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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研究 李何林  1984年李何林先生（中）与陈鸣树、施建伟合影 凡是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没有不赞佩老主任李何林先生的。他去世已经30多年了，人们还在怀念他，在许多场合谈论他，不断写文章纪念他。他是在人们心中烙下深深印痕的人。 何林先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由北京师范大学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1976年，他又调往北京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他在南开生活、工作了24个春秋。 我1955年考入南开中文系，至今已67年了，其中与先生相处过20多年。我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过的老主任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在这篇文章里，我不讲他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北伐的光荣革命历史，不讲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的学术成就，也不讲他主政南开中文系24年的非凡业绩，只讲他人性的一面，讲他是如何把人当人对待的，讲他的爱的哲学。 “牛鬼蛇神”本是人 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将“右派分子”当作“牛鬼蛇神”，当作敌人、坏人予以批判、打倒，到“文革”，更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牛鬼蛇神”成为所有敌人、所有坏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的代名词。而后来事实证明，绝大部分“牛鬼蛇神”都是整错了的。 何林先生是经历数十年革命锻炼与考验的革命战士，又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学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他心中是清楚的。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立场鲜明，信仰坚定，站在正义的、真理的一边。他抵制不把人当人的极左思潮；他把“牛鬼蛇神”当人，对那些受到无辜迫害的革命同志伸出爱的双手。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当代中国的大冤案之一。 胡风是鲁迅的忠实学生和亲密朋友，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主将之一。抗战期间，他遵照鲁迅的旨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的口号。他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七月”文学流派，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然而，由于其文艺思想与主流的革命文艺思想不完全一致，也由于党内宗派主义作祟，胡风的文艺思想及文学流派长期受到批判与排挤。 1954年，胡风向中央呈递《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三十万言书》），对1949年以后文坛存在的严重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及宗派主义等不良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并为自己的文艺观进行辩护。当时的文艺负责人周扬、林默涵等人将胡风的言论、信件整理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上报中央。毛泽东阅后，认为胡风问题严重，遂把“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后又改为“反革命集团”，将材料加了上纲上线的按语，于1955年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分三批在《人民日报》刊出。5月16日，胡风被拘捕，抄家，并关进监狱。其家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学生，均受到株连，共有2100人被打为“胡风分子”。24年后的1979年，胡风获释。1979年、1980年、1988年中共中央三次下发文件，为胡风平反，不仅为他的“反革命”身份平反，为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平反，而且为他的文艺观平反。承认胡风的文艺思想并非全错；作为一种观点，可以讨论，但不能因此治罪。 1955年，胡风被粗暴地打为“反革命集团”的头目，何林先生很不理解。他认为，胡风是鲁迅的忠实学生，怎么忽然成了“反革命”呢？ 1977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何林先生去看望秘密到北京治疗的胡风。当时胡风尚未平反，先生多次在学术会上发言或在报刊上发文，为胡风辩护。1979年，先生又给胡风写信约稿，让他写关于鲁迅、左联，“两个口号”之争的文章。他甚至表示：对胡风的来稿，“找人来抄不易，也易传出去”，所以，“我想自己和家人慢慢抄写”，抄完后挂号寄回。后来，先生得知党中央要胡风来京解决问题时，就写信告诉胡风，可以派车到车站去接他，可以住在他的家中。他还把自己的家庭住址、家里及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连同一份交通图寄给胡风。考虑得真可谓无微不至了。 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及各界党外人士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及建议。然而，当时一些领导人把极少数人发表的极少数不当言论当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而“引蛇出洞”，将运动严重扩大化，把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55万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打为“右派分子”。1979年，除极少数人之外，这些“右派分子”都予以平反。 对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冯雪峰，在他最晦气，最孤独的时候，何林先生也表示了同情与声援。“文革”中，先生每次从天津去北京时，总要去看望冯雪峰。1986年，正值冯雪峰逝世10周年，已82岁的先生又撰写万字长文，为已无法申辩的冯雪峰辩诬。 何林先生与胡风、冯雪峰并没有什么深交。他们解放前没有什么直接交往，解放后交往也不多。但由于他们三个人对鲁迅的景仰与爱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胡、冯蒙受不白之冤时，何林先生就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有感于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年代何林先生对胡风、冯雪峰等一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人的热情相待，“右派”诗人吕剑写了一首《故人——寄李何林》的诗；“当有人以睥睨的目光/投向我们的时候，/只有你；/当有人恨不得越远越好地避开我们的时候，/只有你；/当有人为了邀功而对我们/落井下石的时候，/只有你；/当我们真正尝到了所谓/“世态炎凉”的时候，/只有你；/是的，只有你/来叩我们的门，/走进我们窄而霉的屋子，/坐到我们的床沿上，/把温暖的手递给我们，……吕剑感慨道：“这要冒着各种多大的风险——/我们曾经是‘罪人’。/中伤的流言，株连的厄运，/会兜头罩落一身，/但你却毫不放在心上。”诗人最后写道：“不错，我读懂了/你的正直和坦荡/你的境界和情操。” 何林先生给绝望者以希望。 1953级学生邱文治在毕业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想到未来，心灰意冷。毕业生的宴会他没有参加，而是独自一人在外面游荡了一整夜。第二天，先生把他请到家里作了一次长谈。先生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昨晚吃毕业酒，你不来，派人找你找不着。我是眼巴巴地望着的。”邱文治回忆说：先生对我“没有斥责，没有批判，没有空洞的说教，也没有虚伪的安慰，而是诚挚的同情，恳切的劝慰，热情的鼓励和真实的器重。”先生谈了丁玲、冯雪峰、黄药眠的革命经历，谈了人生“如何迎接艰难”。谈话充满了师生间的温情。经何林师的点拨，“那顽强的、奋发的、不畏任何艰困的我被唤醒了”。 1955级“右派分子”汪正章，在“文革”中与何林先生关在一个“牛棚”中劳动改造。汪正章看到有的教师被迫害致死，有的跳楼自杀，很是伤感；而这时家母亡故，又不批准回沪奔丧，也不让佩戴黑纱，他很气恼。他多日不理发，不刮脸，蓬头垢面，精神萎靡不振。这时，先生劝他“要冷静、要沉着”，“别太难过，别垂头丧气”，“你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应当看远点、想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还规定汪正章：每周刮一次胡子，每月理一次发，“一定要养好身体，坚强地活下去”。先生成为中文系“牛鬼蛇神”的精神支柱。 何林先生对打入“另册”者，是从不另眼相看的。 朱一玄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先生不嫌弃他，仍亲切地称他为“同志”；当众人对朱先生投以白眼、远远离开的时候，这一声“同志”的呼唤让朱先生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右派分子”邢公畹先生的母亲病逝，何林先生送花圈表示哀悼。他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而组织上却认为“这是立场问题”，并成为后来整他的一个“罪状”。 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学生一致好评的许政扬、马汉麟两位先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白旗”受到批判，而先生却当着全系师生的面，称赞两位先生是“两匹好马”。许政扬先生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病倒，何林先生牵挂许先生的健康，破例为许先生申请了生活补贴。谁伤害自己，谁爱护自己，卧床的许先生心里明明白白。 “反动学生”田春西被开除学籍，他走前到先生家里告别。先生安慰他，可怜他，临走给了他两个窝窝头，让他在路上吃。那时正值困难时期，饥饿年代，带着先生体温的两个窝窝头，陪田春西安全地回到了家乡。 先生从事实出发，从良心出发，认为这些被划为“敌人”的人都不是坏人，都应当公平地对待他们，应当爱护和保护他们。 “无边的爱” 爱是无边的吗？爱当然是有边界的。但如果把人当人对待时，爱是无边的；而不把人当人时，爱就消失了，死亡了。 何林先生似乎有一种爱的基因。父亲“仗义疏财”的言传身教，学校里“仁义之德”的熏陶，从鲁迅著作中获得的巨大精神力量，使先生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懂得博爱的人。 1934年春末夏初，患病需休养的革命同志戴映东到北京找李何林等人帮助解决食宿问题。当时何林先生最穷，但他靠借债度日，接济了戴映东。戴“满身褴褛”“遍体脓疮”，但先生和夫人却始终对他“无厌色，且处处关心”。 1940年，华中大学的穷学生冯廷望得了肺病，无钱买药治病，也无力买营养品补身。先生不怕传染，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用餐。先生一边关照冯廷望，一边还要服侍怀孕的妻子。后来有人回忆说：先生为冯廷望做的饭菜，“又是肉，又是蛋，营养丰富”，“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确实如此。何林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善待他的每一个学生。 1956年，先生招收陈鸣树作研究生。陈鸣树出身贫寒，身体瘦弱，先生就给他订了一份牛奶。后来，陈鸣树神经衰弱，严重失眠，先生又多次找校方交涉，为他借到一个单间住。 1960年，北京大学王瑶先生带的研究生刘正强分到南开中文系工作，先生很器重他，热心推荐他的论文发表。然而后来先生得知，因分居两地，刘正强为爱情婚姻问题已经困扰了十多年，先生忍痛放他走了。走前，又提前解决了他的讲师晋升问题，这让刘正强深受感动。他后来回忆说：从60年代到80年代，“先生不辞辛苦，为培养我而竭尽全力”，“先生对我的深厚情谊使我热泪盈眶”。 “文革”中，先生的研究生刘家鸣，全家被下放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没有人理睬他们。先生却特意赶来，为他们夫妇送行，并送他们一本很实用的《农村实用手册》，一家人感动万分。刘家鸣说：当时，学校正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抓“5.16”分子。形势紧张，气氛恐怖，李先生“敢于冒着风险，冲破禁令来看望我们这家即将被赶出南开园的人，这样的深切关怀，我们永远铭刻心上”。 何林先生像慈父一般对学生关注得那么细心，关照得那么周全。陈鸣树在回忆文章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先生！” 何林先生像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尽力帮助已经毕业多年的学生解决生活难题。 1955年的学生王海芬，两次调动工作，两次都请先生帮忙。那是1970年代，尽管当时先生也没有完全“解放”，但仍尽力相助。最后，她调到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带领与指导下，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972年，1957级学生陈义敏处境艰难。这时，婆婆又病倒，需住院治疗，但交不出200元押金。情急之下，她找到先生，先生二话没说，把200元放到她的手里，并安慰她：“不要着急，快给老人治病。”陈义敏是含着眼泪走出先生的家门的。 先生在鲁博工作时，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办理了数不清的繁杂人事手续，先后把陈漱渝、姚锡佩、王德厚等人从中学和工厂调到鲁博工作。后来，他们都成为鲁博与鲁研室的骨干和鲁迅研究的名家。 先生像对待亲人一样善待每一个他接触到的人。 张奶奶是何林先生家的老保姆。“文革”中，先生与夫人的工资扣发，只给少量生活费。这时，先生不顾及自己的“牛鬼蛇神”身份，理直气壮向学校有关方面申请，为老保姆争取来一份生活费。后来，张奶奶年事已高，回到武清老家，先生仍然每月给老人家寄生活费。1976年唐山地震，先生担心张奶奶的安全，又把老人接回来住了一段。张奶奶感动地说：“李家是俺家的亲戚。” 最令人感动的是，“文革”初期，他作为学校的第一批“牛鬼蛇神”被揪出来，红卫兵把他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人还打过先生。晚上，看守“牛棚”的学生在那里看书、聊天、通宵不睡。这时先生忘记自己是被专政的“牛鬼”，竟劝告看守的学生：“小同学，早点睡吧！这样会把眼睛累坏，把身体搞垮的。”他太爱自己的学生了！爱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何林先生的爱具有普惠性，他将爱无差别地给予许多许多人。 “文革”前，先生订阅的报刊较多，他看完后，就将有关的文章剪下来，分别插入一些教师的信袋内，供他们学习和教学参考。我就经常收到他的剪报。 先生出了书或买到一些好书，就寄给一些朋友和学生。有时几十本、上百本，他一一将书包好，写好地址，然后步行到附近的邮局寄出。有的学生说：他那在邮局排队寄书的身影令人难忘。他的书和信温暖着每一位收到书信的人的心。 1979年，我第一次开设当代文学课，就当代文艺运动与文艺思想斗争问题，写信请教先生。何林先生早在1939年，出版过《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是研究文艺思潮的权威。当时先生因白内障，视力模糊，写字相当吃力，但仍一笔一画给我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长信，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切实感受到先生对于晚辈的一片殷殷之情、一颗拳拳之心！ 何林先生把鲁迅“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贯穿于先生生命的是他永远地给予，而且不求回报。 一位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评价何林先生说：他有“无边的责任感”，他关心教师，关心学生，“他这种关心可以说是无边的”。其实，先生做的许多事并不是他的责任，而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把人当人的爱。这是一种无边的爱。 爱对“伤害者”的重塑 何林先生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他不仅能以宏大的胸怀，原谅那些“背叛”过、伤害过自己的人，而且还以热烈的爱重塑这些一时迷失的“背叛者”、伤害者的灵魂。 1954年毕业的宁宗一，才华横溢，何林先生把他留下来作教师。正是在这一年，全国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何林先生在批胡适的会上说：“要对胡适一分为二”，他“有功也有过”，立即遭到宁宗一的批驳，于是二人争辩起来。当时宁宗一年轻气盛，以“左派”自居，狠狠地怼了先生，不留一点面子。 争辩的当天晚上，宁宗一发烧感冒，扁桃体发炎。第二天，先生知道后，去宿舍看他，还带着体温表给他量体温，又嘱咐家人给他送来了米粥。宁宗一很感动，立即给先生写了一份检讨书，说自己不知天高地厚，没大没小，伤了老师的心。先生马上回了一纸手书，说：他根本没有为争论而生气，无须向他道歉。并说：“我从你身上，看到我年轻时的影子。”先生对批判和伤害自己的人表示出充分的理解与宽容。先生这种大海般博大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宁宗一。后来，他在一篇回忆先生的文章中说：“（先生）用真正平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而且是那么亲切。我油然升出一个念头：这就是我寻找的父亲般的导师。” 1959年、1960年，全国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在文艺界，上级选定的批判靶子就是何林先生写的《十年来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一个小问题》。作为“两用人才”的宁宗一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写文章批判先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当时宁宗一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要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批判任务；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自己最尊敬的恩师。宁宗一的批判文章写完后，当晚忐忑不安地拿给先生过目。出人意料，先生并没有责怪他，只是平静地说：“文章太长”“句子欧化”“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先生对他的“背叛”并不十分介意。然而，先生对于市内组织的、在学校大礼堂公开批判他的大会却表现出毫不妥协的姿态。他自己提着暖瓶，要上台为自己辩护。 1963年教师晋升，先生不仅没有因为宁宗一批判过他而阻挠他的晋升，反而在校务委员会上为他力争。当有人仍企图拖延宁宗一晋升讲师时，先生拍案而起，大声质问：“只讲过两节课的人都升讲师了，宁宗一讲了整整九年的课，学生都一大帮了，还是助教，说得过去吗？”在先生的坚持下，宁宗一晋升讲师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87年，先生患不治之症，宁宗一四次从天津去北京看望先生。第三次去看望先生时，先生已不能说话。宁宗一想起与先生交往的35年的旧事：先生把他留下来任教，亲自听他的课，有病时父亲一般关心、照料他，后来还帮他复婚，为他的晋升大声疾呼。可以说，先生为他操碎了心。然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去批判、伤害他的恩师。这时，宁宗一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脱口而出：“李先生，真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他伏在躺在病床上的先生瘦弱的身体上大哭起来。后来，他“蘸泪”写了一篇《灵前的忏悔——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表达他的感恩、思念与愧疚之情。 宁宗一是一位有很强个性的人，他常常率性而为，我行我素。然而何林先生对他所作的一件件给人信任、给人温暖的事情，使宁宗一学会了怎样以爱的情怀、平等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何林先生的教诲、关爱下，他成长了，改变了。 今天宁宗一不仅成为一名受历届学生喜爱和欢迎的教师，而且成为一名国内的知名学者。他还在文学院大力倡导师德与文脉的传承，并身体力行，带头为文学院的老一代教师李何林、朱维之、华粹深、邢公畹、王达津、许政扬、朱一玄等先生写纪念文章，编印纪念文集，召开怀念恩师的会议，意在师生的心中建立起“师恩永恒”的观念，让一代一代学子将老一代点燃的心灵之灯一代一代传下去。 红烛燃尽，爱心永续 1987年1月，先生罹患癌症，但他仍坚持对研究生的指导。1月5日，他按预约与北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博士生见面。他支撑着起床，由人搀扶着走出卧室，坐在客厅，整整三个小时，认真听完了三位博士生的研究报告，并一一作了详尽的指导。一位研究生说：“每当我想起先生最后一次指导时，总忍不住伤心的泪水。” 博士艾晓明写论文需要日文资料，先生就请日本友人搜集了日本研究创造社、福本主义的研究文章，而且还请人将日文译成中文交给艾晓明。她把这些资料统统用在自己的论文里了。她深深体会到，“先生对于学生的一颗关爱之心”。她强调说：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学术，而是“伟大的人格力量”，是“鲁迅精神”。 先生在癌症转移的情况下，坚决不让学生去医院为自己作护理工作，不愿因自己的病而耽误学生的学业。先生在弥留之际对家属说：唯一让他牵挂的是师大那几个尚未毕业的学生。他希望多活一些时间，能把他们送到毕业。 先生生病重住院和回家疗养的两年间，一拨又一拨的领导、朋友、亲友、学生以及认识不认识的人来看望他，他的眼里总是含着生离死别的泪水。老干部胡昭衡说：“他眼里流出泪来，我心中滴出血来！” 当先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时，坚决要求出院。他不愿意更多地连累家人，给家人添麻烦，并嘱咐家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可送医院供研究用”。 1988年11月9日，先生病逝。在南开、北师大师生及友人的强烈要求下，违背先生生前的“三不”遗嘱，人们仍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先生举生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灵堂内外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帐，为先生送行的长长的人流走过先生安祥的遗体，许多人掩面而泣！ 先生去世后，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鲁迅博物馆分别为何林先生编辑出版了《李何林纪念文集》《李何林先生纪念集》。南开大学中文系1956级学生田本相先后在北京、天津、安徽、石家庄、云南等地进行调查访问，采访了50多人，写出了《李何林传》，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何林先生的纪念与怀念。 一支红烛熄灭了，但它的爱的火焰却永远照耀着我们！ 人不是牲畜，不是工具，更不是“牛鬼蛇神”；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生命。每个人都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每一个生命都理应得到尊重与呵护，得到爱。 何林先生把人都当人，他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先生对人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是无条件的，是不计代价，不求回报的；是无差别的，不讲出身、身份、背景的；是广阔的，不纠缠于个人恩怨，不搞圈子、团伙的；是热烈的、持久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崇高的爱，深刻的爱，是人类数千年追求的永恒的爱。 先生把爱无私地给予了他人，他也永远融化在他人的爱中。这就是何林先生爱的哲学的实质与辩证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