。彭涛和当时负责左联工作的谷牧也称，在学运中“党的其他领导干部都没有公开出面”,“党组织指示我不公开参加这一活动”。不让主要干部公开参加学运，更与当时中共北平临委深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有关。姚依林称，由于临委书记王学明和多数人反对彭涛关于建立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的观点，彭涛只好“不管临委会多数意见”,与姚依林、黄敬等人成立“无名义的四人领导小组”,一二九运动是在“甩开临委领导的情况下搞起来的”。可见，中共在一二九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彭涛、姚依林等部分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员，而非受“左”倾错误影响的北平临委实现的。这种特殊的领导方式，一方面巧妙摆脱了“左”倾路线对运动的干扰，还达到了既掩护党的组织又发动群众的效果。然而南京政府在学运应对上的失误，特别是公开支持北平地方当局的镇压行动，却使运动的风向发生逆转。从各方资料来看，北平当局的镇压行动颇为草率，不仅逮捕了不少无政治面貌的学生，就连右派学生干部和国民党员也被抓入狱中。毫无疑问，为宋哲元当局镇压行动买单的还是南京政府。据一位美方情报人员的报告，北平学运“早先完全系拥护政府者”,但已有相当转变，一重要原因即是地方当局数月以来强力压迫学生运动，多托词“系中央政府命令”,故“平、津一带之学生及知识分子，对于政府渐渐失去同情心”。 五、结语 一二九运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除学生外，至少涉及日本、宋哲元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南京政府、不断争取学运领导权的中共以及平津文化名流等多方力量。历史地看，中日冲突及与之联系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地方实力派间矛盾是一二九运动前后重要的历史线索。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的政治博弈为一二九运动提供了一定政治空间，客观上也是一二九运动能发动起来并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条件之一。 具体而言，一二九运动以“华北自治运动”为前奏，而“华北自治运动”的公开化则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宋哲元方面的博弈互动有关。南京政府在学运之初支持学生，有希冀借此消弭“自治”运动，向不受控制的地方实力派施加压力的考量。不过，一二九运动中学生表达诉求的对象不可能是地方当局，而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场因地方实力派镇压激起的局部事件，迅速发酵为一场全国性的学生爱国运动。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既不可能满足学生的抗日诉求，国民党各地方当局亦无力领导运动中生长起来的学生团体，只能同意宋哲元方面对这场原有利于己的学生运动的镇压政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形象也因此大打折扣。经此，一二九运动虽因残酷镇压陷入低潮，但此后平津等地继起的学生爱国运动越来越呈现一种既抗日又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半民族，半阶级”的政治倾向。从1936年开始，此前一度遭严重破坏的中共平津地下党从爱国学生群体中吸纳大批新生力量，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并不断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中共关于抗日救国的思想主张在对国民党政府极度失望的平津知识青年中得到广泛传播，“到延安去”逐渐成为进步青年中最时髦的时代口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