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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由冯雪峰接替丁玲担任《文艺报》主编。从当年1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号起，主编署名由丁玲、陈企霞、萧殷三人变为冯雪峰。编委有冯雪峰、陈企霞、萧殷、张光年、马少波、王朝闻、李焕之、黄钢。 作为1950年代人民文艺建设中最重要的国家文学媒体之一，《文艺报》主编的变换，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人事安排。关于这一人事变更的直接原因，1957年的批判材料认为是丁玲的推荐：“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她推荐冯雪峰接替她作了《文艺报》的主编，陈企霞作副主编。他们把《文艺报》变成了抗拒领导和监督的‘独立王国’。”（《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文艺报》1957年第二十一号，1957年9月1日）这当然是特殊的批判语境下模糊的说法。当下学术界通常提到的一则更为具体的材料，即丁玲在1983年的回忆性文章《我与雪峰》（刊《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中所说“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如包子衍《雪峰年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1952年1月”条下记有：“1月下旬，开始兼任《文艺报》主编。……”其后则附录丁玲《我与雪峰》中文字： 他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适合。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 丁玲《我与雪峰》这篇文字实际上是丁玲在首届冯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1983年5月30日—6月2日，浙江义乌）上的发言摘要，由雪峰学术研究会整理供稿，在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其中前后段落如下： ……人生啊，实在是太曲折了，也太痛苦了。我们要革命，要做工作。可是，我们不容易取得很好的条件和环境，发挥自己的能量。有时我们得在很重的压力底下，倔强地往上生长。我不能不想起一些事情。他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适合。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我工作的时候，对我的工作我完全负责；当我不做这个工作别人在做的时候，我决不插手。所以，一九五一年雪峰接手编《文艺报》我就没有管《文艺报》的事。一九五四年批《文艺报》的贵族老爷态度。那时，我从外地刚回来，《文艺报》的副主编陈企霞也刚从外地回来，冯雪峰我还没有见着。当时我对作协党组的一位负责同志说，是不是我们开个党组会，在党组会上先谈一谈然后再拿到群众大会上去。那个大会是批胡风的。这时，我们这些党员都不知道会该怎么开，目的是什么？ 我们作为大会的一员坐在那里听。我想批胡风怎么批判《文艺报》贵族老爷呢？ 所以我提议，我们党内是不是先谈一谈呐？ 我觉得一个同志如果思想上有问题，我们应该批评他帮助他，而不是一下就拿到群众大会上批。但给我的答复是：“我们再不搞这一套了 ！ 干嘛要让他们事前有所准备啊？”那时我心里想，就是不让人家有准备，就要这么突然一下，闷头一棍。……后来，很多人众口一词，都说冯雪峰用贵族老爷式态度对付文艺青年。…… 该文最早被收录于丁玲的《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其中有两处改动。其一是，篇名改为《我与雪峰的交往》。其二是，其中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我工作的时候，对我的工作我完全负责；当我不做这个工作别人在做的时候，我决不插手”一句中的后一个句号改为冒号，并删去“由冯雪峰来编”，即改为：“他编《文艺报》比我好。我向来是这样主张：我工作的时候，对我的工作我完全负责；当我不做这个工作别人在做的时候，我决不插手。”文章篇末注明：“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讲话一九八三年九月四日校阅。”可见文字经过了丁玲本人校阅。按修改后的说法，可以看出，冯雪峰接手丁玲编辑《文艺报》一事，她只是赞成，认为冯编比自己更合适，而不是“向来是这样主张”。丁玲所向来主张的，是该句后面的内容“我工作的时候，对我的工作我完全负责；当我不做这个工作别人在做的时候，我决不插手”。从整段语意来看，后面的“所以，一九五一年雪峰接手编《文艺报》我就没有管《文艺报》的事”，印证了校改的用意。后面的一大段文字，为1954年冯雪峰突然受批判鸣不平，也意在说明自己自1951年后因为没有管《文艺报》的事，不太了解具体情况，希望能在党内就冯雪峰的情况先谈一谈以便大家有所了解。《丁玲文集》第九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丁玲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卷将《我与雪峰的交往》一文收录时，照录了《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本文字。 但即使在《丁玲全集》已经出版的今天，关于上述一段引文，不少论著多仍然沿袭《我与雪峰》一文中所标点的说法。如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冯雪峰——以〈文艺报〉为中心》（刊《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中涉及此事时，在注释“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合适，我不是搞理论的”，“冯雪峰编《文艺报》比我好”一句时引用：丁玲说：“由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并注明出自丁玲《我与雪峰》（《社会科学》1983年第8期）一文。李迎春的博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文艺报〉研究（1949—1957）》（河南大学，2006）、曾笑栗《作为《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文艺报》2019年9月16日第1版），均引用“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 两种不同的表达，虽然并不影响丁玲对搞理论的冯雪峰编《文艺报》比她更合适这一基本看法，但丁玲关于此事的“向来”的“主张”，还是有细微差别，不可不辨。 还可以顺便提及的是，丁玲的文章中说“他（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中所说的“有人”，张均在《“有力”人物的“争夺战”——〈文艺报〉人事纠葛及编辑理念之演变》中认为：“‘有人提出来’当指胡乔木，但丁玲亦不便明说。实际上，各当事人都讳言而又心知肚明的是，在1951—1952年，胡乔木聚集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作家，有意识争取更多文学资源，形成了对周扬的事实优势。”（《 中 国 当 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7页）而据李向东与王增如合作的《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中则说：“丁玲在1985年秋天的一次谈话中说：严文井提出来，冯雪峰主编《文艺报》比较适宜，丁玲调《人民文学》主编，干部调整一下。艾青，大家对他有点意见，就要我去搞《人民文学》，要雪峰编《文艺报》，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第469页）其中指明系“严文井提出来”。王增如曾担任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其说值得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