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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学界所见的、何炳棣先生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9个版本，都存在着川粤两省数据串换，相关的18个数字皆张冠李戴之笔误，影响了何文的严肃性及其使用，理当修正。本文已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底稿完整复原，并希望《明清社会史论》再版时，请徐泓先生对该表予以更正。 关键词：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川粤两省数据串换；笔误；修正 一、一个几被遗忘的话题 1995年，笔者去北京旅游时，在一爿偏僻的学术书店购买了《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如获至宝。因为内有史学大师何炳棣（1917-2012）教授的《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以下简称《人文》）、著名比较人才学家缪进鸿教授的《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修改稿）》等重要论文。这两篇经典论文对我的学术志趣有直接的影响。其中何氏的进士的地理分布“是研究‘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也是研究广义社会‘力量’（Power）地理分布的最佳资料”的著名论断，坚定了我专攻进士地理分布的信心；而其中动态统计的方法，更使我在撰进士地理分布的系列论文时，[1]受益匪浅。 不过，当我完成了明代进士的籍贯分布后，[2]与《人文》中的“表1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明清社会史论》中称“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详后）进行了比较[3]，发现该表有不少问题，主要是各省进士缺口较大（尤其是第一阶段即正统四年前）和四川与广东的数据串换，后者使川粤两省相关的18个数字皆张冠李戴，这影响了何文的严肃性及其使用。当初便产生予以更正的冲动。待我学会了电脑、上了互联网后，便斗胆写了《对何炳棣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的修正》（以下简称《修正》一文，发表在网上。因时间久远，发表的具体时间和网站都忘了，事实上，把这件事也忘了，以至于不久前我在一篇搁置的文章中，虽又提及了何文的相关问题，但也没有注意到自己当初写的那篇小文。总之，对《修正》已忘得一干二净。 想不到，本月初，中山大学的曹家齐教授给我发来了短信，说他曾读过《修正》，现想引用，但在网上已查不到了，嘱我告知拙作新的出处。可我那次网上发表后，就把文章放下了，现在自己的电脑上也找不到，无法满足曹教授的需求。然而，曹教授的短信提醒了我，我迅速核对了近几年才付梓的、载有《人文》“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的何著《明清社会史论》两个中文版本，发现何先生的那些问题，包括川粤两省的串换笔误，仍没有引起包括何先生本人在内的人们的注意，“硬伤”依旧[4]。觉得有必要再撰文厘正。 我边写边找，终于在一星期后找到了《修正》的原稿，打印稿的落款时间是2003-07-14，这可能是我原来完稿的日期，首发的时间应为同年，可能发表在当时著名的学术网站——“世纪中国·世纪周刊”（香港）上。 坦率地说，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有籍贯可考的明代进士至少在24550以上。[5]但是，一代有一代人的学人和使命，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何氏的研究是受他所处时代的客观条件制约的。因此，本文所谓的修正，并不是按今天的资料积累和统计精度，[6]去观照六十年前的学术成果，而是类似“修旧如旧”式的厘正，仅对何氏文本进行梳理，对何先生本人在统计后把数据移录到表格时出现的失误，直白地说，是对他抄错的部分，也即底稿的还原，展现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固有的严谨和水准，并希望何著再版时更正。 二、“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 下面，拟对何氏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做一陈述和分析。 1、何炳棣“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原始出处及“硬伤”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的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论》（中文版改为《明清社会史论》），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文章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得出结论，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直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社会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社会，甚至认为明代前期三代无功名的进士比例之高，是现代西方社会精英流动资料也难以企及的。[7]由于从史料的证引到方法的采用及得出的结论，都是开创性的，且至今仍代表着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故《明清社会史论》已成为中国社会史、科举史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享誉学界。 该著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第二节“以省份区分的科举成功者之地理分布”，内有“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英文初版第227页），以省为纬，以7个时段为经，动态地反映了有明一代全国进士的地理分布。此开明代进士地理分布研究之先河，且其方法令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人耳目一新。故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该表在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这等于使占“十八省”九分之一的2个省的信息都没有或无效了，也使各省的排名从第8位开始都乱了。当然，这些都属于笔误，都是统计数据输入表格时的遗漏和错位。 2、何炳棣对“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修正时的再失误 时隔30年，何炳棣为响应1992年11月在杭州-湖州召开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以《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为基础，撰写并向大会提交了《人文》一文，这自然少不了“明代分省进士统计表”。这时何先生发现表中缺广东省，于是补上7个时段的数据:62、195、227、241、231、206、261，总数1377（详后）。但今人遗憾的是，何先生似乎延续了当年的思维，制表时仍把四川与广东串换了，[8]这等于没有修正，何先生也因此失去了本人弥补失误的机会。 3、王振忠的译著对真相的发现擦肩而过 几乎与何炳棣《人文》问世的同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振忠博士，依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英文第三版（1980年），翻译的何著第六章《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由《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刊行。王博士以历史地理学家的专业敏感，翻译时发现了“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遗漏了广东省，于是，“将表中总计数，减去各省相加的总和，得出一组数字，即62；179；227；241；231；196；241；1377”（详后）。也许当时的学术界相关的参考数据阙如，王博士对这组数据的归属有所保留：“这组数字究竟属于何省，未敢确定”。[9]由此可见，王博士较早发现了问题，惜无深究，与川粤两省的数据串换的真相发现擦肩而过。 4、徐泓译注的何氏《明清社会史论》沿袭了王振忠的操作 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1962年英文初版（1967、1980英文再版）后，虽然意大利文（1974）、韩文（1987）、日文（1992）版也早已问世，但直至本世纪初，仍未有中译本刊行。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徐泓教授，在台大读研究生时就试图翻译该巨著，后在何炳棣本人惠允和协助下，徐泓先生在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教授任上完成了翻译，翘首以盼的《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才于2013年在台湾联经出版。《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的问世，不仅填补了中文学术界的重大空白，而且译者注释详尽，又优化了原著的结构，得到了何炳棣先生的首肯。这是明史大家徐泓前辈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 但是，何公“惠允和协助”时，其本人已垂垂老矣，而徐泓先生在译注时尽管用力甚勤，且也注意到了《人文》及王振忠的译作，[10]不过，译者没有提及何炳棣的“补正”，仅从王振忠的提示中发现了广东省的遗漏，并沿袭了王振忠的做法，即没有把那组数据嵌入“表27 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以脚注的形式附之。换句话说，《明清社会史论》中译本，仍没有把四川和广东串换的笔误更正过来。繁体字的台湾联经版（三次印刷）如此[11]，简体字的大陆中华版同样如此。[12]要之，徐泓先生译注时也一再错过了更正的机会。 5、艾尔曼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做了与王、何相似的处理 在科举研究史上，与何氏的《明清社会史论》堪称双子星座的、美国加州大学艾尔曼教授的《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英文原著于2001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高远致、夏丽丽译的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8月推出。该著附录三“表5.8明代进士地理分布”是对何氏的引用，引者也发现原文中缺广东省，于是采用总数减差额的方法，在表内直接补上“广东”的数据，惜四川与广东的数据串换的问题仍没有发现而进行更正。[13]中文版如此，则英文版也必然如此。 也就是说，至少目前海峡两岸学者常见的、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之9个版本（4个英文、5个中文），其内容无一完整，都存在着瑕疵。故应该更正。 三、“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底稿之完整复原 通过对何氏笔误的原委和文本的流布做了陈述和分析后，“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全部复原似水到渠成。但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辨别和确认。 我们看前面何炳棣补正的一组数据和王振忠推理的另一组数据，发现有3处，即第1时段（1440-1472）、第6时段（1572-1604）、第7时段（1605-1644）是不一致的，这自然还将导致这3个时段的全国小计和四川及全国总计等5处的不一致。按理说，前者的数据出自著者本人，应该是权威的；而后者也是通过著者的资料推理的，同样不该怀疑。但当两者出现矛盾时，人们该相信哪一组呢？ 由于王振忠的数据推理的依据，是“将表中总计数，减去各省相加的总和”，方法是纯数学的，各时段人数和小计及总数不会发生技术性失误的问题，暂且不论。 故需要讨论的是何氏补上的那组数据。我们首先看何氏的一组数据与各省的人数相加，与各阶段的小计和总计是否一致？我们看到，凡与王博士推算一致的四个阶段的数字，与各省相加的小计一致，反之则不一致。而何氏一组的总数相加的实际数是1423人（不是何氏错加的1377人），比王博士推算的1377人多了46人，则总数也由原文的22980人变成了23026人，显然，这组数据导致的问题太多了。这可能与时间太久及何氏补正时，对一些细节不留意有关。 其实，我们只要从何氏“记忆”中的“广东”的总数，与王博士推算的1377人一致，就可做出判断了。为谨慎起见，我们再从何文中寻找答案。何氏虽然在“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中，“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但在讨论“表29 平均每百万人口进士数（以省区分）” 时，并没有这样的笔误，而且我们从四川人口8百万，每百万人口出进士172人推算，四川进士是1376人（比1377人少1人，只是取了172人的整数问题，计算结果每百万人应出进士是172. 1人，若按此计算，就是1377人）。[14] 既然何著原文推算的四川进士就是1377人（同样的方法可推算出广东进士791人），[15]那何氏补上的一组数据之和应该是1377人，而王博士推算的就是1377人，这说明王振忠的推理是准确的。 现在，我们只要把王振忠推理的一组数据归为四川省，把原表中四川省的数据改为广东省，这不仅把“形式上忘了广东省，而四川栏上的数据却列上了广东省，实际漏掉了四川省”的笔误修正了，而且纵横各小计和总数都百分之百准确，再调整名次，则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就完整、准确地复原了。详见表1。  资料来源：（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四、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 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对明代进士做过全国性的地理分布研究，并把成果公诸于众的，除了何炳棣先贤，恐怕仅本人和吴宣德教授俩人。[16]但是，本人虽然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原始资料库里便捷地找到。但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还没有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的动态资料公诸于众。[17]而吴宣德虽然也把明代进士籍贯分布统计到县，但至少没有把动态资料公诸于众。 所以，尽管何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表中的数据略显粗糙，但一个甲子过去了，何氏公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唯一的，且目前还鲜有人去做这样的“傻事”（按代统计与分段统计的工作量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何氏揭示的明代进士动态分布的大数据，不影响宏观的趋向分析。如明代进士最多的三个省，由江西、浙江、福建转移到浙江、江西、江苏，最后被江苏、浙江、福建所取代的路径是比较清晰的，也与本人的研究不谋而合。 表1仍是观察明代全国文化空间布局的最佳参照系。也可以这么说，何氏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即使业内也鲜为人知的现象：唐宋以降，中国的文化重心貌似一直向南推进，南宋至明初全国的文化中心大致在“浙江中南部、福建中部和江西中部”，可实际上到了明中叶又折回往北。该表显示的进士重镇由赣闽向浙苏回归，这在展现明中下叶真正开启中国文化的江浙时代这一点上[18]，目前所见的任何单一的史料，都不能与该表相提并论。这就是笔者推崇表1的原委。也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则对何氏的“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底稿之完整、准确的复原，既是晚辈的责任，也应是先知的心愿，同样也是后学的福份。因为何氏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泽被学界，无论方法还是史料。 故笔者乐意为之。也希望《明清社会史论》再版时，请徐泓先生更正。 最后感谢曹家齐教授给我的提醒，使我更好地完成了一个上世纪的心愿。 2022年9月18日初稿 2022年9月28日修改 【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注释： [1] 相关论文有：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沈登苗：《废科举前我国教育还城乡一体化吗？——也谈科举终结对农村教育的影响》，《招生考试研究》（上海）2009年第1期；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沈登苗：《清代全国进士最小时空分布：县/科年的动态研究——以浙江为例》，《科举学论丛》2019年第1辑；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1辑。 [2]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3]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5] 沈登苗：《论明初吉安在中国历史人文地标中的独特地位——以科举为中心》，《科举学论丛》2021年第一辑，第2-41页。按：笔者在《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中，统计的明代进士是24814人，主要是其中包含了崇祯十五年（1642）“赐特用出身”者263人。现剔除了这部分。又，虽然洪武三十年（1398）殿试分春、夏两榜，但由于其中夏榜的61人非全国性录取，本人不取。 [6] 明代进士详细的地理分布，可参见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7] 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6页。 [8] （美）何炳棣：《明清进士与东南人文》，载缪进鸿、郑云山主编《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21页。 [9] （美）何炳棣著，王振忠译：《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载《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316页。 [10] 见（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译者序》，台北联经2013年版。 [11]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3页。 [12]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89页。 [13] （美）艾尔曼著，高远致、夏丽丽译：《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14-715页。按：该表把何氏的7时段简化为3时段，其中补上的“广东”（实则四川）的第3时段及合计，都少了100人。 [14] （美）何炳棣著，徐泓译注：《明清社会史论》，台北联经2013年版，第281，285页。 [15] 这就充分说明何氏“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的底稿是完整、准确的。 [16] 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版。 [17] 对清代进士地理分布的动态研究，可见沈登苗：《论清代历科进士及历朝巍科人物的省级分布》，《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18] 陈正祥先生曾断言，南宋后全国的文化中心已“转移到了杭州、苏州的南北向轴心”。详见陈正祥：《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载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2页。可笔者否定了此说。详见：沈登苗：《南宋已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谈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