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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张海鹏先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引领者。他推动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形成“一会一刊”的抗战史研究和交流平台；运用大历史观思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复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围绕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相关问题提出新认识、新观点、新论断，自觉维护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努力探讨台湾问题与抗战的关系，从学理层面反驳 “台独”谬论，促进大陆学界台湾史特别是台湾抗战史研究的发展。张海鹏先生还持续关注与中日关系走向密切相关的抗战历史问题，指出日本侵略中国是铁的事实，日本必须正确认识自身侵略历史，为解决起伏波折的中日关系提供历史借鉴。张海鹏先生为推动抗战史研究所做出的努力，擘画了抗战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具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枢纽，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学科初创以来，中国抗战史研究已走过40多年历程，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显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中国抗战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有作为、有担当的历史学家的组织、引领和推动密不可分。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不但为新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抗战史研究方面倾注大量心血，投入大量精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引领者和推动者。目前，学术界对张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已有不少探讨。有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张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的贡献，有学者梳理张先生与中国史学会的关系，有学者评述张先生在台湾史学科领域的学术成就和现实关怀。关于张先生与抗日战争研究的关系，虽有学者做了初步探讨，但对他为推动中国抗战史研究所做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的总体考察还较为薄弱，仍有进一步讨论和总结的空间。 一、 推动筹办创立“一会一刊”，搭建抗战史研究和交流平台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恢复正常，两国关系一度发展平稳。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从未进行彻底反省和忏悔，导致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对侵华战争进行歪曲和无理辩解等一系列引起中日关系紧张的举动，中国亟需加强对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以应对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进展缓慢，且存在“某些判断、评价上的偏颇”和认识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象。这引起中国高层领导的关注。1989年8月和11月，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胡乔木接受美籍学者吴天威的意见，两次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建议依托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成立民间性团体，调查日本侵华暴行。收到胡乔木的第一封信后不久，刘大年即专门找到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张海鹏商议此事，希望张先生协助他“组织抗日战争民间社团办一些具体事情”。张先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晚清史，对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情况并不熟悉，但基于对刘大年工作的支持和深切的现实关怀，他毫不犹豫地“立即答应”此事。这使他与中国抗战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张海鹏先生参与了创办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以下简称“抗战史学会”）的全部筹备过程。抗战史学会最初的名称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以胡乔木名义向中央提出创办申请。根据刘大年的安排，张先生负责起草研究会章程、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央的报告等。实际上，他所做的远不止于此。1989年11月，在征求刘大年意见后，他在起草致中央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抗战史研究和现实的关系。报告指出，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可以促进民族觉醒，激发爱国主义精神；能够与港澳台、海外华人找到共同语言，便于统战工作；能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亦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于种种原因，到1990年10月前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向中央提出，由胡乔木担任名誉会长，并决定创办一个与抗战史研究相关的刊物。刘大年希望由近代史研究所承办这个刊物，但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经费，无论是成立研究会还是办刊物，都需近代史研究所“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于张先生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新的设想，张先生“重新起草给中央的报告，重新起草学会章程，重新提出学会各项人事安排建议，以及写给胡乔木转李鹏总理要求拨付经费的信”。他还提议仿照中国史学会名称，将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改称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这个意见最终被采纳。 李鹏总理收到信后，对其中所提建议非常重视。11月2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仲藜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来信内容落实问题，张海鹏先生应邀出席。会议期间，民政部、财政部的有关人员认为，“一个个大事件都要成立研究会”，简直是“叠床架屋”，对成立抗战史学会、创办抗战研究杂志“很不以为然”。张先生力排众议，全面陈述了成立学会、创办刊物的理由和必要性。他指出，抗日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事件，加强抗日战争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既是学术需要，更是国家需要，“国家理应支持”。经过据理力争，会议同意了信函所提建议，决定抗战史学会先进行社团登记，刊物先申请刊号，再办理财政拨款。后来，李鹏总理批准70万元的经费预算，抗战史学会的成立自此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1991年1月23日，经过近一年半的酝酿，抗战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张海鹏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由他起草的胡乔木的贺信。这次大会历时两天，通过了抗战史学会13位名誉顾问名单，以及包括张先生在内的14位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这是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盛事。 抗战史学会成立后，学会刊物《抗日战争研究》的筹办工作也提上日程。《抗日战争研究》最初考虑由刘大年和戴逸任主编，张先生任副主编，后又决定由张先生任主编，与刊物创办有关的所有事务均由他具体负责。为办好刊物，他统揽申请刊号、组建编辑部、申请办公用房、征集创刊号文章、组建编委会等所有事务，且这些事务“几乎同时进行”。为提高《抗日战争研究》的影响力，他向刘大年建议请胡乔木撰写发刊词，聂荣臻为刊物题词。胡乔木的发刊词是在张先生为其起草的抗战史学会成立贺信基础上“稍加调整”后形成，聂荣臻的题词为“研究抗日战争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他还专门请刘大年主持召开了一次《抗日战争研究》编委会会议，与会学者对于如何办好刊物提出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张先生也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致读者》一文中指出，本刊致力于推动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举凡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问题，都在“研究讨论之列”。他同时提出，“尊重历史，遵循科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办会宗旨，也是本刊的办刊宗旨”，“提倡一切实事求是的富有科学精神的研究”。张先生特别重视青年学者的参与，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提高我国抗战史研究的水平，希望在于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的顺利成长”。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沈阳开幕之际，《抗日战争研究》创刊号及时运到会场，得以与出席大会的所有学者见面。 抗战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创办是中国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大事件，“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抗战史学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学术活动，相继于1991年9月、1993年1月、1997年7月参与主办三次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截至目前，《抗日战争研究》已刊载学术论文2000余篇，召开近百次国际和国内学术研讨会，以及8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一会一刊”在推动和引领国内外抗战史研究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研究》创刊25周年时，张先生在一篇文章中颇有感触地写道：“深感创业难，所谓事不经过不知难。当年创业简陋，今天成就巨大，令人感慨系之。”在创办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的过程中，张先生任劳任怨，笃行不怠，充分发挥了“开创者”的作用。“史家在学术组织、领导方面的实际作为，也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创办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已成为张先生学术生涯中熠熠生辉的一页。 二、 全面思考抗日战争的重要意义，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 张海鹏先生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很多问题上都提出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独特认知。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宏观层面思考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复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努力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走向国际。 在抗战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如何看待其历史意义的问题。这不仅影响着人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基本认识，而且决定着研究工作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学术界大都认识到了这段历史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比如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关键性的一章”，经过艰苦奋战，“中国人民终于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局面，开辟出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道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由此可见，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必要的。张先生从研究抗战史伊始，就注意将其置于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他从大历史观出发，基于对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然后“上升”发展趋势的认识，指出抗日战争“从全面意义上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五四运动以来大幅前进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全面提升”。张先生认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中国由此开始登上大国活动的舞台。他特别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为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非常大的可能性：一是废除了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枷锁，中国成为一个主权完全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二是让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战后的发展道路应该废除独裁专制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选择中国社会独立的发展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中国不走资本主义而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后来还指出，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华民族“迎来了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这些论述丰富和深化了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关键性篇章”“伟大的转折”“复兴的枢纽”等概念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抗战史研究走向纵深。 抗日战争不仅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意义非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拖住80%的日军兵力，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也减轻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压力，粉碎了日德法西斯打通欧亚的企图，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二战后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中国的抗战史在西方国家“被掩埋”，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抗战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盟军已“被遗忘”。基于对中国抗战史的了解和研究，张海鹏先生认为，西方对中国抗战史的认识“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是极不公正的，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表现”。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问题，也与中国学者没有掌握抗战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张先生进而指出，认识和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摒弃欧洲中心主义，不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看成欧洲战争或太平洋战争。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有两个， “东方是日本，西方是德国”。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后，又于1937年7月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日本是亚洲战争策源地，无论是从历史史实和历史逻辑来说”，都“难有异议”。其次，战争爆发点有两个，“卢沟桥事变是亚洲地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向一个大国发起全面进攻的开始”，“是二战亚洲起点（另有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起点）”；“德国侵入波兰，成为二战另一个起点，即欧洲的起点”。再次，战争的结束点也是两个，1945年5月8日苏军进入柏林，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终战”，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亚洲战场的战争结束。最后，二战存在着两个主要战场，一个是亚洲战场，一个是欧洲战场。亚洲战场主要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两个战争爆发点或起点、两个战争结束点、两个主要战场等论断的提出，表明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概念、模式”，有了“自己的话语权”。2015年5月17日，俄罗斯政论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在《独立报》发表《不应遗忘“二战的另一半”：中国抗战》一文，主张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强调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体作用。这表明张先生的观点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乃至认可，对于中国抗战史研究走向国际具有重要意义。 三、 围绕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及相关问题提出新认识、新观点、新论断 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及相关问题是抗战史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也是 “最复杂、最敏感而又最重要的问题”。比如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等问题，都是抗战史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困扰学术界、制约抗战史研究发展的问题。张海鹏先生注意到，“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究竟哪一个是主战场，讨论中有不同意见”；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学术上的探讨很热烈”。他在系统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观点，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及时做出学理上的回应，自觉维护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第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得来的，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均应得到充分肯定，但中共发挥的作用更大。张海鹏先生认为，“在抗战的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发挥的作用，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战争，是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击日寇的解放战争。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国民党尽管没有放弃“反共”，但也没有放弃抗战；尽管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甚至对日妥协，但毕竟没有降日，这与汪精卫叛国投敌有着本质区别。因此，“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他同时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对等，“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共产党推动国民党抗日，监督国民党抗日，批评国民党在抗日大局上的动摇”。如果没有这种监督和批评，“抗战前途不堪设想”，“抗战往前进行是极为困难的”。他还指出，国民党参加抗战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完成的。同样是在中共的推动下，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将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种认识在坚持国共两党都对抗战做出重要贡献的观点的同时，纠正了国共在抗战中发挥作用貌似对等的模糊认识，充满着辩证法色彩，也更为接近历史实际。 研究国共两党对抗战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贬低者有之，抬高者亦有之；全面肯定者有之，全面否定者亦有之。究竟哪一种观点更为接近历史真相，更能令人信服，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张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凡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的历史人物，应予以肯定。反之，则要否定。根据这一原则，他指出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错误的，应该否定；在全面抗战期间，他实行抗战第一，“反共”第二，虽然将抗战坚持到底，但不支持中共抗日，不支持发动人民群众抗日，存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可以说是功略大于过。这种具体时期具体分析的方法，有助于客观把握蒋介石的功过是非。他不认同某些学者提出的蒋介石有大功亦有大过的观点，认为这种论断“似乎很公正”，“貌似客观公允”，但实际上“缺乏辩证法思维，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综合地分析”，因此是不够客观和公允的。这些看法纠正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蒋介石评价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笼统评价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抗战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现象。 第二，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存在是决定抗日战争面貌和结局的关键，但两个战场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不同。张海鹏先生指出：“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存。这种状况的两个战场并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所独有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军队，有国家提供的后勤支持，与敌人正面相抗衡；中共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两个战场“互存互补，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缺了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难以想象的”。两个战场互相配合，共同支撑了中国的抗战，在战略意义上“同等重要”。他同时指出，两个战场“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完全一样”。敌后战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游击战争，到抗战后期获得很大发展；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在抗战相持阶段则比较消极。两个战场的不同表现直接影响到全国政局的演变，“客观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这种认识相对于此前中国抗战存在“两个过程”、有“两种演变”、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都不能看轻的观点，无疑是一种进步和深化，有利于准确把握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地位及其对抗战的具体作用。 第三，抗日战争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两个中心的地位不同，存在着力量发生消长变化的动态过程。对于抗战时期存在两个领导中心的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观点甚至截然对立。张海鹏先生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领导中心，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国民党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掌握着民族战争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必需的国内团结坚持了下来，这对于争取抗战胜利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两个领导中心的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共同“构成了两大战场的政治保障”，“少了其中一个，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张先生还认为，两个领导中心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不是一个从属一个”。由于国共实行不同的抗战路线，导致“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这也成为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成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纪元的原因”。这些论断发展了学术界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都起了领导作用”、国共双方力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消长变化的观点，同时也驳斥了社会上存在的“美化国民党抗战，否认共产党抗战”的错误认识，引领了抗战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张海鹏先生对国共两个领导中心力量发生消长变化的论断并未停留于表面，他以皖南事变的善后为个案，剖析了这种变化的具体体现。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对国共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变，如何善后不仅影响抗战能否顺利进行，而且关乎国共两个领导中心能否赢得民心与民意，进而发展壮大。张先生指出，对于皖南事变的善后，国共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国民党是军事上严，政治上宽；共产党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不同的策略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影响：“共产党在军事上受挫，但在政治上提高了威信，得分不少；国民党军事上占了便宜，政治上丧失人心，失分甚多。”他进一步指出，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名义上仍须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仍使用统一的法币、遵守统一的政令法令；事变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联系，中共政权和军队也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蒋介石已不能再命令中共。这些见解使人们对于两个领导中心力量发生变化的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读来让人耳目一新，体现出张先生“在大背景之下探讨微观问题”的深厚功力，是抗战史和皖南事变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四、 着力探讨台湾问题与抗战的关系，促进大陆学界台湾史学科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之行，对张海鹏先生产生重要影响，为他后来从事台湾史研究播下了种子。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然而，由于台湾被割让后台湾人民产生的“弃儿”悲怨心理，加之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政治生态的急剧变化，“台独”言论不时在岛内出现，台湾学术界也出现脱离中国历史实际、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史研究倾向。作为具有强烈使命意识的历史学家，张先生深感大陆学界加强台湾史研究的迫切性。 2002年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成立，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创建，均由张海鹏先生担任主任一职，这使他成为台湾史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台湾史学科具有独特的内涵，既包括台湾历史研究，也涉及台湾现状研究。张先生认为，台湾历史研究是基础，“没有台湾历史研究作为支撑的台湾现状研究，未必能走得很远”。由于台湾问题与抗日战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又将日据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台湾历史作为重点关注领域。他指出：“甲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比深刻的，很值得学者展开深入研究。”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第一，搭建台湾抗战史研究的框架。2012年张海鹏、陶文钊主编的《台湾史稿》，把台湾日据时期50年的历史，分为“台湾的割让及人民的反割让斗争”“台湾总督府统治体制与台湾政治”“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社会状况”“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与文化”等专章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此外，该书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大量史料证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现了台湾是中国历史一部分的台湾史观，即从“一个中国”的历史观来观察台湾的历史，从而驳斥了意在分裂中国的“台独”史观，确定了研究台湾史的指导思想和学术体系，“树立了大陆学界关于台湾近现代史的话语权”。 第二，加强对台湾人民抗战问题的研究。2015年张海鹏先生作为首席专家获得了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委托课题“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主要研究1895年5月到1945年10月间台湾人民进行的武装和非武装抗日活动。该课题的立项与研究意义重大，不仅“对日据台湾史研究大有助益”，而且“将有力回应”台湾当局的错误“台独”言论。 张先生指出，《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被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台湾人民始终没有放弃反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斗争。在长期武装抗日斗争中，“共有六十五万台湾同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台湾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然配合国内抗日战争，进行着艰苦的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例如，台湾同胞坚决抵制日本殖民统治者发起的“皇民化”运动；“部分台湾同胞积极参与抗日武装斗争”，有的甚至“辗转返回大陆，与原在大陆的台胞一道，投身于祖国的抗日大业中”。 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间，大陆有识之士亦从未放弃过争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努力，甲午战后如此，抗战期间亦如此。他特别指出，抗日战争对台湾回归祖国具有重要意义。1943年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日本占领的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正是根据这两个国际条约，1945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进入台湾，中国政府代表从日本人手里正式接收台湾。“如果没有抗日战争创造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结局，台湾的回归祖国是很难设想的”。 为解决台海分裂对峙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祖国统一后实行“一国两制”的设想，这是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然而，这一对两岸关系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设想并未得到台湾政界的积极回应，一些人以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无历史经验可循为由拒绝了这一方案。基于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张先生认为“一国两制”无历史经验可循的说法是缺乏历史知识的表现，“一国两制”在进入民国以后就已经客观存在。具体到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不能不承认中共中央、陕甘宁根据地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这一现实”，“随着抗日战争的展开，在敌后各地，陆续产生了一些抗日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治下的地方政府，事实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与国民政府并存。他认为这是中华民国时期真正的“一国两制”现象，一国是指大家都是中华民国，即一个中国；两制是指国民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边区政府由共产党领导。边区有自己的辖区和人民，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一系列抗日政策，与国民政府有诸多不同，在领导体制、指导思想和追求的长远目标上，与国民政府有根本差异。但是它们有一点是相互认同的，即国民党体制下的国民政府是中央政府，共产党体制下的边区政府是地方政府。张先生从汲取历史经验的角度指明，“一国两制”是“解决海峡两岸关系的最恰当的安排”，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设计的。这些认识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上，言之有据，让人无懈可击。 张海鹏先生认为，台湾史学科的创立和成长，人才是重中之重。因此，他在推动台湾史学术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台湾史研究人才的培养。迄今为止，张先生已为台湾史研究方向培养了5名博士生和5名博士后，他们各有专攻，各有成就，研究选题大都集中于甲午战后到1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之间的历史，为研究这一阶段包括抗战时期在内的台湾史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 五、 注重以史为鉴，关注与中日关系走向密切相关的中国抗战问题 张海鹏先生认为：“历史学如果脱离了社会现实，不为社会现实服务，它的作用就很小了。”他写过不少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为了研究现实问题，而是为了为研究现实问题的人提供历史资料，通过历史问题的阐述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面对日本对侵略中国的历史不能进行深刻、彻底的反省，特别是右翼势力故意歪曲和否认侵华事实，导致中日关系时常出现起伏波折的现实，张海鹏先生努力从抗战历史及抗战史研究中寻求解决中日关系的学术和思想资源。 第一，日本侵略中国是铁的事实。张海鹏先生在研究中国抗战史时，并未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抗日战争本身，而是将它放在近百年中日关系发展脉络中考察。在系统梳理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他严肃指出，在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日本对中国刀兵相见的日子，多于和平安静的日子”，“近代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他针对日本喧嚣一时的修改教科书丑剧，与步平共同主编《日本教科书问题评析》一书，以翔实的史料记述日本侵华的历史事实及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充分揭露了日本教科书歪曲侵华事实的本质。 第二，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张海鹏先生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为实施灭亡中国的图谋而发动一系列侵华事件，“给中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深重的灾难”。日本的势力扩张到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境内制造了伪满洲国、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和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傀儡政权，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2000万以上的伤亡，1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几千万和平居民奔走流徙、辗转沟壑。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的惨死；分布在各地的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至今白骨嶙嶙。‘三光’政策，烧杀奸淫，在中国人心头上留下了永远难以抚平的痛苦。731细菌部队、遍布东北许多地方的所谓‘死亡工程’、‘人肉工程’，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遗落在中国境内的为数巨大的毒气弹，至今仍成为中日间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论述以具体数据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恶和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使人们对日本侵华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第三，日本应该反省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针对因中日关系逐渐恶化而有人主张“搁置”中日历史问题的观点，张海鹏先生指出，中日关系出现危机的主要因素“是横亘在中日关系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不能把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问题，处理化学武器问题，“慰安妇”和劳工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修改和平宪法和海外派兵问题，简单地看成历史问题或现实问题，而应认识到，这些都是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的具体表现。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并非解决中日关系的良策，“现实之中总可以看到历史的影子, 忘却历史不是现实的要求”，必须“抓住正视历史和正确认识历史这一条不放”，才能真正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他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时再一次指出：“回顾二战中日本作为战争策源地从兴起到灭亡的历史，是中日两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认识这段历史的症结点”，中日关系的解决应从历史认识着手，日本应该像德国那样建立“对侵略历史的正确认识”。针对某些日本人的所谓“受害国”心态，他尖锐地批评道，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危害，“却忘记了日本加给它的邻国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长久的损害”。他进而指出，日本否认侵略中国的历史，不仅伤害了中国人民、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伤害了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民的感情，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当然，日本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历史学家，如家永三郎即本着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原则，与日本修改教科书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要求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历史。张先生认为这是对待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的正确态度。他还呼吁日本历史学者，把“真实的日中关系历史真相教给日本青年，也教给中国青年”，以培养出能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也能正确处理现实问题的下一代国民，将中日关系推向新时代。 第四，中日两国都应从两国关系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张海鹏先生认为，研究、认识历史，是为了吸取教训。研究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是抓住历史不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面向未来。他认为中日两国都应该从两国关系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于中国而言，应该始终铭记“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当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有平等的中日关系，要求国人紧抓经济建设不放，增强综合国力；中国即使强大了也不要称霸，不去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国家。于日本而言，要深刻反省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和战争经历，认真思考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责任，彻底清除自明治时代起就深入渗透到社会各层面的神国观念、皇国史观，要认识到军国主义不仅未使日本实现强国目标，反而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本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是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敌人。这些认识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从战略视野和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的智慧。 第五，评析抗日战争遗留的钓鱼岛及琉球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横亘在中日之间无法回避的问题。钓鱼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的，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后来划归中国台湾省管辖。日本在甲午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由内阁做出决议，强行将钓鱼岛列屿划归日本冲绳县管辖，完全是违反国际法的。2012年9月，日本以钓鱼岛与《马关条约》没有关系为由，悍然宣布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直接引发中日关系的紧张，引起中国强烈抗议。张先生通过征引大量史料证明钓鱼岛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台湾附属岛屿，“日本采取‘暗劫’手段，将中国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又利用《马关条约》收获‘窃占’中国钓鱼岛的‘红利’，但仍然心有余悸，于是采取秘而不宣的手法，以制造‘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既成事实”。由于钓鱼岛与琉球的关系，如果不把琉球问题摆进去，很难将钓鱼岛问题讲清楚、讲彻底，由此张先生开始关注琉球问题。他通过研究指出：“日本染指琉球，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用战争行为来完成的。”实际上，琉球自古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明朝初年就与中国建立了藩属关系。1879年，日本强行挟制琉球国王到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改为日本所属冲绳县。日本的行动从未得到清政府的承认，琉球问题是一个“尚待谈判解决的悬案”。1943年《开罗宣言》宣布日本窃据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放弃侵占的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理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张先生还指出，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宣布清政府签订的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对日条约作废；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与蒋介石商议琉球归属问题，虽未形成定论，但说明中美两国并不认可琉球是日本领土；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也提出琉球应归中国管辖。这些都是琉球问题可以“再议”的法理依据。他由此明确指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琉球问题也到了可以再议的时候。”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冷静客观，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深邃的学术眼光。 “琉球再议”的提出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引起国内外新闻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国际频道、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栏目、香港《文汇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环球时报》等先后报道了这篇文章。香港《文汇报》指出，如今阐明琉球的主权归属问题，可以证明不论按照历史渊源，还是根据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公约，中国都可理直气壮地争取琉球和钓鱼岛的主权，有足够的法理和事实依据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通过讨论日本在历史上的不义之举，中国可以在道义和法理上对日本施压，逐步击破日本争夺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基础。日本官方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文章发表当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5月9日，安倍首相叫嚣要“向世界说明日本的立场”，“否定中国的不正当主张”。美国国务院代理副发言人也对此表态：由于在冲绳有驻军，美国承认日本对冲绳的主权，但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不表示立场。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文章，竟然引起众多媒体和中、日、美三个大国“几乎同时关注”，是非常罕见的。张先生研究历史问题是“在回应现实的挑战”的治学追求于此可见一斑。 结 语 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发展，刘大年先生具有奠基之功。将刘大年先生的构想落到实处，负责具体工作的是张海鹏先生。创办刊物、成立学会、组织凝聚研究力量等诸多方面，均由张先生躬体力行。可以说，中国抗战史研究从无到有，再到逐渐步入轨道，两位先生都居功甚伟，具有前驱先路的开拓之功，二人发挥的作用各有侧重。张先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搭建“一会一刊”学术研究和交流平台、倡导和实践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践行鉴古知今和以史经世理念等诸多方面。张先生的这些努力擘画了抗战史研究的框架和全局，丰富和完善了抗战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还应看到，抗战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需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张先生认为：“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张先生一方面关注现实，从准确把握现实中生发出对历史的思考及对抗战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倡导和推动；一方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以历史比附现实，注意把握历史与政治的分际，把握现实政治与史学的平衡，从而使认识和结论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此外还应看到，张先生不是纯粹的书斋学者，而是战略型学者，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思想的历史学家。他曾指出，“社会需要能够进行宏观研究的战略思想家”，学者应该关注宏观问题，关注战略问题，他在抗战史问题上的很多认识和观点都体现出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宏观格局。这种“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注重思考宏观理论问题的治学方法与研究路径弥足珍贵，值得后来者学习、传承和弘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