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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久远历史发展的根脉，是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今天应当大力发扬光大。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产生和锻造任务繁重，涉及浩瀚的典籍，亟须采用俯察众流、抓住关键的方法。《史记》是一部产生于中华民族青春勃发时代，内容博大厚重，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史学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锻造和提升起到极大作用。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进行深入的发掘、阐释，能够确有根据地总结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坚韧性、优良性和融通性的宝贵特点，中华民族形成了五大文化基因：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化战胜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壮大发展、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史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疏通知远；穷变通久；大一统；反抗压迫；包容和谐 一、俯察众流，抓住关键 文化基因是民族特质和生命力的集中体现，是数千年奋斗前行的中华民族躯体内流淌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落实的重要课题。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伟大史诗，文化基因浓缩了她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因此又与当代社会进程密切相联。中国是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保存了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而且中华民族活动的舞台、历史演进的地理范围始终未曾迁移，历几千年间，文字、语言的体系也前后相承，虽然古今有所变化，但演进的脉络清晰可寻。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成就灿烂辉煌，中间经历过严峻考验，却能穿越曲折、衰而复振、蹶而复起。尤其是到了近代，在西方列强嚣张的侵略气焰面前，中国作为统一的东方大国，坚持反抗斗争，给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扩张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对于世界被压迫民族是一个巨大的鼓舞，经过抗日战争之后，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建立了新中国，从此走上奋发图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古老的东方民族能够创造出人类史上如此非凡的奇迹，历经漫长岁月考验却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并且在现当代再度激发出伟大创造力，展现出大国的尊严和风采，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其文化基因和历史根源是什么？今天如何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发挥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对此深入探讨，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孕育、产生、壮大，又在严峻考验中得到淬厉而升华。大体而言，从黄帝时代萌发至夏、商时期，是萌发阶段；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产生和光彩展露阶段，其标志是《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国语》及其他战国诸子中对民族文化基因的一些特征、智慧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成为著名的古训，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渊源，也是后代卓荦人物认识中华文明特质并加以阐释的纲领；秦汉以后至明代，是民族文化基因壮大和芳华盛放阶段，众多政治家、思想家和有为之士结合所处时代特点，吸收新的智慧，对民族文化基因做了出色的丰富、提升，为汉唐盛世的出现和古代文化的光辉灿烂提供创造的凭借和睿思卓识，在此漫长时期中也有过严峻的考验、磨难，但依靠文化基因的优良和坚韧，中华民族得以衰而复振、蹶而复起；自清初至20世纪，民族文化基因在社会趋势走向近代、救亡图强思潮涌起的新环境中得到淬厉、升华，凤凰涅槃，为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历经五千多年进程，漫长而壮阔，丰富而深刻，历久而弥坚！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如何锻造意义重大又任务繁重，因其思想内涵堪称精深奥妙，而这些珍宝却散存于浩瀚的典籍之中，对此要做全面梳理论证，工作量是很大的。据此，需要俯察众流，抓住关键，采用恰当的方法，首先应致力于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经典的深入考察。从内容博大厚重，记载系统、议论深刻，凝聚着古代先贤的哲理思考和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而又影响深远的经典名作，认真进行发掘、总结。产生于西汉强盛时代的不朽巨著《史记》，就是这样兼具丰富性、思想性、创造性，在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锻造与提升过程中产生过巨大作用的杰作，亟须我们站在今天时代高度重新审视，做出具有理论价值的创造性阐释，并从中获得宝贵的启示。 二、司马迁著史的时代机遇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是因为这部杰作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司马迁站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难能可贵地表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史记》这部在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何以能在西汉时期产生，其间所存在的多层次的、具有丰富哲理内涵的关系，完全值得作专题研究并写成厚重的著作。本文只能从宏观方面对于西汉时期何以恰好为《史记》产生提供了时代机遇，从以下三项作概括的论述。 一是，在国家实现了空前统一的时刻，总结中华民族以往全部历史。 秦王朝是在呑并六国的基础上建立的，尽管仅存在14年，但它对全中国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西汉建立，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统一事业，另一方面，吸取秦朝实行酷烈政治而骤亡的教训，采取宽省政策，从高祖立国起制定的休息民力、奖励生产、发展经济的施政方针，经高后、文帝、景帝各朝一直得到遵行，至武帝初年达到国力强盛，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的朝代，三千年中华民族的演进史至此达到新的高峰。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即生于斯、长于斯，由此而能够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系统记载和深入考察。《史记》的成就，首先在著史规模和格局上，与先秦史著相比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左传》是先秦史籍中成就最高的著作，在记载春秋大国争霸、各列国社会状况、战争谋略、人物言论和保存古史传说等方面，都有值得称道的成就。而以《史记》与《左传》相比，却是一座巍然耸立的丰碑，最为关键的是《史记》的通史性质和记载内容的极其丰富。《左传》是春秋时期的编年史，记载了254年史事。而《史记》则记载了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上起五帝时代，下迄史家生活的当世汉武帝时期。这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司马迁为何能够撰成这部雄视千古的杰作？这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统一规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此为凭借，史家才有如此宏大的气魄和冷静的思考，并确立了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著史的目标。司马迁创造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有机联系的成功体裁，其中十二篇本纪就是纵向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件，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再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演进的主线，构成全书的纲领；其他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围绕本纪展开，构成历史演进的全景图。因此，中国史学由先秦时期产生的《左传》到西汉时期《史记》的撰成，并不是简单地做到史书体裁由编年体到纪传体的变化，而是史书规模、著史格局、记载内容丰富的程度和史家揭示历史进程深刻程度的质的飞跃。概言之，如此贯通古今、内容饱满生动、有血有肉的史学杰构，有力地回应了表现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时代要求！唐代史论家皇甫湜目光如炬，他称誉司马迁为了贯通上下、详载以往历史，“必新制度而驰才力”，“于是革旧典，开新程，为纪为传为表为志，首尾具叙述，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将以垂不朽。” 二是，适逢民族创造力旺盛的时代展现出中国精神、中国智慧。 “好比青年时期是人生朝气蓬勃的年代一样，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汉朝也是这样一个富有活力、成长迅速的重要时期。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设置、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学术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我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汉朝奠定的。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汉朝形成，并且以这一强盛朝代命名的；当今世界各国也都称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术，为汉语、汉文、汉学。”从立国开始，汉朝就产生了许多出色的政治、军事人物和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在平民大众终日劳作的基础上，促使汉朝保持上升和强盛的局面达一个半世纪以上。汉朝人物又有“引大体忼慨”的豪迈气质，敢于和善于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历史教训、治国理政的重大设施，思想顾忌少，这也与当时社会旺盛的创造力相合拍，因此有的研究者称汉代为“英雄时代”。司马迁对其生活时代这种特点感受最为强烈，《史记》记述历史就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父亲司马谈临终对他谆谆嘱咐：“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汝其念哉！”对此司马迁俯首流涕，庄严承诺。 《史记》成功地做到以记载人物为中心，不仅七十列传基本上都是写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十二本纪兼载军国大事和帝王的活动、性格，三十世家中也记载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赵武灵王等国君，孔子、陈涉，及汉初社稷重臣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等人。在司马迁笔下，这些人物无不奋发有为、仗义倜傥。司马迁以丰富的史料和可贵的实录精神所成功地再现的人物形象，展现出历史上的民族精神和非凡智慧，这对于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意义同样非同寻常。 司马迁对中华民族历史上英伟卓荦人物的记载，就成为千百年中全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后代史家以《史记》为楷模，把实现长期连续记载历史作为神圣职责。中华民族的先人本来有发达的历史意识，经过《史记》的撰成又达到更高的阶段。黑格尔讲过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认为历史著作的产生表明人类智力的提升，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的进程，并且达到自觉地总结和反思的阶段。他特别称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他说：“因为‘历史’这样东西需要理智——就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的眼光下去观察一个对象，并且了解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合理的联系的这一种能力。所以只有那些民族，它们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并且能够从这一点出发，个人已经了解他们自己是为本身而存在的，就是有自我意识的时候，那种民族才有‘历史’和一般散文”。这段话的道理很深刻，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智能达到对民族本身的发展能够作一番探讨时，才有“历史”，这时，不但个人获得了是为本身而存在（而不是为“神灵”、“教义”存在）的自我意识，而且，就这个民族全体来说，也才具有认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的由来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中华民族很早就重视记载历史，先秦时期撰成的《尚书》《春秋》《左传》为中国史学奠定了基础，现在《史记》以人物为记述历史的中心更表明“历史意识”达到了升华，通过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发挥聪明才智而演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生动活剧，表明史家是在一种独立的客观眼光下去观察历史，并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来推动历史前进，这就使《史记》成为展现中华民族精神、中国智慧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教科书。由此也说明，今天通过对这部产生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青春活力的时期的史学宝典来剖析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该有何等特殊的意义。 三是，汉武帝时代为《史记》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文化条件。 汉武帝雄才大略，兴造功业，班固曾经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海内艾安，府库充实，……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并举出一批名垂青史的人物，包括大经学家、大理财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等都应时而生。正是国家辽阔版图和社会蓬勃向上的局面，为司马迁提供了极好的著述条件。他有两次壮游的经历。“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是一并记载其二十岁以后游学四方之经历。 又一次重要的旅行、考察经历是：“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不仅走遍中原大地，还远至西南夷地区和东南方的会稽，因而大大丰富其阅历，开阔其胸怀。诚如梁启超所言，“考迁游综，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古代交通条件极困难，司马迁正是凭借盛世提供的种种条件和机遇，才能实现这一切。其壮游，又是与实地调查史迹、访问故老传说相结合的，因而对史实的把握更准确，对历史特点的认识更深刻。在文献的收集、整理上，西汉初年和武帝时期都曾大规模搜集图籍，如其所言，“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广泛的阅历，丰富的典籍，严肃认真的“考信”功夫，使司马迁实现了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愿。现代学者郑振铎评论说：“他排比、整理古代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制作定型之中。”对司马迁系统地整理古代学术文化的贡献作了切中肯綮的评价。 上述分析说明了：国家统一事业的空前发展，使史家勇于担负继五帝传统、承三代绪业的大任，总结中华民族已往全部历史；史家生活于西汉盛世，深受“引大体忼慨”时代风气所浸染，因而具有展现中华民族非凡精神和智慧的襟怀与能力；“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史料凭借，史家本人丰富、广泛的阅历，使他能够撰成将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囊括其中的、“实录”式的史学杰构。多种历史条件因缘际会，相互作用，加上司马迁本人的杰出才华——以上各项，就是《史记》何以能为锻造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作出杰出贡献的原因所在。 三《史记》对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非凡贡献 中华民族作为穿越历史上几千年狂风暴雨、曲折磨难，发皇壮大、坚不可摧，至今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并焕发出蓬勃生机，她的文化基因一定具有醇美质朴、蕴蓄深厚、广纳互通、绵延持久的优良品格，因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时代的营养而得到提升。毫无疑问，各个时代的文化经典都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然则《史记》因其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和生动记述汉武帝时期以前全部历史与文化的宏富内容，而理所当然地最受我们关注。兹事体大，亟须学界共同努力，切磋、提炼，以求其圆满解决。本文仅是探索性工作，初步将《史记》这部史学宝典为锻造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贡献，归纳为以下五项。 （一）弘扬传统，疏通知远 中国历史与文化从殷代甲骨文大量记载史事起，一脉相承，长期继承发展。甲骨文于1898年在安阳小屯殷朝故都遗址发现，一时成为震动全国学术界的大事，以后更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一门“显学”。原因就在于，这些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文字是殷王室为占卜政事和日常生活而留下来的记录。甲骨文的记载尽管很简略，但大部分卜辞都已具备历史记载所必有的时间、事件、人物（占卜人）和占卜结果等要素，这些要素，实为后来《春秋》简要记事的雏形。甲骨文记载的内容，包括王室世系、年代、征伐、祭祀、田猎、王室与各方国的关系，以及气象、收成、自然灾害等，因此，研究者可以依据这些大量史料，经过考证、整理而撰写成内容充实的殷商制度和社会生活史。尤能证明殷代先民历史意识发达的事实是，王室有意识地保留这些记载而予以整齐地贮存。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1936年6月12日，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第13次发掘，由考古学者郭宝钧主持，石璋如等参加，甲骨学专家李济、董作宾曾前往视察。此次重大收获是，在第127坑发现了重达3吨多的龟甲、牛骨板，出土甲骨还有涂朱涂墨的特点。考古人员大喜过望，于是采用特殊的方法完整挖出，然后用特制大厚木箱装好运到南京史语所，经仔细清理，共有甲骨17000余片，其中完整龟甲300多版。李济在其著作中称此次发掘的龟甲是“地下档案库”，恰当地强调当年竟然做到了有意识整齐保存。这次重要考古发现也为《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提供了新的确证。 中华民族历史记载发端是如此之茁壮，其重视文化传承的意识是如此明确，这就预示其必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很快由滥觞而汇成江河！到周代，即产生了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信史”的《尚书》，相传为孔子编选删定而成。先秦典籍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作。经学者考证，《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主体篇章，均应出于史官所记载或史官依据原有资料所作的追记。如《虞书》《夏书》，共四篇，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相传旧说，综合整理或改写而成的。《商书》五篇，当以《盘庚》写成最早，文献价值最高。《史记·殷本纪》称《盘庚》是帝小辛时的作品，当与史实相近。《周书》共十九篇，其中《洪范》是战国时作品，《文侯之命》和《秦誓》是周室东迁后作品，《吕刑》的时代待考，其余十五篇基本上可信为西周初年史官的记录或史官追忆所作。“《尚书》的编纂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尚书》各篇所记历史，上起唐尧，下迄秦穆，不仅时间跨度极大，代代赓续，而且内容涉及政治、宗教、哲学、思想、历法、典章、法律、语言文字、地理、军事等方面，可以说，中国古代史记载的连续性、反映民族文化认同不断发展、体现中华民族统一的规模不断扩大等优良传统，都肇始于此。” “疏通知远”是华夏先民很早提出的观念，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重要源头之一，应予高度重视。这一观念出于《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准确地道出《尚书》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记载长期连续性的传统这一重要价值，“疏通”是指要认识历史的发展变迁，“知远”是指要追溯前代，记述祖先的历史，传承文明。还有《周易》所言“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诗经》所言“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这些著名的古训同样昭示后人要弘扬传统，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同样鲜明地体现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文化基因。我们不妨拿同属于世界文明古国的其他国家相比较。黑格尔将古代印度几乎没有历史记载与中国典籍的丰富相对比，感叹说：“因为这个原因，最古老而又可靠的历史资料，反而要从亚历山大打开了印度门路之后希腊著作家笔下的文字里去找。”又说：“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上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古代希腊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几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灭亡、征服，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词》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还是说明中王国末的情况，至今学者们还弄不清楚。通过比照，中华民族从上古时代开始就高度重视弘扬传统、重视历史记载和总结历史经验所具有的独特性、优异性更加凸显，由此形成历史文化认同的牢固基础，成为不竭生命力的源泉，因而谱写出五千年文明连续发展的伟大史诗！《史记》的著成，使华夏先民“弘扬传统，疏通知远”这一重要文化基因得到有力的提升。司马迁确立的著史宗旨“通古今之变”，就是《尚书》“疏通知远”精神的直接发展，站在新的高度对中华民族全部历史，总结其发展的全过程。《史记》继往开来，史识卓越，气魄更雄伟，再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历史进程更加连贯和丰富，对锻造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贡献巨大，成为后代著述历史尤其是通史著作的楷模。由于《史记》自觉地弘扬传统，因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世界文化史上的瑰宝。 生当总结华夏文明前所难逢的最佳机遇，司马氏又是世代担负史官重任，所以他以著成《史记》、接续五帝、三代，直至记载秦、汉历史为本人的崇高使命。在这种历史责任感鼓舞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司马迁做出了典范性处理，彰显了中华民族珍惜祖先成果的、高度重视人的活动、以理性态度解释历史创造进程的人文精神。 首先，确认黄帝为中华文明始祖，是在审慎“考信”基础上对于先秦儒家典籍记载的恰当的继承并作出定论，这对于几千多年来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史记》以十二“本纪”为全书记载历史的纲领，首篇《五帝本纪》始于黄帝，确认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上古时代“五帝”。当时司马迁面对两类史料，一类是“百家杂语”，其言不雅驯，无法与其他典籍记载相参稽而论定；另一类是《左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的记载，这些有关古史的说法可以从其他典籍中得到参照，尤其是能与司马迁在全国各地调查访问、采访故老传说相印证。司马迁以“考而后信”所作的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形成了占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本根”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加强了民族向心力，其意义极其深远。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称黄帝为“天子”显然是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在传说时代的投影。其次，《史记》明确记载，夏、商、周三代鼎革，但是文明相承，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所总结的王朝盛衰的历史教训一直为后代传承下来，成为加强民族文化认同的宝贵思想营养。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明确地认识到，商之代夏、周之代商，盛衰规律相同，历史教训相同：失德就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天命，夏商以来，一贯如此。周初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价值，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具有开山的意义，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再次，继承先秦政治家、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对于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和西汉建立这一大历史关节点做出深刻的总结。秦始皇以“振长策而御宇内”之势，兼并六国、威震天下，但是为何秦朝却在反秦起义烈火中顷刻灭亡？继而，楚汉相争长达六年，项羽本来号令天下，占有巨大优势，却为何最后众叛亲离败走东城，而刘邦转弱为强，建立了西汉帝业？书中的记载极为详实，而寓含的哲理至为深刻。秦汉之际历史变局对于汉武帝时期来说是近现代史，司马迁却能准确地把握其大格局，大趋势，不但再现其风云变化，生动地写出跌宕起伏的场面和众多人物活动，而且总结出复杂历史运动背后深刻的教训和哲理，继承并发挥了孟子对战国时局的判断和贾谊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他指出秦国“矜武任力”，严刑峻法，遂致二世而亡；项羽滥杀无辜，最后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刘邦实行安抚民众的政策，最后成功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不嗜杀者能一之”的预言。 总之，历史记忆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司马迁无比珍惜中华民族壮阔的历史道路和文化成就，由于他如此高度重视搜集、整理有关先民活动的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重视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重视继承前代明君贤士观察历史时势的嘉言傥论，而把这一切囊括于书中，成为华夏子孙保存集体历史记忆的依据，这正是司马迁为锻造“弘扬传统，疏通知远”这一民族文化基因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革新创造，穷变通久 贯彻革新、创造的精神，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正确的施政方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难、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易经》上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民族精神的最好概括，也是面对积弊或艰危局面、勇于变革旧章开辟新路的规律之总结。司马迁以史实对《易经》的古训作了充分的阐释，而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首先即要探究变革对推进历史进程的意义。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他突出记载了商鞅变法、吴起变法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对于实现强国的明效大验。司马迁为商鞅设立专传，这是历史上大有作为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篇中记载，商鞅对秦孝公说，“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大得孝公赞赏。商鞅总结历史经验，对保守派的阻挠作有力批驳：“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因而大受秦孝公信用，任左庶长，实行变法。主要措施有：奖励军功，民有二男以上者必须分户居住，否则“倍其赋”，加速旧的氏族制的瓦解；“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以罪服刑；以军功等级占有田宅，宗室无功者不得滥赏，“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因旧势力反对阻挠，太子犯法，商鞅以刑其师傅，重办其罪，以树立法令权威。篇中盛赞变法的巨大成效：“行之十年， 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又主持第二次变法，主要内容有：合乡邑为县；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统一度量衡制度。其卓著效果是：“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司马迁大力肯定商鞅变法为秦国富强奠定了基础，对此又在《太史公自序》中作了画龙点睛的评论：“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楚悼王时，任吴起为相，实行改革措施：“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变法的结果，楚国骤强：“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司马迁在《赵世家》中同样有声有色地记述赵灵王胡服骑射、实行军事改革的成功。其时，赵国之国中有中山腹心之患，四周受到燕、东胡、楼烦、秦、韩的威胁，武灵王遂果断地决定改用胡服、求强国之策。中间受到宗室公子成、贵族赵文等人的质疑、反对，赵武灵王却表现出坚定不可动摇的意志，以历史经验论述变革是时势变化提出的客观要求和强国的必由之路：“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遂下令全国，胡服骑射，使赵国国势勃兴，连年攻略中山，乘胜攘逐群胡。“二十年（按，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7年，为其变法次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一举成为战国中期北方的强国。 司马迁特别以浓墨重彩，再现了汉朝因成功实行治国政策的改变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盛朝代的历程，《高祖本纪·赞》所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就成为《史记》有关西汉前期历史记载的纲；相关的史实依次详细展开，与“承敝易变”这一哲理概括相呼应，有力地彰显了正确的变革方针对于推动社会前进的意义。西汉初前期的成功变革主要包括：一者，因谋士陆贾及时向高祖谏议：“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使他省悟到面对秦国严刑峻法、重赋暴敛而骤亡，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实行宽省政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遂让陆贾著《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教训，“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由此实行以儒家“德治”为指导的政治方针，成为汉初君臣的共识，这一政治变革针对于西汉立国实具生死存亡的意义。《高祖本纪》中尤详载刘邦实行恢复生产、招集流亡、安抚百姓、蠲免赋税以及因战争被掳为奴者恢复平民身份的政令，充分证明由于实行“承敝易变”的方针，奠定了西汉社会走向强盛的基础。二者，高后、惠帝年间，继续有效地实行顺流更始、休养生息的政策。刘邦卒后，丞相萧何“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参依然奉行“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更始”。吕后秉政时，继续减轻刑罚，还避免了与匈奴大规模战争。因此，吕后当政的十五年中，生产得到发展，社会经济处于上升趋势。《吕后本纪·赞》对此大为赞赏：“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在《平准书》中，司马迁真切地描写西汉立国之初因长期战乱而造成的民生极度凋敝、社会残破不堪的景象：“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六七十年间实行宽省政治、休息民力，到武帝初年，社会财富大大增加，百姓号称丰足，社会状况极大改观：“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前后如此鲜明的对比，所展示的正是革新和创造的力量！司马迁不仅总结了“承敝易变”的深刻哲理，又清醒地提出“见盛观衰”的重要命题。《平准书》中尖锐地提出：由于社会财富充溢，造成了公卿大夫“争于奢侈”，无有限度，而武帝连年大事征伐，百姓因赋税和转运军需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引起社会的动荡。司马迁之实录式著史和“盛极而衰”的敏锐观察，恰好与武帝晚年“深陈既往之悔”而转变政策、实行“罢兵力农”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其“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观察，也影响了后代史家，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汉武帝云：“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三）加强统一，凝聚团结 不断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在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必然历史趋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构成一个自然格局，东西南北四周有大海、高山、大漠、急流等形成天然屏障，而中原地区土壤、水利、气候环境优越，很早就发展了农业生产，由此滋养了先进的古代文明，因而成为周边居民向往之所在和向四周边远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趋势，早在古远的新石器时期已开始显示。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是起到核心和主导民族的作用。而汉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至秦汉国家大一统时期形成了汉族这一坚强的民族共同体，此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起到多民族统一和融合之核心的作用。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作出贡献，同时各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全国统一不断加强，这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们的祖先赞赏“协和万邦”，就是在小国林立的时代表达对广大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愿景。《论语》中所载孔子梦周公，赞美周礼，要求“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都是表达对西周初年以封土建邦形式体现的统一局面，反对诸侯分立、纷争和对抗王室的行为。孟子则在上述观念的基础上呼吁制止列国攻伐争夺，早日实现全中国统一。我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尚书》《春秋》《左传》《国语》，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地搜集史料，编纂成记述全国范围的历史活动。上述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遗训和典籍记载的特点，都对中华民族不断巩固和推进统一局面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深谙中华民族统一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重大意义，他不仅自觉继承上述优良传统，更以精心创造的著史格局和丰富确凿的内容，为提升世代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和维护统一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史记》首创的“五体”配合的著史体制，以十二“本纪”为总纲，其余“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相环绕，如众星拱北辰，“以奉主上”，恰恰是现实大一统政治结构在历史编纂的投影，极其形象地体现了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意识形态上潜移默化的力量。从《史记》开始，二千年间历代纂修的纪传体史书被尊奉为正史，誉为著史之“极则”，对加强全国统一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内容上，司马迁更殚精竭虑、旗帜鲜明地记载了大量有关国家统一不断加强的史实。仅举数例。其一，作为全书总纲的十二“本纪”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统一规模不断向前推进。如叙述商朝兴起，是因为汤体恤民众的疾苦，重视人心的向背。武丁治国五十年，是殷商最强盛的时期，号为高宗。至殷纣王残暴骄淫，众叛亲离，终于自取灭亡。周代商而起，经过武王伐纣的胜利，周公平定武庚叛乱、艰难创业，实行大分封，创设制度，奠定立国基础，至成王、康王时期，政治比较清明，赋敛有度，出现了西周的“盛世”。《史记·三代世表》谱列了自夏以下三代君主的世系，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君主世系直至清末止迄未中断。《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始，从此中国史书纪年迄无中断。其二，专门设置《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两篇，充分肯定秦的历史地位，这个原先僻居西陲的小国，因历代国君、能臣奋力经营，逐步强大，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一认识是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大问题。但有的前代学者对此并不理解，因而不恰当地评论司马迁“自乱其例”，对此，我们应从《史记》成功地贯彻国家统一规模不断发展这一高度，重新予以评价。其三，文帝、景帝时期，政论家贾谊、晁错针对诸侯王国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严重问题，相继提出削藩建议。如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技郡”，这就成为西汉解决藩国割据势力的指导方针。司马迁高度评价这种巩固中央集权、强干弱枝的政策和发展趋势，详细记述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和武帝实行“推恩令”，赞赏诸侯王势力大大削弱，最后的局面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实现了“强本干弱枝叶。”其四，以“宣汉”的鲜明立场，大力赞扬汉朝推进全国统一规模的历史功绩。他把记述国家的统一兴旺、社会的进步、君臣建树的功业，视为不可推诿的责任。在政治上，司马迁歌颂汉代把人民从秦的暴政下解救出来，获得民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以“得天统矣”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汉代政策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又说：“汉兴，至汉文四十余载，德之盛也。”《太史公自序》论及文、景两篇本纪的撰写义旨说：“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作《孝文本纪》”；“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废除肉刑，拆毁关卡，天下安定，社会财富大大增加，都是就汉代政治给人民带来重大的好处而言。在经济问题上，司马迁赞颂汉兴六、七十年间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丰足景象，而且概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通，得其所欲”，讴歌国家空前统一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在文化上，他谴责秦“焚《诗》《书》，坑术土”，赞扬“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而武帝兴儒学，“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灿如也”。《史记》全书百科全书式的宏伟结构，和“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的大规模整理文献、熔铸成书的功绩，本身更是汉代空前统一的产物。司马迁以其“实录”精神对汉武帝连年征伐及与民争利等曾提出批评，而同时，对武帝的雄才大略、建树功业又是明确赞扬的。如说：“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都是对武帝功业作高度评价。今本《孝武本纪》并非司马迁原文，历代学者均认为属后人割裂《封禅书》以充篇幅，不能为据。其五，司马迁以宏大气魄记述了国家大一统局面下，各民族的活动、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联结一体的关系。《史记》撰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一共六篇记载少数民族的专传，详载边疆各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源流沿革、各族与中原汉族联系的加强，如讲南越“保南藩、纳贡职”，大宛和西域各族“引领内乡，欲观中国”，证明各民族的巨大向心力和民族文化认同具有牢固的基础。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此不详论，以上司马迁大处落笔记述歌颂国家统一发展的宗旨和风格，为东汉初班固所继承，《史》《汉》两部巨著深深刻印在中华儿女的脑海里，使“加强统一”、团结凝聚的文化基因得到极大提升。 （四）热爱和平 反抗压迫 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尚书》讲“协和万邦”，在上古时代是希冀天下各小邦和平相处、互助发展，可以此推演成为后世处理各国关系的原则。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更是表达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情怀。《礼记》中描绘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儒家春秋公羊学派憧憬的人类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都以根绝战争、压迫、剥削，臻于理想境地的愿景，滋养、熏陶世代中化儿女。司马迁继承了华夏先人热爱和平的传统，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对汉文帝成功实行对匈奴“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边陲”的政策，“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天下殷富”，表达了衷心赞赏，称其达到了“仁”的境界，使这一传统得到强有力的传承。中华民族向来以热爱和平著称，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那样的艰难严酷环境下，却以豪情高扬起“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旗帜，而今天，在向建设现代化道路上奋进的强大的中国，更以政治上的非凡定力，成为世界和平的忠实维护者。 热爱和平与反抗压迫，是正义事业相辅相成的两翼。制止战争、掠夺，才能维护和平；反抗压迫、强暴，才能实现社会安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是革命领袖总结中华民族精神而发出的气壮山河的时代强音，在民族危亡时刻发挥了动员亿万民众战胜日寇凶残侵略的伟大作用。中华民族自古有反抗压迫、伸张正义、坚强不屈的光荣传统。《周易》上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严斥“苛政猛于虎”，他的学生冉求为季氏敛财，遭到孔子呵斥，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同样严正宣称推翻残害民众的暴君统治是正义的事业：“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史记》将这种民族精神大力发扬光大。楚怀王昏庸误国，屈原忠心爱国而被放逐，《屈原列传》称颂他：“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又表彰蔺相如面对秦昭王恃强对赵国欺诈侵夺侮辱，他大义懔然、视死如归，怒喝：“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左右欲以利刃加害，“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相如为捍卫赵国尊严而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令秦国君臣大惊失色。司马迁又郑重表彰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事迹。鲁仲连是个没有官职的平民，当时，秦国大军包围邯郸，兵临城下，而赵国刚刚在长平之战大败，损失了四十万大军。魏国又派客将军新垣衍来催促赵国投降秦国，尊秦为帝。鲁仲连处危城而不惧，他面见新垣衍，分析利害，义正词严地告诉他：如果尊秦为帝，那就堕落为秦的臣妾仆役，丧失了起码的人格！鲁仲连这番大义凛然的言词，使新垣衍羞愧无地自容，承认自己是个“庸人”，“不敢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后又引兵而去。司马迁大力赞许他刚直不屈的精神：“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而《史记》提升抗击强暴、伸张正义的民族精神的高峰，更在于表彰雇农出身、揭竿而起、点燃了反秦起义烈火的英雄陈涉，破格立了《陈涉世家》，生动地表现他为解救民众灾难敢于举起反抗大旗的精神，并满怀激情赞颂陈涉起义的历史功绩：“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由于《史记》的大力表彰，蔺相如视死如归捍卫赵国尊严的气概，陈涉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精神，就成为教育后代中华儿女、提升民族精神的崇高典范。 （五）包容共辉，和谐有序 《周易·坤卦》载有重要古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爻辞讲的这句话，与“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同样表达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自强不息”概括民族文化的革新性、创造性，生机勃勃、永远进取；“厚德载物”则概括民族文化的兼容性、广博性，博大精深、多元并存。《史记》这部巨著囊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事件、众多人物活动，和丰富的典章制度、社会情状，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化“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宏伟气魄和特征。司马迁是如何有力地提升了广泛包容、共存共辉的文化基因的？这里举出突出例证。一是，《史记》首创从多方面记载各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并揭示出边疆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紧密联系，证明一部中国历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创造；又称被视为“蛮夷”的荆楚与偏处东南的吴与中原华夏民族是兄弟关系，称惯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匈奴也与华夏民放是兄弟关系。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史记》所写的各篇民族传，“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图画”。司马迁在其纂修的通史巨著中把详细的记载边疆各民族活动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开创了中国史学重视民族史撰述的成例，对于推进包容共辉、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其功甚伟。 二是，《史记》又展示出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阔胸怀。司马迁生活在儒家学说地位迅速上升、武帝提倡“独尊儒术”的时代，其学术思想无疑是以尊儒为主。他立孔子为“世家”，赞颂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全书各篇中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大量采用孔子的观点，“折中于夫子”。董仲舒之尊儒主要是进行经义的推演，司马迁则与之不同，他是“出于尊重历史的发展和孔子的学术地位，而对同样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其他学派，他也予以承认并且吸收。在他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并包俱存，各采其长，这正是司马迁文化观点的卓越之处。”《曹相国世家》、《商君列传》、《吴起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诸篇，各对道家、法家、纵横家的作用适当地予以肯定。兼容各家、不拘一格的胸怀和见识，还使司马迁善于从各种类型的人物，发现其嘉言善行，采撷入史，从而使全书蕴含着大量的思想资料，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智慧。如从散见于《晏子春秋》、《左传》、《韩诗外传》的片断材料中，提炼了晏子指责齐景公暴政的出色言论；《叔孙通列传》写他适应时变，“制礼进退”，卒为汉家儒宗；又在《滑稽列传》中，以独特的眼光，指出滑稽家言包含着机巧辩慧，妙语解纷，有益于治道，等。概言之，《史记》将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都囊括其中，把各具智慧和光彩的历史人物都载入史册。就汉以前的历史说，《史记》反映了儒学地位的上升，学派的繁盛，又写了儒家以外的思想家老子、韩非、庄周、申不害、邹衍；写了政治人物管仲、晏婴、商鞅、魏冉、李斯、吕不韦、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田单；写了军事家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白起、王翦、蒙恬、乐毅、廉颇；写了文学家屈原、司马相如；写了策士苏秦、张仪、陈轸、犀首、甘茂、甘罗、范雎、蔡泽；还有反映其他社会阶层的刺客、医生、游侠、龟策、货殖等的传记。故梁启超推崇司马迁是古代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齐派）、北西学派（申、商、韩）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期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学术思想之集大成可也。” 与此密切相连的，和谐有序这一文化基因也在《史记》中得到大力发扬、提升。“和”既可以指陈政治上的和平、正义，又具有社会伦理和审美观念上的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先人认为“和”是事物的极高境界，列国之间以玉帛通好，不以兵戎相见谓之“和”，人际关系感情融洽谓之“和”，群体相处有共同遵守的秩序，长幼有序、以礼相待谓之“和”，不同品味的食物，放在一起煮成一锅佳肴，各自发挥自己的特性而又互相补充，谓之“和”，如《左传》所载春秋时齐国名臣晏婴对齐景公所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极高境界，也是古人的高度智慧，要求达到和谐、协调，事物之间既保持本身的特点、而又彼此融洽相处。司马迁以高明的手法，将这种智慧用到史书体例上，经过他精心组织、安排，使全书各大部件之间、篇章之间、相关的重要内容之间形成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 这里以司马迁对七十“列传”的精心安排为例证。纪传体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主，七十“列传”尤在《史记》全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对这一部分的设目、编次、结构安排更是苦心经营。将《伯夷列传》居于全部列传之首篇，一是因两人是商周时期最早的有事迹可以记载的历史人物，而且受到孔子的表彰，二是由于司马迁对于流行的说法，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表示极大的疑惑，对于人的不同命运和遭遇表示无限感慨。因此，《伯夷列传》置于首篇，又有作为全部七十“列传”之总序的作用。而以下，从《管晏列传》开始，记述从春秋时期至“今上”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事迹，构成浩繁丰富、而又激动人心的篇章，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可以归纳出司马迁设置列传的主要体例为：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凡是地位重要而又事迹丰富的人物，设立为专传；对于人物事迹互相关联密切或风格相近者，设立合传，如《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等；先记载有重要作为、建立功名的人物活动，然后安排记载边疆民族的传，和记载某一阶层、某一类型人物的类传，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以及《循吏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等。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更是对《史记》全书的总结和提升。其中，讲了司马氏的先世和他本人著史的家学渊源；高度评价儒家《六经》的地位，抒发他继承孔子学说的强烈愿望；尤其是，作为全书的总结，司马迁一一提炼出《史记》130篇的撰著义旨，进而概括全书的著述目标是“成一家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在著成全书之后，又如此完整、准确地将各篇撰著义旨和全书宗旨全部论定，成为后人理解《史记》深邃蕴涵的准绳。其时，他已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精神恍惚情况下，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做到如此精当、严密、完善的安排。这一成就使《史记》世代为广大民众所传诵，也启发人们对运用均衡协调观点审美的追求，使和谐有序这一民族文化基因提升到更高层次。 至此，应为本文作一总结：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深入探讨《史记》杰出成就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这一课题，我们深切地感到华夏祖先对我们的馈赠十分丰厚，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与提升源远流长，浩瀚激荡，穿越几千年历史风雨而熠熠生辉，令全体中华儿女无比自豪。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塑造和发挥强大作用，与五千年恢宏历史进程相表里，举世独有，这是她的坚韧性。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传承发展，由此创造了古代文化的光华灿烂，在经受困厄危难之后又能衰而复振、浴火重生，而今重新焕发青春，阔步前进，这是她的优良性。中华民族五大文化基因又是综合地发挥作用，因而具有融通性特点，因此文化基因的传承力极其强大，举世难有其匹。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壮大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这五大文化基因在先秦时期已经产生，到了西汉盛世，经过司马迁以其全部智慧和生命加以继承、总结、淬厉，而大大提升，堪称在中华民族文明基因锻造史上放一异彩！《史记》的杰出成就为世代中华儿女提供思想营养，后代具有创造魄力的卓荦之士又吸收时代智慧再加丰富、发挥，并且在当今建设现代化伟业中仍然产生潜在的、却又是巨大的推进作用。——这就是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为中国历史创造奇勋的奥秘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确立文化自信，在新时代阳光照耀下，将独特而美备的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结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大力发扬，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