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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图书馆建立于一九〇〇年，到今天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算不上悠久。但是，一个地方的公共图书馆，是这个地方的文化地标，而从事公共图书馆管理的那些先生，他们的学识厚度、思想境界、人品高度，直接影响这个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已经日薄西山，但是，民族的文化事业却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看到教育文化对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必能新学术，新学术必改科举、设学堂、建藏书楼。”（汪康年语）也有人提出，培养人才有三件事要做：办学校、开报馆、创办图书馆。在这一背景，一九〇〇年杭州藏书楼建立，一九〇三年改名为浙江藏书楼，一九〇九年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合并，名称改为浙江图书馆。 浙江藏书楼发展为浙江图书馆以后，地方政府对这个新生事物十分重视，由浙江提学使支恒荣兼任督办，提学使相当于现在分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督办相当于现在的馆长。由副省级领导兼管图书馆，体现出对图书馆地位、作用的高度认知。当时的“副省长”是名义上的“馆长”。 辛亥革命前后，浙江省政府开始聘请名人、学者到杭州西湖主政浙江图书馆。其中辛亥革命以后最早主政浙江图书馆的一位先生，是湖州人钱恂（1853-1927）。虽然钱先生在浙江图书馆馆长位置上的时间只有九个月，但却声誉卓著，为浙江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不少名垂青史的贡献。 钱恂出身于清末湖州的名门望族，是钱稻荪的父亲、钱三强的伯父，和弟弟钱玄同年纪相差三十多岁，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钱恂生于一八五三年，很早就出道，受到清朝重臣薛福成、张之洞的器重。一八八九年，钱恂受薛福成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一八九〇年他以直隶候补县丞的身份，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钱恂协助张之洞办洋务，一八九三年以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协助总办蔡锡勇聘请教师、制定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等，为自强学堂的发展不遗余力。蔡锡勇去世后，由钱恂全面负责自强学堂的工作。后来，钱恂又出使荷兰、意大利等地。 一九〇九年钱恂回国时已年过半百，是国内著名的外交家，成为家乡湖州的骄傲。一九一〇年钱恂先生回家乡湖州暂住。此时，湖州府中学堂的校长沈谱琴恭请钱恂到湖州府中学堂代理“校长”一个月，以激励家乡学子。当时沈雁冰（茅盾）正在这个中学读书，所以他晚年还能够清晰地记得，钱恂先生非常认真，代理校长后，亲自到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还指出什么地方讲错了，尤其是英语教师的课，钱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其讲错的地方。他还让弟弟钱玄同代国文课，让儿子钱稻荪代英文课。后来，钱先生还亲自给茅盾他们这些中学生上作文课：“钱老先生来到我们班上，他不出题目，只叫我们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茅盾在课堂上写了一篇作文，钱恂先生的评语是：“是将来能为文者。”阅人无数的钱恂先生，从中学生沈雁冰的作文里，看到了未来的文学家！当时的中学生茅盾看到钱先生的评语，激动不已，愈加努力。星期天，茅盾他们这些学生，专门相约到钱恂先生的临时住处游玩，受到钱先生的欢迎，钱先生给这些学生看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杂志、画册，开阔他们的眼界，给茅盾留下了深刻印象。 辛亥革命后，浙江地方政府请钱恂出任浙江图书馆总理，后改为馆长。浙江图书馆自此才有“馆长”之名。钱恂到浙江图书馆上任后，就和夫人单士厘一起检查隔壁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编写文澜阁缺书目录。当时他看到杭州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潮湿，不利于珍藏《四库全书》，于是派人将文澜阁边上的墙打通，将《四库全书》移到一墙之隔的“红楼”珍藏，为《四库全书》找个安全的新家。 钱恂先生此举，在当时的杭州引起轩然大波。因为“红楼”是当时杭州西湖边一个非常高雅的场所，曾经是为招待德国皇太子来杭州时之用而建造的，后来成为杭州达官贵人宴会作乐的场所；辛亥革命后，依然是杭州的官吏、军政要人趋之若鹜的地方。现在钱恂将“红楼”作为《四库全书》的栖身之所，自然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向省议会告状，议会让教育司（当时浙江图书馆的主管单位）说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教育司是沈钧儒在负责，沈钧儒也没有办法，只好找张宗祥先生过来商量，请张宗祥去一趟图书馆了解情况。于是，张宗祥一个人跑到西湖孤山路浙江图书馆。钱恂先生一见到张宗祥，就拉着张宗祥到“红楼”看《四库全书》。张宗祥发现“红楼”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四库全书》，整理得非常有条理。张宗祥告诉钱恂先生：“今天来就是为了了解这座房子的使用情况，能不能请钱先生写个材料给教育司？”钱恂先生二话不说：“好，现在就写，请你带回去。”于是，钱恂先生关于“红楼”的使用情况和建议，被送到了省教育司。沈钧儒在省有关会议上通报了“红楼”的使用情况，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既然钱恂先生在“红楼”办了这么一件好事，后来，省政府就决定将这座“红楼”建筑正式划给浙江图书馆，作为浙江图书馆的馆舍。 钱恂先生不光为《四库全书》找到一个栖身之所，还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为浙江图书馆争取到一座“红楼”。这座“红楼”现在依然在为浙江图书馆服务，是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的一部分。 钱恂先生在浙江图书馆的短短几个月里，还为浙江图书馆制定了一个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章程，这是浙江有图书馆名称之后的第一部章程，其意义非同一般。钱恂先生主持制定的《浙江图书馆章程》共有十二章，包括图书馆所有业务。钱先生是见识过西方国家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水平的，他虽然不是专业的图书馆专家，但是知道西方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这些方法用在图书馆的管理上，游刃有余。在章程的第一章“总则”中，钱先生开宗明义：第一条，“本馆隶属于浙江教育司，定名浙江图书馆”；第二条，明确图书馆地址；第三条，明确图书馆内设机构，分“藏书室，阅书室、办事室”三部分。钱先生还特别重视图书馆统计工作，要求每个月出月报，每个季度出季报，每年出年报。第二章是制定图书馆各个管理岗位人员的职责，馆长、副馆长、司书员、司书生等，要求明确，职责分明。钱先生在章程中对民间图书搜集购买工作尤其重视，明确提出要抢救民间图书，如第八章第七十八条“坊间如有精版旧书印本或抄本出售者，一经访闻务须随时购买”。同时，钱先生在章程中还专门提到图书馆的版权意识。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钱恂先生离开浙江杭州，到北京担任大总统顾问、参政院参政。这位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在杭州留下了浓浓的图书馆情怀。他人在北京，心一直牵挂着西湖边残缺不全的《四库全书》。后来，钱先生在北京利用自己的声望，组织补抄文澜阁所缺的阁书，一九一五年，在钱先生主持下以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为底本开始补抄，史称“乙卯补抄”。用八年的时间，抄缺书三十三种二百六十八卷，同时还购回旧抄一百八十二种，为浙江图书馆的《四库全书》的完善，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在钱恂之前，俞平伯先生的父亲俞陛云（1868-1950），也曾经在浙江图书馆主持过工作，不过，俞先生那时不叫馆长，而叫“监督”。当时他四十多岁，主持浙江图书馆，负责孤山路图书馆馆舍的基本建设，同时接收文澜阁在外面流失多年残缺不全的《四库全书》。这同样是浙江图书馆历史上功德无量的事。 俞陛云一八六八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的名门望族，他的爷爷是清朝太史公俞樾，他自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的进士，并被钦点为探花，是个学霸。据说，俞陛云十六岁中秀才，德清县里是第一名。十七岁到杭州应乡试，考得第二名，三十岁参加殿试，考入前三名。就是如此优秀的才俊，在辛亥革命改朝换代的时期，担任浙江图书馆监督，负责图书馆的基本建设，放下身段，修建馆舍，与泥瓦匠打交道。 本来，俞陛云先生可以在其祖父曾经讲授学问的地方继续从事图书馆事业，但当时清朝政府已经更替，北京市政府为了修清史，成立“清史馆”，专门组织一批人到北京来修清史。俞陛云是清朝进士出身，被清史馆聘请为“协修”，邀请他到北京工作。清朝对俞陛云先生是有知遇之恩的，请他到北京参加清史编纂，他自然义不容辞。据说，俞陛云到北京，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他和已经废黜的清朝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私交甚厚。但朋友归朋友，在民族大义面前，俞陛云绝不含糊。溥仪一九三二年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曾经秘密派人到北京俞府，盛情邀请俞陛云去东北，帮助溥仪“佐政”伪满洲国事务，俞陛云将溥仪派人送来的邀请函撕个粉碎，从此和溥仪绝交。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后，俞陛云不愿与敌伪为伍，离开北平城，到郊区隐居，靠卖字为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在浙江图书馆的发展历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生还有不少，张宗祥先生（1882-1965）也是其中一位。张宗祥，字阆声，号冷僧，浙江海宁人，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长达十五年。 他是一九〇二年的举人，后来在秀水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和浙江两级师范任教。辛亥革命以后，张宗祥到浙江教育司担任中等教育课课长，后来又到北京担任教育部视学兼京师图书馆主任，一九二三年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在教育厅长位置上，张宗祥发起募捐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壮举，史称“癸亥补抄”，成为浙江文化界的佳话。 当时浙江图书馆归省教育厅管理，所以张宗祥到浙江教育厅厅长任上时，首先找到当时的馆长章仲铭（1865-？）。章馆长是章太炎的二兄，也是和张宗祥同年考取的举人，两人是老朋友。当时张宗祥请章仲铭馆长进一步核对十多年前钱恂先生编的《四库全书》缺书目录，弄清楚到底还缺多少，同时让章馆长准备好抄书的专用纸。此时，多时不见的老朋友堵申甫（1884-1961）到教育厅办公室看望张宗祥，堵先生是张宗祥在两级师范的同事，也是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师，曾经教过丰子恺，与弘一法师交谊深厚。聊天中，张宗祥关心堵申甫的生活情况，堵先生说，生活倒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年纪不大，有机会还想做点事。张宗祥问：想做什么？堵先生说：做点让后人知道的事，事情的大小，报酬的多少，倒无所谓。张宗祥说，好的，我给你留一下心。 当时张宗祥和章仲铭商量，如何把缺的《四库全书》补抄齐全，给后人留一部完整的《四库全书》。但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浙江省教育厅也没有那么多的钱来补抄《四库全书》，初步计算，补抄的费用大概缺少二三万元。于是张宗祥发愿，通过募捐，解决补抄的经费问题。说干就干，张宗祥立即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找自己熟悉的浙江朋友商量，立马得到在上海的浙江人的大力支持，其中，浙江南浔在上海的富豪，率先响应张宗祥的募捐。张宗祥对此回忆说： 1922年初冬，我就拣一天星期六的夜车，独个儿往上海跑，向一个小旅馆名叫三泰的，而实在是海宁人到上海必住的旅馆中一住，次晨第一个先找周湘舲（庆云），和他一谈文澜必须抄补使成全书，现在机会好，可据文津阁抄配，我此来是想募款的，我不等他说话，一口气说下去：“我的募款方法：（1）非本省人就是富可敌国也不募；（2）本省九府属每府皆能有人捐助最好。（3）每一股以500元为定额，如果财力不足可以几个人拼成一股，不成股的不募。”湘舲听我说完，就直立起来说：“我赞成，我帮你募，不限于湖州，凡是浙江人可以应募的，我都为尽力，你几时回去？”我说：“我这就去找张菊生（元济），谈好之后，明天早车回去最好，不能走，下午一定要回去。”湘舲说：“我明晨来三泰看你，你既忙，明午在我家吃中饭，我约几个人连菊生在内，大家当面谈一谈如何？”我答应了，就去看菊生，菊生很高兴，一切帮忙。在当日下午又找了沈冕士（沈铭昌）等几个熟人和在上海的亲戚。次晨7点钟菊生来了，尚未坐定，湘舲也来了，3个人并不十分谈到本题，谈的还是海内收藏家的变迁为多。我问了湘舲，中午的饭局约了蒋孟苹没有，他说：“约了，虽然他处境极窘，但这一件事他是爱闻爱管的，一定会尽力劝募的。”菊生有事先行，我就坐了湘舲的马车，两个人一道去看孟苹，终于三个人就同到了晨风庐（湘舲的住宅）。中午同席的除了菊生、孟苹和主人之外，张泽民、张澹如、王绶珊、沈冕士等都在座。我想浙江在上海的丝商、盐商、达官们的财力相当雄厚，就将发起补抄四库不拟用公款的意思，以及募款的方法详细说了一遍，后面又说到在本省的募款，由本人回去负责筹募，在上海的，渴望在座诸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大家都表示尽力相助。菊生和湘舲都同样提出一个问题，要我答应。问题是：“无论你的官升迁到什么地方，这一件事体必须办到结束为止，不能半途丢着不管。”我的答复是：“除了死亡，我一定管到底。但是筹集起来的款项，无论上海、浙江，一概汇到湘舲处由他一人管理；以后无论何处要用钱，由我致书湘舲照汇。”大家也都认为妥当，就大说大笑各自纵谈。孟苹知道我爱喝酒，尽力相劝，我喝了3斤多黄酒，一上火车在二等车室内就睡到杭州。 这就是张宗祥的情怀，为了补抄《四库全书》，他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用公款办公事，而用浙江人自己私人的钱来办公事，补抄《四库全书》。浙江的那些老板，被张宗祥的精神感动，纷纷解囊。募捐消息传开以后，迅速募到相应的款项，“癸亥补抄”开始启动。其间，浙江省督办卢永祥支持他募捐补抄《四库全书》，个人捐助四千元，省长张载阳见到张宗祥，说：“冷僧，我可没有多少钱捐助你的事业。”后来这位省长个人捐了五百元。 募捐的费用基本落实以后，张宗祥先生就邀请堵申甫先生来商量，请他到北京去主持补抄工作，并且详详细细地向堵先生交代去北京补抄的事项。此时的张宗祥先生，还没有在浙江图书馆担任馆长。据史料，这次“癸亥补抄”，总共抄补二百一十三种，五千六百六十卷，成为现代浙江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说来也很有意思，冥冥之中仿佛有天助，张宗祥在上海募捐时说过的一番话，竟然让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半途而废，两年的辛苦，终于完成“癸亥补抄”，此时张宗祥正好接到去温州担任“瓯海道尹”的任命，所以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匆匆赶去温州主政了。 抗战结束以后，南京政府专门派人征求张宗祥意见，能否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放在南京，因为南京毕竟是当时“首都”，张宗祥词严义正地指出：“这本是一件公物，是民国向清室接收下来的财产，任凭当局的处置，我个人有何意见可以发表。不过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都是向浙人募来的私财，外省的富翁也不曾惊动一个。所以现在这一部书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是属于浙人公有的，好在菊生、湘舲等几位都在上海，你何妨向政府建议征求浙江父老的意见看是如何？至于我个人意见是希望留在杭州的。”当时，张宗祥这一番话说过以后，《四库全书》就运回了杭州。如果当时文澜阁《四库全书》被国民党政府截留在南京，那么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也许真是缘分，新中国成立后，张宗祥先生在浙江图书馆担任馆长十五年，“得重抚摸着旧时的书籍”，一心一意为浙江的文化建设呕心沥血，在浙江图书馆的历史乃至浙江文化史上，将会记载张宗祥先生的贡献。 抗战时期和《四库全书》共命运的毛春翔先生（1898-1973），虽然一生没有担任过图书馆领导，但是对浙江图书馆《四库全书》的贡献却是巨大。抗战开始后，文澜阁的阁书、善本书共二百二十八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清晨，从西湖边孤山出发，在日寇炮火的紧追下，由四十岁左右的毛春翔和图书馆的同事日夜陪伴，一路被护送到贵阳。在他的回忆文章里，有些细节，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刻骨铭心。如他们一路奔波到富阳时，筋疲力尽，当时《四库全书》运到了富阳渔山江边，但是距离事先联系的石马村，还有十五华里，石马村年轻绅士赵坤良兄弟出面相助，组织村民将二百二十八箱珍贵图书及时运进村里。尤其让人感动的是，赵坤良当时是杭州民众教育馆教导干事，将自家的房子让出来，安顿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图书存放在赵宅后，赵坤良立即将自己家的灶头拆掉，换到其他房子做饭，消灭火烛隐患，防止意外。 后来，毛春翔等人护送《四库全书》，一路颠簸到达贵阳郊区地母洞，才算安定下来。当时为了守护这些国宝级的图书，毛春翔等人一直居住在贵阳郊区荒山野地的地母洞，夏天任凭虫叮蚊子咬，冬天阴冷潮湿。据说当时为了改善住宿条件，经过批准建造了两间茅草棚，但是茅草棚刚刚建好，敌人的战火又烧到贵阳，于是他们立即迁移到四川重庆的青木关。十四年抗战的颠沛流离，珍贵图书《四库全书》有毛春翔这样的先生们的精心守护，才能够传承下来。 在浙江图书馆的先生们中，我们自然也不会忘记陈训慈先生（1901-1991），他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一年之间任职图书馆馆长，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年代里，他把图书馆作为提升社会文化水平的重要载体，不遗余力地普及社会教育和提高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水平。陈先生在任期间，开拓创新，策划了许多新的举措，开展省内通信借书和杭州市内递送借书，尽量把图书馆的社会效益最大化。我们现在利用网络快递，将书送到读者手中，恐怕就是陈先生当年曾经尝试的延伸吧！陈先生当年还曾经尝试图书馆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开放制度，让希望阅读的读者，每天都可以进来。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以读者为中心的现代公共图书馆意识。 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日子里，还有毅然决然担起浙江图书馆事务的史美诚先生（1906-？）。他在逃难路上，殚精竭虑，负责浙江图书馆的迁移工作，还开展了战时图书馆业务，千方百计收购抗战书刊，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抗日斗志。可以想象，在那样混乱的世道里做图书馆管理工作是何等的艰难。 还有张宗祥的前任馆长周仰钊先生（1892-1962），他是在杭州解放以后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到任、离任前后大概八个月时间。但这位曾经参加过同盟会，担任过孙中山大本营秘书的先生，到图书馆以后，接收省通志馆、组织清查馆藏图书、添购新文化图书、修订借阅规则等，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保存、保护了图书馆大量珍贵藏书，也让图书馆的同人，在时代的蝶变中少些彷徨。 浙江图书馆值得书写的先生太多了，在我读到的有限的史料档案中，除了这些先生以外，还有许多，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情怀，至今依然在浙江图书馆一代一代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