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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包含两大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客观历史的理论性认识，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理论；还有一个部分是人们关于对历史学的理论性认识，我们称之为史学理论。由于这两个部分所要考察的对象不同，故有必要分别加以研究，以推进对它们的认识。同时，由于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所以在讨论关于认识历史时，也必然会涉及史学；而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所以在讨论史学家时，也一定不能避开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可见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又是有密切联系的。[1]本文就是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试就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有没有历史理论？这是一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困扰着许多史学工作者的问题。有不少同行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而理论贫乏。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这种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领域是客观历史的某些方面，一般不甚关注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不熟悉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第二，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因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也未曾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做深入的和有系统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说明。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为标准去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理论贫乏”之感油然而生。第四，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察到各自的特点；换言之，在“理论”的探讨上，尚未能着眼于从本民族的遗产出发。总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上的原因，也部分是专业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况，近年逐渐有所改变，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步，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做探索性的研究，于1992年发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大势》[2]一文；199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1998年出版了《史学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其中有“历史观念”和“史学理论”的专章。当然，这些研究所得都是极初步的，它们只是表明：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的。 一、多种存在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厚重的历史理论遗产，它主要表现为三种存在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作为史书之构成的一个部分的“史论”；第二种形式，是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第三种形式，是历史评论专书。多种存在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特点。 首先说第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见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左传》叙事，间有议论，或以“君子曰”表示，或以“孔子曰”“仲尼曰”表示，或引古书加以发挥。其中，“君子曰”更具有“史论”的特点，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君子曰”所论，大多借史事以论人物，而又多强调以伦理为基本的评论准则。例如，《左传·成公二年》记：“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诗》曰：‘不解（懈）于位，民之攸’，其是之谓矣。”这是说的蔡侯、许侯因不自重而“不得列于诸侯”，进而引申到只有居高位者不懈怠，人民才能得以休息、安定。这里讲到权位的重要以及国君同民众的关系。 又如《左传·隐公四年》记：“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石）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这是针对下述史事发表的评论：卫国人州吁杀卫国国君而自立，卫大夫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甚密，石碏乃用计杀死州吁，同时派人杀死本人之子石厚，故《左传》作者称石碏为“纯臣”，表彰“大义灭亲”之举。《左传》的历史评论多类此。因《左传》记春秋历史，而孔子为春秋末年人，故《左传》也引用孔子言论来评论史事；从孔子来说，这带有批评时事的性质，而对《左传》作者和后人来说，自也是评论历史的一部分。 《左传》的“君子曰”这种历史评论形式，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史学上获得长足的发展。《史记》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中的“太史公曰”堪为佳作，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见解，其中多有理论上的建树。在《汉书》等历代正史中，其纪、表、志、传中的史论亦有许多佳作，不乏理论上的创见。以《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等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在形式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发展了《左传》的“君子曰”的风格，所不同的是它们更着意于兴亡治乱之故的评论。以《通典》为代表的典制体史书，其历史评论涉及国家职能的各个方面，包含经济、官制、法制、地方建置、民族等。这种形式的历史评论，在中国古代其他体裁的史书中，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反映。 其次说第二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独立的历史评论专篇占有重要的分量。它们多存在于各种文集、总集、文选、奏议、书信之中，有些也散见于各种史书的征引之中。就历代文集来说，历史评论的文章在在多有，且不乏千古名篇，如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等，皆见于文集之中。又如总集《文苑英华》，专立“史论”一目，所收历史评论专篇，以论历代兴亡为主，其中有的原文已佚，赖此得以流传。有的历史评论专篇，久已遗佚，只是由于史书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如《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语、《国语·郑语》载史伯论周王室行将衰落语、《国语·楚语下》载观射父对楚昭王所问语等，都是涉及历史进程问题的重要篇章。《国语》以记言著称，所载时人问对，多含有评论历史的内容。秦汉以下，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后汉书·班彪列传》载班彪《王命论》，《三国志·蜀书》载诸葛亮《隆中对》，《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答唐太宗问治国之方略语等，都是有名的史论和政论。此种专篇，史书中保存很多，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以上所举种种史论专篇，或指陈历史形势，或纵论兴亡成败，或阐说历史环境与政治体制之关系，或论述某个皇朝存在之根据，都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 最后说第三种形式。毫无疑问，历史评论专书更集中地反映了历史理论的面貌及其发展趋势。在这方面，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备受关注的。宋人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亦不失为名作。这几部书，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理论。那么，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是否还有更多的著作应当进入历史理论的视野呢？在这个问题上，从研究工作来看，一是要深入发掘，二是要转换视角，改变一些早已形成的观念。譬如《周易》这部书，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他还用设问的口气，着意回答了《易》“与史同科”的问题。[3]从前人解释《易》之三义来看，所谓“易简”“变易”“不易”所包含的内容，涉及天地自然、社会人事、伦理原则等[4]，其关于历史哲学之内容则居多。又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历来认为是子书，但唐人刘知幾说它们“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5]。其中说理部分与历史理论颇相关联。再如《盐铁论》之论国家财政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人物志》之论人物品评的原则与标准，《帝王略论》之评价历代帝王优劣及其根据，《贞观政要》《通鉴直解》之论历史鉴戒与为政之道，《明夷待访录》之批判专制制度，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关于历史理论之书。 以上所举三种形式，只是就历史理论在古代文献中的主要存在形式来说的，这里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 二、深入探索的连续性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又一个特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遗产的厚重，自然有自成体系的著作传世，显示出理论上的分量。然而，它的厚重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即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关注和探索的累代相传，历时既久而探讨愈深，从而形成了一些理论的“重心”。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发展上的这一特点未曾十分关注，以为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体系，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连贯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领域。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视角，就不难发现，前人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理论探究是带有连贯性的；而这种连贯性的生成和发展，把历史理论不断推向深入。 这里，我们可以举兴亡论、君主论、封建论等一般理论层面上的几个问题来做简略的说明。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很早就有关于君主的评论。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6]，即六种类型的君主的见解，可以认为是比较系统的关于君主的认识。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多用比较之法，纵论君主优劣，对唐朝以前的历代君主进行全面的评价，这是中国史学上较早的“君主论”专书。其后司马光撰《稽古录》，提出人君的“道”“德”“才”三者应有的准则[7]，是从正面阐述了关于君主的理论。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其“帝王部”含81卷，分128门记君主事，是揭示君主和君主现象的综合性撰述。明末清初，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其《原君》篇对君主的产生及其作用进行分析、批判，把古代的君主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焰。 朝代兴亡，社会治乱，是历史上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西周初年，周公是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从西周到春秋战国，历史的变动，王室的衰微，诸侯的兴灭，促使史学家和思想家做深入的思考，《左传》《国语》及诸子之书，多有这方面的讨论。汉初，面对秦亡汉兴的巨大变动，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都在探究其中的原因。陆贾、贾谊、晁错的史论和政论，多有关于兴亡得失的名作。史学家司马迁更是明确提出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8]的历史撰述任务。此后，关于兴亡成败的讨论，不绝于世。如唐初史家用比较方法探讨秦、隋兴亡的原因[9]，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纵论南北朝的得失成败；宋代司马光强调，一部《资治通鉴》的主旨即在于“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10]之事，而范祖禹《唐鉴》一书则是把揭示唐朝何以兴、何以亡、后人何以为鉴作为撰述的目的；南宋史家为时势所激，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的撰述主旨都以兴亡盛衰为核心；明清之际，朝代更迭，社会动荡，史学家的兴亡之论继续深化，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在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总之，关于治乱兴衰的著作，举不胜举。这是因为，从社会运行的实际轨迹来看，不论是统治集团，还是下层民众，都希望社会得以长治久安，但客观形势却并非如此，朝代更迭有之，天下大乱有之，人们不得不思考朝代何以兴、社会何以治的问题，此其一。其二，从思想传统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齐治平”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准则，是中国古代尤其是两汉以降士人的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对历代史学家的撰述旨趣有极大的影响，重视关于兴亡成败的探讨就成为他们的天职和本分。 封建，即封土建国，即通常所称分封，是西周实行的政治体制。战国中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始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关于推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封建制，经过激烈的廷争后，采纳了廷尉李斯的意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11]西汉初年，分封、郡县两制并行，始有异姓王的谋反，继有同姓王的叛乱，一度造成政局混乱。后朝廷采用贾谊、主父偃等人之策略，使分封名存而实亡，西汉皇权乃得以稳定。但在朝代的更迭之后，人们往往追慕封建之制， 如三国魏人曹冏著《六代论》、西晋陆机著《五等论》，都是批评郡县制，肯定分封制。唐初魏徵、李百药，中唐柳宗元等人，又都是分封制的有力批评者。尤其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和透彻的理论分析，阐明郡县制的优越和分封制的不可复，气势磅礴，前无古人，为后人大加称颂。明清之际，顾炎武纵观历史，细察现实，撰《郡县论》九篇，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论述了兼采分封、郡县两制之长的主张，显示出辩证的思想和历史的智慧，把关于分封、郡县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以上举出的几个问题，都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一般层面上的重大问题。此外，还有天人关系、古今关系、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民族、国家等问题，是属于又一个层面上的历史理论问题。这里，我们举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为例，纵览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同样是饶有兴味的。毫无疑问，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换言之，历史的发展是离不开地理条件的。 首先，物产的地域特点及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是中国历代史学家所一向注意的，并从而产生经济区域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汉朝的统治范围分为四个大的经济区域：山西地区，即关中地区；山东地区，即崤山或华山以东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江南地区，即长江以南直至沿海的广大地区；龙门（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以北地区，即今山西北部至河北北部一线以北直到汉朝北境的广大地区。司马迁对这一些地区的记载，着重于表现地理条件的状况、生产的状况、经济生活的状况和社会风俗的表现，以及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的相异或相同之处。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并对它加以继承和发展。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详载全国郡县建置、户口多寡后，于其篇末备言各地地理、生产、风俗等状况，比《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更加丰富。西晋史学家司马彪称赞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12]杜佑《通典·州郡典》各篇，亦多特标《风俗》一目，略述各地地理条件及其影响下的当地经济生活和社会习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虽是辑录前人论述成编，但顾氏的经济区域观念亦十分鲜明。经济区域的观念及其在史书上的反映，已成为中国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其次，在人口和地理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史学家也有一些认识，这可说是人口地理思想的萌芽。司马迁已经注意到地理条件跟人口分布的关系。他论述关中人口和地理的关系比较具体：关中之地占当时全国三分之一，而人口不超过当时全国十分之三。他还注意到有的地区人民“好稼穑”，有的地区则“民多贾”。[13]这些，涉及对人口分布的密度和人口部门构成的朦胧认识。自《汉书·地理志》以后，在“二十四史”中，有地志者计16家，或称《地理志》，或称《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它们或记人口的分布，或记人口的迁徙，都是以人口与地理相结合的情况着眼的，这是封建社会中劳动力与土地相结合在史书上的反映。 最后，从地理条件看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是中国古代一些史学家所关切的，也是古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切的。《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被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关系的佳作。作者郑樵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做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第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与“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参考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京宅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议论，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理论价值。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以地理为基础，以阐明军事上的成败为主要内容，以总结政治得失为目的的巨著。作者为各地方舆所撰的序论，最能反映出作者在这方面的造诣和旨趣。人们称赞此书“详建设则志邑里之新旧，辨星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14]。 除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理论层面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深入探索的连续性方面，还表现在范畴的层面上。在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窥见它在发展上不断提升的境界。例如，司马迁论历史形势、历史环境，常用“时”“势”的概念。比如说“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15]，指的是“七十列传”中的一些人物；说叔孙通“制礼进退，与时变化”[16]，说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17]，指的是一个人的经历与“时”的关系。司马迁评论项羽，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18]；又说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19]，这里说的“势”，都是指历史形势。司马迁还说到“事势”与“势理”，前者是指事物发展趋势[20]，后者指事物发展的法则[21]，等等。可见，“时”“势”及与之相关的概念，是历史撰述中经常使用的。司马迁以下，撰史者与论史者多有沿用。至柳宗元撰《封建论》，以“势”驳“圣人之意”，说明“封建”（分封）出现的客观原因；秦废封建而设郡县，是适应了客观形势的变化。[22]可以认为，柳宗元的《封建论》，全篇都是在论证“势”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比之于司马迁说“势”，是更加深刻了。其后宋人曾巩、范祖禹、苏轼等都受到柳宗元《封建论》的影响并有所阐发。曾巩著《说势》一文，其见解折中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23]范祖禹称：“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24]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25]这些都丰富了“时”与“势”的内涵。至明清之际，王夫之对此又有新的发展，他不仅对“势”“时势”多有论述，而且进一步提出“势”与“理”的关系，认为“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26]，“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7]。这无疑是在说，“势”是“理”的表现形式，“理”是“势”的内在本质。要之，从司马迁到王夫之，史学家关于“势”的观念经历了漫长而有意义的发展过程。 以上，从一般理论层面、较高理论层面和范畴概念层面，简要说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之深入探索的连续性的特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是群体的创造，它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三、未尝离事而言理 “未尝离事而言理”，即“事”中有“理”，“理”不离“事”，在阐明事实的基础上论述道理，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 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提出的孔子为何要作《春秋》的问题时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8]司马迁引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谓发表议论不如写出事实更有说服力，而事实之中自亦不无道理，故《春秋》一书可以称得上是“王道之大者也”。这个认识，当是促使司马迁撰写《史记》一书的思想渊源之一。但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跟孔子所处的时代毕竟有很大的差别：孔子所处的时代，史学尚在兴起之初，孔子所见前人的重要议论，主要是《易》《诗》《书》等。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史学已有了一定的发展，《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的史论，十分丰富，汉初思想家的史论、政论也十分丰富。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史记》和《春秋》的差别：第一，《史记》不可能像《春秋》那样简略；第二，司马迁也不可能像孔子那样微言大义。这就是《史记》之所以能够既是材料翔实的历史著作，又包含有丰富的历史理论的缘故。司马迁和《史记》的这种面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追本溯源，孔子开其端绪，又经司马迁加以发展，形成了这种风格。就《史记》来说，从全局看，司马迁所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他对这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揭示，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9]来实现的。从局部看，司马迁作十表，而于诸表序文中阐述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作《秦始皇本纪》，而借用贾谊《过秦论》分析秦朝兴亡的历史原因；他作《平准书》《货殖列传》，而在相关序文中揭示出经济生活的重要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并由此窥见社会历史变动的法则；他作《儒林列传》，而在序文中阐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说明司马迁的历史理论都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空言”。其后，班固、荀悦、陈寿、范晔、魏徵、杜佑、司马光、范祖禹、王夫之、赵翼等人，在历史理论上多有成就，而他们的风格，都是从司马迁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各有特色。 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史论的作用只是“辩疑惑，释凝滞”[30]，这就把史论的意义和价值看得过于狭隘了。其实，许多史家对史论的认识是极明确的。《汉书》的史论，反映了班彪、班固父子的历史观及其与司马迁的异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反映了作者的功力和见识，自谓其“有精意深旨”，有些史论“往往不减《过秦篇》”[31]；唐初众史家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魏徵撰《隋书》史论和梁、陈、北齐三书总论，表明当时史家对史论的高度重视；杜佑《通典》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等和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者对说、议、评还做了清晰的区别和解释，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态度[32]；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臣光曰”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表明历代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而史论的作用和价值也不仅仅是“辩疑惑，释凝滞”。同时，还应当看到，史家的史论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南朝萧统编《文选》，其中设“史论”一目，认为史书论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33]，有广泛流传的价值。上文论到宋人编纂《文苑英华》，也设有“史论”一目。这都表明，“史论”作为史书的一部分，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宋人吴缜论作史的要求，意颇精粹，具有突出的理论色彩，他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失又为史之意矣。”[34]“事实”是基础，而“褒贬”“文采”是不可缺少的。所谓“褒贬”，自然离不开史论。这同孟子所说的“事”“文”“义”[35]，同刘知幾所说的“才”“学”“识”[36]，都有相近之处，只是吴缜把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论述得更明确、更中肯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史论都具有历史理论价值，但历史理论往往包含在史论之中，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史事同理论的关系，在历史上也曾有不同的认识。朱熹曾这样告诫学生们如何读书，他说：“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如人负痛在身，欲斯须忘去而不可得。岂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则记之纸邪。”[37]朱熹说史书是“皮外事物，没紧要”，这话显然不对。元初，胡三省严厉批评类似观念，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38]胡三省认为，把经与史对立起来或完全割裂看待是不对的，而“道”也包含在“事”中，因而要认识“道”，是不能不重视史书的。在古代史家看来，史书中史论的目的之一，就是借史以明道，而史家的历史观念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史学上，即便是那些以“论”作为主要特点的著作，也是不脱离史事而发论的。例如，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有“略”，有“论”；范祖禹的《唐鉴》，也是先说事，后发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事、论并举，或因事而论，或以论举事，可谓事、论交融。 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史上，也并非都如以上所论，即均为依事而言理、据史而发论之作。这里所要强调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突出特点，而非着意描绘它的全貌及其每一细部。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也有一些专篇、专书是重于思辨的。例如，司马谈《论六家指要》之阐说社会思潮；柳宗元《天论》《天说》《天对》之讨论天人关系和社会历史，以及刘禹锡《天论》之补充、发展柳宗元的天人关系说；顾炎武的《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讨论建置、财政、取士制度等，都是此类理论文章的名篇。又比如《周易》、陆贾《新语》、刘邵《人物志》、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都是此类理论专书的名著。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对中国史学在理论上的特点有深刻的揭示。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39]他这里说的是《六经》，但却符合自司马迁开创的史学传统。从司马迁到章学诚，前后相隔近二千年，而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这一特点，从表面上看，丰富的历史叙述似乎掩盖了固有的理论色彩；然而，当人们了解到，以至于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家“未尝离事而言理”这一特点和传统时，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光华就会显现在人们的面前。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因其“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缘故，一般说来，不以思辨色彩为其特色。但由此却从另外一些方面显示出其固有的优点：第一，是言简意赅。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序，仅四百余字，可是它包含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的丰富内涵。一部数百万言的巨著《通典》，其引言不足三百字，但它却反映了杜佑的治学宗旨以及杜佑撰写《通典》的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一致性。第二，是平实易懂。论不离事，故这种理论不是抽象的，而是同有关的史事相联系的，因而易于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接受，更具广泛性。第三，是实践性强。因理论不脱离事实，这使人们比较容易把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智慧，这也是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原因之一。 四、名篇名著的魅力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它的名篇、名著极具魅力，故能传之久远，为历代学人所重视。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领域中，名篇以数百计，名著以数十计，这个估计当不为过。这里，于名篇，举贾谊《过秦论》为例；于名著，举刘邵《人物志》、王夫之《读通鉴论》为例，以窥其理论上的魅力。 关于《过秦论》。司马迁在写了《秦始皇本纪》之后，发表议论说：“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40]司马迁没有讲到秦何以兴、何以亡，只是含蓄地指出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心态，他只用了一句话“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从而引证贾谊的《过秦论》，以此来评论秦朝的兴亡之故。 《过秦论》分上下篇，司马迁所引为下篇。今本《史记·秦始皇本纪》后论所引，下篇在前，上篇在后，上篇乃后人以己意所补。[41]这里，我们以上、下篇为序略做评析。《过秦论》上篇，叙述了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职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逐渐强盛起来。自孝公至庄襄王，秦国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指出了秦国由弱而强的过程。到了秦始皇时期，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企图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指出了秦始皇面对成功而不可一世，以致政策失误，故始皇既没而天下大乱。其政策失误主要在于“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这种情况，秦二世非但没有革除，反而不断加剧，以致“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这就是为什么陈涉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的缘故。《过秦论》下篇指出，秦朝在二世之后，“子婴立，遂不悟”，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加深，“向使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但情况恰恰不是如此。总的看来，“秦王（按：指秦始皇——引者）足已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贾谊在《过秦论》中最后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秦汉之际的历史变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剧变之一，贾谊《过秦论》的总结可以说是经典性的论断。它不仅从历史上考察了秦朝兴起、衰亡的过程和原因，而且从理论上反复说明了“攻守之势异”，则“取之”之术与“守之”之术亦当有异。这个具有哲理性的历史经验，是汉初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过秦论》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对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动做了合乎于理性的评论。 关于《人物志》。著者刘邵是三国魏初人[42]，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又与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法论》《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称赞他的才识“非世俗所常有”。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 《人物志》3卷12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人物志》的主旨是：“辩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43]《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这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人物志》把人材分为三大类，谓之“三度”，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才符合这一准则。其开篇《九征》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种表现，这就是：“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才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业”（《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44]刘知幾认为：“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45]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人物志》之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46]。《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关于后天培养对人的作用，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47] 关于《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全书30卷，包括秦史评论1卷，两汉史评论8卷，三国史评论1卷，两晋史评论4卷，南北朝史评论4卷，隋史评论1卷，唐史评论8卷，五代史评论3卷。从理论上看，它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点和精于辨析的兴亡论，是它关于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方面。 先说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王夫之的历史观，贵在对历史进程有通观全局的认识，其核心是“理”与“势”的统一。《读通鉴论》开篇就指出：“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8]他认为，郡县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合古今上下皆安之”，这是一个基本的趋势。接着他从理论上指出：“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这就是说，这种“势”的发展，是受着“理”的支配。关于封建、郡县的讨论，柳宗元已从“势”的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理”，是对柳宗元《封建论》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理”呢？王夫之借用传统的术语而赋予其新意，解释说：“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天之命，有理而无心者也。”[49]天是物质，有“理”而无“心”，即没有意志。所谓“天者，理也”，是指物质自身运动的法则即是“理”。所谓“其命，理之流行者也”，说的是这种法则表现出来的不同形式、状态。因此，一方面，“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50]，而郡县制之不可废，也是“理而能然”，自有其理所致。另一方面，王夫之又由守令、刺史“虽有元德显功，而无所庇其不令之子孙”的特权这一历史事实指出：“势相激而理随以易。”[51]这是指出了“理”也不能脱离“势”的变化而一成不变，此即所谓“势因乎时，理因乎势”[52]。时总在变化，势与理也就随之变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王夫之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他认为，评论历史，看待现实，只有“参古今之理势”[53]，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再说辨析精辟的兴亡论。一部《资治通鉴》，其旨在于“论次历代君臣事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根据。王夫之的论，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54]可见，王夫之的论已远远超出了《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第一，认为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55]第二，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与政治统治的关系。[56]第三，指出了“风教之兴废”与皇朝兴亡的关系。这里，我们着重讲讲第三条。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57]这里说的“风教”，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修养和行为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58]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与此相联系的是，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隋，有“伪德”“伪人”造成政治败乱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59]王夫之从“风教”论到“德化”的诚与伪，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其中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名篇与名著所论述的问题，范围恢宏，内容丰富，如对其有条理地进行整理，正确地加以解释，则其理论的魅力定会进一步显示出来，从而对今人的启发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更加有力。当然，关于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只有认清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之后，才有可能自觉地去研究、去发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促进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1]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和解释上不尽相同。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编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 [2] 参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 参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33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6～277页。 [6] 参见荀悦：《汉纪》卷十六《昭帝纪》，见《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87～288页。 [7] 参见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49～653页。 [8]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9]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四《炀帝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96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附录《进书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 [11]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12] 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一》，见《后汉书》卷一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页。 [13]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6～3267页。 [1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原序二，吴兴祚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页。 [1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6页。 [17]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63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8页。 [19]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10页。 [20]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3页。 [21]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22] 参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48页。 [23] 参见曾巩：《曾巩集》卷五十一《说势》，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94页。 [24] 范祖禹：《唐鉴》卷二，影印宋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2页。 [25] 苏轼：《东坡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页。 [26]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27]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离娄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1页。 [28]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7页。 [29]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30] 刘知幾：《史通》卷四《论赞》，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1页。 [31]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1831页。 [32] 参见瞿林东：《杜佑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2～166页。 [33] 萧统：《文选》序，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页。 [34]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35] 参见《孟子》卷八《离娄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6]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37]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9页。 [3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首《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3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0]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6页。 [41] 贾谊《过秦论》为上、下两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孝公以下为上篇，‘秦兼并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为下篇。”则司马迁所引当为下篇，现有之上篇为后人所补，非《史记》所引原貌（并见《索隐》注文）。参见贾谊：《新书》卷1，《汉魏丛书》本。又，也有以《过秦论》为上、中、下三篇之说者，参见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页。 [42] 刘邵，《三国志》作刘劭，今从《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三》所署。 [43] 刘邵：《人物志》附录《重刻人物志跋》，郑旻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4] 参见刘邵：《人物志》，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11～238页。 [4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1页。 [46] 刘邵：《人物志》附录《重刻人物志跋》，郑旻撰，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47] 刘邵：《人物志》卷下《七缪》，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160页。 [4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页。 [49]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2页。 [50]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唐德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3页。 [5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页。 [52]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74页。 [5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页。 [54]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4页。 [55]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始皇”、卷十二“晋愍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6]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5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2页。 [58]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52页。 [59] 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九“隋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