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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军延安观察组得以成行，是抗战后期盟国对日作战形势发展的结果，出于中共与美方共同的需要。中共有意通过观察组与美国高层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并非仅限于军事合作。美国决策层旨在彻底击垮日本，是否军事援助中共取决于对日作战战略。随着美军确定跨岛进攻的战略以及苏联将加入对日作战，尽管中共仍可提供军事帮助，但并非不可或缺。美国最终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了国民党，因对日作战需要而开启的双方外交活动，因政治原因被美方中止。 关键词：美军观察组；抗日战争；中共外交 美军延安观察组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建立的联系渠道，研究中共对美外交的起源，美军观察组是一个必须涉及的课题。学界充分利用已有资料，对美军观察组的研究已经涵盖派遣的缘起、目的、经过及其结果。研究认为，美军观察组的目的是收集日军情报、了解中共实力及其在对日反攻中的作用，探询日后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与美军观察组成员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这种良好关系使中共成功构建自身的抗战形象，对外弘扬了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学者称其是“一种悲剧式的演变必然导致的结果，不能责怪任何一方”,中国学者则认为“那一时期的事件反映出政治上估计的错误，而美国方面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学界需要继续探究的是美国与中共为何未能走向合作?既有研究是否已经涵盖了问题的全部方面?除意识形态和苏联因素外，美国与中共决裂事实上还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考量。本文将继续探讨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交往的一些史实，以推进中共对美外交的研究。 一、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派遣 美军派出观察组当然是基于其自身的利益，但这种公式化的回答很难从更深层次思考战时中美关系的大局。从外交战略看，美国需要了解已经成为一支强大战斗力量的中共，以便为战后的外交政策进行长远布局。从现实策略看，即使是为了击垮日本军队，美军也需要开辟一条国民党政府之外了解中国战场的渠道。国民党一直试图限制中共的发展并最终消灭中共，中共则努力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和封锁，壮大自身力量。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之前，中共做了大量工作，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其宣传是面向全世界，尤其是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国。 如何应对日本的侵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中共改变对美英等国政府态度的主要原因，也正是这一原因使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交往成为可能。1936年7月15日，针对斯诺所提“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问题，毛泽东回答，“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强调应对日本的侵略是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该面对的问题，要“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特别将美英两国列为一类国家，欢迎其加入共同战线。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于9月23日详细阐释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强调为了“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此时的《解放》周刊也经常刊载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发出“为着公理与正义，我们是和美国的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呼吁。1937年底，在《群众》创刊号上，当谈到中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时，有人建议“积极推动英美(援华)”,为了转变英美两国对华并不积极的态度，一要坚持自身抗战，二要坚持“保护英美在华的利益的政策”,使英美两国意识到破坏其在华合法利益的是日本，而非中国。 中共向美英等国释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信号的同时，为了解中国抗战局势，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开始派遣军事情报人员深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考察。1937年12月10日至1938年2月28日，美国军事情报人员、曾担任罗斯福总统卫队长的卡尔逊(Evans Fordyce Carlson)已经为根据地军民描绘了大概的形象：八路军是一支新型军队，一支注重思想教育、官兵平等、充满朝气和富有战斗力的部队。卡尔逊对于八路军的赞扬主要是基于政治性质和组织模式，至于军事潜力，仍然限于对游击战术的解释，认为八路军“类似于美国的民兵和英国的地方部队”。这次军事考察是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前奏。当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场形势吃紧时，很快采纳了直接与中共接触的军方建议。 卡尔逊的根据地之行，并未使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起联系渠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进一步调整对英美的策略，将其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结合，为与英美等国建立交往做了政策上的准备。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中共中央随即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表达了愿与英美合作作战的意愿，呼吁“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局从具体的军事合作入手，为可能到来的与英美军事合作做好准备，其中包括在广东、海南、越南以及南洋各地合作进行游击战争等，具体办法是“由英美供给武器，我们派人帮助组织”。中共强调“应争取英美政府及其军事机关同我们合作，共同组织游击战争”,因为“开展华南海南越南以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的区域中的抗日游击战争，具有重大意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变化，中共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接触的准备，并在此后一直寻找机会向美方传达信息。 1942年8月，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访华，周恩来派人联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尝试直接与居里进行商谈。但是，居里认为直接与共产党接触尚非其时，婉拒了中共的要求。1943年1月，周恩来告诉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庄莱德(Everett F.Drumright),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政策上态度消极，可能会在盟国之间引起误解。如果庄莱德愿意去陕北，可以安排他去延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M.Hamilton)建议密切关注国共两党关系，要求美国驻华大使高斯(C.E.Gauss)随时提交有关国共关系的报告。在3月16日与戴维斯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试探性地提出，为真正进行合作，取得有效的日军情报，美方应该向中共抗日根据地派遣一个美军军官小组。戴维斯把这一建议向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主管范宣德(J.C.Vincent)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汇报后，又经居里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作了汇报。为促进美军观察组的派出，6月24日，戴维斯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强调美国不仅需要来自共产党区域的政治情报，也同样需要军事情报，应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准许向中共根据地派出一个军事观察团，并设置领事。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又提交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派出观察组的时机已经成熟。报告称中共控制区“有大量有关敌国日本的情报，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这样多的情报”,“有中国唯一最大的与蒋介石政府相抗衡的力量”,“有俄国如果进攻日本将会进入的地区”,“有新中国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基础”,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反复表明他们欢迎美国观察员。但是，如果将来情况发生变化，可能会使他们改变态度”,美国应该在仍然受欢迎时，“立即派出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赴共产党中国”。对于蒋介石的反对，戴维斯认为“仅靠一般的外交和军事途径不可能获得他的批准”,建议“总统应直接向他提出请求，因为总统可以运用我们强有力的交涉能力对付任何开始的拒绝”。 接到戴维斯的报告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提出，国民党对中共控制区的封锁，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日作战：一是中国发生的内战所产生的破坏终究会影响到对日整体作战；二是大批部队集中在西北地区(包括国民党军队和中共军队)驻扎不动，如果能部署到对日作战前线将对战局更加有利。2月2日，总统顾问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上报罗斯福，认为戴维斯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希望总统能够推动该建议的实施，并且认为只有总统本人能够说服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到华北。在军方和国务院的建议下，罗斯福决定亲自向蒋介石提出派遣观察组的问题。2月10日，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指出日本陆军主要集中于华北和东北，为了粉碎日军主力，应当尽早收集日本在华北和东北的情报，需要“立即派遣一美国观察团至陕北、山西以及华北其他必要之地区”,希望蒋介石能够支持此计划。 对于罗斯福亲自过问派遣观察组一事，蒋介石较为反感，“罗斯福总统来电，欲派员到陕北、山西侦察华北与东北敌情，其实为共匪宣传所迷，急欲往延安与共党接洽”。蒋介石指示陈布雷“以现在有利之形势”“放胆撰稿”,称“近日以对共态度与对美国记者及总统要求派员观察延安之事，最费考虑，决以婉拒，而以到时再作邀请为辞应之”。2月22日，蒋介石回电罗斯福，对于派遣美军“视察团”,“甚愿尽量协助进行”,要求“军政部与史将军总部拟定此一视察团前往中央政府政治力量所及以及敝国军队驻扎各处”。蒋介石在回电中将观察组更名为视察团，地点也限定为国民党军队驻扎之处。 罗斯福以总统个人名义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尝试通过外交途径派出观察组。助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Edward R.Stettinius)于2月16日致电高斯，称对于使馆所报告的国共关系深感忧虑，国务院“正在认真考虑敦促委员长同意派一个美国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观察小组赴共产党控制区的可能性”。斯退丁纽斯在分析美国需要派遣观察组的原因时称：“从我们现在和未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方面考虑，这样做也是合适的。虽然这个小组最好属于军事性质。但是，让受过政治观察员训练的一名或几名外交人员参加似乎也很合适。”他希望高斯对此提议发表看法。 在听取驻华使馆建议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与陆军部也进行了协商。斯退丁纽斯在致陆军部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的信函中强调，继续恶化的国共关系将对“对日作战有普遍不利的影响”,国务院正在考虑“派一组观察员去华北的共产党控制区”。他告诉史汀生，美国驻华大使馆已经提议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员去共产党控制区。对此，史汀生解释，陆军部已经推迟了戴维斯报告中所建议的派遣观察组一事，因为陆军部尚未获得罗斯福总统关于派遣观察组的任何明确信息。他表示，在总统不在的情形下，除非斯退丁纽斯直接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William D.Leahy)将军汇报，否则此事难有进展。事实上，戴维斯的报告当天就已送交李海。后来的事实证明，罗斯福非常看重派遣观察组一事，很快就付诸实施。 1944年3月1日，罗斯福感谢蒋介石已经采取措施协助美国派遣观察员进入华北，“华北和中国东北地区应是日本重要军事情报的来源。因此，我们拟于不久的将来派出观察组”。该回信同时抄送史迪威和参谋长何恩(Thomas G.Hearn)将军。4月4日，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转来史迪威和高斯的建议，希望罗斯福立即敦促蒋介石同意美国军事观察组前往中共控制区。此时，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意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一败涂地，部分美军在华基地也被日军摧毁。在此紧急形势下，罗斯福翌日即批准了该建议。 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Wallace)受罗斯福总统委派赴华访问。尽管对华莱士此行目的有多种猜测，但其一个明确的效果是促成了蒋介石同意美军观察组奔赴延安。6月23日，华莱士与蒋介石第二次会谈时当面宣读了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即美国需要派遣观察员前往共产党地区。蒋介石表示同意，但唯一的要求是应由军事委员会派出，并希望用“观察组”命名。此次会谈后，美军观察组很快组建完毕，并正式派出。 在全面抗战后期， 美国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深感失望，这是促使美国政府接近中共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党在抗战后期实际上已失去美国的坚定支持”,“美国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失望是深入骨髓的，一个为了维护统治而拒绝改革的顽固形象已深深地刻在美国人的心中”。基于此种基本判断，也就不难理解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两手准备了。罗斯福快速批准派出美军观察组，既考虑利用中共军队对日作战，同时也包含了考察中国战后政治势力的长远目的，美国国务院在组建观察组之初就有意安排1名或2名受过训练的政治观察员加入。 二、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交往及军事合作 美国获得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许可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中央报告：据来自一位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顾问职务的美国人士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已经先后两次致电蒋介石，复又派遣华莱士副总统来华，要求派遣美军观察组去西北。蒋介石起初拒绝，但最后勉强同意。6月23日，驻重庆美国陆军总部致函林伯渠，称“美国陆军总部获得国民政府许可，将派遣美国官员组成的观察组去中国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带及日占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在致毛泽东的信函中，称“我们希望你以十八集团军指挥当局的名义，给予我们合作和帮助，在十八集团军行动的地方，我们的军官自由与当地军事指挥者商量，并尊重其愿望”,强调“我们派去的人，是作一个考察团性质，是在中国军委会指导底下的”。收到美方代表的信函和林伯渠的汇报后，毛泽东指示董必武、林伯渠，“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观察组出发前，董必武再次就观察组的目的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将其归纳为“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飞机降落场问题，及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另从旁观察，得知我们与苏联的真实关系”。董必武汇报的观察组目的应该是美方的正式通告，中共内部对美军观察组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如南方局大胆预测，美国有可能承认中共是中国政治力量的中心，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为实现此目标需要联苏联共。南方局还建议控制美军可能登陆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便争取双方的合作。 7月22日，由包瑞德(David Dean Barrett)上校率领的第一批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8月7日，观察组秘书兼翻译卢登(R.P.Ludden)等第二批观察组成员到达延安。全部人员抵达后，《解放日报》特意发表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认为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赞扬美国和中国并肩作战，具有“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此外，社论还重点介绍了根据地及敌后军民的抗战成就和战果，并特意传达了一条美国海军作战计划的信息，即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海军上将曾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地区和日本”,“因此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意在引起美军的注意。 为了统一全党对外交往中的认识和思想，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不应把美军观察组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所以我们的外交，又已经是半独立性的”。 观察组到来后，先后与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新四军军长陈毅进行一般性的了解谈话，两人向美方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的大概情况。在向美方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成果和战斗精神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为可能的军事合作做准备。毛泽东要求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收集一些必要与可用的日军情报，以便美军观察组向华盛顿报告，“推动美方重视我们的活动，更加速地考虑对我援助”。在要求收集的情报中，主要是围绕海军登陆作战所必须了解的信息，如“青岛、烟台、连云港常泊兵舰数目及类型”,“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确实查清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根据地”。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要求沿海各根据地和新四军扩大武装部队，建设强固的根据地，7月3日、25日两次致电东江纵队，要求加强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武装。8月20日指示邓小平等在太行、山东、华中地区建设飞机场，为美军观察组的考察提供便利。毛泽东告诉李先念：“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 为了准确高效地了解日军情报，8月21日，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致函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开列了需要具体了解的情报清单。一是建议设立“总管空军情报委员会”,由叶剑英负责；二是希望提供七七事变以来关于中共军队的重要军事行动及作战情况的书面资料，主要是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皖南事变以及日本对敌后的“扫荡”四个方面的资料；三是希望能经常性地获得八路军总部获取的重要敌军情报摘要。30日，叶剑英要求各部队指定专人，负责收集研究敌伪军情报，以便供给盟国海陆空军在华作战需要，并强调“我军如能在情报工作上对美军有重要之贡献，对于争取美军的物资援助及将来美我两军配合作战，夺取大城市必有重大影响”。 除情报项目外，美军观察组在具体军事合作项目上还提出了建立“陆空救助小组”的计划。包瑞德表示：“击败德国及我方在太平洋继续胜利时，我方将开始自南洋及中国大举轰炸日本”,大部分损毁飞机的飞行员可能降落在八路军、新四军控制区域，“如贵方可能于最短期内送此项飞行人员归队，以便彼等继续对日作战，对于战争胜利实极有帮助”。他还特别强调，截至谈话时，日本尚未能缴获任何一架B-29空中堡垒轰炸机，对该机所应用的新技术及器械一无所知，应极力设法避免将此类飞机落入日军手中。 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主席团会议，外事组汇报了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的情况，并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观察组主要做了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情报“专指日本情报，要求更快”,海军主要是“沿海登陆处陆上布置工事等”。周恩来指出：“他们的确写了报告上去，他们观察，日益觉得我们行，他们有些话也对我们讲了。”叶剑英在汇报时说，包瑞德称共产党军队“活力很强，上下级友爱关系，运动力很活，稍微内行的军事官即可看到你们的长处”。 观察组在延安工作期间，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虽然赫尔利奉派来华调和双方矛盾，但已无力改变大局。在蒋介石的坚决要求下，罗斯福调回了史迪威，派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来华。魏德迈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及驻华美军司令后致函朱德，感谢八路军对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工作的帮助，意在表明美军观察组后续工作由他负责。赫尔利来华及魏德迈接替史迪威，意味着中共与美方的交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间，中共一直与美方真诚合作，尽可能地帮助美军观察组获得其想要的情报，并配合其各项作战计划。中共与观察组的前期合作可以认为是在“对美国政策摸底”,“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要摸才能知道”。 包瑞德认为，到1944年8月，观察组的初步工作已经完成，不但获得了所期望的情报，而且中共控制区的详细报告也由当地军事和行政官员提供给了美方。对观察组任务性质的评判，可以以1944年8月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既定任务；在此之后观察组主要承担了一个非常规的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派驻延安的双料联络小组的任务。美军观察组的未来地位与更为重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是否援助中共”。如果援助中共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没有理由指望中共会在毫无希望取得它的军队迫切需要的援助的情况之下，继续帮助观察组”。 9月30日，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和信息收集，包瑞德提供了关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评估报告。关于中共军队对于联合抗战价值的总体评估源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共军队自身的报告，二是延安共产党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报告，三是访问过中共军队作战前线地区的外国人的报告。虽然这些来源均非包瑞德的亲自观察所得，但其基于驻华15年的经验，“见到过装备各异的多种中国军队”,相信“能够依据在延安获得的资料对中共军队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包瑞德认为，中共士兵士气高昂，夏季从事制造和农业生产，冬季则集中力量进行训练，这些军队大多只进行小规模的战斗，“确实很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能力作出估计”。在他看来，从事防御时，中共军队多用于阻止日军抢夺粮食等；在进行攻击时，多是执行独立单线的战斗任务，袭击日军小股部队。最有效的方式是执行骚扰性的军事任务。“共产党人最大的需要是弹药、步枪、轻重机枪、驮载炮、信号装备和爆破器材。由于保养和燃料的困难，坦克几乎是无用的。” 包瑞德此时认为中共军队战斗力有限，装备很差，但可以为美军登陆作战提供帮助，减少人员伤亡。一旦美军不再需要登陆中国沿海作战，此种军事分析对于美国放弃支援中共就会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三、美军太平洋战场作战战略的转变及其对中共对美外交的影响 美国海军一直在太平洋战场上寻找更加有效打击日军的方式，以便开辟一条进攻日本本土的道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应允蒋介石在缅甸南部实施水陆两栖夹击作战，但在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晤时，因丘吉尔反对，被迫取消原议。英方认为，盟军根本没有足够的登陆艇实施安达曼岛登陆作战，而且斯大林答应战胜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苏联参战后中国基地就不再重要，就连中国是否对日继续作战都不必过于顾虑。可以确定，在1943年底，“美国军部战略人员，已有绕过中国径由中太平洋攻取日本之拟议”。南缅登陆战的放弃对于远东格局影响深远，“美国确认中国战场人力资源，不能应‘十二个月内击败日本’之用，其数月以来‘由太平洋径攻日本’之捷径战略，即由此抬头”。事实上自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起，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逐渐降低，原因是美海军远程航空母舰和B-29远程轰炸机问世后，美军就控制了中太平洋的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国与盟国关于作战计划的讨论，提供了绕过中国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的一种作战构想，但美军并未放弃中国大陆的登陆作战计划，各方面的准备仍在继续进行。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在与中共高层交流的过程中，美军登陆中国沿海作战是双方探讨的合作项目之一。在1944年8月23日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谢伟思提示毛泽东：“美军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赢取战争的胜利，并非一定要采取登陆作战的方式”。毛泽东对此并不认可，强调“我们认为美军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力量及战争的发展”,“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对中国来说将是极大不幸”。戴维斯认为，中共强调美方须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重要意义，“是共产党人希望直接从美国得到补给和与美国建立双边关系的希望的一部分”,中共感兴趣的是开辟一个港口，“大量装备可以经过它直接送给他们”。 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计划，美军在中国登陆作战的预想目标是东南沿海。1944年9月6日，美军观察组向中共提出侦察沪杭一带的日军部署情况，如由上海到温州沿岸日军防御设施，包括海岸炮台、野战工事、探照灯位置和设备、海岸瞭望设备、海上布雷情况及陆上障碍物设置(包括反坦克壕沟)等，要求特别注意杭州湾、宁波、舟山等地的敌情。美军还希望了解，浙东中共抗日根据地能否修筑飞机场。美军观察组对东南沿海情报的需求，给中共判断美军可能要登陆作战提供了依据。在中共领导层的军事战略判断中，美军登陆作战是一个必然选项。 在与美军观察组交流时，中共一再向包瑞德表示，中共军队可以给予在中国沿海登陆的美军以极大帮助。一直到1945年3月，中共仍未认识到美军登陆只是一个计划， 已经不可能实施,“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指示东江纵队“在盟军登陆的配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总结1944年12月的中共与美国关系时，特别引用了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报告，并注意到中共对美军登陆中国沿海的渴望。战略情报局所分析的情报，来自毛泽东与观察组成员的谈话。毛泽东表示，中共欢迎美军登陆，因为中共坚信，美军在中国沿海实施登陆作战是必要的。除军事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外，美军士兵的出现和存在以及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和交流，都将产生很好的效果。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如果美国不实施登陆作战，对中国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1944年底，美军参谋计划室(Joint Staff Planners)在规划对日作战战略时仍存在两种建议，一是登陆中国沿海的舟山、宁波一带；二是登陆日本西南诸岛某处。在12月27日第184次参谋计划室会议上，海军上将金(E.J.King)要求参谋计划室就登陆舟山、宁波的可行性计划进行研究，以便为即将召开的联合作战委员会(J.W.P.C)提供参考。会议还提出要比较“攻占琉球与舟山、宁波一带的利弊得失”,作出一份详尽的报告，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 1945年1月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推迟在中国沿海的登陆作战，但仍继续完善舟山、宁波地区的登陆作战方案”。最终选择在中国沿海何处登陆，取决于形势的变化和可以使用的军力与资源。为配合这一决定，参谋计划室提出，美国应该向任何一支能够帮助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的武装力量提供援助。虽然太平洋战场是主攻方向，但此时对于在中国登陆作战以配合太平洋战场，美军内部仍认为是一种选择，并未完全放弃。参谋计划室认为，“在中国沿海登陆或在海南岛登陆，均有助于改善中国战场的军事局面”,但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军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此项作战”,“最主要的考虑不是在中国沿海何处登陆将有助于中国战场，而是登陆中国沿海是否对于太平洋战场主攻方向有所帮助”。此种计划本身已经决定了是否援助中共取决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发展，而且也证明了到1945年1月中旬，美国决策层仍未就是否军事援助中共作出最后决定。 在思考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中国战场的现状是充满疑虑的，认为国共分裂和磨擦妨碍了中国的战争能力。在政治上，国民党与中共水火不容，内战很可能会在战争结束前爆发。在中国未来的安排上，美国的目标显然与英、法、苏三国存在冲突。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曾决定，作为打击法西斯的基本战争原则，“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增强中国的战争能力，使其成为有效率的作战盟国以及对日作战的基地”。为此，根据最新的形势发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仔细研究中国的情况，目的在于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来帮助中国，以增强其对日作战的能力。此时的美军决策层认为，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对日作战的潜力，中国内部派系的团结和合作仍是必需的，不只是要充分利用国民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游击队，甚至是日本掌控下的‘伪军’”,都是考虑使用的作战力量。 1月30日，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认为，美国在中缅印战场的战略利益仍在于持续给中国一定规模的援助，以便中国可以维持空中和陆地交通线的安全，确保中国守住战略要地，并能在1945年夏季发动攻势作战。确定继续支援中国战场后不久，美、英、苏三国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击败日本。苏联在此次会议上宣布将对日作战，并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条件。美军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要求苏联参战问题存在争议。李海始终认为，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实无必要，但美国陆军部持相反意见，罗斯福总统与陆军部意见一致。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同意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府”。苏联的对日参战及对中国问题的表态给罗斯福在国共取舍问题上增加了另一重因素。 中共曾通过朱德向魏德迈提出一种更为直接的援助要求，即希望美军提供2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以反正和收编伪军，战后中共将偿还这笔援助。据统计，此时中国战场大约有90万伪军，1944年度中共反正了34617名伪军士兵，收缴步枪、手枪、迫击炮等武器20850件，“在美国经费的资助下，1945年可以反正士兵90000人，占全部伪军的10%”。赫尔利则认为，“尽管对共产党提供此笔经济援助，比直接由美国输入武器弹药更为经济有效，但这种援助等于给中共输送武器，可能会开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同意中共的计划，将会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 2月27日，美军参谋计划室在评估中国战区时，继续将中国的战略地位定义为：1.使中国继续作为盟国之一，拖住侵华日军，尽可能消耗日本；2.利用中国的人力抵抗日本；3.使中国成为美国空军的太平洋战场作战基地，用于攻击日本本土。关于中国的国内政治派系，美军认为，“地方自治是中国的传统，地方军阀和游击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质”,“合理预期下，中国各政治派别将继续抵抗日本”,美军“须准备接受任何能够统治美军可能登陆之沿海地带的中方武装力量，不论该武装从属于何种政治派系”。在综合各种战场态势后，参谋计划室总结认为，在中国战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将给日本以压力，间接帮助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行动；一旦日本准备在本土作最后抵抗，则采取增加中国军事潜力之方法将具有特别价值。特别是对日采取的整体欺骗性作战计划，如积极参与中国战场的军事行动，将有助于太平洋上的美军迷惑日本，使日本无法判断美国作战的真实意图。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协调进行的积极军事行动，将会互有助益。参谋计划室的中国战区分析，是为魏德迈华盛顿之行所做的准备，以便为白宫最高决策提供咨询。 美国国务院也做了相应的准备。3月1日，远东司完成一份备忘录，客观陈述了观察组及美军对中共军队的认识，承认一旦提供援助，中共军队将是美军对日作战的强大助手，而美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有效使用中国所有抗日力量”,不存在“在蒋和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和收回对蒋支持的问题”,意在缓和赫尔利与美军之间的分歧。远东司中国事务官员范宣德则更加详细地提出了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美国应该动用一切手段，使共产党和其他非国民党团体认识到，实现政治和军事的统一以进一步促进中国抗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敦促他们采取更为和解的态度，而不是最近的那种拖延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的态度”,“与可能在该地区出现的中共和其他非国民党军队进行合作并给予他们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仍建议不完全断绝与中共的军事合作。 面对军方、国务院以及赫尔利的不同建议，如何从外交和军事上作出取舍是美国高层需要面对的问题。范宣德在会晤魏德迈时提出，如何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共产党提供一定军事援助，以便其继续有效打击日本，是一个需要从军事当局立场上才能回答的问题，其决定应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的基础上。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不需要国务院再考虑外交上的问题；如果是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国务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即确定军事上的好处是否能够超过可能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利”。魏德迈向范宣德表示，他本人得到许多关于中共军队的消息，但他不认为有任何信息可以表明，如果有了美援物资，共产党的游击队将能发挥作用，国务院的形势分析使他“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是否支援中共“取决于国务院”。很显然，魏德迈本人并不认为中共军队能提供帮助，他把是否支援中共的决策推给了国务院，让国务院从外交方面考虑与中共的关系问题。魏德迈的判断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存在差异。 赫尔利回到华盛顿后，积极争取军方的支持。他向李海陈述其在华遇到的种种困难，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外交人员和史迪威留下的军方人员对他的工作缺乏应有的支持，控告“一些外交官员正在联合起来反对这位非外交界的新任大使”。赫尔利还表示，“他已经掌握了局势，希望不必再遣送任何使馆人员回国”。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及海军准将迈尔斯(Milton E.Miles)一起参加了以中国军事形势为主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三人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给予一定的援助，即可把那里的叛乱镇压下去”。综合各方信息，此次会议事实上表明，从中国国内政治图景而言，国共必将发生内战，而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中共必将取得胜利。但如果美方出手支援国民党，国民党一定可以取得完全胜利。此次会议已经为后来赫尔利公开支持国民党定下了基调。 到1945年3月，美国内部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是否援助中共取决于军事部门的评估，即在将来的中国沿海对日登陆作战中，是否需要中共的合作，中共军队能否提供有效的帮助，需待军事评估之后再作外交上的决策。如果确定中共确为登陆作战所需要，则要从政治上评估中共的军事帮助能否超过其所附带的不利之处。美国军方已经放弃大规模登陆中国沿海的方案，而是决定从海上对日本本土展开进攻，中国大陆的日军则由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来应对。在此思路下，美国决策层的态度已经明确，中共军队的牵制作用固然有效，但已经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了。由蒋介石形成对苏联的牵制成为美国此后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四、赫尔利使华与中共对美关系的转折 在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同时，罗斯福为调解陷入僵局的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并促使国共合作抗日，特别派出赫尔利来华。罗斯福向蒋介石表示，“我确信在赫尔利将军和史迪威将军之间，能够取得阁下面临的政治问题的恰当理解”,希望蒋介石了解，蒋史关系会影响到对日作战。此时罗斯福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彻底击败日本。为表达对中国战场的重视，他专门派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Donald M.Nelson)陪同赫尔利来华，以便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赫尔利在来华途中特意经停苏联，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流中国的情况。莫洛托夫表示：“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但事实上，“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关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他说：“有人自称共产党人”,“这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赫尔利认为，莫洛托夫传递给他的信息是：“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不是共产党”,“苏联没有支持中国的所谓的共产党”,“苏联希望和中国有更密切、更和谐的关系”。 抵达中国后，赫尔利在调停蒋史矛盾时曾提出十项议程，其中第一项就是“中美合作的首要目的在于为了立即打败日本和解放中国，实现中国一切力量的联合”,包括联合中共力量；第七项至第九项议程是给予史迪威以实际的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赫尔利调停蒋史矛盾时，罗斯福与丘吉尔正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尽早进军日本本土”,并告诉蒋介石“已拟就作战方案，并正采取有力步骤在击败德国后加速移师对日作战”,敦促蒋介石配合英美盟国的军事行动，具体指的是支持赫尔利的调停。9月19日，罗斯福又单独致函蒋介石，表达对其行动迟缓的不满，敦促任命史迪威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否则“我们面临失去华东重要地区，因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史迪威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的电文，并向赫尔利提出可以派他去延安向中共提出使用其军队抗日的问题。但蒋介石已经完全容不下史迪威，最终决定将其调离，并称“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史决难再留”。史迪威在给朱德的告别电报中说：“因为我已卸去在中国战区的职务，不能再在抗日战争中和阁下合作。前此本期望在抗击共同敌人中，和阁下以及阁下所建立的优良部队并肩奋斗，我已无从实现。祝你幸运及战绩卓著”。 史迪威被解职后，赫尔利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于1944年11月7日到达延安，正式介入国共谈判。 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的详细过程及最后结果已经为学界所熟悉，但对于赫尔利为何最后一边倒地选择支持国民党，则存在进一步分析的余地。 关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赫尔利认为，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不愿意中国发生国共内战，希望能与国民党政府建立更为和缓的国家关系。关于国共关系，赫尔利认为，蒋介石也认识到中共并非苏联的代理机构，国共谈判是可以达成的。和赫尔利的报告不同，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对支持国民党应保留一定的弹性，以防蒋介石被驱逐下台时，美国陷入尴尬境地。国务院还指出，如果认为苏联没有支持中共，则可能判断有误，需要进一步分析。此时国务院的态度与谢伟思、戴维斯等的判断具有相同之处。 1945年1月，国共谈判陷入停顿状态。美国国务院向罗斯福提出了三点分析意见：一是蒋介石和中共都希望建立统一政府、统一军队，但蒋介石统一的前提是中共必须服从其指挥；二是希望赫尔利能够说服国共达成一致，如果不能，内战一定会爆发；三是蒋介石在当时的形势下进退两难，达成协议意味着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达成协议则面临被日益强大的中共推翻的危险。因此，国务院建议，如果国共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则“很可能的选择是由美国军方指挥国共双方的军队”,并认为“国共双方都会同意此建议”。该建议将“给予中国一定的武器和军事物资”,其中并未排除支持中共，依据既有情报，支持中共一向被认为将取得良好效果。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C.Grew)赞赏赫尔利同时与国共双方保持有效沟通，认为美国一直把重点放在统一中国军事力量上，因为中国武力的统一有利于更有效地进行抗战，希望赫尔利继续发挥作用。 在国共谈判期间，中共曾有绕过赫尔利直接与美方高层联系的尝试。对中共而言，赫尔利能够到达延安就相当于建立了与美方高层联系的渠道，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赫尔利的调停远非中共所期望的样子，更不要提及与美方建立常规联系渠道了。赫尔利的目的是说服国共团结一致，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内争，将精力用于对日作战，这与中共希望获得美援的目的相距甚远。中共认识到美军希望能够获得军事方面的合作，肯定“美军急于利用中共军队配合对日作战”,“美军将在中国沿海发动登陆作战，并希望得到中共军队的配合”。基于上述认识，中共有意绕过驻华使馆与美军直接合作，此举引发了美国驻华使馆与美国军方之间的分歧。 1944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秘密会见海军中尉希契(S.H.Hitch),希望他能够向美国海军上将金递交一封信，同时向美军观察组其他成员保密。该信强调中共军队配合美国对日作战的重要性，但急需美国的军火援助。希契初闻此事的第一反应是需要向美国驻重庆大使馆海军武官杰瑞尔(Henry T.Jarrell)上尉汇报，并向正在延安的戴维斯请示处理办法。经戴维斯推荐，魏德迈同意了希契的做法，最终安排他于12月23日到达华盛顿。除转交信件外，希契还先后向海军部、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观察组所了解到的延安情况。但令他吃惊的是，在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时，“听众反应平平”,对于军事援助一事并未表现出兴趣。事实上，此时美军决策层正在分析登陆中国沿海作战的可行性计划，尚未就援助中共作出最后决定。参会人员的平淡反应，或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 1944年12月15日戴维斯第二次到访延安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均有会晤。毛泽东向戴维斯讲述了他对蒋介石的认识以及对蒋介石抗日政策的批评。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叶剑英正式提出访问美国的要求。叶剑英询问戴维斯：“1名中共代表访问美国是否是一个好的建议?”戴维斯予以婉拒，认为这一建议过于“学术化”,国民党很难批准。中共向希契和戴维斯所提要求不同，但都是为了直接联系美国高层并获得军援。 1945年1月，在赫尔利忙于斡旋国共谈判期间，中共向步兵少校克罗姆利(Raymond A.Cromley)提出一个绝密级建议，“如果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将其作为一个中国主要政党的领导人来接待，那么毛和周愿一同或单独一人前往华盛顿举行探讨性会谈”。克罗姆利还告诉魏德迈，中共已经意识到蒋介石不会妥协，延安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内战作积极准备。 但是，中共试图绕过赫尔利的做法显然没有成功。获悉中共绕开自己直接联系魏德迈后，赫尔利向罗斯福控告，在中共“背离”自己前，他已经克服了各种困难设法使国共达成一致，但魏德迈手下的军官制定了一个与中共合作的计划，准备在中共控制区使用美军伞兵部队，完全绕开国民党。按照该计划，“我们为挽救中国国民政府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魏德迈否认了赫尔利的指控，辩称“计划不是本指挥部内的某个军官透露给他们的。泄露情报的很有可能是其他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希望暂不要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事情仍在继续发酵。赫尔利将国共谈判破裂的原因归罪于中共提前获得了美国军方的合作计划，而泄露消息的正是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他认为，美军与中共的谈判不是造成国共和谈破裂的唯一因素，但“共产党确实把军方的计划及其会谈当作一种证据，以为他们可以绕开国民政府和我本人获得美国政府对他们地位的承认，而无需首先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美军参谋计划室在评估此时的中国形势时，也认为“国共矛盾根深蒂固，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发生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国战场的作战效率被国共的分裂和磨擦所消耗，而盟国内部，英、法、苏三国与美国在未来中国的安排上出现分歧。 面对赫尔利的指责，魏德迈向外界公开声明：他从未涉足军事之外的国共政治谈判，美国负责谈判的是驻华大使，他收到的命令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在2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魏德迈明确将无条件支持蒋介石。魏德迈此时已经倾向于坚决反对给予中共任何军事上的援助以及合作。 赫尔利的态度转变与美国军事战略的转变存在密切关系，即对日作战已经改变了预定的登陆中国沿海的设想，而是准备同日本展开越岛争夺。虽然中共军队已经十分强大，但美军已经不再看重其能否提供帮助，而是从更高层面思考对华关系，即战后中美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及远东战略中的布局。苏联因素开始凸显，如何牵制战后的苏联势力，是美国决策者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 不过，在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几乎一致反对赫尔利的政策。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艾切森(Atcheson)指出，拒绝与国民党以外的任何组织打交道和拒绝援助他们，此种做法虽然从外交上讲是正确的，但如果任由形势发展，“中国的动乱就将不可避免，灾难性的内战的爆发就会加速到来”,如果军事当局认为“与中共及其他已经证明愿意抗日并正在抗日的组织进行合作是必要的”,那么“立即并主要考虑军事需要，应当成为下一步美国政策的基础”。此份报告强调给予中共军事援助“切实地顾及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可以把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不是把他们推向苏联人的怀抱”。在国务院看到此报告后，赫尔利大为光火，他和国务院的争论最终由罗斯福进行裁决。结果表明，罗斯福支持了赫尔利。 有学者认为，罗斯福的外交决策，一是不重视国务院，“在处理重大外交决策问题上，罗斯福通常是自己作出决策的”,“认为国务院保守和生硬”；二是重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罗斯福的战时战略思想几乎完全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的一种反映”,“为了战时的团结，罗斯福支持下属意见，他从来不压制他的参谋部”。赫尔利出身军方，又是罗斯福的驻华私人特使，这使得罗斯福的选择看起来更为合理。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公开表明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宣布美国的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批评中共阻碍中国的统一。他还称，他的谈话未经与美国国务院协商，也许会令国务院或其他部门不快。言下之意是他的谈话已经获得美国政府更高层的批准，无须考虑国务院的意见。此次表态对于理解美国对中共关系的转折非常重要。赫尔利称，美国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但由于存在“武装的政党和军阀”,阻碍了中国的统一，明确将中共列为此种阻碍力量之一。 赫尔利的这一表态标志着美国开始了新的对华政策。在美国选择一边倒支持国民党政府时，中共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中共认为，远东形势将发生大的变化，今后在军事上最重要的工作是配合苏联对日作战。过去“着重宣传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加上美机轰炸与散发传单”,“增加了对国民党的幻想”,但现在要开始改变对美政策，“目前许多干部对美国认识还存在着盲目的观点，不了解美国偏重扶蒋的政策，这种盲目性是有害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总结报告，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势力的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种情况需要“经常斗争”。中共对外政策的基调已经改变。 针对美方一边倒的表态，中共开始改变对美军观察组的态度，其转折点是拒绝了美方提出的设立美军华北情报站的要求。1945年6月2日，叶剑英在会见观察组成员毕德金(W.J.Peterkin)少校等三人时，明确拒绝了美方所提组建美军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情报部门的要求，并以赫尔利声明为节点，分析了声明前后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合作关系。叶剑英指出，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共诚意合作，而且是与美方无条件合作，但赫尔利发表声明，表明美国不愿与中共合作。在美军观察组入住延安一年期间，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官方有资格的人士谈过合作，没有一个美国负责军官谈过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合作计划。 中共中央在对美政策上并未完全关闭大门，“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大量美军开始登陆中国沿海城市，配合国民党军抢占地盘。中共此时对美军的态度比较谨慎，一方面不采取敌视行为，另一方面防止美军的敌视行为，密切关注美军的行动。中共仍有意继续保留观察组，以便为对美联系保留渠道。1946年3月，魏德迈准备撤退观察组时，中共作了慰留的表示。周恩来致函美国大使馆卡尔菲(J.Hart Caughey)表示：“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希望美军驻延观察组一直维持到美军司令部从中国撤退以前”,“我们这样要求是为了建立我们之间的直接联系，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了解和合作”。因马歇尔调停，美国与中共之间仍然存在联系的渠道，但对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方向。 1946年4月9日，美军延安观察组正式撤销，全部人员飞沪。由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而开启的中共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并未随观察组的离开而终止，不论是作为对手还是伙伴，双方将面临一种新的关系选择。 五、结 语 抗战时期，美国、中共、国民党在考虑中美关系时，都不同程度地将对日作战作为前提或主要参考因素。但是，国民党的对美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其反共斗争的需要；中共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及其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革命的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则要能在国内得到并维持政治上的一致”,以便使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西欧与南欧推行遏制苏联的政策。 1944年下半年，美军仍在规划对日作战的主攻方向，比较进攻日本西南诸岛及中国东南沿海舟山、宁波一带的利弊。为了摸清敌情以及寻求登陆中国沿海作战时中共的帮助，在美国国务院和军方的建议下，罗斯福亲自出面与蒋介石联系，实现了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美军观察组看到了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和民主气息的政权组织，他们对中共延安政权的各个方面都给予热情的赞扬。但是，在一致看衰蒋介石、看好中共的情形下，美国最终选择了蒋介石。如何对美方的选择作出合理的解释，就需要清楚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的战略目标之间是否有交集，以及如何理解交集之外的东西。 美军观察组对中共军队力量的评估，既为美军是否支援中共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如何选择国共两党起到了参考作用。美方认为，给予一定的帮助，国民党就可以消灭中共。 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交往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4年8月观察组已经完成了最初被赋予的使命，剩余时间主要是围绕可能的军事合作或政治合作而开展工作。谢伟思、戴维斯的报告及中共向美方提出军事援助及直接交往的要求都属于后期的工作。中共有意通过美军观察组建立与美方的军事联系和外交关系，获得军事援助。赫尔利介入调停后，中共与美国政府高层直接建立联系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对于美方而言，随着史迪威的被召回，与国共双方的关系事实上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从中缅印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来看，美国此时真正关注的是如何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所有外交关系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目的。到1944年下半年，为配合太平洋战场上对日军的反攻大计，美国在整体战略上希望能够用中国战区吸引日军注意力，不放弃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战略佯攻计划，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为了使该佯攻计划不被日军识破，必须与中共保持一定限度的接触。 当时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主张分为两派，一是以史迪威、高斯、驻华职业外交官和国务院远东司为一派，二是以罗斯福、赫尔利、魏德迈等为一派。魏德迈和赫尔利是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国务院被架空了。雅尔塔会议后，美国不同部门就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有过协商，军方认为中共作为一支抗日力量仍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否值得美国为此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需要外交部门作出决策，而外交部门则希望军方确认中共是否仍有保持联系的价值。当苏联确定将很快加入对日作战时，美国军方已经不再需要通过释放支援中共的信息诱导日本，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如何在战后远东有效抵御苏联势力，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仍属不二的选择。赫尔利4月2日的谈话，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雅尔塔会议是影响罗斯福关于国共两党政策的关键点，美国此时需要中国战区对日军力量的牵制，维持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是美、苏、英三国达成的一致意见。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虽为美国对日作战所需要，但并非不可或缺，对中共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都有可能超越其本身的实际军事目的，而被赋予美国支持国共两党的象征意义。一旦获得这种意义，已经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将更难得到解决，中共更不可能让步。罗斯福最终在赫尔利和国务院之间选择支持赫尔利。 对于抗战后期中共对美外交工作的成效，事实上不需要苛求。“如果美国给了我们一些援助，有少量合作，也不说明美国的政策有了多大变化，它的根本利益还是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中共与美国的合作也不会完全成功。”在反法西斯的背景之下，中共随着自身力量的壮大，必然要尝试与盟国阵线内的主要大国建立必要的联系。中共对于自身所能提供给美国的交换条件有着客观的认识，即广大敌后战场所掌握的日军信息，对美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给予必要的支持和配合。不过，在军事压倒一切的形势下，美军事实上已经放弃了登陆中国沿海的作战计划，美军最高决策层需要的是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使日军误以为美国仍在持续准备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不使其从中国分兵至太平洋战场。在不影响美国对华整体战略布局的情形下，如果中共能够继续坚持抗日，吸引相当力量的日军兵力，为美国所乐见。胡乔木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表示，抗战后期出现了与美国官方、军队合作的可能性，一是美国内部有一种意见，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二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需要我们的帮助”。“美国表现出一种主动，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则抓住这一形势，决定采取行动。”至于最后结果的评判，“并非是因为我们主观上抱了很大的希望最后落空了；更不是说我们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上当了”。 由对日作战需要开启的双方外交活动，最终因政治原因而被美方中止，但交往的渠道已经打开。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外交主动权的选择开始取决于相互的研判，而非单方的决定。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美国等待“尘埃落定”,冀望在国共内战结束后再来与胜利者合作，可是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在抗战后期一边倒地支持国民党，此时中共已经决定坚定地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也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作者侯中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岗位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