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秀梅赶到清溪乡，天色还不晏，家家的屋顶上已经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山乡巨变》里邓秀梅那样新鲜、欣喜的心情，带有着周立波自己的生命痕迹。正如邓秀梅初来清溪乡，1955年的秋天，周立波携夫人和小女儿，从北京市迁到了湖南益阳郊区桃花仑乡的竹山湾，重新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家乡，迎来了生命的金秋。他不仅亲自参与益阳农村的农业合作建设，在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作中收获了“康健的、无挂无碍的”甜蜜生活，更是在深入农村生活的选择里，得到了生活经验的深深滋养，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山乡巨变》《禾场上》《山那边人家》《盖满爹》《卜春秀》等都孕育于这一时期。
    《山乡巨变》分为正篇与续篇，周立波一边参与合作化生产一边写作，从1956年6月动笔，写到了1959年的冬天。小说正篇从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入清溪乡开始写起，展现干部们组织、动员农民入社的过程，写到常青初级农业社的成立。续篇则展现常青社转为高级社以后的生活面貌，呈现出合作化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与敌我矛盾，最后以欢庆丰收的结局来收束全书。该书之所以面世60余年来广受读者欢迎，跟作者用真情和匠心塑造的小说艺术风格有关。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泥土芬芳、明丽的地方彩色，都让小说馥郁着南方山乡的水灵质感。在雅致秀丽的山水景致中，点缀着活泼鲜亮的湘民风俗，跃动着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自由创造、幸福劳动的蓬勃生动的时代气氛。
    从1955年到1965年，在益阳农村落户的周立波还创作了20余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反映时代风貌上稍逊于《山乡巨变》，却以展现湘中农村富有意趣的生活、融灌情境交融的抒情境界取胜。《禾场上》是展现农村生活意趣的典型例子，它描写了一个凉爽的夏夜，从县里下来的合作化工作组组长到众人歇凉的禾场上关怀、考察的场景。在惬意、和乐的氛围之中，在乡民们调笑、逗耍的情景里，鱼水相融的关系尽数体现。《山那边人家》则尤有抒情意味，新郎新娘在婚礼中流露出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映衬着远近高低的笑声，连同山野之上肥美、翠青的原野，整个山乡似乎都在共同激荡着生活的甜蜜。如果说《山乡巨变》反映出周立波记录时代的激情，那么这些更短幅的写作，则承接了周立波对家乡赤诚的爱，地方风俗、生产情境、各式人物等更为芜杂丰富的生活内容，都一一被纳入进来，并被用心地裁剪，变成一幅幅精致动人的南方山乡生活画。
    周立波回湘之后在创作上的丰富收获，源自于他在益阳建立的“生活基地”。他不喜欢走马观花，更愿意深入人民群众里，从行动到感情，都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周立波在大海塘、桃花仑和邓石桥几个乡都参加过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建社，还担任过桃花仑乡委员会的副书记，熬夜开会、串联动员、欢庆大会，这些后来被写进小说里的情节，都是周立波亲自参与过的。干部们开会前放松打扑克、村口的破败土地庙、善良而缺乏城府的亭面糊、忠厚可靠的“婆婆子”李月辉……这些鲜活可感的细节、人物，亦诞生于奔赴群众的选择之中。“描写熟透了的地方和人物，往往笔尖一接触稿纸，形象和场面自然从脑子里泛溢出来，那样写出的东西，才会真正有生命”。周立波曾动情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之路。
    周立波也把“建立创作基地”的写作经验传授给了湖南的青年作家们，很好地提振了当地文坛的风气。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未央、谢璞、向秀清、孙健忠等青年作家从各市州被抽调到湖南省文联创作组从事创作。
    在省城长沙司马里王家菜园里，这些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终日放声歌唱、闹耍，没过多久笔下就没有墨了。时任省文联主席的周立波诙谐地称他们是“菜园”里的“叫鸡公”，告诉他们，只有扎扎实实地去生活一线，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周立波的教导下，“叫鸡公”们离开了“菜园”，下到了农村火热的生活里，为当时的湖南文坛，奉献了多部馥郁着泥土芳香的佳作。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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