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 孙郁 鲁迅研究 《中国小说史略》有多种述学笔法,这里想谈谈两点,一是神理的描述,二是底色的呈现。 神理的描述,乃精神特质的勾勒,有过小说写作经验的鲁迅知道,大凡复杂的作品,都能以陌生化的方式表达内心隐曲的思绪。读解小说,就不能不关注那些深掩的部分。胡应麟认为小说是杂学的一种[1],小说史涉及的内容越丰富,对于研究者的要求越高。困难的不都是资料的收集,还有对于书写技巧的领悟和思想的判断。鲁迅所以遥遥领先同代一些文学史写作者,除了校勘、考据功底外,大概在于其写作经验与翻译经验。他的感悟力带来的审美的能量,使述学文体具有了文章之美。 中国小说有神秘的一面,所以读解时不免猜谜。不过也应注意到作家写作策略,一味看那谜底未必得其妙意,而能否体味审美隐喻可能更为重要。鲁迅从古代神话中,看出初民的思维背后的渴念,但重要的文字未得流传,所见文本已经不太纯粹。六朝小说虽然洒脱,但也大多言不尽意,寄托的情感需慢慢体味方能得之。志怪与志人,都有正经文字没有的东西,有所暗指也可能的。后来被不断复制,发展的步伐不大,进化中不外儒道释精神的组合。这种组合使写作长久带着相似的格调,想象力也依此有所提高。他回望六朝小说时,感受到初始的小说文本内在潜质: 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 这道出鬼神志怪作品问世的缘由,域外人类学者对于此类现象早有论述,以此为参照来看六朝文本,不是没有道理。背后更复杂的因素没有都说,然而大意已出,可谓言简意赅。唐宋之后的小说,受到变文的影响,从因果报应到阴阳两界的表现都有进化,传奇之作也带有魏晋遗风。牛僧孺之为小说,已经多了魏晋文人少有的另类功能,隐含着现实态度,层次也增多了。这是对于前人的发展。明清作品也依此过来,趣味更广泛了。主要是时空观念更为拓展,有了变形的审美。因为现实有难言之隐,所以借着怪异之音吟哦心绪。《聊斋志异》就有这类特点,针对该书特点,鲁迅就说: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如《狐谐》言博兴万福于济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谈谐,倾倒一坐,后忽别去,悉如常人;《黄英》记马子才得陶氏黄英为妇,实乃菊精,居积取盈,与人无异,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则变怪即聚现也。[3] 叙述此类作品,抓住了初始阅读感受,文字灵活有趣。就內蕴看,儒之俗音隐去,精神焕然一新。蒲松龄在明暗间道幽微之思,借着狐与仙直刺尘世,他的批判意识是隐含在小说的笔法里的,所以确为不凡之思。这是典型的中土意味的想象,自从六朝志怪作品问世,几经发展,到了蒲松龄那里,可谓集大成者。 鲁迅点评各类作品,也颇注意文本的特点,也就是怎么写的问题。写什么乃治学者多关心,而如何为之,小说家可能更为敏感。明清之后,小说笔法灵动多姿,笔记体尤为耀眼。到了《阅微草堂笔记》,士大夫的审美被表述得颇为圆熟,鲁迅对于纪昀的风格印象深刻 。《中国小说史略》对于纪昀评价略高,可能看重学问也说不定,其实就文本深度而言,纪昀不及蒲松龄是显然的。鲁迅判断时略有感情的偏移,也囿于个人趣味。较之志怪作品,他更欣赏讽刺文章。在言及吴敬梓时,注意到其知识结构,又看见精神走向对于士大夫传统的偏离。其《儒林外史》“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4]。鲁迅行文中不掩饰对于吴敬梓的敬意,他自己的小说《孔乙己》《白光》就有《儒林外史》的笔法。对于其描人绘景,颇多感怀。从诸多篇章中看,最欣赏的是《儒林外史》所具有的慧眼,冷视之中,不漏微尘;点染神态,风韵顿生。下述的话,道出其审美的细微之处: 既多据自所闻所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市民,皆献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5] 讽刺与幽默,在中国向不发达,不会笑的艺术,精神也属于冷色的。鲁迅幼时喜欢讲笑话,《笑林广记》诸多故事,都让其心仪。讽刺与幽默乃对于存在的一种另类感受,因为看到了迷失中的正经,正经中的尴尬,读者笑中发现了存在的本真,这其实是智性的一种表达。可惜古代的这类遗产甚少,他以为吴敬梓创作了书写的奇迹,都非过誉之谈。 对于清代小说,鲁迅的描述格外生动。因为年月不远,史料清晰,故判断更为大胆,趣味里有冷冷的思考在。比如看到《三侠五义》,便感到与《水浒》的距离,背后的绿林气,难掩主奴意识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乃时政批评的一种,实为环境所致。而对《红楼梦》的读解,也颇为客观,论述与辨析中偶见妙语,如关于贾府人多短命,伤于恶运者扑面而来。遂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者,独宝玉而已”。[6] 在西安一次讲演里,他对于曹雪芹的评价更为具体:“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7] 如此看来,鲁迅对于《红楼梦》的看法好于其前的多数作品,因为有诸多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对于境界的看重,高于辞章,唯美的尺子总还是不能量出它的大小的。 鲁迅面对小说演进,不因私的感受而取舍作家,对于不同类型代表总能取公的态度。所以在论述中能客观地道其原委,述所由来。在鉴赏中,以有分析。寥寥数语中,沉在底下的内核便浮出水面。这种分析,也多短言简语,而画面清晰。论及清之狭邪小说时就说: 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挟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睈,其流行于是日盛。[8] 从社会风气看文学的起落,是社会学理论的一种,也符合现代人的认知逻辑。对于野史与文人诗文集多有留意,故从文学之外看文人行止,又从行止中体察社会风气,考其行迹,辨其因由,在辞章玩味里,深得玄机。由此可见,先生在写作里使用了多种笔法,介绍、考释、描述、感悟、分析,都得心应手。《中国小说史略》看似是普通讲义,实则文章的实验。这里有对于文言写作的妥协,也有对于古代汉语的改造。用语不沿袭桐城遗风,辞章每每转旧成新,化幽为明,不见丝毫士大夫的暮气。鲁迅的古文,乃被现代性意识浸泡过的存在,我们在其述学文体里,嗅出了新文学家的丰富的内觉。 《中国小说史略》所言作品底色,是西方批评家谈及作品时常常注意的话题。艾略特研究莎士比亚时,就发现背后的塞内加的斯多葛派哲学之影[9]。以赛亚·柏林思考托尔斯泰,就不能不谈东正教的影响。鲁迅面对古代文本时,也善于捕捉作品背后的精神哲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明扼要地说出作品隐含,是一种常见笔法。千百年来的小说,隐隐约约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它刺激了作者的想象,也使审美粘于俗諦,很少产生古希腊悲剧的冲荡感,这便是道教思想。学界一般认为,西汉中叶纬书盛行 ,方士之语与儒家思想交织,影响了文学书写。台静农说“纬书之因,其因不外乎:一、经生伪借神异,以炫耀儒术;二、方士依托五经,以炫耀道术”[10]。从志怪小说到神魔作品,阴阳五行气依稀可见,即便到了言情小说中,谶纬意识都起起伏伏,左右着作者的运笔。《中国小说史略》涉及历代作品,都看到此中奥秘。道教之于艺术乃一种酵母,于思想则不免暗淡之处。鲁迅面对此类文本,不得不小心翼翼,以悖论之笔,道出阴阳两面。不因其俗而无视,视而又不掩其所美,是所是,非所非,感知的复杂性也在辞章里有所体现。 道教能够在世间生长,原因很多,一是对人的有限性有着超然之想,对于诗人与文章家有大的诱惑;二是迎合百姓长生不老之愿,日常生活注重享乐主义。鲁迅厌恶道教的空言,却也知道其思想也提升了俗世的幻想,魏晋以来小说,含此境者甚多,乃中土特有之现象。论及张华时,说其“既通图纬,又多览方伎书,能识灾祥异物,故有博物洽闻之称,然亦遂多附会之说”[11]。这样的评价是有好有坏的,文本的优劣集于一身。《汉武帝内传》描述仙女,“容眸流盼,神姿清发”,让人想起方士之韵。一方面是出离尘世的梦幻,一方面堕入妄念,毕竟也有帝王的悲哀。隋唐间的王度的《古镜记》,“自述获神镜于侯生,能降精魅”[12] ,恍如云间之气流动,给人遐想的空间。但思路单一,毕竟也影响了阅读感受。唐宋小说言及神仙之处颇多,染有道士风采的地方雅俗悉备。沈既济的《枕中记》,杜光庭《虬髯客传》,就有生存梦幻之状,百姓的精神寄托也刻画得逼真。杜光庭因为是道士,文字就别开一径。鲁迅写道: 杜光庭之《虬髯客传》(见《广记》一百九十三)流传乃独广,光庭为蜀道士,事王衍,多所著述,大抵诞谩,此传则记杨素妓人之执红拂者识李靖于布衣时,相约遁去,道中又逢虬髯客,知其不凡,推资财,授兵法,令佐太宗兴唐,而自率海贼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为王云。后世乐此故事,至作画图,谓之三侠;在曲则明凌初成有《虬髯翁》,张凤翼张太和皆有《红拂记》。[13] 这种道教遗风到了明清并未减弱。儒道释的传统在小说中都有渗透,意蕴便获得了某些复杂性。鲁迅以为明清神怪小说虽有佛教元素,而道家意识也随处可见,所谓三教合流者正是。这些作品在飘然之状里,也不乏空幻之思,出离尘世的瞬间,也带出享世文化的涟漪。民族性格的本然也历历可见。 刺激人们对时空观念突围的是佛教文本,志怪与神魔作品都有佛教痕迹,但落脚点却不是成佛,而是现实快乐。《西游记》借取经故事演绎了人间喜剧,鲁迅在孙悟空那里也看到道教的影子,也可谓火眼金睛。他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14]。也有来自古书的启示。方士与文学关系,是被近人注意到的话题。明人小说《金瓶梅》在描写世情方面多有创意,而房中之事,则不乏方士的荒唐。然而民间对于方士那一套,并不反对 ,且津津乐道。鲁迅对于佛教持敬佩之心,但也知道它怎样堕入平庸之思里,道教的意识是否在起作用,不好确说,然而在小说深处方士之念散落,也是小说古怪之色的底色。鲁迅说: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及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黷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为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聚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使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渐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15]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言及《金瓶梅》,仅说有近代性的元素,余者不能深谈,只是现象描述而已。[16] 道教遗风,催出诸多神秘之事,其间险隘,也不免妖气。古小说此类痕迹,折射着民间信仰,也有士大夫逃逸世间的一面。他所谈到的《世说新语》《杜阳杂编》《乘异记》《括异志》《祖异志》《洛中纪异》《夷坚志》《海山记》均有道家意味,吸引读者的,往往是其间神秘之意。到了《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则又有不同寻常的表现,融汇了不同思想元素,辞章越发具有弹性,内中的积弊也显而易见。 鲁迅对于道家思想的批评,不妨碍对于道教因素的小说的肯定。这是其学术态度与价值态度的不同。他自己批判道学与道教,一是以科学眼光审之,二是以幽默的辞章奚落其姿,这就构成了对于道家思想的解构。在中国,科学之思与幽默之语,一直没有得以长足发展。前者被方士所阻,后者流于滑稽,故精神是平直的。不过尽管如此,道家的奇思带来的幻影,提升了审美功能,而民间滑稽之语,俚俗之风,也消解了儒教的正襟危坐气。旧文学可以如此,而新文学则要警惕这类审美的惰性。鲁迅在片言只语里,还是露出了新文学家的语态。 阿城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着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17]其实古小说也有诗性,《西游记》里的诗句,就有道家的洒脱 ,那么不妨说道家与民间日常的关系甚深,理解世俗,也不能不关注老庄之后的道教演变。道教的流变中也分离出一些扭曲的意识,迷信、妄思、玄秘、怪诞。另一面是享世的放纵,无特操的表演。这后者属于糟粕,五四新文学家对此的批判都较为深切,那多受到了西方美学精神影响的缘故。现实主义写作要求的是真实与明澈,古小说的此一传统,才收到了遏制。 其实中国小说除了道教的背景外,儒与佛的思想因素也十分浓烈,它们有时候与道教思想合流,遂不易分辨。像《三国演义》,儒家的意识是明显的,《西游记》则借佛教而宣传儒家思想,也是可以看出来的。《儒林外史》有荀子式的冷峻,《红楼梦》则多释迦牟尼的空幻了。鲁迅看历代小说,其实也悟出世道人心。作家写人物与故事,既有留下旧迹之意,也多警世的愿望。迎合大众的笔触也是有的,自我放逐的精神突围总是少数。这是一个怪圈,尘世的风情虽多,而独缺少个人。五四新文人发誓避其短处,学其所长,都是中正的态度。放下奴性的哲学,才能有人的文学。我们在那代人整理国故的劳作里,是可以感到此点的。 注释: [1](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从·九流绪论》,《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侯忠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2][3][4][5][6][7][8][11][12][13][15]《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第216页,第228页,第229页,第239页,第348页,第264页,第46页,第74页,第90页,第189-190页。 [9]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刘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0]台静农:《中国文学史》上,海燕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14]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页。 [16]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01页。 [17]阿城:《威尼斯日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