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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钱志熙 一 我学习吴熊和老师名著《唐宋词通论》，其实应该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听课领教，也包括从学于吴门时所听到的吴老师谈他的词学观点，可以算是一种口耳相传的学习形式。另一种当然是阅读领会。 《唐宋词通论》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出版，我也是在这之后才得以阅读全书的。但在读本科、硕士时，两次听通论课。第一次，是读本科时，吴老师给七七级、七八级开唐宋词通论这一门课。七七级选的人多，七八级选的人比较少一点。记得那时候他给我们发讲义，在词乐、词调这些部分，他怕本科生听起来觉得难，就说：这些内容其实比较枯燥。这话好像说了好几次。其实这些内容对于尚未正式进入词学研究的人来说，的确是有些难，但是当时我们的求知欲还是很旺盛的，所以虽然似懂非懂，但还是听得很认真，并且也有趣味。第二次听通论这门课，是在我上了硕士之后，吴老师给八〇级又开了一次这门课，我又跟着听了一遍。这次听，我觉得收获更大。 通论是选修课。吴老师除了上通论外，还讲授唐宋文学中的宋代部分，其实词学也是重点。我大学时听了一遍他的宋代文学课，我们班好多同学现在都还能记住吴老师讲课的一些内容。读硕士后，吴老师给八〇级讲文学史的这一段，他嘱咐我跟着听，又听了一遍。再听时当然比本科时收获更多。 所以在读《唐宋词通论》这本书之前，我在课堂上已经学习它的大部分内容。后来在读这本书时，也常常会回想听课时一些印象、一些内容，觉得特别的亲切，也觉得体会得比较生动。在当代学术著作中，只有这本书给了我这样一种经验。在当代的古典文学著作中，《唐宋词通论》应该是我学得最多的书之一。 但我跟吴老师读硕士时，选择了诗方面的课题。回想本科时，我对词兴趣其实大于诗，读词读得不比诗少，读了一些词籍与词话。像《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花间集》，都读过，专家词中，《东坡词》《白石词》读得还是比较熟的。一段时间，也比较喜欢学填词，觉得填的词比写的诗要更凑手。这也不奇怪，本来就词能学而易工，诗易学而难工。但到硕士阶段，离词学反而远了，对宋诗投入更多。记得只给吴老师交过一篇关于苏词分期的读书报告。 我读硕士时，吴老师在编一部唐宋词学资料的书，将唐宋人文集、笔记等文献中有关词的资料全部搜集汇编。这应该是他在写完《唐宋词通论》之后的一项比较重要的词学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当然是要通盘收集唐宋词学资料。吴老师的治学，有两个重要特点，即专门与深入。他认为研究一个问题，要推进到最完善的结论。得出的结论，应该达到后来的研究者绕不过去的程度。要做到这一点，自然需要另一个条件，就是充分地掌握事实，充分拥有文献资料。这就是第二个特点。前辈学者形容为“竭泽而渔”。他这项工作，就是因为后一种原因。 我们看《唐宋词通论》的第五章《词论》，其中在概述宋代词论文献时说：“宋代的词论词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已成专著，如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王灼《碧鸡漫志》等各种词话及词学专著。一类为单篇，如各家词集的序跋，有关论词的书札题记等，大都散见于为数众多的宋人文集与笔记中。”（1985年初版第279页）他认为后一部分价值不比前一部分低：“仅为单篇的，总数亦甚可观，其中不少出于大家、名家之笔，论词甚多精粹深至的议论，在理论上的价值远胜于那些记本事、广异闻的《本事词》之类的词话。”“因此，亟须化（花）费时日，从宋人文集、笔记中爬梳剔抉。广事搜集，都为一集，编定《两宋词论词评汇编》一书，为研究宋代词学提供足够的文献资料。”（1985年初版第280页）。 吴老师编这部《两宋词论词评汇编》所花费的工夫应该相当大的。有一个学期，他把一些书目给我，让我去翻阅抄录。我翻阅了几十部书，这对我熟悉宋代文献，大有帮助，也因此有幸看了浙图所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几部宋人集子。记得那时吴老师说，你把这些资料摘出来，以后做硕士论文也可以考虑从这其中选。可是那时我没有能力从这些资料中找出题目。最后我还是选了黄庭坚的诗来做硕士论文。黄庭坚也有词，记得吴老师说过，黄庭坚的诗雅得不得了，词又俗得不得了。当然，现在我知道了，黄庭坚的俗，是一种游戏三昧之法，并且黄诗也是讲以俗为雅。黄诗与黄词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况且黄词也有很雅的。但那时候，都不知道这样思考问题，所以还是只选了黄诗做研究。那时对诗的兴趣已经超过词，对于哲理的兴趣，也比较大。 词学研究的重心，尤其是夏承焘、吴熊和这一门所倡导重心，在于词乐、词调、词律、词籍这些更专门的学问。尤其是吴老师，他对词体的音乐本质很重视。他对于词乐、词调等在词学研究上的重视，我觉得比夏承焘先生更进一层。因此吴老师很重视词为专门之学的意义，他先是把这个专门之学溯到清代，又将其溯到宋代。这从《唐宋词通论》可以看到。这不仅是看他的书和上课所得，平时谈话也常常听到。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现在一些研究词的，只把词当作一种单纯诗歌体裁来研究，没有突出词体的特性。”他对这类词学研究，是有所批评。我当时没选择词这题目，细想起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如果把词作为一种单纯的诗歌来研究，应该说选一个题目做硕士论文并不那么难。但要研究词乐、词调、词律，甚至是研究词籍，就没有那样容易了。 虽然我后来没有做词学研究，但《唐宋词通论》还是很认真地学习过。后来我做乐府研究，注重汉乐府诗的音乐本体与娱乐功能，还是受到吴老师的一些关于词体研究观点影响的。近年由于乐府而下溯到词的问题，《唐宋词通论》又不时地拿起来读，当然还有吴老师的其他词学论文，以及夏先生的论著，感觉好像有点向词学回归的意思。但我知道还有很大的距离，可能也不一定真的回归到词学，尤其是回归到夏、吴词学中来。这个只能寄希望于同人们，也包括我的一些学生。 二 《唐宋词通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上面说的这个“词学”。“词学”这个概念，其实与诗学概念一样，我认为传统上是创作与研究合一。但吴老师所说的“词学”，主要是指学术这一种形态，这是有原因的。元、明以后，词体创作呈现芜蔓衰落之态，词体与曲体、诗体的界限趋于模糊。清代的一些词家，就力图恢复宋词之体，一些词家在创作之余，专研词乐、词律和词籍，这几种情况到“晚清四大家”时尤其突出。这就形成一种“词学”，也是现代专门词学的起点。吴老师所讲“词学”，如《通论·词学》一章，就是这个意义。这种词学，吴老师认为宋代是发轫，也就是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等为代表宋代词学。上面我说他编唐宋词学资料汇集，也就是想要全面地掌握这个词学发轫期的情况。晚清来自经学思路的凌廷堪的《燕乐考源》，这方面又可追溯到宋代沈括、蔡元定、姜夔等人。但词学的真正兴起，还是上面说晚清几大词家在填词之外对词的学术研究。夏、吴的“词学”，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发展，可以说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唐宋词通论》重视词学的独立性，第七章《词学》就阐明上述“词学”之义，他先举“龙榆生之说”： 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词体之渊源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 他说龙氏关于词学的这个定义，尚不够完整，但至少已将词学与诗学区别。他认为词学与一般的诗学之区别，在于涉及音乐的领域。的确这样，诗学当然也会涉及音乐问题，但词学这方面的问题更复杂，或者说词与音乐关系，更是其回避不了的问题。这其实已经揭示《唐宋词通论》的宗旨。整个通论，就是从上述词学的内涵出发来研究唐宋词的。但最后仍专列《词学》一章以明其义，并溯词学之源流： 词学肇始于宋，而大体完备于清。清代词学虽盛，却是以宋代词学为基础的。宋代词学，涉及面已颇广。前面六章，分论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各项，主要即以宋人著述为根据。这里仅以词乐及词调考证这两个问题再作些补充。 可见一部通论，其实就是唐宋词学通论，但是立足点在于以清代和现代已明的词学之义，来阐述唐宋词体、词史的各方面。现在书中的这一章《词学》，则是专就宋代以来有关词乐、词调考证两部分，并非词学之全体，而是词学之中心，或者说词为专门之学的重点。这是本章与全书的关系。其实不仅词乐、词调的研究，溯于宋代，其他各章也溯至唐宋的。如《词论》章，就是阐述唐宋词论的历史。强调词论与诗论的关涉与不同。这也是唐宋词学的重要方面。另外，词体因为早期地位低，宋人不太重视词集与词籍，到近代如“晚清四大家”，特重词籍。故吴先生的词学研究，列词籍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唐宋词通论》最后附录的《强村丛书与词籍校勘》，就包含着这个意思。 《唐宋词通论》一书突出词学，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词史”，吴老师也常讲这个概念。词史来自诗史。诗史又有两个意义：一是杜陵诗史之诗史，即诗能见史；一是诗歌之史。词史也是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词能见史。词原为艳科，义归娱乐，不以反映现实、指摘时事为重。但词实际上也是反映历史的，尤其是传统所说豪放一派兴起，词除抒情外，也言志。所以词亦有史。另一方面，宋人不以词体为重，北宋尤其是这样。所以词籍、词史都不受重视。说词亦有史，就是要像重视诗史那样重视词史。这也是夏、吴词学的特点。夏、吴词学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著真正意义上完备、科学的词史。通论最后说，词史的著述，是词学的中心目标。 上述词乐、词调、词论、词史乃至于词籍，都是词学的重点。《唐宋词通论》就是体现这样的唐宋词研究的观念。 三 《唐宋词通论》其实是对二十世纪词学的一种继承与总结，其实也是一种反思。二十世纪词学有多派，其中最流行的，恐怕还是与新文学相关的胡适、郑振铎、胡云翼等新词学，侧重的民间文学、抒情艺术的思路，当然也有很大贡献。但进入五十年代之后，“词别是一家”的事实被相当程度忽略，词被当作一般抒情诗体来研究的情况很普遍。再加上五六十年代的重视人民性、现实主义等研究方法。晚清诸家开创的词学研究，殆至衰落。吴先生这一代人，当然是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但具体在学术研究上，他是走实事求是的路子的。如果从吴老师与夏先生合作的《读词常识》开始说起，则吴老师所亲身面对的，正是上述这个词学衰落的局面。他在夏先生的基础上，开始走发展词学的征程，到一九八五年《唐宋词通论》的出版，从这里我们可以窥测到吴氏词学在二十世纪词学史的地位。 《唐宋词通论》及其体系，就是继承晚清以来的词学体系，并上溯唐宋词学。但在词学体系方面，《唐宋词通论》有很大的发展，更有许多吴先生的独特旨趣。在每个具体的方面，如词乐、词体、词调、词派等方面，吴老师都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说对于诗词的关系，《唐宋词通论》说“词与诗，盖同其性情而异其体调”（1985年版第34页）。这是一个宏通而深至的结论，也反映了吴老师的一种诗歌美学观念。同其性情者，是指诗与词都是抒情，甚至都可以言志，其比兴、风骨、境界诸端，诗词也都是相通的。异其体调，则是其载体之不同，所以艺术上当然也会有不同质地。 夏先生与吴先生，最大的愿望都是著述《词史》。在今天某些学者看来，好像写一本《词史》是容易之事，也有各类词史出现，但不是夏、吴所理解的词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与吴先生通过一次电话。吴先生说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系列的史，如散文史、诗史，委托吴老师写词史。吴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写。我当时仍然沉浸在魏晋诗歌的一些课题上，尤其那时对词学还没有什么想法，所以没敢答应。现在想来，还是十分遗憾！既对不起吴老师，同时自己也失去一个学习词学的机会。但是，《唐宋词通论》是词学的津逮，所以，我学习夏、吴词学的机会还是有的。 夏、吴词学是二十世纪词学的高峰，体大思精。其精神与方法，是浙东学派与乾嘉学术的结合，但是以浙东学术方法为主导。所以，他们研究词学问题，重视本体与本质。虽然吴师对唐宋词学史料熟悉到相当高程度，可以说搜罗殆遍，对于词籍及校勘特别重视，这些显然是同于浙西之考据与博雅。但是吴先生自己说他是更推崇浙东史学的视野与方法。而对乾嘉之学，吴老师觉得他们有时陷入琐碎。有一次在课堂，他曾引玄觉大师“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枝吾不能”来表达他的学术旨趣。《唐宋词通论》一书，体系完整，结构缜密，有闳中肆外的感觉。但是他基本的精神，在于“通”，在于“论”，体现了吴老师在继承夏先生的基础上，形成了另一种词学研究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