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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的演进脉络来看，从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向国人介绍西方列强的“灭国新法”开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已将帝国主义问题作为思考中国内外状况的重要切入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传入中国，它在继承先前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分析时局、制定战略影响极大，它促使革命者在剖析中国内外局势的同时，不断思考新的政治力量如何产生。而真正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内化为中国革命理论资源的，还数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内外统治阶级统治的双重薄弱环节与中国内部不均衡性的论述。 考察20世纪中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历程，离不开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探讨。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里所言：“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历史进程就被深深卷入由近代资本主义列强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分析中国内部各种问题已经不能仅用传统的王朝兴衰律来进行，而是必须将其置于广袤的世界视野当中来审视，探索中国的振衰起微之道必须与不断认识外部世界相伴而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思考中国应如何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自处的方案。 有人出于对儒家思想中“讲信修睦”之道的服膺，认为以“文明国”自居的西方列强在外交中同样会奉行“讲信修睦”之道，因此可用以诚相待之法与之交往。有的人尝试效仿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做法，认为晚近之世乃战国时代的重演，因此希望在东西列强之间施展纵横捭阖之道，师法战国七雄之间的合纵连横，与某一强国联合来共同抵御另一强国，甚至主张聘请外国人担任中国政府的政治或军事顾问。庚子事变之后，随着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深度与广度上有了明显提升，受到当时流行于日本的帝国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的影响，彼辈多认为“民族帝国主义”乃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乃国与国之间的常态，中国为了生存，必须师法已经成为“民族帝国主义”的国家，在弱小之时努力自强，当强大之后也四处扩张。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批留学欧美或者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精英阶层渐渐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领导者，他们认为，成为一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体系的一分子，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向美国靠拢，可以让中国实现发展。二战胜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经济、金融与交通领域的条约，使美国的资本与商品便利地进入中国，可以说就是这一政治路线的具体实践。然而，这些政治方案都未能使中国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开始就将思考中国问题与审视世界局势相结合，通过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与反思，思考如何让中国走出近代以来的危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在制定政治纲领与斗争策略时，充分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强调“开眼看世界”的传统，而帝国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分析世界形势的基本理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扼要回顾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救国“真理”的过程。他提醒人们注意，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寻求救国之道的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这个问题既是对近代以来各种关于外部世界认知方式与本国政治道路抉择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审视世界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政治纲领的说明。“先生侵略学生”现象的长期存在，表明近代中国面临着双重时代任务：一方面，作为落后农业国的中国要想在现代世界自立，就必须借鉴、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在这一学习过程中，需要时刻警惕先进国家利用其先进以各种方式侵略中国，使中国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因为中国的学习不是漫无目的的学习，也不是为了迎合某一外部标准，而是为了实现国富民强和摆脱近代以来的危机。中国自认“学生”，是由近代以来中国自身的症结所决定的，可是那些“先生”，其本心往往并不是为了传道授业，而是为了侵略或者支配中国。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曲折性与艰巨性，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双重任务本身蕴含的复杂性息息相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中国共产党强调对于世界形势尤其是帝国主义问题要进行深入探讨。从这一点出发，能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对先前各种政治思潮的继承、批评与扬弃，从中可以审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 近年来，随着全球史范式在国内的流行，从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中的世界视野出发，分析中国近代政治与思想变迁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章永乐在分析康有为的思想时强调，要注意康有为是如何将中国问题置于19世纪以降的全球政治变迁中来思考的，这在方法论上对笔者颇有启发。殷之光则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演变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论述如何影响二战之后全球的反帝反殖运动。梁展以清末革命党的论述为对象，分析了中日知识分子如何在交流与实践中形成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以及这种判断如何影响革命党自身的政治论述。傅正以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论述，梳理其如何影响20世纪中国革命者形成关于世界大势的判断。不同于以上偏重个案的研究，本文着眼于将相关史事勾连起来，整体考察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局势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矛盾的剖析，力求从思想史的角度呈现近代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内部社会状况是如何与外部局势变化息息相关的，并厘清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革命者对帝国主义理论以及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实际形态的认识与发展的脉络。 一、梁启超揭示“灭国新法”与晚清“帝国主义”问题之发轫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已在言论界引人瞩目的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除了继续撰写评论晚清时局的文章，还花了不少精力去阅读当时日本学者译介的关于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等领域的论著。据他自己回忆，这段阅读经历使他眼界大开，吸收了不少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到的知识，尤其是关于近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变迁的知识。这让他在思考中国问题时能够形成比较广袤的世界视野，同时对当时东西列强的行动逻辑也有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1901年8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灭国新法论》一文。他在文中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掠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列强可以允许后者保持表面上的政治独立，甚至可以允许其拥有一套从外观上看起来颇为现代化的政府架构，但同时却经常建议该国聘请本国政治顾问来“帮助”其实现政治现代化，让本国大企业在当地投资进而控制该国经济命脉，让本国金融集团向该国发放贷款，并以监督贷款使用为名义派遣经济顾问进入该国政府财经与关税部门使该国财政受本国遥控，最终使该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 梁启超此文在当时具有两层意义：首先，他对于近代西方列强通过金融、教育、派遣顾问等非武力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的剖析，可以说是在较为系统地反思从甲午到戊戌中国士人的对外关系设想。当时不少士人，包括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内，都相信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俄国，而作为老牌殖民帝国的英国已经基本没有侵占中国领土的意图，其只是想与中国通商，而在甲午战争中予中国以重创的日本，基于所谓“同文同种”之谊，也愿意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共同对抗俄国，因此认为中国应与英国、日本结盟，甚至聘请该国人士来中国担任政府顾问，这样就能让中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找到有力靠山，并借此徐图改善内部状况。康梁等人之所以有这般认识，并非其动机如何不良，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李提摩太等来华传教士的影响。后者一面打着介绍新知的旗帜，一面不断在报刊上暗示英国并非中国之敌，俄国才是中国大患。虽然他们对俄国外交战略的分析还算客观，但对英国却有明显的美化，特别是将英国在埃及等地进行的殖民活动解释成英国在“帮助”埃及摆脱困境。这其实就是在掩饰、美化梁启超笔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灭国新法”。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所揭示的那些19世纪外交史上的场景，堪称是在反思、检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维新志士在分析对外政策上的幼稚。 其次，梁启超此文在描述列强的“灭国新法”时，已经触及影响近代世界历史走向的一个概念——帝国主义。在发表于同一时期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里，梁启超参考了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著，向中国读者介绍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列强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争夺，中国在这样的局势下将会面临哪些严峻的考验。而在《灭国新法论》里，梁启超着眼于分析西方列强采取借债与修筑铁路这样的手段来操控埃及等国，更是与早期帝国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的核心观点极为契合。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进行资本输出与抢占市场而进行的殖民扩张活动。由于它背后的核心理由是经济上的，因此也常用经济与金融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可是为了将这些行为进行美化，帝国主义国家经常将自己的殖民扩张活动视为“文明国家”对“半文明”或“不文明”地区的义务，是为了在当地实现“文明开化”。总之，揭示帝国主义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帝国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工程及其表现形式，是霍布森帝国主义理论的关键所在。 正如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极大启发了包括列宁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分析，梁启超《灭国新法论》的核心论点也影响了不少当时立志于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1902年，一位笔名为“雨尘子”的读书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一文，认为列强在庚子事变前后的瓜分中国之论，主要是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与商品。所谓“门户开放”，表面上未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却让中国门户大开，使外国商品更为便利地倾销至中国，让中国资金不断外流，本国工业难有起色。而其背景就是“帝国主义既盛行于列国，凡政治家所经营，士大夫所议论，皆无不奉之为标表”。?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金铁主义说》。他提醒国人：“中国为世界各国之中国，而非复中国之中国。”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向中国输出商品与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与交通命脉，让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下游环节。列强的坚船利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实现这样的经济目的而服务的。基于此，杨度认为，虽然列强在其国内不断宣扬自己是“文明”的，但在对外关系上，他们却非常“野蛮”。尽管杨度在文中主要用“经济的军国主义”而非帝国主义来描述列强的这些行为，但他在分析框架上依然与梁启超的帝国主义论述一脉相承。1911年，梁启超拟联合杨度等人创办“国民常识会”，编写“国民常识丛书”，其中就包括了《帝国主义略论》。可见，在他们眼里，了解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众必备的常识之一。而在同一时期，刘师培等革命党人在介绍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经常提及世界各地平民与政府的冲突、资本家对劳工的压迫、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尝试将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问题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与社会主义的反抗视野之下，呈现全球反压迫运动的丰富图景。这更是与当时世界各地革命者反抗帝国主义的论述高度契合。可以说，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高度关注，是20世纪中国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重要起点。 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及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意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革命运动中的帝国主义论述里，与对帝国主义自身特征、本质和行动逻辑的分析相伴的， 是对抵抗、推翻、替代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探寻。而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描述，往往也产生出不同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设想。在梁启超看来，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势力，必须以提高中国的经济生产力为主要目标。在此背景下，他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并非主要问题，假如不能加强国家实力，通过经济竞争抵御帝国主义势力，那么中国各阶层都将承担苦果。因此，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固然高尚，但以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提倡社会主义并非其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从清末到民初，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与之相对的，在清末革命兴起之时，章太炎、刘师培等革命党人就借鉴当时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左派学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政策进行剖析与批判，其中既涉及列强如何通过资本输出影响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又涉及揭示这一殖民扩张活动的意识形态说辞——?“文明等级论”的真实诉求，同时思考如何改变亚洲地区帝国主义的支配局面。其具体实践，就是1907年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旨在联合亚洲各个被帝国主义侵略或干涉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规定入会者的义务为“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主张“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同时强调会员应“互相爱睦”，以期“感情益厚，相知益亲”。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思考如何突破由资本主义列强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改变中国自身命运的同时，探索一个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平等的世界体系。 刘师培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背后的资本力量是造成中国社会矛盾频生的主因，但他却认为要想彻底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指导来进行反抗。那种建立强大而有组织的革命力量来反抗侵略的做法，在刘师培看来并不可取。刘师培的这些观点颇为深刻地影响了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刻意回避组织、动员革命力量和建设革命政权的问题，他们的主张往往流于小圈子内的呼喊，而几乎没有实践的可能。 真正丰富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帝国主义问题认识的，是十月革命之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建立的。而要想理解为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中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首先需要认识列宁所批判的第二国际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前文谈到，霍布森在分析帝国主义问题时指出，尽管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理由是为了输出资本与商品，但却打着“文明”的旗号来进行这些活动，以此换取本国工人阶级支持国家采取对外扩张政策。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问题上却照搬帝国主义者的文明论，声称如果没有“文明”国家的殖民活动，殖民地就会因落后而重回“野蛮”状态，殖民活动固然有剥削与压迫现象存在，但殖民者却在殖民地铺设铁路、兴办学校、修筑灌溉工程，这同样让殖民地民众获益。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殖民扩张活动，“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将难以得到改善，向殖民地倾销本国的过剩商品，有助于让本国工人阶级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制定“社会主义殖民政策”，即用更为“文明”的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等到殖民地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再谈如何解决殖民地问题。这样的论调除了照搬帝国主义式的文明论，更是在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即认为革命只能发生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的地方，而生产力水平未达到此标准的地区则不应奢谈革命，需要安于被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殖民的现状。 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认为帝国主义象征着资本主义生命力依然强盛的观点不同，列宁吸收借鉴了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象征着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体现在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支配地位，金融资本开始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里成为主导力量。经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利润，越来越被从事金融行业的银行家们收入囊中，并借此进行新一轮的投机活动。而随着资本市场上兼并现象愈发频繁，金融资本逐渐变为金融寡头。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例子我们马上就要讲到。不过，对金融资本最‘方便’最有利的当然是使从属的国家和民族丧失政治独立这样的支配。半殖民地国家是这方面的‘中间’形式的典型”。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政策，“金融资本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 从内容上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很容易引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比如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对外输出金融资本的问题，列宁指出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国家修建铁路，夺取筑路权。他形象地指出：“在殖民地及亚美两洲其他国家建筑20万公里的新铁路，这意味着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订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400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早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就计划从缅甸修一条铁路直通云南，借控制路权来染指中国西南地区。到了19世纪80年代，列强开始将修筑铁路作为他们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过渡，获得修筑铁路的权利被列强视为掌控沿线经济命脉与自然资源的绝佳手段，因此各国开始在中国争夺筑路权。列强借款给清政府修路，往往附带着控制铁路管理机构人事任命权、在铁路沿线驻军、控制铁路沿线城市税收等要求。清末知识分子不断就路权问题发表各种意见，警告清政府要意识到路权丧失对中国的巨大危害。辛亥革命前夕各地保路运动层出不穷，虽然表面上是在反对清政府将地方集资修建的铁路国有化，但实际上是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之后转手就将路权卖给列强。也正是由于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武昌起义创造了重要时机。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越是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展开激烈争夺，也就越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因为这象征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表现得越发明显。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帝国主义统治出现薄弱环节，使得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获得胜利，将会影响到帝国主义统治中心区域的无产阶级，使革命运动产生涟漪效应。而要想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获得胜利，就需要具有极强组织能力与动员能力、以正确革命理论为指导的革命政党来领导。虽然这样的薄弱环节往往伴随着当地生产力水平发展并不是特别高的不利条件，但无产阶级政党可以通过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推翻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总之，在整个过程当中，无产阶级政党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 正是基于对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爆发革命运动的思考，列宁开始认真对待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问题。他指出： 中国、波斯、土耳其等半殖民地国家和所有殖民地。这些地方的人口共达10亿。在这里，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的刚刚开始，有的远未完成。社会党人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正是承认自决权；社会党人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的分子，帮助他们的起义——如有机会，还要帮助他们的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 在这样的政治视野下，广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就不再是文明论话语下理应接受文明国家殖民的地区，而是具有了政治上的能动性，即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进行政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而在政治策略上，列宁也没有教条地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视为需要被打倒的对象，而是看到了这些地区的资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的正面意义。当然，在这一资产阶级民族独立运动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需要牢牢把握政治斗争的主导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述，就是直接受到列宁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论述的影响，它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进步力量，“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虽然从性质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探讨国内外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2年，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据出席此次会议的张国焘回忆，“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其中以“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为标题，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状。《宣言》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描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战争、杀戮与掠夺，把中国的问题置于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与瓜分世界的斗争视野中来审视。《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历来侵略中国的进程，最足表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本相。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止：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 在这之后，李达、瞿秋白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经常在文章当中运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观点来审视中国与世界的状况。他们着眼于揭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经济资源而展开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运用金融手段来操纵全球经济；为了更好地控制商品倾销地与廉价劳动力获取地，为了更好地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内部控制经济与交通命脉，支配那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变动，将那些国家内部落后的、反动的政治力量培植为其在该国政治、经济方面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国家如何向他们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转嫁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如何运用各种话术为其殖民扩张进行合法性辩护，让人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在这样的视野下，思考中国内部的问题，必须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资本与商品、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操纵中国国内的政治势力、在各个领域培植在华代理人等严峻的现实问题。与之相应的，就是思考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中国内部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特征与政治态度，从实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出发探索新的政治力量。就此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述，既是以一种新的“开眼看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世界局势，又是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并引导人们思考中国为什么会落后与贫穷。它既非为了掩盖内部的社会矛盾而刻意强调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冲击，也非只基于主观情感冲动而对中国内部社会矛盾进行抨击却忽视这些矛盾之所以产生的外部客观因素。 当然，从情感层面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帝国主义论能向人们揭示当时中国各方面的症结并提出解决之道，且许多描述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日常所感知到的时代特征（比如洋人在华“高人一等”、农村经济破产、国货难以振兴、政府在列强面前经常屈服等），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度。关于某种主义为何会在特定时间段内受到人们极大关注，作为近代中国一系列政治活动亲历者的章太炎曾有颇为精辟的总结：“凡所谓主义者， 非自天降，非自地出，非摭拾学说所成，非冥心独念所成，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耳。其事非有，而空设一主义，则等于浮沤；其事已往，而曼引此主义，则同于刍狗。”中国共产党的帝国主义论之所以能产生广泛影响，说到底也是因为“正以见有其事，则以此主义对治之”。 不过，真正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内化为中国革命的理论资源，并对之进行创造性发展的，还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内外统治阶级统治的双重薄弱环节的分析。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面对革命的低潮，不同于当时革命阵营里一度颇为流行的悲观主义或盲动主义，毛泽东认为，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内部不同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纷争，背后都有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主导，体现了后者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让中国的时局显现出支离破碎之状。而从中国内部的视野来看，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与经济上的支离破碎、纷争不断，使得中国出现了不少各派统治权力都无法有效覆盖的地区。正因为中国处于这样的双重薄弱环节，“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的“不平衡性”。“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的“不平衡性”与统治阶级“薄弱环节”的存在，使建立在广袤乡村之上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有生存、壮大的可能性。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塑造新的政治主体。早在民初，章太炎就感慨：“斯土也（中国），凝之甚难，而判之甚易。”对此，迈斯纳认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都呈现出软弱性，导致社会涣散，难以自发形成具有领导力的阶级。在此局面下，工农武装割据通过革命的政治力量实现组织与动员效能。因此，工农武装割据除了进行战斗任务之外，更需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让军队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使军队“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通过锻造新式军队，来创造新的政治、新的人民、新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与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机器一样，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论述的核心落脚点就是思考政权问题。只有建立了新式的政权，革命者才能真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式的经济决定论，才能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使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大众实现名副其实的解放。 进一步而言，毛泽东通过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揭示中国革命自身的特性，其实也就是在形成一种以中国为主体、为出发点的世界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中国的“特殊性”并非是为中国的落后做辩护，而是通过彰显其“特殊性”来为实现新的“普遍性”——推翻帝国主义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支配创造契机。所以，周恩来在1951年强调：“中国革命的成功使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增添了新的力量，给了它们以莫大的鼓舞，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而与这种世界视野相伴而生的，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包含的人民战争、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革命的统一战线等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不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深刻思考包括苏联在内的全球革命运动进程，毛泽东进一步丰富了这样的世界视野。在继承十月革命正面遗产的基础上，他一方面提醒全党不要简单地迷信苏联经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与国家机关当中已经出现的不平等与特权集团现象，积极探索如何从生产关系与管理制度入手，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强调由于苏联对待兄弟国家的方式有不少应当批评的地方，所以要善于创造有利于全球革命阵营的统一战线，正确对待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扩大全球反帝反殖运动的力量。此外，还要冷静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而区分敌我，抓住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的主要矛盾。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理论品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才长期受到第三世界国家革命者的重视，成为他们思考本国独立与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政治。 结语 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的演进脉络来看，从梁启超在庚子事变之后向国人介绍西方列强的“灭国新法”开始，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将帝国主义问题作为思考中国内外状况的重要切入点。他们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内部为何会出现贫穷、落后与压迫现象，列强如何通过资本、金融、教育等手段一步一步地操控中国内政。虽然梁启超本人在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赞成革命，但他的分析视角无疑属于20世纪全球反帝反殖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传入中国，它在继承先前的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对中国共产党分析时局、制定战略影响极大，促使革命者在剖析中国内外局势的同时，不断思考新的政治力量如何产生。而真正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内化为中国革命的理论资源的，还数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内外统治阶级统治的双重薄弱环节与中国内部不均衡性的论述。 理解了这一思想脉络，便更易理解为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制定对外政策上要强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从表面上看，1943年初，国民政府分别与英国、美国签订协议，取消英美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其他特权，不久之后，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也先后宣布放弃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让中国一洗百年国耻。但实际上，二战结束后，美国借扶持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获取了许多经济特权，使中国虽然在形式上拥有完整主权，但实际上却深深依附于美国主导的战后东亚秩序。比如，194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让美国商品更方便地在中国进行倾销，让中国的内河与沿海向美国全面开放，让美国人在中国购置不动产、探勘资源、开展传教活动享有更大的空间。虽然这份条约在措辞上规定中美两国民众皆可互享其权利，但以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人几乎无法在美国行使那些权利，而只能为美国的资本、金融、宗教力量进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正如汪朝光所论，“中美商约只有形式上的平等意义，而这种形式的平等恰恰掩盖了其实质的不平等”。相似的，1946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又与美国签订了《中美航空协定》，将中国的领空对美国开放。也是在同一年，南京国民政府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的土地永租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发放“土地所有权状”，凡是被美国领事馆看中的房地产，即由中央信托局代购，然后由美军剩余物资售卖款中返还。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公司，市面上充斥着各种美国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受到明显的挤压。1946年，由于美国商品大量进入中国，导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巨额赤字，入超近4.12亿美元，比抗战前增加了近五倍，严重消耗了中国的外汇储备。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给予美国商品减免进口关税的特权，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1947年与1948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占中国商业性进口的一半左右。也正是因为这些条约与协定严重冲击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所以当时主要由工商业者组成的“中间力量”开始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 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美国此举难道不正是梁启超所描绘的列强之“灭国新法”么？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新政权“应加以审查”。后来周恩来在解释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时亦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所以必须“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这样的外交方针不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内外形势相关，更贴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通过艰辛探索而形成的世界视野。 最后，说起国民党政权，有一种观点认为，1924年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在其意识形态话语里也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相似性。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国民党从改组之后到北伐途中固然显现出一定的革命性，而且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极力撇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已不具备中国共产党反帝论述里既反抗外部侵略、又反抗内部剥削的内容，而是刻意强调中国内部不存在剥削现象，没有阶级压迫，中国应在国民党领导下实行“全民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而随着留学欧美的精英阶层不断进入南京国民政府，那种希望国民党政权主动融入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声音越来越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帝国主义问题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里被进一步淡化。以至于在蒋廷黻那本旨在彰显南京国民政府历史地位的《中国近代史》里，刻意淡化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破坏，同时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时常强调的帝国主义问题，定义为一种并非近代世界所独有而是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的现象。此外，他还用一种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高度匹配的精英史观来分析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变革：“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在此视域里，中国近代史就像是一部诸如曾国藩、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而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则沦为历史进程中的“失语者”。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恰恰印证了胡绳提醒人们注意的——关于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内外状况，“这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是直接有关当时如何改造中国的实践问题”。 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