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鲁迅无疑是被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一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作品都得到了同样的重视和阐发。从研究现状来看，有些作品显然更受关注，讨论更热烈，知名度也更高；另一些作品虽然偶尔也会被谈及，但一般情况下是远离人们视线的。在小说领域，相对于《狂人日记》《阿Q 正传》这样国民耳熟能详的“重点文本”，另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著名的小说则可以称为“次级文本”。这也说明，即使是像鲁迅这样已经被充分经典化的作家，其作品“经典化”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有些可能已经融为民族文化传统和国民意识的一部分，有些则可能专业研究者也关注不多。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一自然是作品自身的内容与形式是否更丰富复杂，更具有广度和深度、更具有话题性。从思想容量和复杂程度上来看，《阿Q 正传》《伤逝》显然要比《兔和猫》《示众》这样的小说分量更重一些。这是客观事实，毋庸讳言。其二是文学史长期以来的删汰选择，人为造成的固化印象。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点论述的是《阿Q 正传》，同时也涉及《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知识分子小说，其他则着墨不多。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主要也是谈《阿Q 正传》。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论述比较全面，涉及《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故乡》《阿Q 正传》等作品，但在论述《彷徨》时，又提出《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离婚》是“特别重要的作品”，对作品还是有所区别。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阿Q 正传》和《呐喊》《彷徨》一样，享有单列一节的待遇。到了脍炙人口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鲁迅部分的论述更加全面，几乎提到了《呐喊》《彷徨》的所有篇目，但重心还是在《阿Q 正传》《药》《祝福》《在酒楼上》等名篇上。海外学者在论述鲁迅小说时同样有所取舍。夏志清重点分析了《狂人日记》《故乡》《药》《孔乙己》《阿Q 正传》等作品，对于其他几篇则认为“根本不能称为短篇小说”，如《社戏》更近乎是关于鲁迅儿时的美妙叙述的散文。对于《彷徨》，也只认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离婚》诸篇“是小说中研究中国社会最深刻的作品”。司马长风则很有趣，一方面认为《呐喊》中的九篇小说“每篇掂在手里都有沉甸甸的分量，都有独立的生命，值得流传”，另一方面又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 正传》等为九篇中的“佳作”，认为这几篇才属于“必须提到”之列，在整体肯定与推崇之中又有所偏重。在顾彬的著作中，鲁迅部分主要围绕《〈呐喊〉自序》和《阿Q 正传》而展开论述。王德威主编的那本体例独特的文学史中，哈金通过小说笔法再现鲁迅新文学生涯的开端，选择的是鲁迅动笔写《狂人日记》的那一刻。从上述中外文学史的交集中不难发现，对于鲁迅小说中的“重点文本”，史家们其实是有所共识的。
当然，鲁迅小说产生“主次”“轻重”之别，和鲁迅本人也多少有些关系。因缘际会，他对自己的小说进行过多次甄选，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值得品味的。在他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他选入的是《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肥皂》《离婚》这四篇。1933 年出版的《鲁迅自选集》，入选的篇目分别是：《呐喊》里的《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 正传》《鸭的喜剧》，《彷徨》里的《在酒楼上》《肥皂》《示众》《伤逝》《离婚》，以及《故事新编》里的《奔月》《铸剑》。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鲁迅自己和后世文学史家的选择既有重合也有差异，像《肥皂》《离婚》《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示众》等篇就较少为文学史所重点关注，即使偶有提及，也多是一笔带过。这也说明，所谓的“次级文本”固然与作品本身有关，但也取决于选家的眼光。在此为主，在彼为次；在此为重，在彼为轻，和个人的判断有很大关系。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次要文本”，也只是就一般学界通常的判断而言，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鲁迅也说自己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这至少说明，在写作态度和认真程度上，作家是没有主次之分的。这也反证了，鲁迅小说某些篇目的受关注度可能不如重点文本，但并不是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我个人的看法是，对这些“次级文本”进行认真严肃的再研究，是当今鲁迅研究应该补上的一课。这些文本讨论和阐释的空间，可能比想象中要宽广许多。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对这类文本已经开始予以注意，并贡献了诸多优秀成果。如《幸福的家庭》，姜涛敏锐地发现其中呈现了一个从事“硬写”的“室内作者”的典型形象，而这一形象正是“五四”时代青年的真实写照，暴露了20 世纪20 年代文学生产及文学生活内在的危机，体现出一种新颖开阔的文学社会学视野。张丽华则从文体分析的角度，提出《幸福的家庭》与曼斯菲尔德小说的联系，并指出鲁迅对“内心独白”等现代小说技巧的借鉴与转化，在他几篇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中发展出一种更复杂更自由的反讽叙事，从而可以在鲁迅不擅于写都市题材这一《彷徨》的阐释传统中撕开一道裂口，是在比较文学的助力下，对鲁迅小说更加深入的形式分析。郜元宝利用周作人的鲁迅叙述重新解读《弟兄》，在索隐派和小说理论派的夹击中独辟蹊径，发掘出鲁迅叙事的诸多手腕，并指出要解读和评价类似《弟兄》这样写法特别的小说，非具备一定的条件、跨过一定的门槛不可，要看读者能否知悉其创作背景，敏悟其独特构思，了解其潜文本，并亲身示范了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尘封已久的“次级文本”将如何被打开，从而获得新的生命。青年学者邓小燕则试图跳出对小说本事的依赖，大胆提出新说，认为《弟兄》与许钦文的小说《传染病》有着密切的文学互动。后者激活了鲁迅的会馆记忆，并成为写作《弟兄》的重要契机。《弟兄》也因此成为“再拟许钦文”之作。立论虽险而论据充实，能自成一说。台湾学者彭明伟考察了爱罗先珂与鲁迅的思想交往，提出爱罗先珂对知识阶层的批判影响了鲁迅，后者进而改变居高临下的“启蒙意识”，通过《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塑造，开始思考当代新知识分子在社会改革运动中的处境，创造出一种自省而怀疑的新知识分子形象。在董炳月看来，《端午节》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这种类型不仅是文体文体，而且是价值观文体。方玄绰这一人物既有鲁迅的影子，也有胡适的影子，甚至还有钱玄同的身影。小说中安排的“差不多”、《尝试集》等细节表达了鲁迅与胡适的对话。正是通过方玄绰的刻画，鲁迅展开了对于新文化主体的再认识。此外，姜彩燕利用心理学理论对《高老夫子》的分析、邢程对《示众》《起死》的重读、孙尧天对《鸭的喜剧》中北京意象的讨论也都令人耳目一新，丰富了学界对鲁迅小说的认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对“次级文本”的研究虽然多是文本细读，但大多是结合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心理学等跨界理论的新读法，其应用和效果延伸到鲁迅小说的“重点文本”，应是指日可待。如此“主”“次”相济，轻重互协，对立统一，鲁迅小说研究的整体性进路庶乎正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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