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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古之世，口口相傅”。上古的神话自其被创作直至记录于文字，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并深入人心。《日本书纪》[①]作为日本流传至今最早的官修史书，其前两卷记述的却是二神降临、国土生成的神话，如果将国土生成神话作为一个文本来分析，表面上“无意义”的、被创造出的神话文本却担负着传递信息的使命。本文以《日本书纪》中的国土生成神话文本为例，用文本与表征的分析方法，揭示和探究神话文本所传达的传统观念、历史记忆和文明认同。 关 键 词：日本书纪；神话文本；国土生成；文本分析。 作者简历：孙家珅，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专业，主要从事日本史和琉球族群认同问题研究。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神话故事的诞生应始于没有文字的上古时期，所以古人对于开天辟地等故事的传说从原始阶段的口耳相传开始，一代代传下去直到记录于文字。从传播学的角度考虑，在神话文本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人脑记忆的局限性，不一定能将神话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准确的传播。因此，在基本大意不变的情况下，神话故事的每一次传播和记忆，直到最后落于纸上的书写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日本书纪》中的神话文本无疑被编写者赋予了新的内涵，如何用文本与表征的分析理论来解读和剖析《日本书纪》的国土生成神话，是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日本书纪》中神话文本的特殊性 历史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过去发生的事，用英文写成（past），这是客观的不可逆的，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客观的事实。但历史还有第二个定义，就是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和解读，用英文写成（history），这种解读是经过普通人或历史学家在观察过后的思考,然后书写出文本，也许他们并不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亲身经历者，也许是通过传说和相关文献间接的了解到了这个历史事件，但当人类用大脑开始记忆这件事并付诸文墨的时候，这时候的历史就不单纯是过去发生的事（past）了，而是一个文本（text），是经历过人脑处理过的数据。所以在《日本书纪》的撰写者在书写文本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会选择、舍去、融入、编辑一部分叙事。海登怀特[②]等后现代主义流派的历史学家将历史学定义为“诗学”，后现代主义者们解构了历史学是什么，历史文本应该如何阅读，例如关于《日本书纪》神代文本的部分，无论是在江户、明治、昭和以及战后时期，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无论是统治者、将军和平民也都有自身独特的解读视角，每个阅读和书写历史的人就像“诗人”一样，以自己的视角来解读这个文本。 （一）日本学界对于神话文本的主流观点 明治时期以后，尽管西洋科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各领域学科的学术发展，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日本书纪》神代文本的研究一直都不是很顺利，依旧离不开特定时期历史观念的束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军最高司令部（GHQ）[③]对日本在战争时期的“皇民思想”进行了取缔，原有在“国体观念”政治作用下的记纪神话研究得到了解放。原本在明治宪法限制下的学问和思想自由重新得到了保障，新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相关研究跨跃式的进展。 津田左右吉认为《日本书纪》中的神代文本是为了突出皇室正统性而创建出来的。这种观点在二战后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认同，津田左右吉在《日本古典的研究》一书中提及：“神代史是在国家组织整顿之后，试欲在思想上阐明有关国家成立的由来而精心策划出来的，据此便可把现实中的国家看作是正确合理的存在。”这代表着战后初期日本史学界对于《日本书纪》中神代文本部分是创建出来的主流观点。 如果将神代史视为凭政治需要所建构出的文本的话，研究神代文本是否就无意义了呢？井上光贞就指出：“在古代史研究中特意回避记纪神话中的内容，这是一种偏向，要克服这个偏向。”二战后，记纪神话相关的比较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研究开始活跃。以上田正昭和大林太郎为例，均采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日本书纪》中的神话段落。如果将《日本书纪》的神代史看作是一个文本的话，神话文本的每一次传播、记忆和书写都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都被编写者赋予了新的内涵。应把《日本书纪》神代史当做文本来进行研究，回归文本本身，找出编写者的写作逻辑和思路，探究文本背后所暗藏的文化信息和传统观念。 （二）《日本书纪》与中国正史典籍的区别 分析历史文本应注意“典范”与“边缘”的问题。人们常常因为关注典范的历史而忽视边缘的存在，典范的历史知识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其成为典范乃因其最符合当前之社会现实，或最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期盼。更进一步说，一人群共同信赖的典范历史与传统文化只是掌握知识权力的个人或群体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那么对于日本开国神话文本而言，是否存在着典范和边缘呢？ 《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那一时期日本的书纪编纂者们已经较为普遍的接受过汉文化的熏陶，但如果将《日本书纪》文本与中国的正史《史记》等文本相比，《日本书纪》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部分，以及些相对原始朴素的思想和文化元素，如果将中日两国流传下来的开国神话相比较，显而易见，日本的开国神话描述更加露骨，其中甚至包括关于男女交合等方面的文字叙述，而中国的开国神话中可见的是一个相对“文明”的叙述方式，缺少了一些古人原始和朴素的世界观，甚至赋予了许多在写史那个时代才有的深刻内涵。与日本神话相比，中国的神话就像是“典范历史”，过滤掉了原始的、不文明的成分，以一种典范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历史神话在原初形成阶段时就很“文明”，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典范的知识逐渐取代边缘知识，那些朴素的思想在文本中才没有体现。所以在对《日本书纪》神话文本阅读的时候应注意，若典范的认知意识让研究者无法看清真实事件，那么仔细发掘及分析一些被研究者忽略的边缘、模糊、异质与断裂现象，发自边缘的历史记忆、不合典范的边缘文本、偏离社会常轨的行为等等，将有助于研究者认识隐藏在神话文本中的关键信息。 二．通过神话文本的表征分析其内涵 阅读文本首先要了解文本的种类，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文本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所叙述的事件，还应该包括文化表征（字词使用、信仰崇拜），社会现实本相（谱系、等级秩序），这些内容都不应被忽略，应该被看作是文本来进行分析和解读。大众在了解历史的时候，许多关于“历史真实”的知识，其实都来自于各种媒介和文本的“表征”或“再现”。这种表征虽然接近事实，但无法代表真相，透过表征来解读文本，才能发现其中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 （一）原始神话文本与外来文明的结合 从文明观点来看，在该时期日本社会相对于中国社会有些落后，在面对的外来中国文明的冲击的时候，不得不选择吸收和改造自身的文化，在《日本书纪》文本的形成过程中，亦是在原有日本朴素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国文明，如果以文本表征的分析理论来看这段文本，就可以看出其在原有本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汲取中国文化的影子。 以下面的文本为例进行分析： 便以磤馭慮嶋、為國中之柱。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男焉。陽神不悅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卻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女焉。 如果将该段文本进行拆解，可以发现几个关键词，即为“国中之柱”“阴神、阳神”“先唱”“不祥”。就“国中之柱”来分析，可以延伸至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探究“柱信仰”的起源，以中国贵州苗族的花树节为例，从正月初三栽花树，初四至初六绕花树，到初七倒花树整个节日结束。整个节日期间，苗人们围绕这棵神树吹着芦笙跳舞、唱歌、表演花棍长拳、摔跤、青年男女们在树下对歌、相恋并结合。由此可见，中国的少数民族有类似绕柱唱歌跳舞的并相恋结合的习俗，少数民族的传统柱信仰具有一种“阴阳结合、万物化生”的深刻内涵。此外柱信仰还有第二层含义，即“树立权威、确立领界”，据《古事记》中的两处记载，其一是把地上的支配权被迫让给大国主神的时候,高天原的使者建御雷神降落到出云国的海上,将一把剑倒着插在地上,双腿盘坐在剑刃上,以显示其神威。其二是记载神功皇后讨伐新罗时,将住吉三神作为新罗守护神祭祀,祭祀的时候神功皇后在新罗国主的门前树立了一根柱子,通过此行为说明其获得了这篇土地的统治权。柱信仰还有第三层内涵，即“天地相连、迎接神明”。譬如，“诹访大社式年造营御柱大祭”是日本神道教的传统仪式，历史可追溯到1200多年前，由人工拖巨木曳并竖立于诹访市的上社本宫、茅野市的上社前宫、下诹访町的下社秋宫、下社春宫四处。每逢虎年和猴年，即每 7 年举行一次祭典。总结起来，柱所代表的阴阳结合，树立领界以及连接天地的三个功能体现了《日本书纪》中“国中之柱”的内涵。如果从文本衔接的角度来看，“国中之柱”为神代史的编纂者们所要传的阴神阳神交合，国土建立以及天地相连神圣国家的文本内容做了一个伏笔。如果说柱信仰是日本和中国古代对于空间思想想象的结合，那么阴阳思想则是中国古代文明在日本神话文本中的实际体现。 （二）中国古代礼仪和秩序观念在文本中的体现 “阳神左旋、阴神右旋”反映了中国古代的阴阳观念。《日本书纪》国土开辟神话中叙事逻辑顺序如下：天地阴阳不分；阴神阳神出生；阴神阳神相交；从阴阳分，五行成；五行变化，生万物。阴阳相合，左旋右旋的事例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可以找到多处印证： “《白虎通》曰：天者身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男女惣名为人，天地所以无惣名何，天圆地方，不相类也。天左旋，地右周，犹君臣阴阳相对向也”——《艺文类聚·天》 相似的文字叙述还可以参见另一部古典文献： “<洞玄子>曰：夫天左旋而地右廻，春夏谢而秋冬袭，男唱而女和。上为而下从，此物事之常理也。”故必须男在转而女右廻，男下冲而女上接，以此合会乃谓天平地成矣。”——《医心方》 《艺文类聚》和《医心方》中关于阴阳的叙述解释了《日本书纪》文本中为何男神女生要有这样一个绕柱左旋右旋这样的仪式性行为，男性对应“阳”和 “天”，女性对应“阴”和“地”。因此在男神女神共生国土时要阴阳结合以及天旋地转。但为何边绕柱还要边喊对方的名字并强调顺序的重要性，还需要依靠中国的古代典籍找到其答案。 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很强调顺序的重要性：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 ——《易经·系辞》 中国古代将这种“序”称之为“礼”。关于男神女神绕柱旋转之所以强调顺序的重要性，更多的吸取了中国古代关于秩序和礼的理解，即顺序正确了，万物才能够生长发育。那男神喊女神的名字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书纪》这段中男女对唱的部分解读为日本第一首和歌的诞生，这是一种解读方式，但如果以文明观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依旧可以找到其他的答案。 “王者受命創始，立都建國必居中土。所以控天下之和、據陰陽之正，均流四方，以治萬國。”——《太平御覽》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 ——《礼记·乐记》 中国古代将这种“男唱女和”的“和”称之为“乐”。如果以中国的古典文献作为基础进行分析，《日本书纪》中的开国神话首先用“柱”这样一个的概念确立了疆土意识，以及天地互通以及万物化生的基本思想，表达了君权即神权，构建出一种垂直的思想体系。而后充分吸收中国思想和文明，以阳神和阴神阐述了一种“阴阳和、万物生”的思想，最后用顺序的重要性表达了“礼”的重要性，用男唱女和的方式表达了“乐”与“和”的观念，构建起了“礼乐之道”，即一个文明的秩序国家和社会。透过了日本神话文本的表征分析，可以看到其中日本原始文化和中国文明相结合的内涵。 三．以“时代”之眼发现神话文本中的关键点 克罗齐[④]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学者多将其解释为历史的现代性，实际上克罗齐更多的表述是历史的文本多带有当时人的思想和意志，不能以现代人的思维去看远古时期的历史问题。现代社会在面对一个民俗或神话仪式时更多的是将其解读为是一种封建的不科学的思想，但是在没有“科学”观念指导下的远古人类，在面对一个不理解的自然现象时，只能将其放在一个想象的空间里去解读，在东亚是“阴阳五行”，在西方是“宗教信仰”。所以现代人如果想要和远古的时代的人产生对话，想要读懂上古时期的文本，就要站在所处时代的古人思想维度去看待历史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理解那一时期人类的思想和价值观。所以当学者要解读《日本书纪》文本的时候，应使用一种“原始之眼”和朴素的世界观回到那个时代来思考当时编纂者们想要表达的观点。 （一）抓取文本中相对“现代性”的关键词 人所生产出文本应该符合文类，读者无法判定编纂者本人是否相信神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编纂者带着自身所处时期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书写文本。如果在阅读《日本书纪》文本的同时，将自身带入该文本成书的那一时期，用“原始的”，相对“文明的”或者是“科学的”眼睛来读历史文本，[⑤]将会有不同的发现，即在文本中抓取相对“现代”的词汇和观念，来分析其重点要表达的观念。 以《日本书纪》中男神女神决裂这段文本为例： 伊弉諾尊不聽、陰取湯津爪櫛、牽折其雄柱、以爲秉炬、而見之者、則膿沸蟲流。今世人夜忌一片之火、又夜忌擲櫛、此其緣也。 時伊弉諾尊、大驚之曰、吾不意到於不須也凶目汚穢之国矣、乃急走廻歸。于時、伊弉冉尊恨曰、何不用要言、令吾恥辱、乃遣泉津醜女八人、一云、泉津日狹女、追留之。故伊弉諾尊、拔劒背揮以逃矣。 如果该段神话文本产生于比《日本书纪》成书更早的年代，或是将其视为原始日本民族代代相传的神话故事，就可以发现，在该段文本中，有几处相对“现代”的词语，即“湯津爪櫛”“雄柱”“此其缘也”“八”，这些词语或短句应该是在神话文本初次生成的原始社会中还未存在，但编纂者在写作的那个时代加入了这些词语并赋予神话文本的新的内涵。此外，文本中的“此其缘也”是书纪中首次出现“今”的概念，代表着神话文本和作者写作年代的首次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该段文本中，还出现了纪记神话中的首个妖怪“泉津醜女”，其中有一种深层含义的表达，即污秽之处生妖的理念。 关于“湯津爪櫛”一词的解释，吉田兼备认为“汤津是清洁的意思，爪櫛是像爪一样的梳子。”在当代，日本的六所神社有专门为女性免除灾祸准备的“湯津爪櫛”祈福御守，如将其视为当代社会的一个文化符号，这一象征具有证明男女情缘的一个特征，“雄柱”为梳子的中间一根亦或指两端粗的锯齿，文本中男神将梳子折断并点火，由此可见，编纂者用这一词语想要表达的是一种缘分已尽的理念。 关于“此其缘也”，坂本太郎认为，像这种自然现象和社会风俗，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此外还包括一些人名、地名的起源，体现了纪记神话的根本特性，归根结底是为了突出皇室对大八洲支配的正统性。其列举了《日本书纪》中多处关于“此其缘也”的全部记述，皆体现了神话故事在作者所在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印证。由此可见，神话文本的形成时间远远早于编纂者所处的时代，只是经过代代相传，神话故事结合现实需求，最终形成了《日本书纪》的神代卷文本。 （二）“生死观”和“洁净观”的追根溯源 回归文本本身，该段文本主要想传达的观念和要传递的信息亦值得探究，总结起来，上述文本如果用相对通俗的解释来说明，可以视为要传达三个信息：（1）人死后不能立即去黄泉国；（2）夜里点火会看到不好的事情；（3）黄泉国中不干净并且有鬼。那编纂者为何要将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演绎成因看到女神在黄泉国的惨象而决裂的故事呢，文本表征背后，传达的是日本原始“生死观”和“洁净观”的理念。 柳田国男认为，日本忌讳人刚死后的污秽，人在死后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死的污秽才能被清除和净化，只要死者灵魂中的污秽没有被净化，就不能被融合到氏神中来祭祀。要想留有死者污秽的灵魂变得清净成为氏神，必须经历一定的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子孙的供养，使得死后的生活稳定下来。这一习俗可以参见日本存在的两墓制风俗，即二次葬亦称为洗骨葬，一种观点认为两墓制是由二次葬（洗骨葬）转化而来，先把尸体土葬或风葬，过一段时间之后，把尸体土葬或风葬，过一段时间后，将尸体腐烂地方除掉，把骨骼洗干净，再次埋葬或放入陶罐内。该风俗常见地区有琉球群岛、奄美大岛、日本本土的香川县三丰郡仁尾町以及东南亚地区。关于墓地的选址，则分为埋葬墓和祭拜墓，埋葬墓距离居民点远，多位于山、河、海等处，祭拜墓离居民点近，多位于自己家中或寺院。因此，《日本书纪》神话文本中所表达的黄泉国的概念，多是指墓地分离以及死亡的污秽观念，男神因在女神逝去后即刻赶赴黄泉国的行动造成了男神女神决裂的结果。尸体和墓地存在的地方会存在鬼怪和污秽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原始的“洁净观”的思想，可以相互印证的是，道飨祭的祝词中也有关于黄泉之国中有恶鬼出现的说法。 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曾提出“习性理论”（habitus），即人们会在社会本相下不知不觉地说出一些话、写出一些文章、产生一些行为，而因此展现一些强化社会本相的社会表征，现代人看到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一些仪式或习惯可能形成于久远的原始时代，虽然的含义虽然被遗忘，但仪式的基本要素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在神话文本中，以男神将梳子的锯齿变成火炬点燃这一行为为例，清原宣贤的解读为：“雄柱是梳子两端更粗的齿……秉烛以手持之，故倭训曰手火也。”在京都的由岐神社以及和歌山的熊野那智大社都有“手火祭”的习俗，把参与手火祭的木棒带回家，亦有祈福除去厄运的功效。 总结起来，《日本书纪》神话文本中男神女神从结合到决裂的过程可以解读为是一种秩序和仪式的建立、破坏和恢复，即：建立秩序（男神女神举办仪式相结合）---破坏秩序（男神前往黄泉之国见女神）---恢复秩序（男神将黄泉之国入口堵住）。男神女神在地上相会，标志事件是仪式顺序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是生蛭儿；男神女神在黄泉相会，标志的事件是黄泉点火观望，所造成的结果是二人决裂。因此，从阴神，阳神相遇结合，到阴神阳神决裂分离，代表着一个文本起、承、转、合的结束。围绕着二神的故事基本结束，接下来神话文本将进入一个新的篇章。 如果把文献（文本）看作是人类学家所调查的田野的话，那么研究者们更应该探寻的是探寻编纂者的内心，推测其意图，终其根本是研究所处时代人类的思想。《日本书纪》神代文本中看似虚构的神话故事却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的史家们在文本中用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字背后都有其想要宣示的思想，这种宣示跨越了时间空间，不单单是给日本人的，更是给中国人和朝鲜人的，不单单是给那一时期的日本人的，更是世世代代流传的。看似是一部相对感性的“神话”文本，但其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并且世代流传。推古女皇以《日本书纪》维持其正统，军国主义者以《日本书纪》造宣皇国史观，每一个时代这本史书都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在时空中影响和控制了日本人的思想和行动。所以带有“感性”的历史文本也是有意义的，或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影响了日本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发展。以多种方式分析和解读《日本书纪》国土生成神话文本与表征，能够使研究者们更好的认识古代日本，更好的发掘文本背后关于日本文化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 Paul Ricoeur, “The Narrative Function” in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274. 斋部广成：《古语拾遗》[M]，东京：柏悦堂，1870年版，第1页。 津田左右吉：《日本古典的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48年，第16页。 上田正昭：《神話的世界》[M]，东京：创元新书，1956年；大林太良：《日本神話的起源》，东京：角川新書，1961年。 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国史大系：《日本书纪》第一卷[M]，东京：经济杂志社，1898年，第6页。 朗丽娜：《仪式表演与表演的仪式—以贵州苗族跳花节为例》[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 李娟：《从诹访御柱祭看日本人的宗教信仰》[J]，文化学刊，2015年第六期。 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3页。 王国轩译注：《大学 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页。 杨天才译注：《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6页。 李昉：《太平御览》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30页。 《礼记》下册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7页。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敢任，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年8月，81页。 国史大系：《日本书纪》第一卷[M]，东京：经济杂志社，1898年，第13页。 吉田兼俱：《日本书纪神代抄》[M]，八洲起源段，东京：樱花出版，第47页。 坂本太郎：《六国史》[M]，坂本太郎著作集，第三卷，东京：吉川弘文馆，第61-62页。 柳田国男：《柳田国男全集 13 先祖的话题》[M]，东京：筑摩文库，1997年，202页。 李大川：《日本两墓制考察》[M]，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3年第2期。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的研究》[M]，东京：岩波书店，1924年，第143页。 清原宣贤：《日本书纪抄》[M]，宽永年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电子数据库，第4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