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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公元378年，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战死于亚德里亚堡。经过三年多的战争，继任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于382年与哥特人缔结和约。促成哥特人同意缔结和约的外部因素在于，哥特人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在380年后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不利于哥特人在巴尔干半岛从事劫掠活动。促成哥特人签署和约的内部因素在于哥特人内部的政治分裂，而这在本质上又是由哥特人政治组织形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关 键 词：东罗马帝国 哥特人 狄奥多西一世 382年和约 公元378年，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皇帝瓦伦斯(Valens，364-378年在位)在与哥特人(the Goths)交战时战死于亚德里亚堡(Adrianople)。①382年，瓦伦斯的继任者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与哥特人缔结和约。②和约中规定，哥特人可以在多瑙河以南的色雷斯(Thrace)、马其顿(Macedonia)等地定居，而这些获得在帝国境内定居权利的哥特人则应当向帝国政府缴税并参加帝国军队。③ 自382年和约签订之后，从晚期罗马帝国的文人墨客直至当代的学者，关注到382年和约并给予评价者甚多。笔者目前所见，就382年和约，古代史家大多专注于从罗马帝国的角度出发加以评论。例如，在古代史家中，5世纪教会史家索佐门(Sozomen)宣称狄奥多西一世迫使“蛮族”求和，④5世纪基督徒史家奥罗修斯(Orosius)认为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罗马人统治了所有哥特人，⑤6世纪史家约达尼斯(Jordanes)也认为该和约令哥特人服从罗马的统治。⑥ 这种基于罗马帝国立场的评价也普遍存在于现当代史著之中。例如，《剑桥中世纪史》对382年和约的论述集中于和约对罗马帝国的影响。⑦琼斯(Jones)在其经典著作《晚期罗马帝国》中同样站在罗马帝国的立场上，认为该和约对罗马帝国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也不能以后人的眼光从结果出发批评狄奥多西一世缺乏远见。⑧A.D.李在讨论根据和约定居帝国境内的哥特人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⑨时，实际上仍然是从帝国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在希瑟(Heather)关于和约并不意味着帝国全面胜利⑩的论断中，帝国立场显露无遗。至于认为该和约标志着罗马帝国灭亡(11)的看法也显现出鲜明的以帝国为中心的论述模式。 总体而言，虽然前人关于382年和约的研究已经相对深入，但是，仍然也存在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学者多站在罗马帝国立场上对该和约的相关背景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体现出明显的“罗马帝国中心论”的思维导向。实际上，任何和约或休战协定的签署者都不可能只有单独一方，和约既然是由双方签署，哥特人为何签署和约当然也应当予以注意。有鉴于此，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结合史料与前辈学人的丰富研究成果，对哥特人签署382年罗马—哥特人和约的背景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就正于同好方家。 382年和约是罗马帝国与哥特人战争的直接结果，因此在哥特人同意缔和之前，其所面对的战略环境是导致哥特人签订和约的外部因素与直接原因。 对于哥特人而言，当他们在亚德里亚堡附近获得意料之外的大胜后，显然没有立即寻求议和。他们最初的行动是立即进军围攻亚德里亚堡，并对其进行猛烈攻击，企图夺取降兵告诉他们的瓦伦斯留在城中的皇库财物，只是在城中居民、留守宫廷的官员与士兵的激烈抵抗下，哥特人在无法攻破城墙的情况下才放弃攻城。(12)结束对亚德里亚堡的围攻后，哥特人经过内部商讨，决定占据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佩林苏斯(Perinthus)为基地，然后夺取邻近的其他城市，结果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一目标，烧杀抢掠了整个地区。(13)随后哥特人进攻君士坦丁堡，与亚德里亚堡之围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哥特人付出巨大伤亡仍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不得不放弃围攻，转而劫掠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诸行省。(14)与亚德里亚堡之役后哥特人行动相同的是，当哥特人于380年击败了狄奥多西一世新组建的军队后，哥特人显然也并未想要订立和约，他们在胜利后控制了皇帝无法保护的马其顿和塞萨利(Thessaly)的行省，但是可能是吸取了之前围攻亚德里亚堡与君士坦丁堡未能成功的教训，根据记载，这次他们没有攻击行省中的城市，而是向这些城市索取贡赋。(15) 确实，至少在这个时期，哥特人显然并没有取代或灭亡帝国的意图，但是更明显的是，只要条件允许，只要能在与帝国军队的战争中取得优势，那么哥特人也并无与帝国缔结和约的意愿，而是会满足于其作为帝国部分地区征服者与劫掠者的身份，通过得到的战利品与贡赋满足自己的生活。实际上，这也与哥特人暴动的目的相一致。哥特人在376年越过多瑙河后的暴动与罗马帝国当地军政官员处置不当以及由于缺粮所造成的饥荒有直接关系：瓦伦斯曾经命令属下向哥特人分发食物，(16)但是将军们却为了获利而高价出售食物，被迫卖儿鬻女的哥特人对此极度不满，而罗马官员企图通过刺杀哥特人首领以消除威胁的行动则令哥特人的不满全面爆发，从而引致377年的哥特人暴动。(17)麦克莫兰(Mac Mullen)曾经就此指出，当时是那些被贪婪的罗马官员当作牺牲品的人发动了暴动。(18)当罗马帝国的军队连连失败后，胜利一方的哥特人自然希望更为长久地享受这一地位所带来的益处。现代的考古发掘也从侧面提供了哥特人在这一时期以劫掠维持生计的证据：现有发现证明，在色雷斯等地，在4世纪大多数时间内兴旺繁荣的大量农庄(villae rusticate)在这一世纪受到破坏与遗弃，大量居民逃亡；(19)该世纪晚期沉重打击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经济。(20) 促成哥特人同意缔结和约的最根本的外部原因在于哥特人所面临的战略环境在380年之后发生了变化。虽然左西莫斯(Zosimus)借此攻击狄奥多西一世向马其顿与塞萨利的各城市征收重税，(21)但实际上，狄奥多西一世的这一措施实属是把握到了东部帝国军队和哥特人军队特点的明智之举。从哥特人围攻亚德里亚堡与君士坦丁堡均告失败来看，他们此时对于拥有高墙深垒的设防城市还缺乏有力的进攻手段，而亚德里亚堡之役和狄奥多西一世在380年的失败意味着此时狄奥多西一世手中所余或可调动的东部帝国部队是难以在战场上通过直接交手压制哥特人的。因此，狄奥多西一世当时利用了哥特人所不善于进攻的要塞堡垒与设防城市形成的防御网络对盘踞于乡间以劫掠为生的哥特人进行封锁。处于战争状态下四处劫掠的哥特人自然无法从事定居农耕。(22)而如前所言，哥特人的劫掠导致巴尔干半岛北部的农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农民逃亡、农庄废弃，在这种情况下，哥特人仅有的重要食物来源便是设防城市中的库存或是其他地区运输至城市中的补给。因此，正如学者所言，狄奥多西一世巩固城市防御的措施实际上切断了哥特人仅有的食物来源。(23) 哥特人本是为了生存下去而发动暴动并进行战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已经面临困难。就在这一时刻，来自西部帝国的攻击更令哥特人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在狄奥多西一世于380年战败后，西部皇帝格拉提安派遣将军巴托(Bauto)与阿尔博伽斯特斯(Arbogastes)率领大军进攻马其顿尼亚与塞萨利的哥特人，并迅速击败了他们，将其残部赶回了色雷斯。(24)正是狄奥多西一世坚壁清野的封锁政策与来自西部帝国的攻击导致哥特人陷入战略困境：他们既无法在色雷斯地区安居耕种，又无法劫掠已经被破坏的乡村和已经逃亡的农民，同时也没有把握攻克已设防的城市，西部帝国军队的攻击又导致其受到严重损失。面对这种战略困局，哥特人的首领只好改变对帝国政府的态度。经过谈判后，回到色雷斯的哥特人与狄奥多西一世的使节、军事长官萨图尔尼努斯(Staturninus)于382年10月3日缔结了和约。(25) 哥特人所处的战略环境虽然是促成其签署和约的重要背景因素和直接原因，但是除了哥特人所面对的战略困境外，哥特人内部的政治问题则是促使其同意达成和议的内部因素。正是哥特人内部的政治分裂促成他们在继续劫掠与寻求和议中选择了后者，而这种政治分裂在本质上又是由哥特人政治组织形式的特点所决定的。 虽然包括约达尼斯在内的古典作家在其笔下曾提及众多4世纪之前的哥特人国王，但这些“国王”(rex)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国王相比显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将他们视为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可能更为恰当。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即使到了4世纪，王权在哥特人社会中的崛起也是建基于哥特人地方贵族阶层之上的一种全新而未经检验的合作方式。(26)由这些取得“国王”的称号或地位的军事首领所统领的哥特人国家也与现代国家不同，这些部落联盟内部会随所处环境变化而不断分化并四处迁徙，(27)从而形成了分布于广阔区域的多个集团，至4世纪时已经形成了5个或6个乃至更多的哥特人集团或“王国”。(28)奥地利学者温斯库斯(Wenskus)曾经指出，包括哥特人在内的日耳曼人在入侵(或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并不是一个稳定社会，而是不断持续改变的不稳定的群体。(29)戈兹(Goetz)也指出，这一时期的日耳曼人的“王国”(kingdom)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有“国王”出现的地方，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秩序。(30)这种政治秩序实际上是比较脆弱的，会由于内部哥特人贵族的争权行为而分裂，当遇到较为强大的外在压力或是生存困境时，也有较大的可能会瓦解崩溃，而这两种情况在4世纪后期的哥特人社会中则相继发生，并延续至狄奥多西一世前来巴尔干半岛收拾亚德里亚堡之役导致的乱局之时。 瓦伦斯皇帝即位后曾经与属于哥特人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特尔维吉人(Tervingi)发生战争，最终在369年夏瓦伦斯与其领袖阿塔纳里克(Athanarik)达成和约，(31)但是在和约签订后，另一名哥特人贵族弗里提格恩(Fritigern)起兵反对阿塔纳里克，从而令哥特人陷入分裂并因此而被削弱，而新近来自中亚的匈人(Huns)则完成了由弗雷提格恩所开始的哥特人碎片化的过程：在征服了顿河(the Don)流域的阿兰人(Alans)之后，阿兰人成为匈人的盟友，随后双方联军进攻哥特人。(32)他们首先进攻的是哥特人中的格鲁塞基人(Greuthungi)，其首领埃尔玛纳里克(Ermanaric)自杀，继任者维提米尔(Vithimir)战死，阿拉塞乌斯(Alatheus)与萨弗拉克斯(Saphrax)带着格鲁塞基人向德涅斯特(the Dniester)河以西逃亡，引起了特尔维吉人的首领阿塔纳里克的注意；阿塔纳里克进军至德涅斯特河沿岸，被匈人击败，大部分特尔维吉人因此抛弃了阿塔纳里克而寻求罗马帝国的保护。(33)在内战与匈人进攻的双重影响下，特尔维吉人的社会就此崩溃。(34) 因此，我们不断谈到的哥特人实际上并非一个统一有序的政治实体，在匈人到来之前出现的哥特人的国家雏形与政治秩序由于匈人的进逼已经瓦解，哥特人的主要首领彼此互不统属，甚至如阿塔纳里克与弗里提格恩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矛盾。当哥特人于376年到达多瑙河(35)时，大部分人只是寻求庇护的难民；(36)在他们越过多瑙河后，直至382年和约签订之前，也并无统一行动。 在亚德里亚堡之役后，哥特人四散劫掠。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哥特人的碎片化，狄奥多西一世才得以在380年新军溃败之前对一些独立的哥特人劫掠团体取得胜利。(37)而在380年后，哥特人的主力实际上再次分裂，一部分哥特人由阿拉塞乌斯与萨弗拉克斯率领进入潘诺尼亚(Pannonia)，另一部分由弗里提格恩统领，劫掠伊庇鲁斯(Epirus)、阿卡亚(Achaia)、塞萨利等地。(38)进入潘诺尼亚的哥特人被格拉提安的军队阻止后，可能与格拉提安达成协议作为同盟者定居于潘诺尼亚，(39)也有可能只是被格拉提安所击败。(40)无论发生了何种情况，总之阿拉塞乌斯与萨弗拉克斯的名字在380年之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41)如前所述，弗里提格恩及其追随者被巴托与阿尔博伽斯特斯所统领的西部军队击败。与此同时或稍后，弗里提格恩的仇敌阿塔纳里克则被狄奥多西一世邀请至君士坦丁堡。 可以看出，哥特人社会内部的政治分裂一方面导致其力量分散，从而被罗马帝国军队各个击破；另一方面，哥特人首领之间的不和与敌意也有利于帝国推进对哥特人的政治分化工作。 我们不知道弗里提格恩在前述大败后的命运，因为此后他的名字也从史家的笔下消失。有学者推断，弗里提格恩从文献中消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去世或是已经失去了其追随者的支持。(42)考虑到哥特人的首领正如所有部落联盟中的军事首领一样，必须以战争或劫掠的胜利巩固其地位与合法性，而弗里提格恩的失败显然对他自己的政治地位造成了打击，因此很可能是之前追随他的哥特人将失败归咎于他的战略或领导并通过某种方式终结了他在哥特人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甚至是生命，因为弗里提格恩如果是在与帝国军队的战斗中阵亡或是由于战斗中的伤势而去世的话，很难想像站在帝国立场上记载这些事件的史家以及发表颂辞的演说家会对这一重大胜利视而不见，因此如果排除疾病等自然因素的话，弗里提格恩的消失应当是哥特人社会内部的一种政治变动。 由此，由于哥特人内部的政治分裂，四位重要的哥特人首领或归顺于罗马帝国(阿塔纳里克)，或在历史中销声匿迹(阿拉塞乌斯、萨弗拉克斯、弗里提格恩)。因此，在签订382年和约之前，曾经跟随弗里提格恩的哥特人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战略困境，而且内部已经暂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而这种政治上的困境显然也是促成哥特人一方对于同帝国签订和约持正面态度的重要因素。 对于哥特人而言，382年和约在本质上是陷入了战略与政治双重困境的残余哥特人势力与罗马帝国达成的休战协定，是哥特首领们在战争中面临不利的内外环境而不得不然的无奈之举。在380年的失败之后，狄奥多西一世不再追求决胜负于一役，皇帝开始致力于防御性措施。根据左西莫斯的记载，在380年战败后，狄奥多西一世加强了各地的堡垒和有城墙的城市的守卫工作。(43)而哥特领袖也采取了缓和政策，可以推测，此时参与签约的哥特领袖处事灵活，在战局不利和内部散乱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了对罗马帝国的持续作战政策。 总体而言，382年和约只是罗马人和哥特人双方顺应其所面对环境变化而决定做出的暂时妥协，类似的妥协是一种在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的关系史中时常出现的现象。如果说382年和约与之前有所不同的话，最为重要的不同可能并非是学者们从罗马帝国立场出发而关注哥特人根据和约条款从而得以在其首领的领导下居住于帝国境内的结果，而是促使哥特人最终放弃以武力夺取巴尔干半岛的土地与资源而通过和约条款获取其所欲取得的成果的战略与政治环境。更进一步而言，382年和约也可以被看成是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关系发展中一个阶段的总结：依靠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无法阻止包括哥特人在内的周边族群进入帝国境内，而382年和约后帝国内部在军事、政治、帝国与“蛮族”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发展实际上均是和约签订之前状况的延续与进一步变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382年和约可以看成是标志着大势所趋的顺应时势之举，虽然无论是皇帝还是哥特人都不可能在签订和约时认识到这种趋势，而和约的订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确实加速了这一趋势，但这一趋势却并非是由于和约签订本身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虽然哥特人在378年的亚德里亚堡战役中取得了导致罗马帝国皇帝丧生、帝国主力部队溃散的辉煌战果，但是这一战术上的胜利并未能为哥特人取得可以就此彻底压倒帝国经济、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全面战略优势。已经渡过多瑙河的哥特人一方面未能在色雷斯等多瑙河南岸地区占据稳固的立足点与根据地，因此无论是物资补给还是人力补充都面临较大的困难，并且因此极易在帝国东部与西部政府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中陷入生存困境，而帝国的坚壁清野政策也令缺乏攻坚能力的哥特人在面对帝国城市的高垒深池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就当时哥特人族群内部政治结构而言，虽然哥特人社会较为原始与脆弱的政治组织形式与领导模式在野战时不一定会成为哥特人与帝国军队战斗时的薄弱环节，但是长期拖延下去的战争与损耗却形成了对于这些在陌生土地上四处突击的哥特人政治结构的巨大考验，在一系列难以导致决定性结果的战斗之后，过河哥特人社会内部的政治组织实际上已经濒临崩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哥特人剩余的不知名的首领或首领们与帝国签署了和约。 注释： ①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13.12-16,trans.by John C.Rolf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479～481; 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IV.38,trans.by A.C.Zenos,Grand Rapids,Michigan: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57,p.117;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140～142. ②Zosimus,New History,4.33.3,trans.by Ronald T.Ridley,Canberra: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82,p.85; Marcellinus Comes,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trans.by Brian Croke,Sydney: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1995,p.2; 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p.157;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2; 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I,Oxford:Basil Blackwell,1964,p.157; 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02; Philp Sabin,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Vol.II:Rome from the Late Republic to the Late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456. ③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p.158～159; 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p.37. ④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VII.4,trans.by Chester D.Hartranft,Grand Rapids,Michigan: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57,p.378. ⑤Paulus Orosius,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Washington 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Inc.,1964,pp.341～342. ⑥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trans.by Charles Christopher Mierow,XXVIII.142-145,Cambridge:Speculum Historiale and New York:Barnes & Noble,INC.,reprinted 1960,pp.91～92. ⑦H.M.Gwatkin and J.P.Whitney,eds.,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I:The Christian Roman Empir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utonic Kingdom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1957,p.254. ⑧A.H.M.Jones,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A Social,Economic,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Vol.I,p.157. ⑨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 p.37. ⑩Peter 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184. (11)Thomas S.Burns,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A Study of Roman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Barbarians,ca.375-435 A.D.,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77. (12)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15.1-15,trans.by John C.Rolfe,pp.489～499. (13)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16.1,trans.by John C.Rolfe,p.499. (14)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16.3-7,trans.by John C.Rolfe,pp.501～503; Socrate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crates Scholasticus,V.1,troms.by A.C.Zenos,p.118; Sozomen,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Sozomen,VII.1,trans.by John Chester D.Hartranft,p.377. (15)Zosimus,New History,4.31.5,trans.by Ronald T.Ridley,p.84;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1. (16)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4.8,trans.by John C.Rolfe,p.105. (17)A.D.Lee,From Rome to Byzantium AD 363 to 565:The Transformation of Ancient Rome,p.34. (18)Ramsay MacMullen,Corruption and the Decline of Rom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p.184；拉姆塞·麦克莫兰：《腐败与罗马帝国的衰落》，吕厚量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406页。 (19)Thomas S.Burns,Barbarians within the Gates of Rome:A Study of Roman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Barbarians,ca.375-435 A.D.,p.40. (20)Andrew Poulter,"Cataclysm on the Lower Danube:The Destruction of a Complex Roman Landscape",in Neil Christie,eds.,Land-scape of Change:Rural Evolutions in Late Antiquity and the Early Middle Ages,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4,pp.242～244. (21)Zosimus,New History,4.32.2,trans.by Ronald T.Ridley,p.85. (22)(23)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153. (24)Zosimus,New History,4.33.1-2,trans.by Ronald T.Ridley,p.85; Peter Heather,The Goth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135;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51. (25)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p.102. (26)Thomas S.Burns,A History of the Ostrogoths,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0. (27)关于4世纪后期之前哥特人历史中这种迁徙与分化的分析，可参见Peter Heather,The Goths,pp.9～93; Malcolm Todd,The Early Germans (Second Edition),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4,pp.139～142; Ingemar Nordgren,The Well Spring of the Goths:About the Gothic Peoples in the Nordic Countries and on the Continent,New York,Lincoln,Shanghai:iUniverse,Inc.,2004,pp.334～348. (28)Peter Heather,The Goths,p.97; Malcolm Todd,The Early Germans (Second Edition),p.142. (29)Wolf Liebeschuetz,East and West in Late Antiquity:Invasion,Settlement,Ethnogenesis and Conflicts of Religion,Leiden,Boson:Brill,2015,p.87. (30)Hans-Werner Goetz,"Introduction",in Hans-Werner Goetz,Jrg Jarnut and Walter Pohl,eds.,Regna and Gente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oples and Kingdo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Leiden,Boson:Brill,2003,p.6. (31)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17; Peter Heather,The Goths,p.62.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119. (32)Noel Lenski,Failure of Empire:Valens and the Roman Stat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321; 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126. (33)Michael Kulikowski,Rome's Gothic Wars:From the Third Century to Alaric,pp.126～127. (34)Ian Hughes,Imperial Brothers:Valentinian,Valens and the Disaster at Adrianople,Barnsley:Pen & Sword Military,2013,p.150. (35)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Qui Supersunt,Vol.III,31.4.1,trans.by John C.Rolfe,p.401. (36)据说，376年来到多瑙河北岸的特尔维吉人达20万，而其中适于作战者可能不过1万人左右。Peter Heather,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A New History of Rome and the Barbarians,p.145. (37)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p.102. (38)Zosimus,New History,4.34.1-3,trans.by Ronald T.Ridley,pp.85～86; Jordanes,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XXVII.140-141,p.90; 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153; Stephen Williams and Gerard Friell,Theodosius:The Empire at Ba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1; Peter Heather,The Goths,p.135. (39)Averil Cameron and Peter Garnsey,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XIII,The Late Empire,A.D.337-425,p.102. (40)Peter Heather,The Goths,p.135. (41)P.J.Heather,Goths and Romans:332-489,p.157. (42)Stephen Williams and Gerard Friell,Theodosius:The Empire at Bay,p.33. (43)Zosimus,New History,4.32.1,trans.by Ronald T.Ridley,p.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