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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综述 俞祖华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与有关话语在清季与民国时期即已发酵，“九·一八”后更是广泛流行。但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缺乏研究，此后大有改观。回顾、总结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轨迹、基本内涵、兴起缘由、个案分析、话语谱系及现代价值所进行的广泛探讨。 【关键词】近代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 研究综述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与有关话语在清季与民国时期即已发酵，“九·一八”后更是广泛流行。但一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缺乏研究，甚至很少提到“民族复兴思潮”一词。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写入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政治报告[1]，尤其是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成为时代强音，也引发了知识界、学界对该话语的广泛关注。学界在阐释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中华民族复兴愿景[2]的同时，也关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的兴起和发展，以见证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4年4月，《近代史研究》第4期编发了一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笔谈，刊出郑大华、金冲及、罗志田、黄兴涛、郑师渠、郭双林、俞祖华、王先明、荣维木等人撰写的9篇文章。同年10月18日至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与西北大学合作，在西安共同主办了以“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和实践”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3]，部分论文收入《近代思想史研究》第11辑《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出版。目前出版的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研究专著有魏万磊的《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毅的《<再生>杂志的民族复兴思想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近百篇。兹将已发表论著的重要观点作些评述。 一、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轨迹 金冲及指出，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这就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潮历史演变的基本行程[4]。 黄兴涛等认为，“民族复兴”观念的萌芽状态至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等在清末时所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但作为一种带有现代民族意识、并以全民族整体作为思考对象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强势话语和时代思潮，那种明确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表述符号的观念形态和有关话语的正式而大量地出现，还是在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尤其是1931年“九·一八”后。该观念一旦形成，随即流行于整个20世纪30 —40年代[5]。黄兴涛在另一论文中还特别强调了1924年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或思潮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其一，是年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其二，3月，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其三，几乎同时，此时已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发表《人种问题》一文，重新阐述其“中华民族复兴”论。黄兴涛认为，上述种种大体可以表明，这时“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然初步形成。其中，王光祈的《少年中国运动》一书序言，堪称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正式兴起的宣言书，具有标志性的思想文本意义[6]。 张可荣认为，中国梦的孕育、演变和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7]。“中华民族复兴”作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观念和思想，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大致可分为近代和现当代两个阶段。近代的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是现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直接源头，它滥觞与萌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国粹派等不同政治思想派别在探索国家民族出路中发出的共同心声；五四时期初具雏形，出现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较为系统的“民族复兴”思想主张；“九·一八”后迅速成为时代最强音而普遍流行[8]。 郑大华指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复兴思想即已孕育或萌发，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梦想，再到国粹派的“古学复兴”主张，实际上都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到了五四时期，民族复兴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李大钊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大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和“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但“民族复兴”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9]。 俞祖华等认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提出与形成和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密切相关，在文字表述上经历了从“民族复兴”到“中华民族复兴”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断丰富过程，1894年孙中山提出的“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先声，“五四”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并出现了“民族复兴”一词，“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广为传播、影响力广泛的社会思潮，抗日战争时期趋于深化、高涨，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复兴问题[10]。 陈大伙认为，民族复兴思想历经清末民初时期、抗战时期、新中国时期，呈现萌芽觉醒、成长勃发、升华超越的思想理路。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内涵越来越清晰，“民族复兴”梦想越来越真切，“民族复兴”话语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认同的情感动力[11]。 二、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基本内涵 1.关于“中华民族” 黄兴涛等指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和话语，伴随着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社会化运行而产生和发展起来。“一方面，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构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思维逻辑前提和逐渐自觉整合的主体，体现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和独立为价值依托的现代性特征；另一方面，后者又成为前者社会化实践的重要表现和具体的话语形态，并代表着和引导着其主体行动的综合目标”[12]。郑大华指出，我们要研究“民族复兴”，首先必须研究作为“民族复兴”之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研究“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研究“民族复兴”的基础或前提。实际上，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13]。他指出，由梁启超最早提出和使用的“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到了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这对于“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中的“中华”，指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汉族”。到了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前后，由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把“中华民族”作为“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的主体，实现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振兴或复兴[14]。 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研究方面，出版了高翠莲著《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自觉进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健著《国家范式转换与国族构建:近代中国国族构建研究 》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黄兴涛著《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等著作；发表了黄兴涛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创刊号）、《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认同性质论》（《北京档案史料》2004年第2期），郑大华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影响》（《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等100余篇论文[15]。 2.关于“民族复兴” 张卫东指出:“按照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复兴’是指‘衰落后再兴盛起来’。‘复兴复兴’，顾名思义，当然是相对于历史上的曲折而言，是指‘使曾经衰落的民族再次的兴盛起来’。作为这种复兴参照系的，一方面，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另一方面，则是后来曾经陷于的悲惨境地，包括直到现在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落后状态。正因为有这两方面的情况，才谈得上‘复兴’二字。”[16]单喜凤指出，“民族复兴”是指衰落的民族再次的兴盛起来，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其一，面临复兴任务的民族曾经辉煌过；其二，这些民族由于某种原因衰落了；其三，又要回到那种兴旺发达的状态，甚至比从前更加兴旺发达[17]。张可荣指出，民族复兴不是要复古,不是要排外而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不等于现代化。民族复兴是要赢得民族独立与平等,并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是要"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其内涵比现代化更为广泛,其任务比现代化更艰巨,其意义比现代化更为深远[18]。 3.中华民族复兴之含义、内涵 关于中华民族复兴之含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指出中华民族复兴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是使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再现荣光，如胡鞍钢强调“中国的复兴是有根的复兴，有历史之根、文化之根、文明之根”[19]。有的从国际地位的角度把握，肖秀荣等强调，“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要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中华民族曾经在世界上辉煌过，引领风骚几千年，后来落后了，现在要复兴。复兴的最重要含义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在世界上建立起与中国相称的国际地位，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20]。有的主张将历史方位与国际定位结合起来以把握中华民族复兴之含义，如俞祖华指出，“民族复兴是指雄居于世界东方之颠的中华民族， 在近代落伍、衰落之后，重新走向兴盛、辉煌，重新发展成为处世界先进前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强国”[21]。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复兴是相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昌盛、相对于近代西方文明的衰微与落后状况而言的,正视落后、意识到中华民族“不如夷”,是民族复兴思想的起点。民族复兴有“恢复”之意,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是其中应有之义;赶超西方列强、恢复中国大国强国地位,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炽烈的中国梦。建构“世界之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实行对外开放、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不仅意味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也要求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尽到更大的责任,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22]。有的从历史主体即国民个体与民族整体关系的角度把握，如董希品强调中华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觉的创业活动，作为历史主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就是创造光辉灿烂的历史，建立举世瞩目、永垂青史的历史功业[23]；辛鸣指出民族复兴是要实现中华民族“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24]。 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具体内涵。有的学者强调民族复兴是民族精神的复兴，如耿云志指出，中华民族复兴“主要是民族精神的复兴”，“我们要复兴的首先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强就是不依靠别人，自己奋发向上，这是民族复兴的第一个含义”，“民族复兴的第二个意义，或者说更本质的意义，是努力创建一种制度机制，以便能够解放自己人民的创造力”[25]。有的学者强调从文化、文明复兴与重回世界文明中心的角度，把握中华民族复兴的内涵。如公茂虹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26]，王京生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27]，庄锡福等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唯一一个数千年传承不坠的古老文明重新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甚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进程”[28]。有的学者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重维度，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俞祖华指出，清季就出现了一些近似于民族复兴的词语如“振兴中华”、“少年中国”等，五四时期李大钊使用了“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中华再生”等说法。孙中山在1924年的《民族主义》讲演中直接使用了“民族复兴”一词，批评列强想维持垄断地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几乎同时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用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一说法。此后，不少先哲都对“民族复兴”有过阐述。通他们所讲的民族复兴的主要内涵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包括收回部分曾经失去的领土；以“少年中国”“青春中国”等相号召，恢复中华民族的朝气活力；以赶超列强为目标，恢复中华民族世界领先的国际地位；恢复中华民族文化的灿烂辉煌，像清末国粹派提出的“古学复兴”，孙中山提出的“恢复民族精神”等；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民族自信[29]。杨宜勇等认为，中华民族复兴“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中华民族古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而是要‘回复’出崭新的时代内容，它至少应该包括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完善、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祖国统一等5项内容[30]。有的学者从国家面貌、国民精神风貌的变化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张可荣认为，“民族复兴”的历史内涵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继往开来的历史视野与文化情怀;二是团结统一的整体观念与价值诉求;三是后来居上的顽强意志与宏大抱负;四是再作贡献的民族自信与世界胸怀。“民族复兴”的当代意蕴主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道路;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根本领导力量;和平发展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方式;改革开放是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与关键抉择[31]。许维勤提出，中华民族复兴要涵盖以下基本内涵：一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衰弱状态，实现国家领土的统一，重新壮大成为世界强国，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崇高地位；二是清除了前此导致衰落之诸因素的前提下的复兴，也就是实现文明体自身的品质改造，牢固树立开放意识、与时俱进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发展生产力意识和重视科学技术的意识，并使这些意识内化为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三是发扬光大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使之在经受时代的和世界的文明洗礼中重新辉煌起来[32]。 三、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兴起缘由 民族危机的刺激无疑是民族复兴思想兴起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发展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的基本背景。多位学者均强调了这一点。黄兴涛指出，“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复兴’论真正成为流行全国的强势话语，是在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尤其是在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它与民族危机的空前扩大和深化，与蒋介石及国民党利用国家舆论工具进行强力宣传密切相关”[33]。郑大华指出，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割地赔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这场灾难不仅使早已存在的民族危机变得日益严重起来，同时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除民族危机这一主要原因外，费希特民族复兴思想的系统传入及影响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大力推动，也是民族复兴思潮能于“九·一八”后迅速形成的原因之一。“七·七”事变后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推动了民族复兴思潮的走向高涨[34]。罗志田指出，近代中国被西潮入侵，屡战屡败，创巨痛深，朝野震动，于是接受以强弱定文野的观念，自认野蛮，由原处“天下”之中而退居“世界”的边缘。今日“我国在世界上现居何等位置”、将来如何“顺应之以谋决胜于外竞之道”，成为国民关注和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近代中国的走向世界，其目的当然是国家民族的复兴[35]。俞祖华专文探讨了近代中日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和发展的影响，他指出中日关系史上的1894、1915、1931、1937、1945年是民族复兴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是从中国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的。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紧接着又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灾难的深渊，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巨大的国耻再度强烈地刺激着濒临厄运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蓬勃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复兴思潮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不断高涨，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36]。 在外来因素方面，学界注意到了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郑大华指出，“九·一八”后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中所阐述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及影响是推动了民族复兴思潮走向高涨的重要原因。正如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摘要本的译者张君劢所指出的那样，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阐述了民族主义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此三原则者，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受费希特这一思想的影响，“九·一八”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普遍认为，第一，“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恢复中国之固有民族精神”；第二，树立民族自信心对于民族复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三、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认真反省中华民族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坚信教育救国的效益和功能[37]。张可荣认为，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在九一八后民族复兴中传播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在中国传播逐渐深入的反映；二是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费希特爱国主义思想契合了中国学人确立民族复兴之志，探索民族复兴之路，掀起民族复兴思潮的现实需要[38]。 俞祖华探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传播对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清末,文艺复兴思想与民族主义同步传播,促使民族复兴观念萌生;民初,文艺复兴的先导作用,示范“五四一代”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三四十年代,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探讨“中国的文艺复兴”,成为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欧洲文艺复兴对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包括促进民族复兴概念定型、促使民族复兴思想聚焦文化复兴、催发白话文运动及推动传统观念的现代转换等。近代先哲提出了“清学文艺复兴”说、“五四文艺复兴”说、“宋学文艺复兴”说等观点,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期许与愿景。民族复兴是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是传承与创新、守护与开放的统一[39]。他还指出，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作为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离不开与异国异族形象的比较、对照。近代思想家一面选择已经“亡国”在先的殖民地国家，作为外部参照物，作为“殷鉴”与“前车之辙”，进一步强化“亡国灭种”意象以警示国人，激发其为民族复兴而不懈探索；一面非常重视学习与借鉴西方列强的大国崛起经验，非常重视重温与吸收欧美与日本的富强、兴国之道，尤其是格外重视一些国家如何在灾难之后变得强大、在衰弱之后再次崛起的经验。近代思想家在探索世界各国兴亡经验的基础上，对民族复兴的实现途径，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尽一致的探索[40]。 孙新彭考察了意大利与德意志民族复兴运动及对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的影响，认为发生在19世纪意大利与德意志以民族独立与统一为目标的民族复兴运动，是人类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20世纪30年代在面临巨大的外患时，我国社会曾经兴起过强大的民族复兴思潮，在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明显地感受到意大利与德意志民族复兴运动的影响存在[41]。 四、近代不同时段的民族复兴思想 1.清末民族复兴思想 郑大华指出，以甲午战争为契机,孙中山提出了“振兴中华"、梁启超提出了“少年中国”、国粹派提出了“古学复兴”等具有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口号、梦想和主张,这些口号、梦想和主张涉及到民族复兴的主体、民族复兴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力量和民族复兴的途径等有关民族复兴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孙中山、梁启超和国粹派并没有明确使用“民族复兴”一词,并把它与“中华民族”结合结起来,从而清晰地表达出“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涵义,这也是我们把他们提出的口号、梦想和主张称之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的重要原因[42]。常士訚指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对民族复兴之路的探索中,经历了一个从"师夷制夷"以实现自强到自由为体变法图强的思想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逐渐由原来封建制度中的一个补救措施变为了改良派思想中实现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43]。陈东等认为，民族复兴作为在全社会引起广泛共鸣的社会思潮，并以“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大量出现，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但最初的“民族复兴”意思始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44]。 2.民国前期的民族复兴思想 郑大华指出，萌发于清末民初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到五四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 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梁漱溟、梁启超等“东方文化派”提出了复兴东方文化的思想,王光祈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与清末民初比较,五四时期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或“民族复兴运动”思想,而且这时所讲的“民族复兴"是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复兴,而非清末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口号时仅仅是“中华”亦即“汉族”的振兴,尤其是孙中山对什么是民族精神、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好恢复和弘扬民族精神与向外国学习的关系等问题的阐述,是对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45]。喻春梅以《新民学会资料》为基本史料，探讨了新民学会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和实现途径[46]。 3.“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这一时段的民族复兴思想颇受学界关注[47]。郑大华指出，九·一八事变引起的民族危机促进了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评”，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人们当时讨论了以下一些主要问题：一是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和如何实现复兴，二是民族自信心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三是学术研究如何为民族复兴服务。尽奋发图强，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而要实现民族复兴，首先就必须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学术研究必须服务和服从于民族复兴，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帮助广大国民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是有积极作用的。[48]他还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人们围绕"中华民族复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得出以下四个认识:第一,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某个少数民族的复兴,而是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第二,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中华民族的新生或再生;第三,民族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把民族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兴;第四,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四个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49]。他还认为，抗战时期“民族复兴节”的设立，表达出的是人们对民族复兴的渴望和民族复兴思潮在“七七事变”后的高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50]。何卓恩指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51]。杨兆贵认为，“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抗战来恢复民族自信，二是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三是从理论上揭露“攘外安内”政策的谬误。这一思潮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52]。王毅的《<再生>民族复兴思想研究((1932-1937):兼与<独立评论>比较》一书，以《再生》杂志为中心，探讨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之间的民族复兴思潮，指出创刊于1932年5月的《再生》明确揭示自己的宗旨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张君劢等人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民族复兴纲领；论著还将《再生》与《独立评论》的救国言论进行一个对比性的考察，展现了当时30年代民族复兴思想的丰富内涵[53]。张可荣考察了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时期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成因、主要特点和历史局限性[54]。 五、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 1.实现民族复兴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具体领域入手 关于政治建设。郑大华指出，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55]。他还对论述了知识界“七·七”事变后围绕“民族建国”问题展开的讨论。指出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抗战与建国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其最终目的是要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没有王朝的“王朝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民族复兴”话语下，知识界不仅讨论了如何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没有王朝的“王朝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而且还讨论了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国家的问题[56]。 关于文化复兴。郑师渠指出，在近代中国，文化危机是更为深刻的民族危机，国人亟亟谋文化重建，以复兴民族；近代志士仁人之文化忧思，志在谋复兴民族之道。不过，新文化运动之前尤其是在晚清，人们追求的目标多表述为对固有文化的“保”或“存”。如康有为主“保教”，张之洞主“存古”，晚清国粹派则讲“存学”。各家不容等视，也多不乏创新发展之意，但受时代的局限，终不免于消极，未能提出复兴民族文化这个更加宏大的目标。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宏大的目标才被明确揭示，并且接连掀起了两次各具规模、影响深远的重建民族文化运动。第一次发端于新文化运动，为“再造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第二次发端于抗日战争，为“抗战建国”中的“全国文化建设运动”，提出了“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建设”、“全国文化建设运动”、“民族文化复兴”等一系列重要概念[57]。郑大华对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复兴思潮进行了考察，指出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文化复兴问题的探讨。因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以民族文化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并期以民族文化的复兴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或复兴。所以，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学术界就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文化复兴并通过文化复兴实现民族复兴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8]。俞祖华指出，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其极致者甚至把中华民族复兴归结为中国文化复兴或儒学复兴[59]。 关于学术建设。郭双林从哲学、文学、史学、科学四个方面考察了九一八之后知识界在民族复兴话语下的现代学术建设，认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复兴语境下的学术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甚至带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二是走融会创新的研究路径，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三是眼光向下，即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力或根不在庙堂，也不在江湖，而在乡村，在胡同，在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民国年间在民族复兴语境下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将成为构建未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块基石。[60]郑大华关注了抗战时期学术界围绕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关系所展开的讨论[61]。 2. 实现民族复兴要优生强种与心理建设并重 心理建设曾被论者视为“民族复兴之基点”。俞祖华指出，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与国民性状况密切相关，因而重视从国民性改造、心理建设、重铸国魂人手,谋求民族复兴之策,甚至视其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近代民族复兴思潮与国民性改造思潮是互有交集且互相推动的，国民性改造被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复兴之基点”，民族复兴则是国民性改造的依据所在与追求目标。恢复传统美德、优秀精神、“民族优性”，是国民性改造的基本途径，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解剖、批判导致近代中华民族衰弱的国民性弱点，是民族复兴思潮的又一重要内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强大支撑，需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培育健全的国民心态与成熟的民族性格，需要树立民族自信心、自信力，需要以人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因而先驱者对国民性改造与民族复兴问题的探索，依然值得我们的重视与珍视[62]。他还指出，在近代中国，“民族精神”概念与民族复兴观念几乎是同步生成的，近代哲人反复强调民族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撑[63]。郑大华则指出，中国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是1904年发表在留日学生创办的《江苏》杂志第7、8期上的《民族精神论》一文。但在清末民初, “民族精神”一词并没有得到广泛使用，知识界比较多的使用“民族精神”一词是在五四时期。1924年初,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提出了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的思想,第一次将“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联系了起来,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九·一八”后,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在讨论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和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问题时,就民族精神与民族复兴的关系展开了充分讨论,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就必须恢复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尽管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认识各有不同,但都是从正面认识和肯定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尤其是他们有感于中华民族精神日渐颓废甚至消失,而提出了种种恢复或复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张或措施[64]。 有的学者则探讨了优生、卫生、身体、尚武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聂春燕等认为以“保卫生命”为核心理念的中国传统“卫生”经过近代西学东渐的洗礼,蜕变成了一种全新的近代意义的“卫生”。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近代中国,一切有利于救民族于危难的方案,都被国人取之用之。于是,在近代“救亡压倒一切”的强大历史场域下,这种全新的“卫生”,亦被国人赋予了特殊的历史角色和使命,成为链接个人身体与国家民族复兴的纽带,以至最终演变成了“保卫国家”的时代卫士[65]。刘波儿指出，在亡国亡种的威胁之下,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天演论》等著译作将人种改良的知识介绍给大众,试图以“优种”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优生学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姿态进入中国知识精英的视野,被崇尚人种改良的知识精英们视作可依附应用的科学实体,并以优生学为视角展开了关于如何复兴民族的讨论[66]。刘祖辉考察了“九·一八”后民族复兴思潮的尚武倾向，国民政府也希望通过“尚武教育”这一途径，促进民族复兴。由此，武术受到知识界、思想界，甚至“党国要人”的高度重视，成为“尚武教育”的主要手段，在社会全面推广开来，从而奠定了武术在民国时期的重要地位。承载着五千年古老传统文明的中华武术，寄予民族复兴的厚望被推向历史的前沿，并由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67]。 3. 实现民族复兴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与实现农村复兴并重 关于农村复兴。王先明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的源起、演进、背景与内涵，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之际，“农村复兴”成为民族复兴或民族自救的一种主导思潮即“民族复兴之基石”[68]。俞祖华考察了梁漱溟有关“从复兴农村入手”， “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的思想，强调这一思想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华民族复兴离不开乡村复兴，中华民族复兴理应是中国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繁荣，如果只有都市文明“孤岛”的繁华，而与之相随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那就说不上“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全面振兴 ”[69]。 六、有关政党组织、历史人物的中华民族复兴观 学界还注意从个案分析入手，对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贡献、提出过重要观点的政党组织或历史人物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 1. 民国各政党的中华民族复兴观 黄兴涛、王峰分析了以张君劢为代表的国社党人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30—4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流行的推动作用。在他们看来，尽管张君劢的所谓“民族复兴”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但他的有关努力,对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在30年代初的整体勃发和延续产生了值得重视的积极影响。与此同时，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及其蒋介石政府也自觉而迅速地抓住了“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的主题,并竭力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70]。后来，黄兴涛又撰文考察了民国各政党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其中论及中共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论，曾存在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从一味的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71]。 2.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 林家有将孙中山复兴中华的步骤归纳为三步：“开始是从事革命救国，振兴中华；辛亥后转为实业救国，复兴中国经济；晚年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分割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建设一个文明、和谐和进步的社会。”[72]郑大华指出，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他最先提出“振兴中华”口号，开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思想先河；是他最先提出赶超西方思想，确立中华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是他最先认识到民族精神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提出“要恢复民族的固有地位，便要首先恢复民族的精神”[73]。俞祖华指出，孙中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开启者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奠基人，其所追求的“民族复兴”有恢复之意：以“恢复中华”相号召，主张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以赶超西方为目标，主张恢复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以“复我国粹”作保障，主张恢复民族精神、恢复“固有的道德”；以变革创新为导向，主张恢复中华民族的朝气活力。虽有恢复之意，但绝非复古，而是一种创新创造，是传统的现代转型，并不是要恢复大一统的王朝国家，而是要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要恢复传统朝贡体系，而是希望中华民族立足于现代国际秩序；并不是简单恢复中国传统“四维八德”，而是同时致力于传统道德的现代阐释、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完全寄希望于恢复固有道德、知识与能力，而是同时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强调把改革创新、对外开放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他及时调适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经历了改良以求振兴、革命以图光复、建设以谋富强、转变以探新路的探索历程。其民族复兴思想前后变化归纳为四条线索：建构主体上从光复汉族到到号召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实现途径上从“革命之破坏”转向“物质之建设”即振兴实业，再转向“精神之建设”即致力于国民心理改造；文化取向上从清季政治革命上的“融贯”中西，到民国初年实业建设上的“开放主义”，到晚年心理建设上的恢复国粹；依靠力量上从早期主要依靠知识阶级到后期意识到需要唤醒广大民众[74]。刘源俊在探讨孙中山三民主义与民族复兴的联系的基础上，指出其思想为探索中华民族复兴道路发出有价值的启示[75]。 孙中山的文化复兴思想颇受关注。吴雁南指出，孙中山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提出对传统文化要“翻陈出新”，主张融合中西，“创获”一种民族的、民主的、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科学的、文明的新文化，科学地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结合起来，成为中华文化复兴思潮中的一面旗帜[76]。熊月之探讨了孙中山文化复兴思想的时代特色，指出孙中山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横的方面，从全世界范围，弄清中国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包括历史地位、现有地位和应有地位；二是纵的方面，理清中华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脉络，理清何者当革、何者当因；三是在未来蓝图设计方面，审慎地考虑各种变革主张，取其合理内核。这三个着力点形成了融会中西、贯通古今与统摄各家的三个特色[77]。陈翠玉对孙中山的复兴民族文化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孙中山的复兴民族文化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即：提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科学改造传统哲学，继承健康向上的传统文化精神，批判继受传统伦理道德，思辨与创新传统政治制度文化等，从上述内容来看，孙中山的复兴民族文化思想已跳出了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而具有了整合超越中西古今文化的思想意义。[78]有关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已有相关成果还有萧致治、李育民等学者的论著[79]。 2.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 黄兴涛指出，李大钊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先驱者,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1917年初,他曾作《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不仅自觉“揭新中华民族之赤帜”,且声言谈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关键”。这里的“复活”与“复兴”用词略异,意思并无大的差别[80]。张可荣指出，“探究中华民族复兴理念的发端与初成，孙中山先生无疑具有开山之功，继之而起且有卓著成果者，我以为非李大钊莫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率先自觉地从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出发探索国家出路，并初步奠定党的民族复兴思想根基的，我以为也非李大钊莫属”，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后（以1916年5月回国为界）为早期探索与酝酿时期，1916年5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为初步形成与集中阐发时期，其后是继续探索与修正、发展时期。主要内容包括“第三新文明”说、“崇今”说和“中心势力”说[81]。俞祖华指出“李大钊是中共党内系统阐发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先驱者”[82]，“李大钊阐发的‘中华民族之复活’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正式定型的重要基石”[83]。喻春梅等指出，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和《青春》中以“白首中华”来象征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而以“青春中华”来喻意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文中使用了“中华之再生”、“民族之复活”等具有民族复兴之思想涵义的词汇，对清末民初萌发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不久，他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新中华民族主义》中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的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的基本形成。李大钊还探讨了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或“复兴”的问题。十月革命前，他把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这也就是他写着《〈晨钟〉之使命》和《青春》等文、呼吁青年努力于“青春中华之创造”的重要原因；十月革命后，他把实现“中华民族之复活”的希望寄托在了接受马克思主义上、走俄国Bolsheviki道路上[84]。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求学阶段他提出了反帝爱国的主张;在回国办报阶段他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青年的主张;在五四运动阶段他提出了民族复兴要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要建立先进政党的主张。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不断演进展示了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其杰出的思想对我们今日实现中国梦仍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徐行等把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求学阶段提出了反帝爱国的主张；在回国办报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青年的主张；在五四运动阶段提出了民族复兴要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要建立先进政党的主张。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不断演进展示了他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85]。李大钊将民族复兴与反帝反封结合起来，从思想文化方面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提出了以“青春中华”、“第三种新文明”、“中心势力”等为内涵的极富特色的民族复兴思想，初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思想理论[86]。裴赞芬指出，在中共历史上，李大钊是率先从近代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这一视角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先驱。他以世界的眼光和全球化的意识倡导了“民族复兴”理念,完美地诠释了全球化与“中华民族”、世界与中国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他的民族复兴理念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近代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一脉相承[87]。有关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相关成果还有付文谦等学者的论著[88]。 3.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 郑大华认为，毛泽东虽然很少使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民族复兴”一类的词，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文章认为毛泽东民族复兴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中华民族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走向了沉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走向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独立、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的优秀质量、中国的地大物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有利条件；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即必然要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阶段；第三，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三个立足点，分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9]。俞祖华等指出，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怎么从昔日辉煌走到近代落伍，又怎样从近代的民族沉沦走向民族复兴，作了比较系统的思考: 对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作出了科学的阐释，确立了“中华各族”的民族一体思想；分析民族沉沦的原因，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沉沦，也是近代时期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主要障碍；指明民族复兴事业的两大任务，即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概括为两步，即一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提出民族复兴的愿景目标，提出通过推进现代化建立一个新中国，使中国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贡献[90]。郭国仕等将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概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国家复兴思想；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复兴思想；性格与精神以及精神在社会建设中运用的文化复兴思想；建立新型军队、践行群众路线、开展党建工作的党和军队的建设思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程长久而艰苦的复兴思想[91]。有关毛泽东民族复兴陈明凡等学者所发表的论著[92]。 学界的研究还涉及到严复[93]、梁漱溟[94]、张君劢[95]、林森[96]、钱穆[97]、翁文灏[98]、张学良[99]、潘光旦[100]、黄炎培[101]、吴宪[102]、周恩来[103]、郭沫若[104]等历史人物的民族复兴思想。 七、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话语谱系 魏万磊是较早从话语分析角度探讨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学者。他在《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一书中考察了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梁实秋、诸青来等“再生派”学人群体在30年代的民族复兴话语， 展现了30年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即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性观念[105]。他将重心放在该派学人现代性方案的阐发上，认为这一套方案是在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提出的，所以冠之以“民族复兴话语”，其实质则是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性方案。他还撰文指出，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具有特定含义，它与国民党内黄埔系发起的、以力行社为组织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它与农村破产的历史语境又有很大瓜葛。这套话语谱系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族自卑感的“投射机制”,但与此前相比又有着新的内涵[106]。除了上述三种形态，实际上还有象征性的艺术性话语。俞祖华还指出，近代哲人习惯于以生命肌体的角度去体认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把她看成具有顽强生命力、具有充沛文化血脉的社会有机体。他们还把民族复兴看成是“再生”、“复活”,看成再现朝气蓬勃的生命气象,看成生命体的重新自我修复,并以人生意象“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动物意象“东方睡狮”、“凤凰涅槃”,植物意象“老树新芽”等,比喻古老中国的“旧邦新命”、中华民族的涅槃重生[107]。 俞祖华将民国时期民族复兴话语区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公共话语三种形态。他指出，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分属进步、中立与保守三大阵营，他们对民国政治秩序有着不同的设计与考量，相应地其民族复兴政治话语也承载了不同的政治诉求：国民党将中华民族复兴论“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形塑对现有政治秩序认同的政治意图鲜明，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一度有所批判、后作了调整，国社党最为热衷于使用“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且有自身的特色。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背景之下，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救国关怀的学人们，自觉地把民族复兴议题纳入到各学科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民族复兴学术话语，对提升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学理性、科学性，对夯实该话语的学术根基并引领民国学者的学术关怀，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的期盼，易在公共领域引发社会公众的情感共鸣、心理共鸣，以《复兴月刊》为代表的民族复兴公共话语，带有公共话语的一般特点，如多元性、互动性、开放性、即时性。民族复兴的三类话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议题相同，取向有别；目标同向，途径不相互交织，相对区隔[108]。 黄志高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李大钊较早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不过中共党内更多使用的是“民族解放”概念，其间在十年内战中曾激烈地批判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抗战时期则从正面有限地使用了“民族复兴”话语。建国前夕，毛泽东肯定了“复兴”的现实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复兴”话语重新出现，并在中共十六大以后高频使用。习近平将其发展构建为内容丰富的“民族复兴中国梦”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的构建既有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也反映着话语构建者的主观意图。“民族复兴中国梦”实现了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对接、民族话语和人民话语的统一[109]。 刘平考查了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复兴”话语下兴起的读书运动，指出发起这场读书运动的是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文化团体。因此,为配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控制,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也积极投入到了民族复兴的宣传之中,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必先实现文化复兴,从事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提高国民的知识和文化的水平,而读书则是提高国民知识和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于是他们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发起了读书运动。然而读书运动避开了"独立"与"民主"这"两件"对实现民族复兴最为关键的"东西",没有关注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关注人民对民主和自由权利的要求,得不到广大青年尤其是充满热血的大学生们的认同和支持,最后只能草草收场而已[110]。 八、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现实价值 郑大华指出，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潮，为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留下了启迪：民族复兴是整体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中华民族的浴火新生或再生；民族复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更不能将民族复兴等同于文化复兴；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全国的大联合、大团结[111]。 颜德如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曾经面临种种的问题与困境,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经过思索、尝试后提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各种方案。回顾与反思这些方案的实施内容、模式选择、路径博弈、策略运用及主导思想等,可以为持续健康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极具启发意义的丰富资源,进而构建起立足传统、洞察现实和引领未来的整合型民族复兴方案[112]。 张可荣指出，民族复兴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达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理想与追求,涵盖了“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崛起”的时代任务;它既照应历史又指向未来,具有厚重的民族历史感和明确的时代方向感;既立足中国又胸怀世界,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同时,这一理念得到了炎黄子孙的高度认同,表达了世界华人华侨的家园意识,是中华民族完全统一的精神旗帜[113]。 本文发表于《晋阳学刊》2018年第4期 此为作者修订版 注释： [1]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称为“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997年9月，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指出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2] 关于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成果，论及邓小平的有：郑大华的《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研究》2014年第3期），许维勤的《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秦生的《邓小平中华民族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等；论及江泽民的有：罗任权的《论江泽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周勇的《江泽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韦日平的《江泽民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初探》（《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朱地的《十六大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金冲及访谈录》（《百年潮》2003年第1期），王东红的《江泽民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论述探析》（《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等；论及胡锦涛的有：鲍宗豪的《科学发展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北京日报》2009年3月2日）等；论及习近平的有：叶小文的《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的核心意涵》（《当代贵州》2017年第35期）、《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的九个关键词》（《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夏春涛的《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的历史地位》（《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韩振峰的《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的强大根基》（《人民论坛》2017年第24期）等；综合性的有：张卫东的《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张可荣、刘萍的《新时期党的民族复兴思想》（《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单喜凤的《浅析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学理论》2017年第1期)，权丽华、贺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思想》（《新西部》2016年第18期），陈晓声的《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研究思潮的回顾与展望》（《宿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8期），李增添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自信表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涉及当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学术综述有单培勇、高居家的《近十五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研究述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等。 [3] 此次会议综述有兰效斌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和实践——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刘纯的《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刘纯的《“第五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2014年11月26日；等。 [4] 金冲及：《近代以来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演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5]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6]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7]张可荣：《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生长历程》，《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8]张可荣：《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9]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或参见郑大华、张弛：《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10]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源流考》，《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及其衍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11]陈大伙：《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复兴”的思想理路》，《人民论坛》2013年第10期。 [12]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3]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上册，第3页。 [14] 郑大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之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4期。 [15] 详见俞祖华、贺雪：《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研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16] 张卫东:《论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17] 单喜凤：《浅析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复兴思想》，《学理论》2017年第1期。 [18] 张可荣：《对“民族复兴”内涵的几点思考》，《工会论坛》2009年第4期。 [19] 胡鞍钢：《世纪“中国梦” 伟大“三部曲”》，《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日。 [20] 肖秀荣、王秀云：《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兼谈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1] 俞祖华：《对异国异族关照下的文明再造——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22]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中的“国际定位”》，《河北学刊》2017年第2期。 [23] 董希品：《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内涵》，《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24] 辛鸣：《中国梦，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深圳特区报》2013年3月5日。 [25] 耿云志：《民族复兴是复兴什么》，《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26] 公茂虹：《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文明复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年第3期。 [27] 王京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报》2012年7月10日。 [28] 庄锡福、庄树宗：《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 [29] 户华为、郑大华、黄兴涛、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关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有关问题的对话》，《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7日；俞祖华、赵慧峰：《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及其衍化》，《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30] 杨宜勇、谭勇生：《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31] 张可荣: 《“民族复兴”的历史内涵与当代意蕴》，《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11年第4期 [32] 许维勤:《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 [33]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86页。 [34]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上册，第27、31页 [35]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6]俞祖华：《近代中日关系与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及历程》，《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37]郑大华：《“九·一八”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及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38]张可荣：《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39]俞祖华：《欧洲文艺复兴的引介与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40]俞祖华：《对异国异族关照下的文明再造——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对“列国经验”的借鉴》，《南国学术》2017年第3期。 [41]孙新彭：《意大利与德意志民族复兴运动及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的影响》，《探求》2014年第3期。 [42]郑大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之萌发》，《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43]常士訚：《从“师夷制夷”到“自由为体”:清末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探索分析》，《北方论丛》2008年第6期。 [44] 陈东、张晓丹、彭智平、石攀峰：《从近现代历史演进角度理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45]郑大华：《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 [46]喻春梅：《新民学会的民族复兴思想》，《文史博览》2016年第11期。 [47]参见李晨升：《“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复兴思潮研究综述》，《理论百家》2013年第5期。 [48]郑大华：《“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 [49]郑大华：《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及其意义》，《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50]郑大华：《抗战时期“民族复兴节”的设立与纪念》，《河北学刊》2016年第4期。 [51]何卓恩、韩毅勇：《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河北学刊》2015年第2期。 [52]杨兆贵：《“九·一八”后的抗战民族复兴思潮》，《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53]王毅：《<再生>杂志的民族复兴思想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54]张可荣：《试论全面抗战时期的民族复兴思潮》，《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55]郑大华：《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以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为中心》，《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56]郑大华：《“民族复兴”话语下“抗战建国”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57]郑师渠：《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58]郑大华：《论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民族主义》，《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59]俞祖华：《“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中州学刊》2014年第11期。 [60]郭双林：《民族复兴话语下的中国现代学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61]郑大华：《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学术界对历史教育于民族复兴之意义的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62]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论与国民性改造思潮》，《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63]俞祖华：《民族精神提振与中华民族复兴》，《河北学刊》2015年第4期。 [64]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精神”的讨论》，《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65]聂春燕、李禹阶：《近代的“卫生”与民族复兴》，《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66]刘波儿:《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复兴的理论设想——以民国时期的优生学思潮为中心》，《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2期。 [67]刘祖辉：《“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时期的尚武倾向研究》，《浙江体育科学》2008年第5期。 [68]王先明：《民族复兴之基石——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与演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69]俞祖华：《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70]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71]黄兴涛：《民国各政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72]林家有：《孙中山和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历史教学》2005年第8期。 [73]郑大华：《论孙中山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0期；《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6日。 [74] 俞祖华、郑天皓：《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析论》，《晋阳学刊》2017年第4期。 [75]刘源俊：《孙文思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12年第1期。 [76] 吴雁南:《孙中山与20世纪中华文化复兴思潮》，《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7]熊月之：《孙中山文化复兴思想的三个特色》，《近代中国》第二十三辑。 [78]陈翠玉：《中西古今文化整合与超越的尝试 一一论孙中山先生复兴民族文化的思想》，《兰州学刊》2010年第9期。 [79] 萧致治：《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奠基人》，《团结》杂志《孙中山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纪念中山先生奉安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专辑》，1999年；李育民:《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理论基点——以孙中山为视角的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黄明同:《孙中山与民族复兴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钟兴永:《孙中山民族复兴梦理论与当代升华》，《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钟兴永：《孙中山民族复兴梦理论与当代升华》，《长沙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等。 [80]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81]张可荣：《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初论》，《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82] 俞祖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源流考》，《北京日报》2013年12月9日。 [83] 俞祖华、耿茂华：《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轨迹》，《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 [84]喻春梅、郑大华：《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及其意义》，《理论学刊》2015年第12期。 [85] 徐行、高鑫：《试论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发展轨迹》，《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8期。 [86] 王小梅：《李大钊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 [87] 裴赞芬：《全球化背景下李大钊复兴中华的思想理论及历史启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2期。 [88] 付文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复兴思想述略》，《求知导刊》2015年第7期；刘姗:《浅析李大钊的青春中华复兴梦》，《学理论》2013年第30期；郭凤海:《党史上谁最早提“中华民族复兴”》，《党史纵横》2013年第3期；等。 [89]郑大华：《论毛泽东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 [90]俞祖华、耿茂华：《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思想的演变轨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 [91]郭国仕、王连芳：《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探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92]陈明凡：《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前线》2015年第12期；戚义明：《毛泽东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和实践述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刁艳明：《毛泽东早年关于民族复兴的梦想》，《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详见崔新生：《毛泽东民族复兴思想研究述评》，《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5期。 [93]苏中立、涂光久：《简析严复的民族复兴思想》， 《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 》 ，2014，第10--19页。 [94]俞祖华：《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95]张可荣：《九一八后张君劢民族复兴思想初探》，《云梦学刊》2014年第1期。 [96]林友华：《林森宗族观念与民族复兴思想探讨》，《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97]郑大华：《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 [98]蔡洁、高翔宇：《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前夕翁文灏民族复兴思想的考察》，《文史博览（理论）》2011年10月。 [99]肖建杰:《论张学良的国家复兴观》，《延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郭正秋：《张学良民族复兴思想述论》，《理论学刊》 2016年第4期。 [100]郭培培：《民国时期潘光旦民族复兴思想述论》，《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 [101]王凤青：《黄炎培与<中华民族复兴十讲>》，《文史春秋》2010年第4期。 [102]蒋凌楠：《“改良膳食乃复兴民族之一策”——近代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的营养科学救国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103]孙占元、张文臻：《周恩来的民族复兴思想与实践》，《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 [104]李怡：《复兴什么，为什么复兴——郭沫若民族复兴思想一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4期。 [105]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再生派”学人的民族复兴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06]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复旦学报》2010年第2期。 [107]俞祖华：《“少年中国”·“睡狮猛醒”·“老根新芽”: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文化意象》， 《东岳论丛》 2016年第9期。 [108]俞祖华：《民国时期民族复兴话语的三种形态》，《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109]黄志高：《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历史发展与当代建构》，《现代哲学》2016年第6期。 [110]刘平：《论“民族复兴”话语下20世纪30年代的读书运动》，《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111]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研究》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22-866页。 [112]颜德如：《略论近代中国人探索实现民族复兴之方案》，《思想战线》 2016年第4期。 [113] 张可荣：《“民族复兴”理念的时代价值》，《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