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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的中国考古学已经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主，充分结合自然科学方法与手段的综合性学科。而针对发掘出土的人类遗骸所开展的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不仅能够为诠释人类体质特征的发展与演化提供重要信息，更能够为进一步探讨古代先民的人群结构、行为模式、健康状况等问题提供科学论据。笔者就人类骨骼考古所包含的几项主要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做简要梳理。 一、理想状态下的古人口学研究 开展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时，首先要针对出土骨骼进行鉴定，包括判别其是否属于人类、明确所属部位和侧别、判定性别以及推算死亡年龄。而对于出土人骨的性别鉴定与年龄推断，不仅有助于验证有史料记载的墓葬中埋葬者身份以及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也有助于认定随葬品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古人口学研究是基于对古代人骨标本的性别年龄鉴定结果，综合运用现代人口统计学方法提取古代人口数量、结构与分布等信息，并与传统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还原古代人群的寿命状况以及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 然而，将现代人口统计学方法运用于古代人骨标本上，并不是简单的公式套用。例如，进行平均预期寿命的推算时需要假定人群的同时代性，进行人口结构的评估时需要默认人群处于非流动状态，而将简略寿命表编制法运用于研究古代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时，更是会受限于实际考古发掘中人骨材料保存及采集情况，如果一个遗址中的未成年个体未能得到采集，或者老年个体年龄未能得到准确鉴别，致使该人群的死亡概率等重要参数无法相对准确评估，所造成的误差必将影响进一步的简略寿命表的编制与相关问题的讨论。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对古代居民的古人口学研究仅可视为“理想”状态下的分析与研究。 近十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意到古人口学研究的复杂性与局限性，特别是随着“骨学悖论”“贝叶斯理论”以及“TA(transition analysis)年龄推算法”的引进，我国古人口学研究方面有了新的起色。例如，候侃研究发现利用TA法和传统形态观察法对同一批先秦时期人骨材料进行年龄估算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与个体的保存情况有关，保存情况越差的个体，利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估算年龄的差异越大。 二、多维视野下的骨骼形态学研究 传统的骨骼的形态学研究主要通过测量和非测量观察两部分完成。其中，测量学研究是对颅骨和体骨的整体或局部的测量性状的记录以及各项指数的计算与统计；而非测量观察主要是对骨骼和牙齿上难以用测量性状表示的指标按照分级或分类的方法进行直观观察与记录。骨骼的形态学研究能够对人骨所反映出的体质特征与种系成分类型作出科学分析，进而针对其在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过程中所经历的体质特征变化进行探讨。 得益于我国古代人群颅骨形态学数据的广泛采集，上世纪90年代，我将骨骼形态学研究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有机结合，把先秦时期我国人群的种系特征细化为古中原、古华北、古西北、古东北、古华南及古蒙古高原等几个基本类型，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近年来，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分别建立起我国古代居民颅骨形态学数据库，为进一步探讨古代人群的区域性演化发展史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数据支撑。同时，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分子生物学逐渐成为探索不同人群之间遗传差异与人群演化进程的重要方法，针对古代人骨的古DNA提取与分析不仅能够对个体、群体的遗传关系等问题进行判定，还能够对人群种系成分进行界定。但是，古DNA分析结果在多数情况下只是提供了骨骼形态特征的“可能性”。例如，对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形态学研究表明，该人群具有较为一致的欧洲人种特点，而通过对其线粒体DNA母系遗传信息的提取与分析则发现该人群混合有欧罗巴与蒙古人种两类单倍型类群，这是由于不同的父系或母系基因信息在骨骼形态上的表达程度差异所造成的。 基于以上原因，充分考虑古DNA分析、古文献、考古学等多维研究结果，已成为骨骼形态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例如，对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古代人骨研究表明，该墓地古代居民的颅型普遍较圆较低且阔，与古代生活在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居民的颅型特征较为相似，与现代分布在我国内蒙古地区的北亚蒙古人种中央亚细亚类型居民的颅型特征最为接近。武喜艳、张野等对该墓地人群古DNA研究发现，其线粒体DNA多样性较高，且母系单倍型C可能是古代中国北方游牧人群的主要特点；与现代人群进行比较，发现岗嘎墓地人群和现代鄂伦春以及北亚人群有着较为接近的母系遗传关系。对其父系单倍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岗嘎墓地人群的主要父系单倍型在现代蒙古和鄂伦春以及鄂温克人群中都有较高的分布频率。结合考古学研究证据，进一步支持了蒙古族源为东胡-室韦说的可能性。 三、如火如荼展开的古病理学研究 古病理学研究主要是通过将现代病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古代人类遗骸（或其他病理学信息载体），进而对古代人类的口腔疾病、骨折创伤、传染性疾病等病理现象进行诊断，对探索古代人群营养健康状况以及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业模式、生活水平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国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材料虽然丰富，但古病理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疾病诊断的标准化、疾病数据库建设等方面仍处于初始阶段。近十年来，我国的古病理学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在疾病种类、诊断技术、流行病学分析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进步，从过去仅对古病理现象诊断记录发展成为利用病理现象出现率等数据，多学科、跨学科相结合，进一步解读古代人群生活方式、生业模式以及古代疾病的发生与规律。 例如，张桦对殷墟不同时期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早期城市化、劳动分工关系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早期城市发展进程中，殷墟早期和晚期平民的健康状况没有显著的变化，社会环境剧变造成的压力可能早在殷墟早期城市化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殷墟社会及平民阶层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应对机制以维持压力与适应之间的平衡；同时，男性上肢骨性关节炎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女性下肢骨性关节炎出现率较高，这种两性差异支持了关于该遗址存在性别分工的假说：男性个体在城市生产生活和特定职业中可能较多参与和抬举重物有关的劳动；女性个体可能从事低体位的劳作，这种劳作需要女性弯腰屈膝。 除上述研究之外，针对骨骼形态结构受力学环境影响而适应性改变的骨骼功能压力研究也开始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以四肢长骨、牙齿及颌骨的功能状况分析为研究古代人类行为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手段。第一，通过长骨骨干不同部位截面面积、惯性矩、截面模量等参数的统计，分析长骨对抗拉伸、弯曲、扭转等不同类型载荷的能力。第二，通过牙齿磨耗及样式、牙齿微痕分析研究来探讨牙齿功能与食物结构及生业模式、生存环境、食物加工方式之间的关系。其中，四肢长骨的功能压力研究为大宗。例如，何嘉宁通过对北京军都山古代畜牧业人群股骨的生物力学分析表明，男性的股骨功能及所反映的流动性随时代发展呈下降趋势，而女性流动性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与生业模式的变化有关，为了解古代畜牧业人群行为及生业模式演变提供了证据。 近十年来，中国考古学迎来了黄金时代，而我国的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也经历了快速的发展。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人类骨骼考古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指导。2020年，“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研究”被列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子课题，助力中华文明早期社会演进过程中人群交流与融合等重大学术问题研究。随着理论的不断创新、多学科跨学科的积极合作，人骨考古数据库的建设完善，未来的我国的人类骨骼考古研究必将在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上作出更为重要的贡献。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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