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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世界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民族地区加大区内外开放力度，是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域内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我国民族地区大多位于西部地区、内陆地区、边疆地区，总体上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应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并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以利用域内外资源要素为抓手，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充分激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活力，使扩大开放落地走实，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奋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提质增效。 着力推进制度型开放，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迈上“双循环”快道 推进制度型开放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是民族地区扩大开放的突破点。实行制度型开放，将政策转化为制度，有助于深化内外合作，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按照新要求，需要加快完善民族地区市场体制并实现区内外无缝衔接，这也是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基本前提。民族地区要厚植我国显著的制度优势，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而疏通制约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卡点堵点，畅通经济循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使民族地区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的市场竞争。自贸港、自贸试验区作为深化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其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已成为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大市场的重要窗口，它在促进我国民族地区走向对外开放前沿中发挥重要作用。要以建立自贸港、自贸试验区等区域平台引领民族地区制度创新，使域内能够更加顺畅地利用国内外资源，拼经济谋发展。新疆以“一港”“两区”“口岸经济带”建设为主体，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呈现出以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为引领、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为支点、联动口岸经济带发展的态势，使新疆实现了从内陆地区变成对外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跨越。 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民族地区扩大开放提供坚强支撑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机遇，民族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区，除了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外，还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民族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必要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民族地区大多位于各级经济圈的交汇地和空白处，交通落后成为了制约其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其实现“引进来”“走出去”“外通内畅”的根本保证。民族地区要进一步强化陆海新通道建设，以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使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有力，为民族地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提供坚强保障。贵州是西部地区第一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交通巨变，重构了贵州的开放发展新格局。龙里县距贵阳市中心28公里，该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快速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积极融入“贵阳30分钟通勤圈”，将其打造成为了区域性物流基地，并依托交通设施的大发展，为其进一步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助力通道经济发展筑牢了物流基础，提高了域内的开放水平，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信息基础设施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它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先决条件，其发展有利于扩大地区开放水平，实现“万物互联”，畅通经济循环，对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起着重要作用。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等新基建向民族地区延伸，着力发挥信息化在促进民族地区扩大开放中的支撑作用，充分满足民族地区振兴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并催生“互联网+”等新业态，让信息网络在稳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底盘”中起到重要作用。 加大区内外资源合作利用，把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民族地区加大开放力度要充分利用区内外资源，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只有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激活两大动能，才能形成民族区域内互利合作联动发展的局面。就“引进来”而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民族地区招商引资、引进人才技术、创新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也是扩大区内外开放的关键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创新创业的主体，更是营商的关键要素。从“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视角看，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是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就不能引入一流的创新技术，也就不会有一流的经济效率。要坚持从政策环境打造、社会环境营造、服务环境优化上持续用力、精准发力，使民族地区成为近悦远来人才集聚的新高地。同时，在扩大开放中我们要加强民族地区自主创新能力，通过不断引进人才与创新科学技术，提高域内的自主创新水平，让“人才链”支撑“创新链”，赋能“产业链”，并提升民族特色产品和服务在国内与国际循环中的竞争实力，为民族地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势能。就“走出去”而言，民族地区要立足域内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民族特色产业，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业兴，只有抓住发展特色产业这个“牛鼻子”，才能使民族地区真正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文化、旅游、农业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各产业融合发展是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资源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创意推动文化势能向资本动能转化，打造“文化+旅游+农业”“文化+科技+旅游”“民族团结进步+旅游+文化”等新发展模式，使“文化+”特色产业成为民族地区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还要处理好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开放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结合民族地区自然禀赋和产业现状，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绿色旅游业等特色优势产业，着力构建绿色生态经济体系，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构筑新的支撑点。新疆玛纳斯县坚持深入实践“两山”理论，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将保护生态环境融入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乡村振兴为重要抓手，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数字智能农业等新型产业，让“绿色”成为了玛纳斯的生态底色、发展主色、鲜明特色，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创新发展新路子，实现了生态效益的倍增，推动了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笃定前行。 大力发展“飞地经济”，开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推进制度型开放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民族地区发展“飞地经济”成为可能。“飞地经济”是跨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形态，能够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地区间资源互补与协调发展，是推动民族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推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飞地经济”的本质是在尊重市场和主动探寻合作机遇的基础上形成内生经济合力，它可有效打破行政壁垒，让欠发达地区通过跨越空间的形式，来聚集和整合发达地区的人才、技术等资源，赋能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一方面，要利用好“正向飞地”模式，形成飞出地“资本+技术+管理优势”与飞入地“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优势”的有效结合。我国民族地区大部分是“生态高地”，具有发展“绿色+”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要通过飞出地提供的技术、管理等优势，推动民族地区的“生态要素”向“生产要素”转化。另一方面，还要利用好“反向飞地”模式。可通过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一块科创飞地、生态补偿飞地等，形成飞出地“资源+政策优势”与飞入地“技术+人才优势”的有效结合，从而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通过在飞入地设立的“前沿阵地”，开展市内跨县、省内跨县、省内跨市、国内跨省等多种形式的飞地经济实践探索，从而提升民族地区域内开放水平，实现经济发展的“提档升级”。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位于成都市金堂县，是全国首个“5·12”汶川特大地震异地灾后重建的“飞地园区”。成都市与阿坝州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合作思路，充分整合政策资源优势，有效解决了“下游要生态、上游要生存，下游要环保、上游要温饱”的特殊矛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借助“飞地园区”，在经济发展中持续发力，使域内大门越开越大，让“飞地经济”飞出了新高度，为域内经济发展迈出了新路子。 （何雄浪，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诗语，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科研助理）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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