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经历了“一岁四行役”，由洛阳返华州，由华州赴秦州，由秦州之同谷，终于在年终抵达成都，开启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流离两川生涯。“弃官入蜀”是杜甫诗风的转折期，也是杜甫一生的“大关节”。从此，杜甫在空间上把中原抛在了身后，在精神上则把忧患压在了心底。他以新的身份进入新的空间，面临着地域与身份双重认同的问题。 客寓意识与地理感知 杜甫在乾元二年年末抵达成都，于宝应元年（762）七月送严武出川，因成都兵乱而流落东川，至广德二年（764）三月重归草堂，永泰元年（765）四月离蜀，共在蜀五年四个月，其间居成都三年八个月，流离两川一年八个月。在此期间，他既有栖居草堂的安然闲适，也有往来梓州、阆州的仓皇避难。总体而言，这是杜甫平生较为安定的时期，但客中愁感却时时涌现，诗歌中渗透着强烈的漂泊体验。 从放弃华州掾一职赴秦州开始，这种漂泊体验就一直笼罩着杜甫的漫漫征程。《秦州杂诗》组诗二十首，以“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发端，悲凉之意笼盖全篇。其所悲之事，不一而足。他未到成都就说：“故乡有弟妹，流落随丘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五盘（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名五盘栈道盘曲有五重）》）刚到成都即感慨：“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成都府》）渗透着对异质地域文化的不适感。 作为深受中原文化传统濡染的儒家士人，杜甫对巴蜀的地理感知是幽僻疏离，蜀中僻处一隅的盆地环境使他倍增天涯孤旅之感：“乡关胡骑远，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流离东川时更表明：“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二）思归情结更是根深蒂固：“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巴山蜀水接纳了忧患之中的杜甫，思归心切的诗人却对蜀地难以认同。 中原与巴蜀在杜甫诗中相对出现，中原成了他的心结。杜诗经常“秦”“蜀”对写，例如，“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秦中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黄草》），“西江元下蜀，北斗故临秦”（《太岁日》），“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江陵望幸》），“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逢唐兴刘主簿弟》），“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寄杜位》）。空间的距离形成杜诗审美的张力，秦中是诗人心心念念的故乡，承载着他深厚的故园情结与归属感。西蜀则被形容为“天边”“天涯”“天隅”“天畔”“殊方”“异方”“绝域”“异域”等，折射出强烈的他乡疏离感。 唐人对西蜀的普遍认知是“其地四塞，山川重阻”（《隋书·地理志》），长期生活于两京地区的杜甫，对蜀中的地理感知更打上了个人的烙印。在蜀漂泊近五年半，杜甫始终没有建立起对蜀中的地方认同。 自我审视与身份认同 成都湿润的气候、淳朴的民风抚慰了饱经忧患的杜甫，使他得以停下奔波的脚步，暂时安顿于草堂。远离了政治中心，杜诗的重心由关注现实渐变为反观自身，杜甫的自我审视也得以凸显与强化。杜甫的身份认同中，既有兼济天下思想主导下“自持”的一面，也有独善其身思想影响下“自适”的一面；既有盛唐时代精神与魏晋名士风度影响下“自放”的一面，也有儒家“隐居以求其志”的“自省”的一面。居住在草堂期间，杜甫既是坚守道义的儒者，又是自适随性的野老；既是狂傲自负的狂夫，又是顾影自伤的诗客。这种身份与人格的多面性，既带给杜诗特有的情感魅力与审美张力，也形成了杜甫后期诗歌特有的欲说还休之意与吞吐婉曲之致。 一方面，杜甫以懒拙之人，居幽僻之地，以诗酒自适，他在作于两川的诗中塑造了浣花老翁与江边钓客的形象：“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村夜》），“野老篱前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野老》），“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独酌》），“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寒食》），“轻帆好去便，吾道付沧洲”（《江涨》），这些诗篇呈现出鲜明的归隐心态。作于梓州的《寄题江外草堂》开篇即谓“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其中“放诞”“自然”“嗜酒”“幽居”正是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作于成都的《狂夫》结尾则宣称“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疏放”“狂狷”也是典型的名士做派。在《旧唐书》中，他的形象是“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也大异于后世读者心目中的温良敦厚形象。 另一方面，对杜甫而言，成都草堂并非一方岁月静好的世外桃源。入蜀之后，他已预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恐已无法实现，但又不甘心做时世风雨下的飘摇浮萍，于是在诗歌的世界中进行了自我疗救，“天下”与“四海”常常进入他的诗中。例如，“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伤春五首》其一），“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这些诗句说明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虽僻处蜀中，仍志在四海，心怀天下。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写他“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醉里愁眉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可谓千载以下的读者心目中杜甫形象的定格。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常常自称“老儒”“腐儒”，终身信奉儒家思想。虽然他也曾亲近佛道两家，但主要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同时，盛唐是诞生狂放人格的时代，杜甫深受时代精神的沾溉，自称“狂夫”，性格中自有疏狂气象与丈夫气概，不愿意在乱世中成为随风而逝的微尘。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他的以儒为本与忠君忧国，皆含有自我救赎的意味。 心迹转变与身份重建 杜甫流寓两川时期的诗作有440余首，几乎占到现存杜诗的三分之一。细品此期诗歌，不仅风格与前期大异其趣，视角也发生显著的变化。前期他身处政治中心，诗歌多关注现实之作；晚年远离两京地区，诗歌的自我意识逐步强化。自我审视带来的身份重建，遂成为杜甫此期诗歌的重要主题。 蜀中交往友朋中，诗歌唱和最多、对杜甫影响最大的当属严武。上元二年（761）末，严武镇蜀，作有《寄题杜拾遗锦江野亭》，颇有劝杜甫出仕之意。诗云：“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鵕鸃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应须直到使君滩。”杜甫答诗《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表明自己退隐的心迹：“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谢安不倦登临费，阮籍焉知礼法疏。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无径欲教锄。”对于这两首诗，仇兆鳌《杜诗详注》卷10评曰：“严曰‘何须不着鵕冠’，盖劝之仕也。公答曰‘拾遗奏书，奉引骑马’，见斥官之后，无复此兴矣。”看来居蜀前期，杜甫对仕途是心灰意懒的。 蜀中杜诗也常常塑造诗人无意仕进的“懒拙”形象。例如，“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发秦州》），“小来习性懒，晚节慵转剧”（《送李校书二十六韵》），“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漫成二首》其二）。对此，王嗣奭《杜臆》引赵汸语云：“公诗中屡言懒，非真懒也，平日抱经济之具，百不一试，而废弃于岷山旅寓之间，与田夫野老共一日之乐，岂本心哉？况又有俗子溷之，其懒宜矣。”说明“懒拙”并非杜甫初心，而是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下的自敛心态。 作为传统儒家士人，对朝局时事的关注、对苍生社稷的忧念贯穿了杜甫的一生。寓蜀时期，他对中原战事与长安朝局并未稍忘。在肃宗崩代宗立，朝堂局势发生变化之后，杜甫萌生了重返仕途的愿望。广德二年春，严武再镇两川，杜甫似乎看到了北归的希望，遂应邀入幕。江村的“浣花老翁”变为严武幕府的节度参谋，最终又被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的入幕既是“暂酬知己”的友朋之义所在，也是他重返仕途的尝试与重建政治身份的努力。然而，幕中的杜甫旋即遇到了严重的身份危机，既对屈居幕下、拘于礼法的生活难以适应，又与年轻同僚的关系颇为紧张，终于在佐幕半年后放弃了寄人篱下的身份，辞归溪上。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有《旧唐书》“武卒无依”的旧说与当代学者“为郎离蜀”的新说。仅就杜甫晚年向政治回归重建身份的一系列努力来看，“为郎离蜀”说更贴合杜甫晚年心境，这表征着杜甫对重建身份的期待。最终由于关山阻隔、老病相侵，这一筹划与期待难以实现，杜甫无奈踏上了新一轮的漂泊之路。 杜甫晚年在长期漂泊西南时期，存在着一种行迹与心迹背离的现象。漂泊的行迹距长安愈远，思归的心迹就愈加迫切。正因如此，他陷于前所未有的人生困境之中，行迹在放逐—回归之间徘徊，身份在失落—重建之中挣扎，而最终的精神指向仍是“回归”与“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刘熙载所言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诗概》），诚为确论。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