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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和他的三个笔名

http://www.newdu.com 2022-11-10 北京青年报 肖伊绯 参加讨论

    关键词:章士钊
    1949年4月23日的上海《东南日报》之上,刊发了一篇看似有些调侃章士钊的,类似趣说“掌故”的小文章,题为《原是红楼梦里人》。文章极其简短,统共也就三句话:
    章士钊编《甲寅杂志》时,先自署笔名为“秋桐”,不料被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看见了之后,大加嘲笑,说士钊竟袭用了《红楼梦》大观园中贾家侍妾之旧名。太炎先生是章士钊生平所最钦服,口口声声称之为“吾家太炎”或“家兄太炎”的(其实太炎先生是余杭人,和湖南章家并未联宗)。他的话不能不特别尊重,于是立即改“秋”字为“孤”字,变成为“孤桐”了。
    这样一篇没有署名的短文,三言两语,似乎即刻就揭穿了章士钊曾经改署笔名的“老底”。作者仿佛知根知底,大有言之凿凿,如假包换的气势。其实,关于章氏改署笔名的故实,这样的说法只是其一,且已流传坊间多年,并非什么新鲜上市的大新闻。只不过,关于这一故事在媒体上的公开表述,这篇没有署名的短文,可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最后一篇,也确实代表着某种坊间认定的说法。
    据考,章士钊曾使用过“青桐”“秋桐”“孤桐”三个笔名,因此时人谓之“三桐”。大约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将曾使用多年的笔名“秋桐”,一律改署为“孤桐”这个笔名。至于为何改署,坊间一直流传着多种说法,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种较为通行的说法,一为因胡适建议改名,一为经章太炎指点改名,还有一种则据说是章士钊自己有所感悟而自行改名的。
    话说近一百年前,时为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邀请当时身在上海的章士钊北上,出任司法总长;次年4月,又兼任教育总长一职。上任伊始,章氏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对。这一年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氏,一时闹得满城风雨。经此冲击,章士钊不得不辞职返沪,后经段祺瑞劝挽,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
    同年7月,章士钊复刊其早年创办的《甲寅杂志》,改办为《甲寅周刊》,以此刊为思想阵地与言论平台。7月底,他再度出任教育总长,继续“整顿学风”。手执当局“尚方宝剑”,强顶各方压力,章士钊下令撤换了一批对其持反对意见的大学校长。
    因章氏主办《甲寅周刊》(封面即绘有一虎),及其本人管理国内文教界期间的强硬做派,时人遂称之为“老虎总长”。正是在这样一本令其声名远扬,也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刊物之上,章氏以新署笔名“孤桐”,替代早年笔名“秋桐”,开始以此笔名大量撰发文章。这一迹象看似平常,实则内有“隐情”。
    
    《原是红楼梦里人》 (记述章太炎为章士钊改笔名事迹)
    传闻之一:章士钊听从胡适建议 改署笔名
    章士钊署用“秋桐”这一笔名,至少可以溯至1912年,当时他主持《民立报》,以“秋桐”之名撰发过大量时政评论类文章,一时文名大噪。其后,他主编《独立周报》《甲寅杂志》《甲寅日刊》时,也均署用“秋桐”这一笔名。至此,“秋桐”之名见诸南北各大报刊,或出自章氏本人的署名文章,或出自评述章氏文章之人所征引,“章秋桐”之名频频现世,可谓世人皆知。
    应当说,值此“老虎总长”执掌文教大权,复刊《甲寅杂志》,新办《甲寅周刊》以壮声势之际,章士钊理当重新启用“秋桐”这一笔名,自有借重原有之盛名,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力之效用。可是,据传因胡适指出“秋桐”实为《红楼梦》中小说人物贾链之妾名,不宜再用作笔名,章氏竟即刻听从了这一建议,遂将笔名从此改作了“孤桐”。
    关于这一桩章氏立改笔名的“逸事”,胡、章二人生前均未提及,却在文坛内外流传已久。据笔者查证,最早持论此事且公开撰发文章者,乃署名“公旦”所作《故都忆旧录》随笔连载之《章行严之外号》,于1931年7月26日刊发于北平《实报》。此文无论是从撰发时间最接近于《甲寅周刊》复刊时间,还是从作者身居北平、熟谙掌故且行文平实有据的角度来考察,文中所记述的内容应当是比较符合历史实情的:
    章行严(士钊)先生新旧学识均富,颇似胡适之,惟素不作白话文耳。先生道貌昂然,但不如斗方名士之不修边幅;襟间常挂自来水笔,但又不似欧化博士不说中国话耳。曾一度创办《甲寅杂志》及《甲寅日报》,因政变停刊。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时,恢复《甲寅杂志》,易名《甲寅周刊》,编纂责任,先生自负之。彼时先生曾任教育总长,旋任司法总长,人有“老虎总长”之称,与克里孟梭之“老虎总理”,中外媲美。惟克氏得“老虎”之称,系指其性质而言,先生之得称“老虎”,乃指其总长兼主编《甲寅周刊》而言,寅属虎,故有此称也。先生在周刊上之署名,初为“秋桐”,胡适之谓秋桐乃《红楼梦》上贾链之妾名,但先生从未读《红楼梦》,故不知之,旋乃易“秋桐”为“孤桐”云。
    不过,文中所指章士钊“先生在周刊上之署名,初为‘秋桐’”,这一事迹与史实略有不符。事实上,《甲寅周刊》创刊号上,章氏笔名即已明确改署为“孤桐”了,并不存在什么“初为‘秋桐’”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作者署名“公旦”,即周公旦,原名周济艰,长期活跃于北京(北平)新闻界,乃当地资深报人。其所撰《章行严之外号》一文,应当有较高的可信度。
    
    《章士钊笔名记趣》 (提及章太炎指点章士钊改署笔名之事)
    传闻之二:章士钊自己有感而发 改署笔名
    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乃听从胡适建议的说法,流传坊间三年之后,又有另一种说法,见诸报端。有人撰文声称,章氏改署笔名实为个人自感自为,并无他人之力,这一说法似乎也能自圆其说。只是因为这一说法在公共传播中缺乏“噱头”与“看点”,流传并不广泛。
    据查证,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1934年12月28日的杭州《东南日报》之上,乃该报当日所刊一篇题为《章士钊之三桐》的短文之中的观点。此文的可贵之处,除了提供这样一种有别于坊间流行说法的视角之外,还捎带出了章氏“三桐”笔名的来龙去脉及承续关联,对充分了解章氏改署笔名的历史背景,亦有着相当参考价值:
    章士钊少时在长沙东乡的老屋里读书,庭前有桐树两枝。西南隅的一枝少桐,皮青干直,士钊日夕倚徙其间。不觉油然生爱,以桐有直德,便隐然以少者自况。复喜白香山有“一棵青桐子”的诗句,因自号曰“青桐子”。后来客英伦,其友杨守仁笃生因自恨不得与黄花岗之役,发愤蹈海死。士钊旅居无憀,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桐”为“秋桐”。及至段氏执政,士钊入阁为教育部长,因欲整顿学风,合并八校,被学生所辱,驯至毁其住宅。士钊事后察知学生所为,系有力者负之而趋,未可深究,则知而不问。而独居忽忽不乐,因吟白香山《孤桐》诗曰,“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因又易“秋桐”为“孤桐”焉。此为士钊“三桐”变迁之大略,亦富有历史意味者。
    同样是三百余字的短文,与前述《章行严之外号》一文篇幅相当,但行文着力于章氏本人生涯,关于章氏“三桐”笔名之变迁的记述也更为集中。显然,此文作者所持观点,章氏笔名由“秋桐”改署“孤桐”的历程,纯属自然而然的个人生活境遇触发转变而成,并无他人建议之说。
    
    《章士钊之三桐》 (提及章士钊自己有感改署笔名)
    传闻之三:章士钊听从章太炎指点 改署笔名
    复又过了十年,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的另一种说法,又浮出“水面”。称章氏改署笔名,实因听从章太炎指点的说法,于1946年7月24日,以《章士钊笔名记趣》的篇名,发表在了上海《铁报》之上。
    与前述两种说法有所差异,这一说法直接搬出了章士钊的“义兄”章太炎,来为其改署笔名之缘由张目。原来,早在1903年,就读于江南陆师学堂的章士钊,罢学闹革命,加入了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在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四人义结金兰,并以年纪长幼排定座次。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为大哥;日后纵横于律政界、政坛上也曾叱咤风云的章士钊是为二哥;最早提出“联省自治”,后被尊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排行老三;年纪最小,当时仅有19岁的邹容排行老四,当时也已经写出了名噪一时的《革命军》。
    应当说,这四位当年的“革命青年”在结义四十余年后的1946年,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个人际遇,都已翻天覆地,时过境迁了。当时,邹容、章太炎早已逝世,张继也已步入暮年(次年底即于南京病逝);此四结义兄弟中,有三位基本已属“盖棺定论”,唯有章士钊一人,尚有“前景”可言。
    当时,章士钊从抗战期间一度蛰居的“陪都”重庆回到上海,入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又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仍活跃在国内政治舞台之上。包括上海《铁报》《时事新报》在内的各大小报刊之上,关于他的行踪、生平、言论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章士钊自撰的忆往论今的诗文《孤桐韵语》,也开始在《铁报》不定期连载。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有人抛出“义兄”章太炎指点其改署笔名的说法,也就着实耐人寻味了,报道中提及:
    最初,章氏主编《甲寅杂志》,亦即所谓“老虎杂志”与夫“老虎总长”之由来,所写文章,大都用“秋桐”笔名。后来被他家太炎先生看见了,笑谓他说:“秋桐”二字,是《红楼梦》上丫环的名字,我看你还是改了吧。因此,章氏从善如流,遂改用“孤桐”二字,盖太炎大师亦章氏平日最所景仰的人物也。
    文中提到章太炎称,“‘秋桐’二字,是《红楼梦》上丫环的名字”,指点章士钊不要再用“秋桐”的笔名,这一说法与十五年前那一篇《章行严的外号》一文中,所提及的胡适指出“秋桐”实为《红楼梦》中小说人物贾链之妾名,不宜再用作笔名的说法,简直如出一辙,又似有“偷梁换柱”之嫌。除了将当事人胡适换作章太炎之外,这一说法本身并无“新意”可言。
    乍一看,无论是后来公认的“新红学”开创者胡适,还是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对《红楼梦》里的人物及相关事迹,应当都是再熟悉不过了;由他们来促使章士钊改署笔名,确实也都存在着可能性。不过,这胡适建议改名之说,毕竟要早于章太炎指点之说达十五年之久,仅从传播始行时间而言,前者的可信度自然要高于后者。
    关于章士钊改署笔名这一事迹,纵观1931、1934、1946年三种见诸报端的不同说法,乃至本文开首提到的那一篇题为《原是红楼梦里人》的短文,其各自出现的历史背景与公共语境也是截然不同的。最终流传至今的比较通行的说法,仍然是于1931年最早出现的胡适建议改名之说,这与其源出的历史背景,以及后世读者情理上可予推断的“实情”最为符合,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两种说法,时至今日,不但信从者寥寥无几,一般读者甚至闻所未闻。
    不过,无论是听从胡适建议,还是遵从章太炎指点,以原署“秋桐”改署“孤桐”,其个中缘由倒是一致的,也是可以用一句“原是红楼梦里人”来予以概括的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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