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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葆华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也在西方现代诗论的译介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由曹葆华陆续翻译并集结成书的《现代诗论》和《科学与诗》，汇集了瑞恰慈（I. A. Richards）、爱略忒（T. S. Eliot）、梵乐希（Paul Valéry）等人的代表性诗论，为中国文坛与学界理解法国象征主义、英美新批评与现代派理论提供了系统性的参考，也在国内较早地建立起一套有关现代诗歌批评的知识图谱。 曹葆华的诗学实践与清华的学院教育、北平的诗坛动向密不可分。具体说来，二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外文系的课程设置，由校园社团、刊物等营造的学院文化，“以文会友”的聚会交流，以及报纸副刊的编辑出版等，共同培育了这位出色的译者兼诗人，也反映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脉络。曹葆华最早以“清华诗人”的身份备受瞩目，出版了多部诗集，随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所深造。在主编《北平晨报》附刊《诗与批评》期间，译介并发表西方现代诗论，团结了一批以清华学院诗人为中心的北平诗坛同人，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 以曹葆华为代表的这批成长在1930年代北平文坛的青年诗人，曾被李健吾称为“前线诗人”。这一说法既肯定了曹葆华等人充沛的创作活力和先锋的艺术取向，也在他们身上寄寓了为新诗开辟新天地的希望[1]。曹葆华所自觉进行的诗学实践正呼应着李健吾的这一期待，他从翻译与创作两个方面推动了新诗的“现代”进程，也反映了新诗界与西方现代诗学资源的自觉对话。 一、 在清华园汲取诗学资源 曹葆华的诗学资源离不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院文化的塑造。1927年，曹葆华从四川成都省立一中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称外国语文学系）[2]，成为清华大学“第三级”[3]本科生，一同入学的还有余冠英、田德望、夏鼐、张骏祥等。这一时期的清华大学，正处在教学研究体制的改革中。从1930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停止考送留美专科学生，创办自己的研究院，本校毕业生中“成绩优良者”，有资格“准免试入部研究”[4]。曹葆华便是在1931年本科毕业后直接进入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所深造，1935年离开清华大学[5]，任职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6]，继续从事诗歌创作、诗论翻译与刊物编辑等工作，直至1937年返回故乡成都，并在两年后奔赴延安。 相比于当时的其他高校，清华作为曾经的留美预备学校，积累了丰富的外文学术资源，为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西文文学书籍杂志购订甚多，积久益丰”，且常与外国大学互派留学生与访问学者，“教授中各国人均有”，“对欧美学术界教育界素常接洽，声气较通”。[7]这一国际化的教学环境，“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学术氛围，使清华大学以成为“中外学术交通之枢机”为目标，外国语文系也因此在清华各院系中处于显要地位，担负了“国家特殊之任务”[8]。 系主任吴宓在学生培养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自1926年3月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后，正逢西洋文学系改制为外文系，吴宓转任该系教授，并三次代理系主任，直至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南迁。他所负责撰写的《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反映了清华外文系的一些教学特色。例如，强调语言与文学并重，使学生精通外语，并“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即使毕业后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亦可任外国语文之良好教员，或任外交官吏，及翻译编辑等职务也”[9]，以“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10]。曹葆华的翻译成就，得益于在清华外文系所打下的坚实的语言基本功。在译法上，他讲求准确严密的用词，忠实于原文的行文风格。“原文是流畅的，便出之以比较上还流畅的中文，原文是谨严的，便采取直译的办法，以保存其作风”[11]。有时遇到文章中需要翻译的诗歌，曹葆华则更为谨慎，因为在他看来，诗歌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他往往依照大意译述后，提醒读者译文仅为阅读之便，并不能将其完全对应于原诗行[12]，曹葆华在翻译方面的严谨程度可见一斑。 清华外文系同时借鉴欧美大学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讲究系统性。吴宓将自己在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就读时的课程培养模式引入清华，“先取西洋文学之全体”，后“纵分之为五时代，分期详细研究”，“又横分之，为五种文体，分体详细研究，而每一体中又择定一家或数家之作品详细讲读，以示模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五种文体”，除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外，还将“文学批评”作为第五类独立的文体特别讲授。对批评文体的重视，或许构成了曹葆华在诗歌批评理论方面继续深入探索的起点。 尽管以外国语言文学教学为中心，但清华外文系强调中西相辅相成，以“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为旨归。章程中建议本系学生在选修外系课程时要“特重中国文学系”。除了那些在毕业后会继续从事专业研究的学生，外文系还为毕业生设计了如下的职业道路：“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而胜任上述工作必须具备丰厚的“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这一以中国文学的发展为本位的文学教育，建立在开阔的文化视野的基础上，曹葆华也因此较早养成了一种世界眼光，博采众长的同时重新思考中国新文学的出路。 1929年至1930年间，英国文学批评家、剑桥大学教授瑞恰慈利用休假机会前来清华讲学，为曹葆华系统接触西方现代诗论打开了一扇窗口，是曹葆华在清华大学所经历的一个重要事件。瑞恰慈任教于剑桥期间，讲授英国当代小说与文学批评等课程，在当时已有多部重要著作问世[13]，影响遍及欧美文学研究界。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批评派的重要学者，瑞恰慈在他的诗歌理论与批评学说中借镜现代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思路，推动了20世纪文学批评走向科学化和体系化，为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带来了新的知识系统和实践原则。 瑞恰慈前来清华访学的消息公布后，即在清华师生中引起了不小反响，“此间男女老少，自晨至晚，未退笑容”[14]。清华师生对瑞恰慈的动向十分关注，校刊中多有对其教学和行踪的报道。在一次演讲中，瑞恰慈强调，自己前来中国讲学的使命是做文化的“接触”与“沟通”。他将自己看作剑桥与清华两所大学之间的使者，为的是将剑桥大学的历史传统与追求新变的精神带到清华，“在‘谅解’的田园内，好好地栽培起来的大学的学者和批评者”[15]。而吴宓在瑞恰慈讲学一事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二人拟定条约，由吴宓为瑞恰慈讲解中文，瑞恰慈“酌任吴课”，二人携手在清华外文系沟通中西文化[16]。 瑞恰慈将剑桥研讨班的授课方式引入清华课堂，借此进一步宣传他的文艺批评理论。1929年9月至1931年1月，瑞恰慈在清华讲授了如下课程：“第一年英文”（一年级必修课，与吴宓等合上）“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一）”“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与系主任王文显共同开设）”。其中，“文学批评”为三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曹葆华这一年恰为三年级的本科生，应当选修过这门课程。该课程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中讨论之”[17]。通过与瑞恰慈的交流，曹葆华应当对文学批评的整体历史脉络有所了解，建立了相对系统的知识结构与理论基础，塑造了他此后选译诗论的眼光。可以说，正是在历史的比较与鉴别中，曹葆华发现和探索着“现代诗论”的价值。 二、 《诗与批评》与“现代诗论”的译介 曹葆华真正在西方现代诗论的译介方面产生影响是从1933年创办《诗与批评》开始的。这一年10月2日，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编刊、实际主编为曹葆华的《诗与批评》创刊，直至1936年3月26日出完第74期后停刊[18]，曹葆华带着从校园中汲取的诗学资源，走向了更为开阔的场域，从一名学生成长为30年代北平诗坛的重要角色。作为《北平晨报》[19]的附刊，《诗与批评》是曹葆华向时任《北晨学园》[20]主编的瞿冰森“借”来的版面[21]，每次刊发时代替《北晨学园》出一整版，作品多以短制为主，为新诗、诗论的发表提供了便利。最初计划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出版三次，后改为每逢周四出版，实际出版时间不大固定。相较文学杂志，《诗与批评》刊发周期较短，也因此需要相对稳定的稿件来源。作为实际的主编，曹葆华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诗与批评》的办刊主旨、作品内容乃至作者群的构成。《诗与批评》除了刊登西方诗论，也刊发诗歌作品，介绍西方诗人、当代诗论著作。其中，曹葆华本人曾以不同笔名[22]翻译了多达32篇的诗论文章，并发表了近20首诗歌，在《诗与批评》中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曹葆华本人的诗学取向也因此反映在其中。 《现代诗论》和《科学与诗》[23]是曹葆华翻译的两本重要的诗论集，由郑振铎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在1937年发行问世。前者囊括了爱略忒、梵乐希、墨雷、雷达等人的重要批评文章，后者收录了瑞恰慈的7篇诗论。在这些文章中，除鲁卫士的《诗中的因袭与革命》一文最初发表在《北晨学园》，其他篇目的问世均依托《诗与批评》。从两本集子所收文章的刊载情况看，两书应当在1934年9月前就已完稿，叶公超为《科学与诗》所作的序言也早早刊登在了1934年第30期《诗与批评》上，而曹葆华《现代诗论》的序言与各篇译者导语也发表在随后的两期。或许是由于这两本集子均已定稿成型，1935年起，《诗与批评》在内容方面做了一些调整，除继续刊发诗歌作品和诗论翻译外，开始按期介绍“近代西洋伟大诗人之传略与著作”，以及国内新近出版的诗集[24]。 《现代诗论》与《科学与诗》的结集出版，也是曹葆华对自己阅读过的现代诗歌批评理论的一次梳理和总结。在他看来，二三十年代“西洋诗”的主要成就不在作品，而在理论。曹葆华希望“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由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25]。他将《现代诗论》中的14篇译文分为三辑：“现代一般对于诗的泛论”，关于“纯诗”和象征作用，以及“泛论文学批评一般问题的文章”。这样的分类也揭示了曹葆华理解“现代诗论”的几重视角：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理解作为其中“一个部门”的诗论，从象征主义的视野认识诗歌批评的意义，以及诗论如何进一步构成理解更普遍的文学原理的资源。 从曹葆华所选译的文章中多少能够看出30年代的学院派诗人、批评者对于“新”与“旧”的辩证看法。鲁卫士关于诗歌的“因袭”与“革命”在诗歌发展史中呈现为循环推进、交互显现的观点，使曹葆华意识到中国新诗发展的相似路径。“最近两三年来”，新诗出现了“趋向于少数智识者自我的表现，而忘却大多数群众的要求”的变化。这一变化似与新诗诞生之初的目的相背离，曹葆华希望通过作者对英国诗歌的讨论，“为研究中国诗歌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一种参证”[26]。在《现代诗论》的作者方面，除梵乐希是法国人，鲁卫士是美国人，其余都是英国作家或学者。英国的批评传统“不善于谈理论”，但理论中的“经验”层面似乎更令曹葆华关注[27]。他向读者特别推荐了四位作者：带有“旧日批评家”色彩的墨雷、“科学的批评家”瑞恰慈、在创作与批评方面均高度自觉的“现代英法两个最伟大的诗人”爱略忒和梵乐希。在曹葆华眼中，墨雷与瑞恰慈、艾略特不同，他并非“离经叛道”的批评家，在具体的批评主张方面倾向于恪守旧规，与中国“诗文评”式的批评传统有相通之处，因而中国读者似乎更易接受，比如，他对批评的理解囿于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一个真诚的人之整个努力，是在把自己个人的印象构成规律”[28]这一格言，看上去并无新的突破。但曹葆华肯定了墨雷作为批评家的“眼光、学问、文笔与美德”，承认了批评者作为接受主体的主观性，进而认为墨雷的个人感受与阐释“在现代仍然占着重要的地位”，且提示着人们批评的限度的存在。《批评中的试验》一文则触及了诗歌的历史叙述与批评理论的关系，也反映了现代诗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诗歌史、诗歌批评与诗学理论三者的错杂关系，而在曹葆华看来，可靠的理论正诞生于对批评经验的总结和对诗歌历史的叙述中。 尽管作为译者的曹葆华在文中出场不多，但仍提供了一些观念框架。《现代诗论》中每一篇译文的结尾，都附有曹葆华的一段“案语”，对原作者与文章的背景，相关的理论脉络等给予简单介绍，说明选译该文的理由，也顺带提供某种读法，启发读者思考如何将其运用在中国新诗的创作与批评中。曹葆华还对他所翻译的文本加以评点，虽是只言片语，也时有精彩论断。从这些再度批评中，不难看出曹葆华个人的批判眼光和诗学主张。比如，他提出，诗论与批评主张需要与该作者的诗歌作品“合看”，但拒绝将诗歌理解为理论的演绎或注脚，而是将理论、批评与作品之间看作为一种有机而复杂的关系。[29]面对艾略特的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认为，大多数人对艾略特及其诗歌的观察尚停留在“皮相”的层面，如果能够仔细体会艾略特所主张的“诗人不能不吸收含有历史意义的传统”，以及“诗不是情绪的放纵，而是情绪的逃避”，便不会仅仅将艾略特的诗歌视作“理智”或“玄学”的诗，从而对艾略特的创作与理论有更全面的把握。这些评论都有力地提示了中国诗坛和读者对西方现代诗论的接受路径。在30年代新诗诗坛急切需要建设自身理论之际，曹葆华的诗论翻译为中国新诗的写作与批评输送了新的知识资源，而他在译介中所显示出的这一开放而从容的态度则更为可贵。 曹葆华对于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中一些具体诗学范畴，如纯诗、象征、晦涩、传达等的译介，则极大补充了国内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30年代的中国诗坛对这些概念并不陌生，但在理论层面的详细阐发并不充分，曹葆华翻译的《论纯诗》既是对国内诗坛引入“纯诗”概念的补充，也借此兼论“诗歌根本问题”，顺带介绍了“现代文学批评里最惹人注视”的法国批评家白瑞蒙与苏饶合著的《纯诗》一书。[30]曹葆华之所以如此重视“纯诗”，并不因为这是一个“近十几年”创制的新名词，而在于他看到“纯诗”的理论内涵和普遍意义，甚至理解了“纯诗”就“可以说对于一般的诗歌的理论参透过半了”[31]。而“把‘象征作用’当作古今一切诗歌中不能缺少的成分，是一切研究与欣赏诗歌者所不能不注意的。至于象征主义在前世纪末成为一种运动，并且在当代的诗人笔下大大地有着作用，这事实虽然很可注目，实际上倒是一件次要的事。”[32]曹葆华区分了作为诗歌理论的“象征主义”和作为文学运动的“象征主义”，他还曾翻译威尔逊的诗论《象征主义》，介绍象征派的历史脉络，以澄清国内文坛对“象征即是离奇古怪、晦涩难懂”的误解[33]。曹葆华指出，要重视西方诗歌批评中的新范畴，但要避免大而化之，或直接移植其中的概念，应当对以“象征作用”为代表的诗学理论持一种灵活的理解态度。此外，《诗与批评》上一些未被收入诗论集的单篇文章[34]也值得关注，它们也构成了“现代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曹葆华对“传达”与“隐晦”的译介，所回应的正是中国诗坛如何理解象征主义与现代主义诗歌的问题。 《现代诗论》固然是一本带有个人眼光的选集，但曹葆华给出的“选文”与“选人”的理由，指向了如何理解“现代诗论”之“现代”，也即诗歌批评的“现代”转向及其对中国新诗的参考意义，这在当时有关新诗出路的讨论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似乎只有解决了新诗的理论与批评的问题，新诗写作的合法性与艺术价值才能得到进一步阐发。之所以定名为“现代诗论”，既是“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意义上的“现代”，也包含着对现代诗歌创作机制和作品批评科学化、系统性的追求，更代表了一种探索诗人与批评者自身主体自觉性的尝试。在曹葆华所选译的文章中，往往可以见到他所主张的一种“现代”精神，他并不过分关注作者的地位与名望，而是专注于他们对于诗歌的见解本身，特别推崇那类具有独立探索精神的文章。如《诗底演化》的作者威尔逊[35]，以及《诗与批评》上第一篇译文《论诗》的作者基尔白·莫锐（Gillbert Murray），尽管莫氏以古典主义者自居，但这并不影响曹葆华从其观点中找寻到一种“现代”态度——“他主张诗是与美一样，不仅存在于文学里，艺术里，和人类活动里，并且，存在于人类的整体当中。”这篇译文的针对性也呼之欲出：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诗诗坛不乏新诗人和新作品的涌现，然而“对于诗的理论加以深刻研究而为文发表的，似乎还很少见”，诗歌批评理论的开掘成为当时诗坛亟需的部分，是认识中国新诗的有益补充，而这些批评者身上“不泥古、不炫学”的态度，从现代生活里阅读现代诗歌的方法，更代表了曹葆华所主张的一种真正“现代”的诗论。 不同于曹葆华所辑的《现代诗论》，瑞恰慈的《科学与诗》是一本自成体系的文集，也可看作“现代诗论”重要组成。这本书早在1929年就由署名“伊人”[36]的译者介绍到国内，被视为中国学界新批评研究的起点。1933年以来，曹葆华将《科学与诗》中的译文分批发表在《诗与批评》，而后再以原书的体系组合还原。《科学与诗》的影响主要在“新批评”的中国化实践层面，如萧乾的毕业论文《书评研究》展开了对瑞恰慈批评方法的具体讨论，而朱自清、叶公超等人的文学批评实践，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新批评”的影响。30年代新诗界对“新批评”意义的彰显，开启了此后诗论家探索新诗道路的方向，特别是构成了40年代中后期诗歌批评理论界的焦点——“新诗现代化”问题——背后的关键资源，如“袁可嘉对现代诗的本质所持的根本看法无不借镜瑞恰慈的学说。他甚至偏颇地认为西方现代诗歌批评是‘以瑞恰慈的著作为核心’的。”[37] 从瑞恰慈那里，曹葆华所接受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的”批评观，以及建立在“实用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基础上的一整套批评实践主张。为避免诗歌批评陷入一种无效的“神秘主义”论调中，瑞恰慈从欧美新兴的现代心理学与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曹葆华、李安宅等译为“意义学”）理论中寻找分析问题的工具，更加固了一种讨论文学的思维前提，即诗歌是“以文字赋予人之经验以确定的结构”的形式，它有自己“精密平衡的结构、秩序和系统”，因而诗可解、可析，且遵循着特定的方法。瑞恰慈在《诗中底四种意义》一文中，将诗歌呈现的意义划分为“意思，情感，语调，用意”四种，目的是使诗歌批评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步骤的分析方法，通过拆解诗歌的形式与意义，将批评转化为一项复杂的专业性工作。 相比于回答“诗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曹葆华更倾向于从瑞恰慈那里为诗歌批评寻找一个新的起点。《科学与诗》因此可视为对《现代诗论》中关于“批评信条”和“诗歌意义”等具体问题的继续阐发。在曹葆华看来，瑞恰慈所倡导的“实用批评”，依赖“科学的智识”，讲求分析性、逻辑性，是对此前“以意为之”的独断的印象批评方法的极大革新。尽管这一学说尚在开创之中，结论或许需要日后加以修正，但从瑞恰慈“一句话有一句话的分寸”[38]的批评原则中，就足以“得益不少”。曹葆华并未将“科学的方法”理解为“死的”条条框框，而是看到其中构成现代世界核心世界观的“活的”价值结构，这一看法也在充实着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坛对于“科学”的理解。从曹葆华对诗论的选择和解读中，可以看出他阅读批评著作时将理论经验化、将结论方法化的思路。曹葆华推崇瑞恰慈的“实用批评”，但对作者所归纳的批评“条例”也并非全盘接受，不主张将它们直接拿来当作固定的分析工具，而是建议对其进行批判性借鉴。 叶公超在《科学与诗》的序言中强调了批评理论对当时文坛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当时国内最需要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叶公超提到，瑞恰慈的意义在于他提出了很多“细微问题”，尽管还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也“未必就能直接影响于读者之鉴赏能力，或转变当代文学的趋向”，“不过总可以使关心的读者对于自己的反应多少增加一点了解，至少是增加了一种分析印象的方法。”[39]可见，引入批评理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完全取代个人的、印象式的阅读经验，而是为了培养对这些经验的自觉，并将之对象化，进而获得对于文学作品更为深入开阔的理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叶公超勉励曹葆华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 曹葆华既在译介方面构成了《诗与批评》的中坚力量，也通过组织来稿、编辑专题，联系着作者与读者，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在主编《诗与批评》前，曹葆华已在《北晨学园》发表了多篇诗歌与译作，也与当时的主编瞿冰森打过不少交道。曹葆华深知“把副刊办好，要靠朋友维持”的道理。为保证稿件来源，借着编辑《诗与批评》的机会，曹葆华聚集了北平诗坛的一批重要作者与译者。诗歌作者何其芳、李广田、罗念生、李健吾、方敬、卞之琳、陈敬容、南星，以及译文、译诗、散文作者常风、叶公超、盛澄华、陈铨、梁宗岱等，均与曹葆华交往密切。尽管《诗与批评》作者群的规模难与《大公报》等文艺副刊相比，但他们的短暂聚合使《诗与批评》成为传播现代诗学的重要阵地。 30年代的“文化城”北平，学院、社团与报纸副刊关系密切，《诗与批评》也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与生产环节之中。尽管署名“诗与批评社”的相关资料尚不充分，但可以确定的是，读书期间的曹葆华热心于社团活动，他曾参与“唧唧诗社”[40]，也在更著名的清华文学社中承担过核心工作。文学社成立于1920年底，是清华园中颇具影响力的老牌文学团体，从这里走出了闻一多、朱自清、梁实秋、朱湘、饶孟侃、余上沅、柳无忌等一批享誉文坛的作家名人。1929年4月，社员夏鼐、罗懋德（罗念生）二人发起了以活跃社团事务为目的的“中兴运动”，邀请了朱自清、杨振声到会，网罗了众多“园内文人”。曹葆华在这次聚会中被选为书记，与夏鼐、罗念生等共同管理社务。他们在此后的聚会中联络感情，交流心得，也调侃文坛轶事，观摩彼此的最新创作，社团活动一度十分活跃，还拟定了“在北平某报办一副刊”[41]的计划。随后，由于罗念生毕业赴美，会务限入停顿，“鉴于园中文风消沉，咸有重张旗鼓的要求”，被选为干事的曹葆华[42]在1931年召集社员“会于后工字厅”，吸纳了“园内有志文学之士”数人，同时组织改选，恢复集会与研讨活动[43]。主持和参与文学社的活动，使曹葆华结识了一批当时或未来文坛上的重要作者，并具备了较为成熟的组织力，这为他编辑《诗与批评》、聚合相关作者奠定了基础。 在多位诗友的描述中，曹葆华不仅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勤勉专注，认真务实，还喜好“以文交友”。他为人耿直、倔强，对待知己热诚而真挚，曾帮助被清华退学的何其芳转入北大哲学系，也通过何其芳结实了方敬、卞之琳、李广田等北大诗人。曹葆华在清华读书期间，实际上也逐渐融入北平文坛的文学聚会。他每逢周六便坐校车进城，在城里停留一夜，周日下午回校。除购买书籍和生活物品外，曹葆华常借此机会拜访诗友。他成为多位朋友家中的常客，交谈往来，亲密融洽。曹葆华是蹇先艾家中“爽快的来客”，“自来自去，来去自如”。蹇先艾回忆，“清华的校车选了西单的亚北咖啡店门口做停车站。……葆华下了车以后，总要到我家来打一个转，坐不了好一会儿，便挺着身子，跨着大步又走了。”[44]曹葆华也会前往方敬居住的“景山东街旁古老的西斋宿舍”，“他往往抱着一大包厚厚的外文书和诗稿译稿，足音笃笃，急匆匆而来。”[45]由于曹葆华兼任北平《文学季刊》的撰稿人，同时也在30年代沈从文、萧乾编辑《大公报》副刊期间成为诗歌专栏的固定作者，他也常到《文学季刊》和《水星》的编辑部北海前门三座门大街，与靳以、巴金等热烈讨论[46]，成为平津作家中活跃的一员。离开清华大学后，曹葆华搬到大学夹道五洲公寓，与方敬成为邻居，“过从甚密，朝夕相见”[47]，更方便了彼此的切磋交流。 除了固定的作者群体，《诗与批评》也向公众征集稿件。但因版面有限，偶有已确定录用的稿件，因版面不够而移至别期或直接割爱。在“编后说明”中，曹葆华常常表达对于投稿作者与读者的歉意。《诗与批评》所刊发的内容，应当是由曹葆华仔细遴选的结果，他曾以编者身份宣告《诗与批评》“以作品向读者说话”、不夸张、不自诩的编辑态度。他也表示，对于作品的选登，秉持了“一个相当尺准”，“对自己，对朋友，都一样不敢有一些姑息与放纵。即是稿件的取舍，我们纯准于稿件本身，决不因作者的关系而有所变异”[48]。在曹葆华的努力组织下，《诗与批评》成为继《晨报诗镌》以来，在“诗歌创作及西方现代诗论与批评的译介”方面“绝无仅有”[49]的一份副刊。 三、 创作、翻译与人际的互动 对曹葆华而言，一个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是，相比于“诗人”这一身份，曹葆华作为“译者”的一面更为人看重。除了在现代诗论译介方面影响较大外，或许也与他走向延安后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论有关。但曹葆华为何在“现代派”诗人群体中被长期忽略，或许并不仅仅因为“译名大于诗名”，也与“现代派”诗人群、诗歌艺术被同质化的现象有关，而曹葆华这一个案，正反映了“现代派”诗人群体的异质性。事实上，作为译者的曹葆华与作为诗人的曹葆华不应割裂来看，曹葆华的双重身份，有助于探讨译介与创作之间相互促进的局面，以及曹葆华成长为“现代派”诗人的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他阅读和接受“现代诗论”所促成的结果。 考入清华大学后，曹葆华开始在北平《新晨报》副刊和《清华周刊》发表诗作，并结集出版了《寄诗魂》（1930）《落日颂》（1931）《灵焰》（1932）等诗集[50]。朱湘、罗念生、徐志摩、李长之、钱钟书等人都曾在当时发表文章，评点和推介曹葆华的诗，使曹葆华在30年代的清华大学乃至北平诗坛都小有名气。批评者们认为，曹葆华的诗歌表现出一种“情文恣肆”、“圆重凝浑”的艺术风格，“好像在迷梦中忽听了钧天的神乐”，“觉全诗的意境很高，气魄很雄健”[51]。徐志摩与闻一多都发觉了曹诗在艺术风格上具有郭沫若式的浪漫追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曹诗诗体的看法：相较郭沫若，曹葆华不仅“修词严正过之”[52]，且创作了郭沫若不曾尝试的十四行诗[53]。罗念生更是在通信中与曹葆华详细讨论了新诗的体式与音节问题，鼓励曹葆华在今后的创作中控制情感，多加锤炼。 对形式和音律的看重，是曹葆华在“现代派”诗人群体中较具个人特色的方面，这或许与他的诗歌从新月派脱胎而来有关。1935年，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写导言时，梳理了新诗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的发展阶段，概括了新诗史叙述中著名的“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这既是三个并列的派别，又代表了一种演进的脉络。而在曹葆华这里，则表现为三个诗派在同一位诗人身上的共生与变换。在“现代派”诗人群体中，曹葆华的创作路数有一定特殊性。早年初入清华大学时，曾与罗念生、李唯建“自命为浪漫诗人，写十四行体诗，受新月派影响”[54]。叶公超任《新月》编务期间，曹葆华也在《新月》杂志发表作品。由于重视诗歌的形式与修辞，曹葆华作诗苦心孤诣。方敬回忆，“同葆华一块走，上街或者逛公园，他倾身笃笃地向前急趋，走几步忽然停住，侧身斜对着你，搐动着嘴唇，用牙齿咬着字，严肃地强调一个什么问题，或者表示一个什么态度。”[55]与曹葆华一道，追求形式美与音韵节奏的新月派诗人多有“苦吟”作风，但这不仅代表了一种艺术风格，更是一种作诗机制或创作心理。曹葆华坚信，新诗的写作是一项严密细致的工作，也是一种需要苦练才能够掌握的技艺，不靠一时的灵感一挥而就，而是依赖长时间的字斟句酌，诗人应如苦行僧一般勤奋和执着，投入心神，不断试验。 1937年5月，曹葆华的诗集《无题草》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之一，诗集收录了54首无题诗。曹葆华可谓新诗中创作“无题诗”的第一人。同一时期的林庚、卞之琳、废名等都曾写作无题诗，但曹葆华不再将这一体式限于表达爱情或理趣，而是通过书写历史想象与心理意识，拓展了诗歌的容量，这与他主动吸取和融汇西方现代诗学资源密不可分。除了现代诗论，曹葆华对美国诗人、小说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作品也情有独钟，曾“一丝不苟”地翻译过爱伦·坡全集。爱伦·坡以及法国象征主义作品中神秘诡异的美学氛围对曹葆华无题诗的写作影响较大。写作无题诗期间，曹葆华的诗体更为自由，风格上也逐渐带有了现代主义色彩。蹇先艾认为《无题草》在诗风上更接近“汉园诗人”[56]，构成了曹葆华诗歌创作的一次转折。这一转折的发生与其译介西方现代诗论几乎同时，曹葆华一方面为中国诗坛引入现代诗歌观念和批评实践原则，促成了30年代“象征派”、“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生成、定名以及文学论述的形成；另一方面或许也在解答着自身的创作困惑，在西方诗歌批评中寻找着参考、启示与信条。 曹葆华的无题诗写作是在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氛围与政治环境中诞生的。特别是到了抗战前夕，他的诗歌常流露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曹葆华的学生许伽回忆，《无题草》中诗人“冷僻的情怀”乃是曹葆华抗战前“浪迹北平时期苦闷心境的写照”[57]。战争风云和政治风波下，作为曾经负载着厚重历史与文明的古都北平，在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成为了“一座军事上不设防的空城，气氛异常压抑”[58]， 在诗人笔下表现为衰落荒凉、沧桑破败的颓势，有了与艾略特的荒原相近的特征。曹葆华对于现代派新诗的探索，也由此融入了当时批判现代文明、反思国族命运的普遍主题中。 曹葆华的多首无题诗最初发表在《北平晨报·诗与批评》上，“无题诗”这一诗体也借着《诗与批评》的园地逐渐固定了下来。一些本有题目的诗歌在收入《无题草》后成为无题诗。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为中国新诗贡献了丰富的艺术母题与诗学景观，而曹葆华对无题诗这一体式的探索，汇入了30年代现代派诗歌突出的诗艺成就中。《诗与批评》上刊发的诗歌很多注重形式探索，除曹葆华的无题诗外，还有十四行诗、格律诗等。此外，《诗与批评》也开辟了难得的诗歌对话空间，如署名鸾谭的通讯，表达了对《诗与批评》上所刊诗歌在“叠句”等形式方面的不同意见。《诗与批评》在传播诗学理念和批评主张的同时，也对新诗体式提供了一个实验场。 曹葆华几本诗集的诞生，并不完全是理论资源指导创作实践的结果，而往往带有某些具体的、因“人”而作的历史契机。如《落日颂》“献给敬容”的背后，是一个充满反抗的青春故事。曹葆华曾动员乐山同乡陈敬容来京读书写作，却在出川时被陈家长辈阻止于万县。经历重重坎坷，陈敬容终于在曹葆华的鼓励与帮助下来到北平，逐渐融入诗人圈中，也成了曹葆华的恋人。曹葆华倔强反叛的心路历程保存在了这部诗集中，展现出蓬勃大气的诗歌活力。 《寄诗魂》[59]则是献给清华学长朱湘、罗念生的作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清华诗人圈中，曹葆华较早因诗作的出版引发关注和争论[60]，但他似乎由于个性的原因，很难获取或维持自身在清华诗人群中的重要位置，常表露自己的忧郁和自卑，即使偶尔处在众人瞩目的中心，也不曾在创作心态上树立自信，而常常自居边缘。曹葆华曾在写诗不到半年时，“对于自己创作的能力，起了绝大的怀疑”，“不相信自己以后能写出好的作品”，于是计划“一心念书”。此时，归国后受聘于安徽大学英文系的朱湘在《清华周刊》读到曹葆华的诗歌，觉得“不同凡响”，并以“一个饱尝世味的长年诗人”的身份致信曹葆华，提醒和关切“一个初尝世味的少年诗人”[61]。一方面高度肯定了曹葆华的诗歌成绩，希望能在诗歌创作方面保持交流；另一方面也在“诗人生活”的经验方面，建议曹葆华能够过上一种简单而自由的生活，不为人事、家事所拖累。这一事件对曹葆华的诗歌创作影响很大。罗念生说，朱湘是曹葆华的赞助者（patron），他从美国回国后“唯一的好处”就是“鼓励了葆华”，曹葆华学会作诗“不过是为一点私人的感情”[62]。对一名初尝创作艰辛且犹豫不决的“无名的学生”而言，收到来自前辈毫不吝啬的赞美与鼓励，无疑极大纾解了自己的创作焦虑。此后，信心不断增强并愈加勤奋的曹葆华特意将自己的诗集《寄诗魂》献给朱湘。 正因如此，这位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诗人的逝去，给曹葆华带来了极大冲击，也多少影响了他在创作上的转向。1933年12月5日，朱湘因困厄悲观，在采石矶投水离世的消息震惊了文坛。“纪念朱湘”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诗与批评》的主题，先后发表了曹葆华、何其芳、罗念生、慈侠如等人的悼诗，朱湘致梁宗岱的遗札等。身处雅典的罗念生从曹葆华那里听闻噩耗后，二人开始商讨整理朱湘遗作事宜，并讨论了朱湘身后的儿女养育问题。罗念生的回信与挽辞刊登在《诗与批评》上[63]，他也借此向社会公开征集朱湘的书信和遗稿，此后出版了两本纪念文集[64]。诗人走到末路的自杀事件令罗念生感叹：“如今是小说家的全盛时代，是诗人的倒楣时代”[65]。曹葆华为朱湘离世而作的多首诗歌，后来都收入诗集《无题草》，他的离去也给曹葆华思索新诗出路带来了更为沉重的生命启示。 1931年，罗念生在与曹葆华的通信中建议他早日“脱离清华，出外游历”，走向更加开阔的社会生活，以“观察人情”，“摄取自然的精灵”[66]，为诗歌写作寻找更多的灵感和资源。纵观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曹葆华，他由清华园走向北平诗坛的过程，拥有了更丰富的创作资源，也面对着更多的读者，更复杂的人事关系。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个“脱离”小圈子、融进一个更大场域的过程。相反，这一过程极大地依托了北平的校园诗人群体。“现代作家既在立体的场域空间中进行多重的文学、文化、政治实践，同时也正是他们的多重实践本身在生成和塑造着场域空间和逻辑。”[67]在1930年代的北平，曹葆华的写作与翻译始终带着学院派的底色，他的诗学实践推进了清华诗人群在北平文坛的影响力，使以学院为中心的创作、编辑、社团等活动成为1930年代北平诗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刘西渭：《〈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咀华集》，第134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第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2] 曹葆华原名曹宝华，是1927年“正取九十七名”一年级新生之一。参见《一九二七年录取新生名单》，《消夏周刊》，1927年8月。 [3] 由于清华大学在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首次正式招收四年制大学生，曹葆华所在的1927级被称为“第三级”。参见《国立清华大学第三级毕业生一览》，《国立清华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1939年。 [4] 参见《文科研究所 外国语文学部》，《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 [5] 根据冯友兰1935年9月9日的日记：“上午10时在办公楼会议室出席研究院部主任会议。会议由梅贻琦主持，议决如下：……外文部研究生曹宝华、哲学部研究生周辅成、历史学部研究生徐敦瑜未经推荐或经所属部声明不推荐，应即取消学籍”。参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7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6] 蹇先艾：《忆曹葆华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4期。 [7] 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响导专号，1935年6月14日。 [8] 吴宓：《外国语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响导专号，1935年6月14日。 [9] 《文科研究所 外国语文学部》，《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 [10] 《文学院 外国语文系学程一览（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度）》，《清华大学一览》，1937年。 [11] 曹葆华：《〈现代诗论〉序》，《现代诗论》，第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12] 《论纯诗（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5号，1933年11月13日。 [13] 《美学基础》《文学批评原理》《意义学》《科学与诗》《实用批评》等。 [14] 《吴宓与瑞恰慈之条件》，《清华副刊》，1929年第32卷第2期。 [15] 《瑞恰慈先生演讲辞》，汪梧封译，《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年第87期， 1929年9月20日。 [16] 《吴宓与瑞恰慈之条件》，《清华副刊》，1929年第32卷第2期。 [17] 《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第1929-1930年度，国立清华大学编。 [18] 《诗与批评》的终止似乎是一个突然的决定，甚至在第74期最后一期中，还刊有署名灵风的尚未翻译完整的《译爱略忒》，这也是《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另一个译本。《诗与批评》的终刊，在此后出版的《北平晨报》上也未见相关说明。之后的版面被“北平晨报社农村问题研究社”主办的附刊《农村（半月刊）》取代，或许是由于全面抗战前夕外部环境的变动，讨论社会问题的迫切，或相关人事关系的变动等，尚不得知。 [19] 《北平晨报》是国民党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部队驻防北平地区时期主办的报纸，1930年12月16日创刊，1943年12月30日停刊，前身为《晨报》和《新晨报》。 [20] 《北晨学园》与《北晨艺园》是《北平晨报》的两大副刊，作为相并列的两个栏目，前者主要刊登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章，译介西方小说，发表新文艺作品等；后者连载通俗小说，发表与文化掌故、近代社会史料相关的随笔等。其他如《国剧周刊》《人物志》《社会研究》《妇女青年》等定期出版的专刊，话题丰富，各具特色，影响较大。《诗与批评》属其中的专刊之一。 [21] 根据季羡林1933年8月21日日记：“晚上曹葆华来屋说，瞿冰森已经允许他，每月借北晨《学园》三天给他，办‘诗与批评’。听了大喜。他约我帮他的忙。”参见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胡光利、姜永仁编，第144页，沈阳：沈阳出版社，2017年2月。 [22] 如果《现代诗论》所收文章均为曹葆华所译，那么曹葆华使用过的笔名应当至少包括：陈敬容、鲍和、霁秋、葆华、漆乃容、志疑、白和等。 [23] 《现代诗论》，曹葆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科学与诗》，曹葆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24] 《启事》，《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45期，1935年1月17日。 [25] 曹葆华：《〈现代诗论〉序》，《现代诗论》，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26] 鲁卫士：《诗中的因袭与革命（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565号，1933年8月31日。收入《现代诗论》后，译者导语删减，参见《现代诗论》，曹葆华译，第10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27] 曹葆华：《〈现代诗论〉序》，《现代诗论》，第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28] 《批评的信条》，曹葆华译，《现代诗论》，第2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29] 《传统与个人才能》，《现代诗论》，曹葆华译，第12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30] 《论纯诗（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5号，1933年11月13日。 [31] 《论纯诗（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5号，1933年11月13日。 [32] 《诗中的象征主义》，曹葆华译，《现代诗论》，第25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33] 威尔逊：《象征主义（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619号，1933年12月15日。 [34] 包括《诗与宣传》《艾略特的诗》《近代英国诗歌》《完美的批评家》《论隐晦》《论传达》《诗的演化》《波特莱尔》《魏尔伦》《现代诗的演变》《现代诗歌的趋势》《象征派作家》《渥兹华斯》《梵乐希》《诗的题材》《安诺德诗序》等。 [35] 《诗底演化》，曹葆华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43号，1934年12月14日。 [36] 《诗与批评》，伊人译，北平：华严书店，1929年6月。对于译者伊人的身份，学界有多种猜测。参见陈越：《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2期。 [37] 臧棣：《40年代中国诗歌批评的一次现代主义总结》，《诗探索》，2010年第1期。 [38] 《诗的经验（一）》，曹葆华译，《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10号，1934年1月1日。 [39] 叶公超：《〈科学与诗〉序》，《科学与诗》，第1页，曹葆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 [40] 在《清华周刊》1929年5月的“唧唧诗社创作专号”中，曹葆华发表了四首诗歌。 [41] 《文学社中兴记》，《清华周刊》，1929年第31卷第3期。 [42] 《文学社年终大会记》，《清华周刊》第463期，1929年6月1日。 [43] 《文学社近讯》，《清华周刊副刊·园内》，1931年第35卷第5期。 [44] 蹇先艾：《忆曹葆华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4期。 [45] 方敬：《寄诗灵》，《花环集》，第9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2月。 [46] 蹇先艾：《忆曹葆华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4期；方敬：《寄诗灵》，《花环集》，第9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2月。 [47] 方敬：《寄诗灵》，《花环集》，第9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2月。 [48] 《编后》，《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9号，1933年12月22日。 [49] 孙玉石：《〈北平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读札（上）》，《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50] 有资料表明，1929年曹葆华自费出版了诗集《抒情十三章》，但未寻见。参见吴天才编：《中国新诗集目录》，第58页，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出版，1980年；《延安文艺档案》第25册，第158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 [51] 《罗念生致曹葆华》，《清华同刊》，1931年第34卷第10期。 [52] 《徐志摩致曹葆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78号，1931年3月30日。 [53] 《闻一多致曹葆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78号，1931年3月30日。 [54] 罗念生：《自撰档案摘录》，《罗念生全集》第10卷，第6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 [55] 方敬：《寄诗灵》，《花环集》，第9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2月。 [56] 蹇先艾：《忆曹葆华同志》，《文艺报》1979年第4期。 [57] 许伽：《一颗红心走西北——曹葆华印象》，《青年作家》，1989年第1期。 [58] 林庚、龙清涛：《林庚先生访谈录》，参见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第159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 [59] 曹葆华：《寄诗魂》，北平：震东印书馆，1930年12月。 [60] 例如，齐：《〈寄诗魂〉》，《大公报·文艺副刊》，1931年3月30日。芳中：《评曹葆华著〈灵焰〉、〈落日颂〉两诗集》，《清华周刊》，1933年第38卷第12期。长之：《介绍与批评：“落日颂”》，1933年第39卷第4期。春霖：《评曹葆华的〈落日颂〉》，《清华周刊》，1933年第40卷第3-4期。中书君：《〈落日颂〉》，《新月》，1933年第4卷第6期。 [61] 朱湘：《致曹葆华》，《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278号，1931年3月20日。 [62] 罗喉：《忆子沅》，《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1934年9月3日。 [63] 罗喉：《忆子沅》，《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4期，1934年9月3日。 [64] 此后根据收集到的材料出版了《朱湘书信集》（南开大学人生与文学社1936年版）和《番石榴集》（朱湘选译，1936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65] 罗念生：《关于朱湘》，《人生与文学》，1935年第1卷第3期。 [66] 《罗念生致曹葆华》，《清华同刊》，1931年第34卷第10期。 [67] 吴晓东：《场域视野中的曹葆华》，《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9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