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往事如烟”。我却觉得“往事难忘”。回想我在《羊城晚报》二十年的经历，至今还如此鲜活，宛若昨日。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五日，《羊城晚报》正式复刊。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大事件。我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调来《羊城晚报》的，参与了《花地》副刊的筹备工作。当时《羊城晚报》只有三十多名员工，一无设备、二无厂房、三无足够的编辑记者，只好借了原广东工学院一幢危房做办公室，场地不够后面又搭起一个窝棚。老作家吴有恒被省委任命为《羊城晚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他提出“新闻主攻、副刊主守”。副刊要坚持“名、新、杂”方针，更以“哀兵必胜”的口号鼓励大家。几十名同人在以吴有恒为首的编委会领导下，迎难而上，继承“敢讲话，讲真话，敢批评”的优良传统，干劲十足，加班加点苦干，报纸一经复刊即为全国广大读者所喜爱，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一百二十万份。而它的副刊《花地》《晚会》吸引了众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来此耕耘，对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的名字早已载入辉煌的新闻和文学史册，至今还一直被人们记着。
二十年来，《花地》副刊发生了几件大事：
一、《吃运动饭》风波。作家章明写了一篇杂文《吃运动饭》，深刻揭露了“文革”的灾难，稿子是吴有恒亲自签发的，见报后，广大读者反映很好，但也有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写信到省委告状。《羊城晚报》编委会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做了检讨，表示不再讨论，还违心发表一篇批驳《吃运动饭》的文章。章明对此很有意见，吴有恒专门派编辑上门解释，并主动承担责任。一年后，党中央召开全会，彻底否定“文革”。吴有恒舒心地含笑说：“我早就说过章明是要赢的，现在真的是赢了！”
二、刊登《最后的二十七天》。一九八〇年初，《花地》收到河南作家卞卡的一封信，说他写有报告文学《最后的二十七天》，是披露刘少奇同志惨死河南开封的。当时刘少奇尚未平反，河南报刊不敢用，询问《羊城晚报》敢不敢发。当时信是我拆阅的，事关重大，我立即汇报上去。吴有恒马上派记者坐飞机前往取稿，审阅后在《花地》发表，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有关部门批评吴有恒为何抢先发表《最后的二十七天》。吴有恒回答：“据我所知，少奇同志的死比文章写的还要惨！”一九九九年秋，我去郑州组稿见到卞卡，他激动地说：“我非常钦佩《羊城晚报》和吴有恒总编辑敢讲真话的作风！这件事使我终生难忘！”
三、举办各种评奖活动。由《羊城晚报》编委会批准，《花地》副刊先后举办了“花地佳作奖” “金色十年”“《花地》文学笔会”“岭南文艺专页”等评比和“庆贺香港回归祖国”征文活动，邀请广州地区著名作家和本报有关负责人担任评委，评选出小说、散文、杂文、诗歌等佳作若干篇，给予奖励。尤以一九八三年那一届最为隆重，把获奖作者都请来了。评委有杜埃、陈残云、黄秋耘、萧玉、陈国凯、张汉青、苏烈、杨家文、司马玉裳等一众名家。此后《花地》每年（或两年）举办一次佳作评奖。
1983年羊城晚报举办《花地》首届佳作评奖，图为本报领导、评委与获奖作者合影。前排从左至右：许实、黄秋耘、陈残云、吴有恒、杜埃、萧玉、陈国凯（由作者提供）
为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成果，一九八八年八月，《花地》举办“金色十年”报告文学、散文征文比赛，当时我起草了《征文启事》。要求征文：“围绕改革、开放这个主题，强调内容上的真实、生动，风格上则不拘一格。既可写一县一乡、一厂一企业，从宏观处看改革大潮之磅礴气势，亦可写一街一巷、一人一事，从微观处感受改革开放的浪花……”
这次“金色十年”征文活动，历时半年，办得顺利、成功，共收到来稿三千多篇。稿子由《花地》编辑组初选后，再送各位评委投票选出，郑重其事地在《花地》公布，然后给获奖作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为提高广东省各地文艺创作水平，检阅各地区文学创作成果，一九九一年《花地》决定在全省十九个地市级举办文学创作比赛，各编一个整版在《花地》发表，名曰“岭南文艺专页”。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得到各地积极响应。为保证质量，《花地》七八个编辑分头下去，每人包干两三个地市，帮助选稿编排，历时五个月。这件事的细节至今让我记忆犹新。通过这一举措，确实促进了各地区文学创作的蓬勃开展，对于进一步繁荣基层文学创作，发现和栽培文学新人，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花地》副刊当时深受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的喜爱，他们积极为《花地》撰稿。冰心寄来题词：“祝愿花地越办越灿烂。”在当年的《花地》版面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名家荟萃，异彩纷呈，展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
冰心为《花地》题词：祝愿花地越办越灿烂（由作者提供）
1987年8月，作者到北京拜会著名作家冰心（由作者提供）
在众多投稿的名家当中，孙犁先生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位当代文学大师在《花地》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孙犁对报纸副刊情有独钟，因为他是长期做报纸的编辑工作的，深知报纸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所以他特别喜欢给报纸副刊写稿，而不太愿意向杂志投稿。主要原因是报纸发得快，刊物周期太长。晚年，孙犁投得最多的是《羊城晚报》，其次是《光明日报》和《新民晚报》。他投给本报的稿件，有杂感、小说、散文、书信等。内容丰富多彩，题材牵涉面甚广。我对此总的印象是：散文小说，情感真挚，耐读有趣；书信短简，言简意赅，亲切感人；杂感随笔，针砭时弊，文笔犀利。其中有不少作品被各种报刊转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反响。
1987年8月8日，作者到天津拜会著名作家孙犁（由作者提供）
我与孙犁亲密交往十七年，结下了深厚友谊。因为职业关系，我有幸成了孙犁作品的“第一读者”，不但常得到思想启迪和艺术享受，还从中窥见这位久负盛名老作家的高尚情操。其作品文笔精练，风格清新。他用极少的文字就能把极为丰富的内涵表达出来。他的每篇来稿均是这样。读孙犁的稿子，好比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每次收到他的文稿，我都以极浓的兴味一字一句品尝。那钢笔字秀丽清晰，毫无老人笔抖的痕迹；凡有修改处，我都认真加以对照，研究作者为何这么改、这么用词，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我对孙犁的稿子非常尊重，除极个别笔误加以更正，都是原文照发。如对稿子有疑问，绝不自以为是地涂改，而是致信询问。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都会马上答复。这种编辑作风也深受孙犁赏识。
一九八五年六月初，谢大光从天津给我打来电话，说：“老万，孙犁对你印象很好，你可以选几篇发表过的文章寄给他看看，让他为你鼓鼓劲。”我一愣：“这……行吗？”大光说：“怎么不行？孙犁扶持中青年作者，一向是很热情的。”我当时发表的作品还不多，而且尚处于摸索阶段，当然很想有名家来指点指点。听了大光的话，我于是鼓起勇气，给孙犁寄去四篇作品。文章寄出后又有些惴惴不安：我与孙犁素未谋面，虽然替他发了几篇稿，但那是工作本分，且他年迈多病，不一定会看我的作品吧？想不到过了一个星期，便接到他的回信。全文如下：
振环同志：
今天下午读了你的两篇“往事的回忆”——《虔诚》和《菊妹》。按其结构来说， 都可以称作小说，虽然都是你亲身的经历和见闻。
小说以描写，叙述，对话为主，而构成篇章。在这三方面，我认为你都做得很好。语言不烦絮，叙述简洁，描写也适当。在文字上的修养，你都是有很好的基础的。
最主要的，是你的思想修养和感情表现，是高尚的，不是庸俗的；是真诚的，不是虚伪的。无论是散文或小说，这都是作品的精髓所在，表现作者的气质和修养，是出于天生的，也即是自然的，想掩之而不得，想矫饰亦不可能的。
所以说，你的写作是有前途的，应该多写一些。主要是写真实的东西，包括取材和叙事。
两篇的结束处，都有些蛇足之感。前者结尾，两个男子的表现，是多余的部分；后者的结尾则为说教了。文章正文，事实已足以说明问题，就可不必再加这一段了。
因为精力，只选读了这两篇，并提些可能是不着边际的意见，请你原谅。剪报托报社挂号寄还。
祝
好
孙犁
六月十一日
在这篇四百多字的书信里，孙犁对我的两篇作品给予较高的评价。能得到这位大作家的称赞，我内心里充满喜悦，原想在《花地》发一下，最后还是为了“避嫌”而作罢。于是，我转给《人民日报·大地》主编姜德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在信里，孙犁又一次谈到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和见解，即认为思想感情的“高尚”“真诚”是“作品的精髓所在”。我联想到他在一九八五年给安徽省滁州市首届“醉翁亭散文节”的题词：“就散文的规律而言，真诚与质朴，正如水土之于花木，是个根本，不能改变。”作者的气质和修养是天生就有的，往往会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来，无法“掩之”，无法“矫饰”的。正所谓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也。
孙犁的文稿所记下的大大小小事情，有的是在过去战争年代的经历，有的是在现实日常生活中的见闻，表面看似淡若秋水，其实无不以情动人。他在《太湖》《续弦》《忆梅读“易”》等作品中，照实写了自己的青年、中年以及老年的爱情经历，读来令人嘘唏惋惜；他在年轻时对《金瓶梅》的“评价甚低”，做了自我批评，指出：“不仔细阅读《金瓶梅》，不会知道《红楼梦》受它影响之深。说《红楼梦》脱胎于它，甚至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一点也不为过分。”在国庆节，对儿子大谈身后事，反省自己“并不是一个超脱的人，而是一个庸俗的人”；他在致亲友的信中说，自己对老庄哲学有所领悟，“遇到事情袭来，则又易激动，心浮气躁”。如此种种，孙犁正像鲁迅那样，不仅勇于解剖别人，也严于解剖自己。
1990年7月30日，作者偕妻刘兰珍、子志新前往天津拜会孙犁（由作者提供）
一九九二年，孙犁给《美文》杂志主编贾平凹的信中指出：“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另有‘名家’，不注意行文规范，以新潮自居，文字已大不通，遑谈美文！”接着随手举出一个“病句”，其用意无非是说明作家写文章要注意修辞。不料，竟得罪了某“名家”，为使孙犁看得见，此公多次在天津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孙犁进行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攻击。孙犁被纠缠了三年之久。他感叹当前文坛只讲好话听不得批评的不良风气。于是在《花地》连续发表了《“病句”的纠缠》《我和青年作家》《反嘲笑》等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回击，澄清了是非，宣扬了正气。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七日，孙犁给我写信说：“蒙你及时为我发表了几篇文章，甚为感谢！我非好斗之人，实在忍无可忍，才略为反击一下。”
孙犁说过：“余性孤僻，疏于友道。然于青年相处之有情者则终生念念不忘。”这十多年来，我与他交往，做了编辑应该做的工作，微不足道，却使他感念难忘。孙犁对我也是有求必应：为我的作品《喋血东江》题写书名并为此书作序，赠送荀子“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的条幅，回答我关于散文篇幅长短的各种问题。
孙犁赠给作者的书法：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由作者提供）
我们书信往来频繁，但因隔两地，我只见过孙犁两次，见面感觉他是个热情爽朗、敢于直言、颇重感情的长者。后来谢大光有回忆文章说，一九九七年孙犁病重住院，对几年未曾联系的我仍然念念不忘，他对所有前来探望的人都闭目应酬，唯独轮到谢大光上前时，孙犁却突然睁开眼问：“万振环有信来吗？”大光心中一阵喜悦：孙犁还是原来的孙犁。于是他赶紧向前一步，双手紧握，连声说：“有哇，有哇，老万每次来信都要问起您。”这里，孙犁对我的深情特别令我感念。
《花地》作者陈忠实也是我的老朋友。一九八四年我在来稿中发现一篇题为《灞河的早晨》的纪实散文，作者署名“陈忠实”。当时他名气还不大，但《花地》对稿件的取舍，主要是看质量的好坏而不是作者是否有名气。我觉得写得不错，便给他编发了。
1998年秋，作者与陈忠实（左）合影（由作者提供）
十年后，陈忠实已是一位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争议较大、褒贬不一。当时我在书摊上买了一册盗版本，仔细看了一遍，给忠实写了一封信，并向他约稿，信中重提十年前为他编发《灞河的早晨》之事。
陈忠实很是感激，给我寄来《白鹿原》初版本一册，并在扉页上深情地写着：
淡淡长流水，一如我与振环先生的十年交情。
谨以此拙作遥寄振环先生
乙亥正月 忠实于西安 （盖章）
陈忠实赠作者《白鹿原》，并在扉页上题词（由作者提供）
寥寥数语，深情厚谊跃然于纸上。我收到陈忠实的书，即给他发去一信，信上说：“《白鹿原》的出版，标志着您的文学创作迈上了一个高峰，可喜可贺！我已细读一遍，觉得这是一部厚重之作，深刻反映了渭河一带人民几十年来的生活和斗争，生活气息非常浓郁，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某些见解和描写大胆而有所突破。肖洛霍夫写了《静静的顿河》反映哥萨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您这部小说可与《静静的顿河》媲美。此书已开始引起文艺界的关注，这是一件大好事。有的赞好，有的说坏，众说纷纭，不足为怪。作为作者，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听，正确的采纳，错误的不听，由他说去，将来历史自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您说对吗？” 陈忠实在复信中说：“您对《白》书的理解令我感动。某些轻浮言论不足计较。作品靠自身的力量生存，溢美和踩踏都不能奏效的。远的不说，单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文学过程就够做参照的了。”
我对《白鹿原》的评价，想不到与评论家陈涌、白烨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亦认为，《白鹿原》是“中国的《静静的顿河》”。
一九九八年秋，我到西安组稿，在大学工作的妻子适值放暑假，陪同我前往，得到陈忠实的热情款待。这是我俩第一次见面。他特地请当地一企业家兼小提琴家作陪，席间既喝酒吃菜又欣赏小提琴演奏，我们都喝了很多酒，可谓尽欢，忠实因为高兴，竟喝醉了。忠实小我五岁，但看上去显得比较苍老，脸上有许多刀刻般的皱纹，可见他饱经风霜的经历。他爱抽雪茄，吞云吐雾一般，酒量也不小，谈吐却平易近人。唯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睿智。
陈忠实从事文学创作几十年，深知其中甘苦。他寄给我一首词便是例证：
小重山·创作感怀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这是写完《白鹿原》的感受，甜酸苦辣尽在纸上流露出来。
文如此，人如此，忠实为人诚实忠厚，颇重友情。我退休后，彼此仍常有联系。二〇一三年，我在老家旧宅上建了一幢小楼，请忠实给题写个名字，他欣然应允，写下“作家万振环旧居”。旧居建成后，我遵嘱给陈忠实拍了几张照片寄去，他在电话中说：“你的房子很漂亮。”我说：“退休了，时不时回来老家度度假。家乡安静，空气清新。”他说：“对，对。故乡总是让人留恋的。”我说：“老陈，等你身体康复了，我想邀请你来羊城玩玩，顺便到我故乡去住些时候。”他兴奋地答应了。可惜……人生难免留下遗憾，二〇一六年四月，陈忠实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
当年我所交往的作家中，有两位茅盾文学奖得主——除陈忠实外，还有熊召政。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遭遇坎坷，我写信鼓励他排除干扰，潜心创作，虽说“人微言轻”，也是一份安慰。十年后其写出杰作《张居正》，声名鹊起，一时洛阳纸贵。接着他又以十年工夫，完成一百二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大金王朝》，目前他正雄心勃勃写蒙人崛起、南宋灭亡的长篇。他写给我的：“振环老哥，您的忠厚、勤奋和才情赢得众多作家朋友的尊敬！”至今一直在时时鞭策着我。
羊城的作家里，我和老作家苏晨见面较多。他是广东省出版界元老，知识渊博，自学成才。曾参与创办花城出版社的《花城》《随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再担任出版社的行政领导职务，从此专门从事创作，著述颇丰。观其散文，多为信手拈来，里面引用许多史料，属“学者型”散文。他写作速度惊人，数量很多。一九九五年间，有一次《花地》发表苏晨的文章，由于电脑出现故障，把作者的名字用黑框围起来，成了“故去”的作者。苏的许多朋友打电话来问，报社领导让我出面代表本报向作者道歉，请他再寄一篇稿子在《花地》刊登。苏晨倒也大度，不予计较，颇令我感动。他的不少朋友看到新的报纸，幽默地说：“瞧，苏晨又‘复活’啦！”报社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化解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苏晨
老作者里杨光治也来自花城出版社，曾任副总编辑、副社长。他是知名的诗评家，我们曾一起应关振东先生之邀，到广州市文史馆参与编撰《广州的故事》《羊城风华录》等，故在一起见面的机会较多。有一次，大家在评审工作结束后去湖边散步，杨光治忽然神秘兮兮地说：“我认为，韦应物的《滁州西涧》既是写风景的名诗，也可看作是写一个寡妇如何渴望男人的。”大家一愣：“这分明是一首写山水风景的名篇，怎么……”杨光治含笑说：“诗人用的是暗喻的手法。”接着他逐字逐句做了具体解释，惟妙惟肖，十分形象逼真，当他说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不由得佩服他那独辟蹊径的见解。
杨光治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花地》的二十年，因耳濡目染的熏陶，我竟出了一批“副产品”：除了做好文学编辑的本职工作之外，业余时间我写下了十几部文学作品，计三百多万字，圆了青年时期就立下的“作家梦”。
到了退休年纪，虽然又经过三年的返聘，但终因年事已高，我离开了心爱的文学园地《花地》。我花去好几年时间，把二十年来与冰心、孙犁等一百三十多位全国著名作家的通信进行整理，输入电脑，加以精选，编撰成一部四十五万字的《花地飞鸿二十年》，交给羊城晚报出版社，已于二〇二二年七月出版。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发达，作家们投稿基本上已不再写信了，我之所以如此执着，是想留下一些美好回忆，使作家们的信札不致湮没于时光中。这也算是对二十年辛勤耕耘的一个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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