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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注重历史连续性，强调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二是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三是注重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四是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他不仅注重历史的连续性，而且阐明了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要求必须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将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他注重史学的致用功能，强调治史之目的在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思路或启示。 关键词：历史主义 研究方法 连续性 古今中外法 毛泽东虽非严格意义的职业历史学家，但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外历史，对历史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些影响颇大的历史研究方法。除了人们熟知的阶级分析法之外，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在其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思想虽然有不少有价值的成果，[①]但对其历史主义研究法仍然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掌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毛泽东有关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阐述，深入发掘其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精髓所在。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注重历史连续性，强调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不能割断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二是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三是注重史学的社会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四是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 一、注重历史的连续性，强调“不能割断历史” 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历史是连续的发展过程，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均与以往的历史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故其基本要求是承认历史的连续性，重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接触过历史主义，抗战时期因阅读社会学和哲学著作后对历史主义原则有着更深刻的体晤。强调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强调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强调继承本民族优秀的历史遗产，构成了毛泽东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的历史持续性观念的关注，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有着经典表述：“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历史的延续性，反对割裂历史，而且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鲜明地表达了运用历史主义原则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人类是带着历史的烙印走入现实社会的，又将带着现实的烙印走向未来。故在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把握上，毛泽东强调“不能割断历史”，必须继承历史的遗产。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严厉批评了党内外存在的各种反历史主义倾向：“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③]他要求用历史主义态度对待中外历史：“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④]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任何历史事物均与他事物相互制约，各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在相互制约之中，没有绝对孤立的历史事物存在，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不仅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而且阐明了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将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具体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强调“给历史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⑤]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包含着既分别古今又联通古今的双重涵义，对历史的“古”既有继承又有舍弃，既有保留又有创新，从而显现出既有某些类似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毛泽东所强调“不割断历史”，就是在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内在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在历史的普遍联系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 毛泽东既善于顺着历史发展的次序由古及今地观察历史，也善于在联通古今的观念中以今解古，触类旁通。这是毛泽东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对历史主义原则的大胆发挥。故他赞赏“倒行”历史研究法的快捷有效：“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⑥]这是毛泽东对历史连续性观念的另一种表述。他站在“今”的高度回望人类发展的历史,以凌厉千古、包揽百代的磅礴气势，从宏观上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深刻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生动展示了历史辩证法的独特魅力。 毛泽东强调的历史连续性原则，在处理历史文化遗产问题上得到了集中展现。近代以来在对待历史遗产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偏颇：一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否定；二是文化复古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肯定。毛泽东在承认历史连续性基础上提出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原则。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并强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⑦]这种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华”。 正是由于对历史主义连续性观念的注重，毛泽东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要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和历史实际。针对中共党内有些人对外国历史知识了解甚少的状况,他告诫其要懂得希腊、中国革命史和外国革命史，要从世界历史坐标中找到中国的特定方位,在世界历史的整体联系中认清中国的状况。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⑧]这就从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上阐明了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重要性。 二、强调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对历史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历史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历史事物与思想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特定的时间、处所及具体的社会环境，故其要求必须尊重历史的实际情况，将事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予以考察。 毛泽东强调在历史研究中贯彻“承认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个别性”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认为在研究历史事件时必须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他多次引用列宁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告诫人们对历史问题应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他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对具体分析的普遍意义作了深刻揭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⑨] 所谓具体分析，是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即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进而把握个性与共性的联系。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通过具体分析事物个性基础上，才能概括出事物的共性，进而认识事物个性，实现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深化。对于历史事物来说，“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而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质又有赖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存在，故必须从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把握历史事物的本质和特征。他举例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这是矛盾的特殊性。”[⑩]历史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必须依据它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后才能判定。毛泽东倡导的具体分析法应用于历史认识方面，与列宁提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1]原则是一致的。 毛泽东不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而且将该原则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中。他通过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特点，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如他分析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根据领导力量的变化，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揭示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特征：“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12]再如，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国共两党关系状况划分为第一次统战时期、1927年以后、西安事变后三个阶段，其划分依据就是对不同时期国共双方各自的特点的分析及对造成各自特点原因的揭示。像这类通过具体分析精辟地阐述中国社会历史状况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及得出的结论，体现了历史主义“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原则。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中具体分析了五四运动的特定时间下具体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13]他还提出研究五四运动相关的其他方面，如五四时期政府的情况：“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14]只有具体分析了五四运动发生、发展、高潮的具体历史条件，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才能客观全面，才能深刻认识这场运动的本质。 毛泽东同样注意运用具体分析法来评判历史人物。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不仅肯定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称赞“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同时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5]这种对待历史人物的研究态度，同样适用于对一切历史问题的评价。 正因毛泽东善于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历史情境中进行具体分析，故其对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德才文武的评论别具慧眼，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对于历来被称为“旷世奸雄”的曹操，毛泽东站在历史高度重新评价，认为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统一北方，打击豪强，推行屯田，改革弊政，开荒生产，提倡节约，其功绩值得充分肯定。 对于历来被说视为暴虐无道的商纣王，毛泽东经认真分析后，认为商纣王不是千古罪人，而是对历史起到推动作用的人物。这种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毛泽东有关历史的注解中俯拾皆是，充分展示了历史主义具体分析法的魅力。 三、注重史学研究的致用功能，强调“古为今用” 与实证主义史学不同，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研究的主体选择与历史解释作用，认为“致用”是历史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治史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通过借鉴历史，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思路或启示，强调史学的致用功能，是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研究法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古为今用”思想。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与音乐工作者座谈时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16]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明确地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17]在他看来，向古人学习是为了寻求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只有总结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发现历史内在的本质与规律性，服务于现实的实践。“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对历史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本土化努力的成果。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而且在实践上提出历史学习和研究应贴近现实，将历史知识作为观察和分析现实的工具，力求从历史中受到启迪，并寻求指导当时实践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他对《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评价便是这种思路的集中反映。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后，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8]他随后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19] 以史为鉴，不重蹈覆辙，是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毛泽东以历代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来阐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司马迁创作《史记》鼓励在逆境中奋斗的青年；以李固与黄琼的事例提倡党内正直敢言的作风；以明宣宗时官场作风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以触詟劝说赵太后的例子要求领导干部严格教育子女；以五代晋辽政治军事格局联系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提醒党内同志注意防止和平演变等，都在强调一个道理：总结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是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正因如此，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历史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意义，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0] 四、倡导“四面受敌法”，强调“古今中外法” 承认事物的普遍联系，既是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辩证唯物论的核心观点。它要求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来观察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基本法则来研究历史，既承认历史事项的相对独立性，又强调此事项与他事项之间的联系；既看到构成事项的各种要素，又注意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方式，着重从历史事项联系的系统性方面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 毛泽东倡导从各个方面到整体综合的历史研究法。他以中国近代史为例来说明，认为“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21]他将这种研究法称为“四面受敌”法，并与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相类比而予以肯定：“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22]如毛泽东分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矛盾构成时，列举了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诸多种矛盾，说明这些矛盾不仅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个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不仅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要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能了解其总体特征。 1942年3月30日，为了指导党的高级干部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提出用“古今中外法”研究中共党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法的通俗表达，不仅适用于研究中共党史，同样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各方面历史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 他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所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3]他解释道：“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的前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24] 从毛泽东的阐释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中外法”既要把历史看成前后联系的发展过程，又要把历史视为左右上下相关关联的整体，要在前后左右上下关联中审视历史。所谓“古今法”，是以纵向的历史事物的相互联系的观点考虑历史事物的方法。他强调“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显然以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学说为依据，发展了历史主义关于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所谓“中外法”，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关于矛盾对立统一观点观察历史的范例。“中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中国和外国，第二层是己方和彼方，就是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本身称为“中”，把与其有联系的事物称为“外”。毛泽东所说的“中”还含有“中心”之意。他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25] 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将唯物辩证法的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历史领域而形成的研究方法。它继承了历史主义的历史持续性和个别性观念相结合的，是对历史主义的重大创新，堪称中国化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导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项工作。”[26]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对毛泽东的历史观及其历史研究论述的相关成果，主要有张海鹏的《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李根蟠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杨建党的《简评毛泽东的历史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6期）、彭厚文的《毛泽东与历史研究》（《党史文苑》2013年第15期）及鲁涛、莫志斌的《毛泽东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湖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等。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79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75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405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2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页。 [19] 《毛泽东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7页。 [26] 李根蟠：《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思考》，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简介：左玉河（1964年—），男，河南新乡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原载《晋阳学刊》2015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