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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简称WST）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1974年，沃氏关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系列论著的第一本专著《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资本主义农业与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诞生。 沃勒斯坦创立世界体系概念的初衷是为了激起当代社会学界对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讨论。他在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国年鉴学派等经典学说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段、跨区域的研究视角，对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来龙去脉进行宏观梳理，初步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将欧洲、非洲和美洲等多个地区逐步整合形成一个庞大的世界经济系统，从而奠定现代世界形成基础的宏大历程和复杂机制。 沃勒斯坦对长时段、跨大陆研究视角的重视与考古学在宏观时空框架下的研究旨趣根本上是一致的。因而，在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之后，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一向在理论发展上滞后的考古学也引入了世界体系理论，并对该理论在时间深度上的拓展作出了独有的贡献。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内容 “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用来形容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一些在技术和资本上占绝对优势的核心国家对周边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扩张，并逐步将后者囊括进一个不平等的经济体系之内的现象。根据社会分工的差异，世界体系内部形成了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地理区域。核心区域在技术、市场和资本等诸多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边缘地区则沦为核心区域的原材料、低附加值的半成品和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并在经济上对核心区域产生依赖性。半边缘区域则在政治经济区位上介于核心与边缘之间。 在沃勒斯坦所勾勒的世界体系中，西欧地区是占领技术优势的核心区；东欧和整个西半球则是边缘区域，主要为核心地区提供原材料等大宗货品；地中海区域的欧洲则是半边缘地区，主要为核心区域提供高成本的工业制成品（如丝绸）、资本信用和香料。沃勒斯坦认为，得益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这种出现于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早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是史无前例的。这种经济体已不再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所涵盖的边界之内，同时与帝国、城邦等政治形态皆有区别，而是形成了一个跨大陆的、各组成部分被经济纽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体系”。 简而言之，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论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核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一个是核心与边缘的依赖关系。这两个核心论点实质上探讨的是文化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考古学理论对文化群体相互之间权力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从最早由拉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人提出的文化涵化理论（Acculturation），到20世纪80年代伦福儒（Colin Renfrew）提出的均势政治体互动理论（Peer-polity Interaction），再到近一二十年受现代思潮和后现代思潮影响而分别出现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本质上都是围绕权力结构这一核心议题而衍生出来的理论模型。 只有将世界体系理论置于如上理论发展脉络中，才不难理解为何该理论在提出之初便受到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世界体系理论在考古学领域产生的影响是完全出乎沃勒斯坦意料的。他对于将改造之后的世界体系理论应用于考古学情景中的做法乐见其成，但对于根据考古学证据将世界体系出现的时间深度上溯至五千年前的观点仍持保留态度。 世界体系理论在考古学中的发展 人类学领域最早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批判的声音来自考古学家施耐德（Jane Schneider）。她认为，早在15、16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甚至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世界体系。只不过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经济交换的方式与内容，与沃勒斯坦所定义的有所区别。此外，施耐德还特别提出，贵重物品贸易在史前经济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要远大于大宗物品。 弗兰肯斯坦和罗兰兹（Frankenstein and Rowlands）率先将世界体系的概念应用到了中欧铁器时代的考古情境中，着重分析了区域性远程威望品交换网络，及其对本地社会结构产生的深远影响，并对世界体系模型进行了反思和补充。布兰顿和费曼（Blanton and Feinman）对中美洲瓦哈卡地区的考古研究也表明，不包含威望品交换的世界体系模型是存在理论缺陷的。史前中美洲社会群体之前的经济活动基本都是以承载了特定政治经济内涵的奢侈品的流通为主要形式。周南（Robert Drennan）也提出，沃勒斯坦所勾勒的那种理想化的世界体系模型在中美洲的考古情境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在中美洲跨区域交换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远逊于威望品或奢侈品。 科尔（Phillip Kohl）基于中亚和西亚地区考古资料的梳理提出，史前近东地区曾存在多个竞争性的核心，并且核心与边缘的关系并非如沃勒斯坦界定的那般“僵硬”，边缘地区亦并非被动地处于核心的掌控之下，而是富有灵活的选择空间。史前时期跨区域之间形成的经济联系极其不稳定，文化联系也十分脆弱，持续时间也短，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核心与边缘地区之间的依赖性联系比较微弱，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典型的核心与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另外，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与16世纪的世界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一些关键性技术，比如冶金术、家马的驯养等都是自由流动的，而非被核心区域垄断。这些技术往往会在资源富集的边缘地带得到发展与提升，从而形成边缘地带在技术上往往领先于核心区域的现象。 斯考特曼和厄本（Schortman and Urban）根据对中美洲东南部纳考河谷（Naco Valley）考古资料的分析，提出应该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维度对核心与边缘的边界进行界定，并指出核心与边缘区域在不同维度上有着不完全重合的边界。范·戴克（Van Dyke）基于美国西南查科峡谷（Chaco Canyon）的考古学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导致查科峡谷从以水平化差异为特征的核心—边缘互动网络中，崛起成为主导型核心区域的重要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国早期文明一直是世界体系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些基本理念其实在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研究的实践中皆有所呼应，如在威望品的远程交换与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欧亚大陆史前世界体系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早期中国文明形成的影响、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核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重要议题中，都可见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世界体系理论模型与中国史前文化“多元一体”的观念在构成逻辑上是一致的。如果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去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那么对“最初的中国”的追溯可视为对“东亚腹地的世界体系形成于何时”这一问题的探索，即东亚腹地的诸多文化群体之间的体系性联结最早形成于何时，并统合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探索这一问题，需要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重维度出发，厘清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内部以及各考古学文化之间互动与交流的内容、形式、性质，及其频率和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世界体系发生质的转变的时期也恰恰是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青铜时代核心的文化特征——青铜冶金术就是跨区域远程传播的结果。在冶金术传播的过程中，处于东亚腹地世界体系以及中亚世界体系“双重边缘”的中国西北地区，因其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先于中原地区而成为青铜冶金技术的中心。不过，由于内部政治经济结构整合程度不高，最先成为冶金技术中心的西北地区最终没有形成具有垂直性核心—边缘关系的世界体系。而这个整合过程最先在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政治体中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以二里头核心区域对其边缘或半边缘区域关键性资源（比如铜矿）进行控制的世界体系。 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世界体系理论模型已经摆脱了原始定义中的一些桎梏与不足，逐渐转变成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分析视角或概念性框架。世界体系模型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该理论框架的时空适用范围。考古学研究中的一些永恒议题，如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文化交流与互动、权力关系、文化边界等，皆包含于世界体系分析视角的观照范围内。然而，世界体系分析视角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描述跨区域文化交流或互动现象的代名词。宏观空间尺度的“世界性”，与基于意识形态、经济、军事、政治等维度所形成的“体系性”，是构成“世界体系”完整概念必不可少的两个属性。具体到中国考古学情境中，世界体系分析的视角对于中国史前文化互动网络的形成与兴衰、早期国家的形成及其与周边区域的关系、东西文化交流等诸多重要课题，均有值得借鉴之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