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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的中外史学界流行批评“宏大叙事”，近年略为消歇，但依然不时有人提起。同时还有各种关于将边缘移动到中心的研究方案，大体包括微观研究、从下而上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多样性的研究、底层文化的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文本研究等等。看到既有研究方式的缺陷，然后另辟蹊径，自然会拓宽研究的视野，增加研究的手段，别开生面。近年明清史乃至历史学各分支的研究繁荣，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研究意识和方法取向变化。但是“宏大叙事”的研究到底错在哪了？是特指某些人的某种“宏大”，还是所有“宏大”都是错误的？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才是合格、入流的历史学研究？有人思考此类问题，但大多数人并未怎么考虑，也没有真正澄清问题，风气已然为之一变，课题不厌其细小精微而宏大课题少人理会。既变之后，不久就发觉历史研究中继续遭遇宏大的问题，而在批评“宏大叙事”中升浮起来的那些方法尽管各有千秋，却都缺少正面回答宏大问题的功用。于是，“宏大叙事”又在一些学者的言说中作为亟待恢复地位的事情被提出来了，对历史学“碎片化”的批评或者反拨也在中西方历史学中被提起。这些就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几乎显现为一个回环。如果稍早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轻言恢复就会重蹈先前的失误；如果先前的批评就是无的放矢，也应该厘清何以至此。历史学界不是服装时尚界，风气要轮回，不能只因有人引领，要有个说法。理论和方法论的弃取，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是知识特点、兴趣、条件等各种无须为他人道的原因；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却应该是基于有关其得失、适用范围明确的学理认识。所以，学术界要经常回顾学术潮流的历史，使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比个人的判断更多一点理性。就眼下这个话题而言，历史的宏大研究原应与微观研究并存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 一、区分“宏大叙事”与宏大问题研究 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往之事，往事有巨有细，都是人类经验，都与现实关联，都可启发今人思考。史家研究或者书写之上品，皆于宏微之际印证参酌，以成通识别裁，并无必取其一之理。近人有将“宏大”与“微观”做接近对立观说法者，大多言过其实。史家个人、单一史著，都尽可以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也完全可能成就重要发现、优秀作品，但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则必须宏微并取。一些论者把个人偏好夸大表述为历史学的应然，不无高自标置意味，而闻者响从，以致“宏大”仿佛成为原罪，不能辞盲从之讥。 “宏大”并非原罪，“宏大叙事”却不是没有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所揭示的认识相关。后现代主义质疑启蒙理性展开以后的历史观，认为其一味从统一性和规律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历史，把历史理解成依据某种线性的、决定论的法则向唯一确定方向发展的过程，用这种统一过程衡量所有历史现象的价值含义，曲解或者忽略了不能纳入这种宏大演变的大量人类经验，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活情状、心理和情感，逐渐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将历史绝对化。此种历史观与长久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辅相成。西方历史所展现的过程被夸大成为“典型”的历史，国家权力、精英表现、重大事件成为历史的核心内容。在方法论层面，19世纪的欧洲职业历史学家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归于同类，夸大历史研究工作过程的科学性质和历史书写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各种决定论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其他拥有“科学”身份的学科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也被大量引入历史学。这时的历史学家相信，单一历史事实的发现会逐步累积成为对全部历史真相的确定认识，客观主义史学以科学的名义确立了其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对启蒙理性、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和客观主义历史观的批评提供了诸多启发，足以推动历史学追求深刻变革。晚近历史学的许多新气象与这类批评的启发有关。哲学界对这种历史观与历史学的质疑其实早已出现，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风潮如是，相关质疑长期处于边缘。到20世纪前中期西方分析的历史学兴起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类的格言深入人心，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过程中的角色引起了普遍重视。至20世纪中期，19世纪欧洲占据主流的那种客观、实证的历史学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而同时期的中国史学界主流则在沿着启蒙理性引导的科学历史学和客观主义历史学的方向推进相关研究。20世纪后期，后现代批判思潮席卷西方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各个领域，西方社会遭遇的一些动荡和挫折提升了这些思潮的社会容受程度，启蒙理性主导的线性与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在西方成了“解构”的首要对象，“宏大叙事”遂成了僵化、绝对、过时的标签。各种自称“转向”的新派历史学在自我呈现时，无不把批判“宏大叙事”或“客观主义史学”作为主要切入点之一。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学术近乎隔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骤然开放，急切追赶潮流，解构“宏大叙事”成为创新的象征；多数人未及辨析，即将“宏大”视为需要规避之事。 总之，“宏大叙事”是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并非“宏大”就是“宏大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批评虽亦有武断处，但诸多问题切实存在，不可忽视。同时，相关的批评“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提出的新方案支离破碎。“解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向统一性和确定性下手的，其取径是用各种意义上的相对性消解确定性；用差异性消解统一性；用主观性消解客观性；用底层消解上层；用边缘消解中心；用文本性消解真实性；用艺术性消解科学性。于是，相对性、差异性、主观性、底层、边缘、文本性、艺术性登堂入室，确定性、统一性、客观性、上层、中心、真实性、科学性在这种历史学中被扫地出门，历史学的画风俨然一变。替代的方案虽然产出了不少精彩的“文本”，却都处理不好历史中的“宏大”课题。原因是绝大多数论者在批评“宏大叙事”时，没有仔细区分那个特定的“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的宏观研究的关系。历史上既然有宏大的事项，就不会因为历史学不去研究而消失，而且现实生活中新的宏大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回避对宏观、连续性问题的研究，就忽略了历史上的大量内容，也大大降低了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历史包容人类以往一切经历，对于国家、制度、精英、结构性、规则性的研究与“从下而上”去看历史的研究及对各种历史片段、情节的考察都有认识意义。二者只是在单一有限文本中不易兼顾，从历史学科层面看，却不仅并非截然对立，而且相辅相成。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的“转向”的历史学，大多夸大历史研究的主观性，把历史学追求认识真相的努力做漫画式的描绘，从而把历史学引入过度相对化、艺术化、文本化的境地。后一问题所涉纷繁，另文讨论。 在大致澄清历史宏大问题研究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之后，宏大的研究也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样才好继续讨论明清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 二、现代性与明清史研究的宏大主题 宽泛地说，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明清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但这是对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范围性问题，只表示在此范围内都可以是研究对象，而“问题”概念特别地指向未知，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界定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即意义。所以，任何人尝试回答这个基本问题时，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的特定视角。明清时代的特殊性是明清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视角。 明清是一个“大时代”，既是中国帝制最后两个王朝统治时代，也是全球化早期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从相对疏离变为全面接触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现存文明和社会都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局”，而中国更早历史的后果要通过明清历史的过滤与当代相关联。这使得明清历史与其他时代相比，带有分外突出的全球演化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背景，承载着文明演进的更多积淀。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史贯穿着多个宏大的主题：现代性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帝制时代如何收结、中华文明演进在前现代的结局如何是其中最为突出者。中外学术界关于明清史的大量研究，虽用语不同但实际上多围绕前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所涉理论方法最突出，争论最多；第二个问题本来涉及理论但已有研究主要在实证层面；第三个问题则很少有人措意。 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中西历史的分流与合流的讨论、明清时代经济水平的考察、明清历史趋势的分析、中国近代化历程和动因的研究等，实际上都是围绕现代性是否以及如何发生问题的探讨。还有更多的实证性研究虽然并不直接回答前述问题，但考察的是前述问题的衍生问题。对这类探讨进行大致梳理，可以看到其问题意识和方法取向之大致得失。 最为老旧的观念是中国历史停滞论，集中体现在欧洲的“东方学”传统中。在那里，中国被列入“古代东方”范畴，被描述为一个奇异的、早已发展起多种制度和文化却长期陈陈相因的与欧洲文明对应的他者世界。“东方”与欧洲的差异，被表达为缺乏“发展”“进步”。在黑格尔那里，“东方”的种种停滞性集中体现为“理性”的沉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东方”没有能够走向现代性。因为历史被理解为线性的，即朝向唯一方向的进步过程，所以没有自发的现代性，也就意味着没有“历史”——这留下了后来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话题的伏笔。当然，认为“东方没有历史”，并不妨碍许多人会欣赏“东方”文化、艺术甚至某种制度，因为那是对某种被认为静止的人类创造物的欣赏，就像我们欣赏博物馆里的器物一样。认为“东方缺乏历史”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且流播甚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东方”研究的中心，带动围绕典籍文化研究的旧“东方学”向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过程的新“东方学”转变，就与中国相关角度来说，也即从旧“汉学”向“中国历史学”的转变。费正清等人主张的刺激—反应论（impact-response theory），亦称“挑战—应战论”集中体现出这种新的取向。这种论说覆盖整个亚洲而以中国和日本为比较论述的核心，主张停滞的亚洲只有在西方刺激下才被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变。因为受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牵绊，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转变基本失败，日本则是成功的典范。明清中国在这样的叙述中就是停滞的社会，等待西方的刺激，然后变化。这种理论直接针对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数十年的历史，其方法论和结论则投射到对明清史、中国现代史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理解。稍晚出现的魏特夫所作《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是东方历史停滞论的进一步发挥，具体进路是强调东方历史停滞的古老原因在于环境和大规模治水的需要，进而论述停滞根基的深固与内在性。“古代东方”说和中国历史停滞论恰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宏大叙事”的典型表现，相关的批评已经很多且比较深入，近数十年余波尚存但少有郑重申论者。 马克斯·韦伯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基督教新教信仰为资本主义发生的主要动因的论说。这种论说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解释中国历史，也没有预设中国历史的停滞性。但因为在这种论说中，只有特殊的新教伦理被论为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动因，实际上提示缺乏新教伦理的地方不具备资本主义发生的基本条件，于是也构成了中国历史停滞论的一种“佐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对现代性做窄化的理解，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代名词，因而形成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等于不能产生现代性的流行看法。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是精神决定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种从宗教和价值观角度解释宏大历史和社会转变的方法，加重了认为文化类型决定历史宿命的倾向。韦伯用这种理论解释英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时，还有诸多实证方面的缺陷，即便在解释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意义上也难以完全成立，所以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极其渊博且思想达到高度复杂程度的思想家的论说即使在显露缺陷以后，还会保持长期影响力。亚洲的一些研究者受韦伯方法论的影响，尝试在中国明清时代找寻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替代性信仰，试图说明明清中国也有类似的与资本主义能够契合的观念变化。 但这种研究所能论证到坚实程度的东西太少，加上研讨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者以经济史家为多，从经济史角度看，韦伯学说过于玄虚，故此说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后继者不多。 启蒙时代表述的“宏大叙事”以欧洲历史为尺度，界定了历史发展的含义。从逻辑上说，只要接受了这种尺度的历史单线发展的观念，就无法摆脱非欧洲区域历史发展的停滞论。中国史学界主流天然反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但较早时候思考的逻辑是寻找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共同性：人类社会必然遵循普遍规律发展，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历史且都会向现代社会的方向演变。因此，中国史学界花费大量气力去化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这样的问题时，特别着力去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确认了资本主义萌芽就确认了中国自发的现代性。这种努力背后有一种夸大历史演变路径共性和偏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实际上落入了前面所说的“宏大叙事”话语系统中。除此之外，这种努力还带有一种将现代性过度分解的倾向，也就是通过找寻性质上类似的社会要素来求解历史趋势的共性。要素的定性通常是在与其环境剥离的设定条件下进行的，但历史趋势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动态过程，同类性质的要素在不同结构环境的动态演变中会遭遇差异巨大的情况，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单一要素即使完全同质也不意味着结果相同。而且，类似雇佣劳动关系这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基本要素，不仅在中国明清时期，在许多文明的更早时候如中国的宋代甚至更早、古罗马、古巴比伦等，都可以看到。把雇佣劳动关系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个用语行为，没有什么不可以，但用这种“萌芽”来说明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后来直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表明，中国没有确切的资本主义兴起趋势。中国史学界证明了以雇佣劳动关系和商品市场为尺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这至多支持了中国逻辑上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无法完整地呈现和分析这种变革的实际经验。以“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概念的探讨，到20世纪末自动停止，虽然在明清经济、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收获良多，但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理论意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途径，必须经由对历史本身和历史发展的重新定义，经由对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复杂论证，并需有效地将新的论证落实于实证性研究。这项工作虽有许多尝试，但总体而言迄今没有完成。 当中国学术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西方学术界的明清中国研究先是受“刺激—反应论”影响，用“现代化论”解读中国历史，把明清描述为苦闷挣扎的时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讲的就是各种纠结、苦闷、挣扎、无奈。他对明代财政的研究色调，也是保守、落后及各种无效与不明智。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研究明代心学，也以现代性的挫折为基调。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一个流行的口号。这样的话在中文语境里本来是荒唐的——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哪里是到现在才来“发现”的事情？但是将其放到前述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停滞论的语境里，含义很清楚并且带有一些冲击力。此论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现实的快速变革也产生并强化了用积极的历史观思考中国历史的倾向。西方学术界的明清史研究基调也转向找寻和叙述社会的活力、变动和发展。其中，加州大学学者的研究最有群体声势，被称为“加州学派”。这些学者素以经济社会史见长，他们深入考察明清之际的经济生产力水平，据以做出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经济水平及其与欧洲经济对比关系的判断，进而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与命运进行讨论。其实，加州学派的研究在自觉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义上恰逢其时，而其方法则是在延续更早时期就流行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取径，具体是高度依赖经济学。当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在探索和实践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等更具有“人文”意味和改革色彩的历史学研究方式。不过加州学派有个大好处，就是正面讨论明清历史的宏大问题，不像其他研究大多摭拾一些边缘现象去深描，因而在中国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最大。 加州学派的主张中，最主要的是明末中国经济“内卷”说、中欧经济18世纪“大分流”说、江南早期工业化说。中国资本主义主义萌芽说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性质，而这些论说则都以生产力水平为中心来考察经济发展状况。“内卷”说主要揭示，江南地区为主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是通过高密度劳动力投入实现的，这样的提升不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真正提高；并在可耕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紧张关系和副业补偿家庭收入模式作用下，呈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长期“内卷”，即“没有发展的增长”。从经济史角度看，这项研究意义很大，因为它看到了明清时代中国农业经济中一种关涉土地资源、人口和生产关系的结构。不过，除了存在一些具体实证方面的可争议处以外，这种“内卷”模式虽然接近江南地区的情况，却并不符合其他地广人稀地区的情况。当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就是过分关注经济最发达地区而忽略落后地区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关系，“内卷”模式在这方面也没有改变多少。而且，“内卷”说的论证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农业固然与现代性相关，但在没有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工厂制造业结合之前，不能单独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需要在远为复杂、宏大的结构关系里才会成为持续的历史趋势。 “大分流”说以明末江南经济总量（GDP）与同时期英国约克郡比较，由前者更高一些而判断当时中英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英国到18世纪工业化之后超过中国，二者发生“大分流”。这种分析比“内卷”说问题还要多一些。论者在说明其研究方式时，明确提出，这是针对以往问题意识的一种反向论证：以往常被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走了与欧洲不同的历史道路，应该变成为什么欧洲走了与中国不同的历史道路。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当然克服了把欧洲预设为正常，而把中国预设为不正常的话语方式，但以此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论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要论证现代性是以中国为中心带动起来的，会比既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说遭遇更多质疑。 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判定欧洲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或主导角色，而在于把欧洲看作因其文化的特殊性而具有恒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性质，其他文化、社会、区域则不具备同样的性质。这才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双重偏见。“大分流”说的那种反向论证，没有触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定时期的特定过程，比如现代性的发生或者某项发明究竟在哪里起源并形成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实证性的问题，并不一定构成什么“中心论”。“大分流”说关于欧洲工业革命起源的解释，过于强调矿物燃料的发现，而非把矿物燃料用于机械化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但矿物本身是不会迸发出巨大作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用经济总量（GDP）来比较经济发达水平时，回避了经济生产的技术内涵。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范围，不同的生产方式可以达到相同的经济总量，而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时，生产方式是不能被忽略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大分流”说基本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条件和文化、科技条件，这样来分析经济的长时段演变甚至社会趋势，是过度理想化、简单化的。加州学派学者受到一些批评以后，注意了这个问题，将制度以及更多的相关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结果就是调整说法，把中西之间的“大分流”提前了大约8个世纪。前后变化的背后，需要反思许多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而中国和美国的明清史界都未能深究这种调整的方法论教训。 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基本停歇以后，“转型”或者“社会转型”成为中国明清史学界谈论历史趋势性问题的核心词。明清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谈“转型”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也是合理的。然而，“转型”是大范围的结构性、趋势性社会基本形态变化，不是任何变化都意味着“社会转型”，这要求郑重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应说明白“转型”内涵，说清楚原来是什么型、转到或正在转向什么型、后果如何、相关的型的分类是否具有系列特征、基于怎样的历史观或理论等。这些节点不讲清楚，“转型”就被泛化成含义不明的变化。一些论者很可能把这类问题都预设为不言自明的共识，但在学术前沿讨论问题时，轻易不能假定某种理论性的主张是共识，也就是不能设定别人怎样看问题，论者自己要把概念和逻辑交代清楚，论证的文本应该是自足、自明的。“变化”有时是循环性的，有时是局部而非整体的，有时是整体性的却是逻辑上可逆的或者后来的确逆转了的。所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相关要素或者更大结构的影响、制约，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转型”注定是个理论与实证融合的话题，也是个关于结构的话题。凡讨论“社会转型”的论说，在捕捉个别要素或局部现象变化来推论转型趋势时，都需要建立一些因果链，且必须要阐释这类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与合事实性，如果简单处理则容易陷入决定论。 夏明方在检讨关于研究18世纪中国历史的方法论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史学界流行一种“泛近代化”倾向。从经济领域说，主要表现为把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的“斯密型增长”作为近代经济或早期现代化经济的特征，这样的增长在明清江南及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在人口控制、男女关系、政府功能、地方自治等其他领域，也各有一些把“近代性”尺度放宽的做法，从而形成了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种种新的“近代性”叙述。因为更早时候流行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来看明清史，看到的多是“停滞”“传统”和“不发展”，当时所使用的“现代性”尺度是欧洲标准的，也是过于僵化的，所以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定义是合理的。但如果把“现代性”过度泛化则会是误导性的。首先，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处理实际是从研究和书写策略着眼的，比如前文所说的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向叙述，结果把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缺陷继承下来。其次，回避了正面问题，即在改变先前比较严格的现代性、现代化定义而使用比较宽泛的尺度时，没有论证清楚为什么这是更合理的，也没有彻底检查这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如果认为“斯密型增长”意味着现代性，且这种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很早，那么，前此追问中国与欧洲历史差异问题的意义也就基本被取消了，也就无关乎诸如晚清时代“落后、挨打”的原委。甚至，整个现代化历程中的种种努力都变成了缺乏实质意义的事情，而一些前现代的社会观念、制度也获得了在今天无批判地复活的理由。 只要承认现代社会的产生是一个复杂宏大的历史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撬动的突发后果，就必须把现代的起源作为综合的历史运动来看待。要看到在这场运动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还要从演变的历程意义上看待这些关系。历史比思想复杂，相关因素是永远不会被全部看到的。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把能够看到的尽量多的要素纳入关联视野下加以分析。分解单一要素的观察，本质上说都只是逻辑性而不是历史性的考察。此外，历史学家考察的现代性是一种体现在往事中的结构属性，是从已然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概括出来的。它有一个结果，就是大体在中国明清时代发生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转变。所以，固然也要分析明清史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然的历史真相。现代性这个概念经各专业各种角度反复阐释以后，变得极其繁复，接近难以有效使用的状态——过多歧义使定义本身成了学问。人们之所以需要使用一个词汇，不过是需要用它作为符号来实现思想表达的简捷、有效。思想如果是清晰的，绝不能被符号拖到混乱中去，所以要在可能的最简单意义上使用概念。在简单且适当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必需的要件包括发达的科学技术、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公民主体的国族国家体制，以及与前述各项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要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作用，逐渐演变而共同明晰起来的。它们互为条件、共同作用，从而历史地发展起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社会。所以，可以解析现代性问题，但不宜过分分解，也无须因为定义的分歧而把整个问题变成哲学或语言学问题。 三、帝制时代与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收结 现代性是将明清历史纳入全球历史宏观演变前提下所提出的问题，带有很强的全球关照意识和比较取向。 但中国现代社会的全面展开晚于西方且受西方影响，如果把现代性作为研究明清历史的总纲领，那么中国历史注定是一部非主流或非典型的历史，明清时代大量生动的、余波传导至于今日或对理解中国传统乃至今日中国情状至关重要的内容，就会被大幅度边缘化。即使在宏大研究层面，明清时代中国还有大量不能被纳入现代性的趋势、过程和演进，皆为明清史研究的重大论题。帝制时代如何收结、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结局如何，是其中涵盖度最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帝制时代是指从秦朝到清朝末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界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为人类历史普遍规律预设下，长期讨论社会形态问题，其间争论种种，并未达成共识。在明确认识到这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关系的描述，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明确主张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实际，而是源自苏联理论家的说法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形态讨论不再引人注意。于是，留下了某种对于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概括层面的空白：除原始社会无可置疑，怎样概括其后的社会基本形态才为合理？这既是理论性问题，也是实证性问题，应该容得对各种主张进行长期探讨，逐渐形成主流看法。在此之前，为阐释、叙述的便利，可以采取偏于“自然”的分期和概括方法，即以显而易见的重大转折作为时代分期与社会体制类型区分的尺度。中国历史上一个明显的单元就是帝制时代。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建立起由皇帝、官僚、郡县三个主要支柱支撑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主要任用依据才能和品德选拔的职业官僚处理日常政务，与秦统一前以世卿世禄的贵族为主掌管公共权力、政权体系内中央与地方分开治理、王虽具名为尊但并不将日常权力触角伸至全国各地的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此种体制虽亦随时有所变迁，但基本格局延续到清朝灭亡。而且，不仅大一统的王朝是这种体制，多政权并列时期的各局域性政权也是这种体制。国家体制当然是政治，但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权力安排，公共权力辐射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艺术各个领域，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尤其如此，所以帝制是具有多维度含义的。 明清时代延续这种体制，但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其中有的是新异性即史无前例的，有的是表面看去前曾有之，但因为其他相关条件不同，也触发了新的矛盾，造成新的格局，还有一些是帝制体制的痼疾再度复发。明代废除丞相，皇帝“乾纲独断”，造成行政管理效能陷入困境，渐渐形成了皇帝顾问班底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内阁制度，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明代的皇权政治、官僚政治运行都因此而生出种种新异状态来，宦官干政、党争、治理能力状况等皆与此密切相关。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献记载极其丰富，故一直被研究，缺陷却正在于研究得不够宏大，对具体细节情况考察得不厌其详，审视的眼光则常局限在明代一朝制度之成败得失间。明清两代的贯通论析尚且不深，更长时段、更宽范围的考察就更为稀少。明初分封朱姓子弟为王，这是帝制时代皇权依赖贵族还是依赖职业官僚这一长期的两难选择的新权衡，造成早已边缘化的贵族制一度短暂上升，但旋即取消，回到主要依赖职业官僚的轨道上来。于是，皇室贵族成为寄生阶层，政治上很少生乱，却成为国家财政不堪之负累。清代同样继承帝制体制，而具体制度安排带着浓厚的少数族裔特色，也有一些创造。其综合结果是，皇权在少数族裔贵族群体与官僚体系的共同烘托下，达到空前强化，此前漫长帝制时代曾经几度活跃的士大夫政治完全消失，工具化的官僚主义与皇权专制一起达到顶峰。这个体制在18世纪还有效运行，到19世纪中期也没有自行解体而演变为另一种政治体制的确切迹象。所以，中国的帝制是在没有自行走向否定之否定的状态下，受全球化大变局冲击而骤然走向解体的。 明清时代，与国家权力体系演变的集中轨迹并行的是经济的市场化。在关于现代性的大量研究中，其一般表现已经被揭示得比较清楚，问题是要怎样理解和说明二者关系。很多经济史家包括实际研究过明清经济的多数经济史家，把经济预设为自我充裕的系统，有的更接近于经济决定论，以为通过经济变动可以直接回答社会总体变动和历史趋势问题。但这类研究一旦走到对社会总体变动和历史趋势做出明确判断的时候，就遭遇困境，开始语焉不详。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国家权力结构和特点实在是研究任何“宏大”一点的问题时，都不能不被纳入考虑的因素。帝制体系的中央集权结构伴随对国家权力顶层与基层社会之间所有中间层级政治权力的压制和控制，无此则集权运作难以实施。这既形成了政治权威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强大势能，同时在政府并不具备直接处置所有基层经济活动的技术条件下，留出了民间经济活动的宏大秩序空间。统一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基本赋税制度、交通等皆是需要大地域范围统一管理才能保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向条件，在此前提下甚至区域经济的差异也会提供远途贸易的需求。在全球普遍联系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明清中国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国家政策也因应时局而不断调整，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帝制国家体制与高度活跃的商品货币经济共生并荣的契合状态。这种状态为帝制体系本身提供了巨大的可支配社会财富，因而增加了其统治功能。这是一种任何理论都没有透彻论证过的宏大政治经济体系状态，所以任何试图从已有理论中撷取现成论说来解析的方法，都不能获得切实的结果，而这正是明清历史学家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具体呈现和说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阶段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中国是以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在19世纪中叶与欧洲大规模对接的。这既是理解中国帝制时代的一个要点，也可以是理解19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基点之一。 明清中国处于全球化发展时代，这是从全球历史变迁总体趋势角度的一种概括性说法，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有意义的现象都要被纳入全球化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过程中来理解。全球化如果从15世纪算起，在那之后的欧亚大陆、北非、美洲都有诸多无法被纳入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和过程。其中非常重要者之一，就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收结。历史学研究的是社会，迄今最大的社会共同体不是国家，而是文明。19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学过度强调以国家为单元的历史研究，往往依据现代国家范围来上溯其各自的历史，从而把现代国家延伸到前现代甚至远古。这既成了目的论式的历史，也造成了理解和叙述现代以前历史的大量具体的困难。就中国而言，要在国家历史和文明历史的双重视角下来思考和叙述其现代以前的历史。今日中国所在地域最早的文化、社会聚落是分散多处的，在漫长的演变与发展中，逐渐形成相对于其他区域，中原地区发展水平优先的格局——这主要是因为内陆文明初曙时代农业经济的突出重要性，周边与核心区的关联与互动逐渐形成持续的内聚运动。商、周王室所在是核心区，其封国及与之频繁互动的政权、部族为其边缘。这种内聚运动到秦统一的时代，已经包容了亚洲内陆的全部农耕区域，形成了建立统一政权体系、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条件和需求。其后整合的核心区与周边区域继续互相依存、竞争、融合，而其基本趋势是汇聚为更大范围的文化、社会统一体。到明清时代，中华文明的汇聚演进达到了文明空间范围与核心区政权体系管辖范围基本重合的节点。从这一视角看，明清是中华文明汇聚、整合的收结时期。这一过程与当时欧洲的社会变迁以及早期全球化发展平行，但并不是互相包含的。 这一过程的明清阶段与前两个过程既在同一时空框架中，相互之间关联所系自然非轻。内聚过程是贯穿中华文明历史的持续主题，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宏观的聚散离合是由这一运动作用造就的，帝制时代的中央集权体制、军事制度、文官制度、屯田制度、封贡制度、万里长城防卫体系、对外关系方略等都可以从这一视角看出纹理，中国思想文化的诸多论题和表达倾向也与此密切相关。而凡此种种，都关涉帝制体系本身的样貌和命运。中国历史上近似周期性地发生来自北边的冲击，时或造成政权重组，这种重组常常以经济社会的周期性残破、繁荣、再残破为代价。明清鼎革，也是这种重组系列的一个环节。中国商业、城市、交通皆曾先期发达，但在社会秩序的不断重组中，质变缓慢。到了清代，这种内聚运动已达到核心区政权管理范围与文明共同体覆盖地理范围大致重合，数千年间最大的前线成为可开发之地，新格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文明内聚运动超出任何人的选择作用，从现代性发生视角看是一种干扰性的过程，但是从超越现代性发生的更大视角看，则提供了中华文明社会共同体及其现代国族国家形态的宏大空间和巨大的内在多样性。后者在现代性演变到21世纪时，显现为难以估量的价值。也是在这一视角下，明清历史需要联系起来看，一旦割裂，诸多问题变得难以索解。 明清时代可称宏大的问题还有许多，而前述三者最为显著且与理解一切其他问题都有关联。 结语 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往经验，包容宏富，巨细万千，宏大课题只是为透视长时段演变而理析出来的一类特殊问题，自然不能涵盖历史全部内容。现代史学发展中，过度强调历史统一性的一些学者曾经试图将全部历史内容纳入某种“宏大叙事”中一体说明，以为特定的宏观理论可以包含全部历史真理，结果是把大量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排除在视野之外，把大量历史现象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解概念系统中，从而造成曲解，把历史研究变成了理论演绎性或者罗列具体事项来填充理论的事情。这种弊端被认识之后，“宏大叙事”连同对宏大问题的探索一起低沉下来，搁置“宏大”，研究基层、社会、社区、个人、日常的历史学成为风潮。对于大多数学者说来，这体现的是从偏激到平衡的努力；在某些评论者的言说中，则被夸大为历史学的全面转向。一些论证社会史、新文化史、微观史学的人，有时会把新的动向称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是言过其实的——宏大的是历史，微细的也是历史，国家史、政治史和社会史、心态史等都是历史，并非底层、社区、个人、日常的情况才是历史的内容。 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包含微观研究，但历史学愈进入微观层次，所涉及的情节愈为丰富多样，其中包含大量同类现象的反复，历史学终究不能将之逐一研究、逐一叙述。诸如“邻猫产子”之事，历史学家如果要将之书写出来，毕竟要说明其必要性，否则历史学将成为巨大的杂物堆积场，而其作为知识的价值将被稀释到难以辨识。这就是说，历史学家尽可选择任何无论何等细微之往事加以研究、叙事，但同时有责任说明其作为知识的价值，说明读者为什么有必要知道那些细节。因而，历史学家心中还是需要有某种衡量历史情节意义的价值尺度。这种尺度本质上是对普遍性质的认识，存在于所研究的微观现象与宏大问题的联系中，以及与现实的联系中。成功的微观研究，实际上都具有将微观与宏观联系的视野，有由微见著的洞察力。做到这一点，无论所研究的对象如何细微，都可以拒绝“碎片化”之讥。 微观与宏观都是带有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自然界的演进，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微观的；相对于全球史，中国史是局域的；相对于中国史，一个府州县、村落的历史是地方性的；相对于一个家庭，村落也是宏观的。历史研究所能实现的价值，并不被所研究对象的宏观或微观程度所决定，更无须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视为两种可以各自独立运行的历史学——历史学只是一个。其实，历史研究的宏观还是微观，甚至不构成历史学的理论问题，只是个人偏好，至多是一种研究进路选择问题。历史学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根本上说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及其作为知识的呈现方式。 如果把前文所说的现代性发生、帝制国家和中华文明的收结作为明清史的宏观问题，那么，明清时代的历史在该层面以下的次宏观或微观问题是无穷无尽而且层次纷繁的。近年来长足发展的宗族组织、两性关系、地方知识、出版、契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被注重的商业状况、赋税制度、货币体制、文献、国家制度、重要事件、思想流派研究，皆各有宏微，也都成果可观。并不能以是否为新潮流、是宏观抑或微观而论高下。要在皆需征信，皆需逻辑谨严，皆需事理通透，皆需增益新知识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