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山东临清人。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1946年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研究领域涉及梵学、佛学、吐火罗文和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方面。曾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曾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著有《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等；翻译有《沙恭达罗》《罗摩衍那》等。其著作汇编成30卷本《季羡林全集》。
    20世纪80年代初，为团结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季羡林先生积极参与策划、组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建工作。从1983年8月学会在兰州正式成立起，季先生就担任会长，直至2009年辞世。这26年，学会在季先生的领导下形成运转的基本格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也突飞猛进，不仅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还在诸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季先生的帮助改变了我的学术人生。
    作为会长的季先生
    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敦煌吐鲁番学的理论建设。他多次强调，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而中国古代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正是四种文化交流汇聚之地，这实际上是把敦煌和吐鲁番学研究置于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之下，极大提升了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针对一些学者认为敦煌学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看法，季先生撰写了《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敦煌学应该可以成为一门学科，此文后来经过修改成为《敦煌学大辞典》中“敦煌学”一词的词条。现在，敦煌学是一门学科的看法已为多数敦煌学研究者所接受。
    季先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是对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准确概括，同时充分显示了中国学者应有的宽广胸怀，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者的一致赞赏。季先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理论贡献，至今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永远值得我们珍视。此外，季先生在敦煌吐鲁番学的具体研究特别是胡语文献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季先生领导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组织协调国内研究力量、人才培养、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资料建设和资助学术著作出版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学会一向支持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组成研究实体，形成合力，进行学术攻坚。现在，除敦煌研究院以外，北京大学、兰州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吐鲁番地区都有关于敦煌吐鲁番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季先生还对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敦煌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做过很多具体指导。学会组织编纂的《敦煌学大辞典》，动员了国内敦煌学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百余位重要研究者参与，是协调国内研究力量进行学术攻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部大辞典有很高的学术性，同时也总结了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显然，如果没有季先生这面旗帜，没有学会出面协调，任何个人或单位都很难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作为会长的季先生可以说是一直在亲力亲为。他不但长时间招收和指导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在扶持国内外中青年学者方面，也是不遗余力。
    在季先生任会长期间，学会组织或参与组织了十多次大中型国际或国内的敦煌吐鲁番学学术研讨会。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学会还参与策划和组织了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从这个委员会的策划到最后组成，季先生都给予及时和重要的指导。只要可能，凡是学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季先生都会到场讲话并参加学术研讨。后来因为年高行动不便，不能亲临，他也会发来贺信或视频讲话。现在，国内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的对内和对外学术交流渠道通畅，交往频繁，与学会成立之初的状况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了。这与季先生和学会的推动不无关系。
    在资料建设方面，学会资助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兰州大学建立了两个敦煌学资料中心，资助新疆考古所建立了吐鲁番学阅览室。现在，国家图书馆和兰州大学的敦煌学资料中心都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资料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时期，学会还资助出版了一批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专著和重要译著。受到资助的著者和译者后来都成为著名敦煌吐鲁番学专家。
    《敦煌吐鲁番研究》杂志的创办，亦是季先生鼎力支持的结果。1995年，荣新江学兄在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等先生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谋划创办《敦煌吐鲁番研究》。该刊于1996年正式出版，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三位先生任主编，荣新江主持编辑部工作。季先生和饶先生还亲自为创刊号撰写宏文。2004年以后，由我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主持杂志编辑工作。二十多年来，《敦煌吐鲁番研究》已经出版了21卷，发表论文和书评1000多篇，很多在敦煌吐鲁番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用稿以论文质量为准，不论资历，在提高杂志论文质量的同时陆续向学术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很多青年学者都以在此刊上发表论文为荣。如季先生的学生王邦维教授所言，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和当时仍然健在的饶宗颐先生三位主编虽然没有参加具体的编辑工作，“但作为我们学术和精神的导师，对于《敦煌吐鲁番研究》，一直给我们鼓励和指导”。可以说，如果没有季先生等三位主编的支持，就不会有《敦煌吐鲁番研究》。2018年，饶宗颐先生仙逝，《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的三位主编均已归道山，编委会推举我继任该刊主编。我是以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心态接下了这副重担，在编委和学界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目前该刊收稿、审稿、发稿、出版都很顺利，仍是受到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重要刊物。我们编委会成员都认为，继续办好《敦煌吐鲁番研究》，不断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就是对季先生等三位创刊主编的最好纪念。
    扶持栽培中青年学者的季先生
    季先生曾对我说过，他“对青年人是有求必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国内知名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者，都曾得到过季先生的扶持和提携。季先生扶持中青年学者的方式多种多样，或为他们的著作写序，或为他们评定职称撰写鉴定意见，或为他们申报项目撰写推荐书，或直接出面为他们解决工作岗位和家庭困难问题，等等。对我的扶持和栽培，就是季先生帮助中青年学者的一个缩影。
    1990年，我准备申报国家教委（今教育部）第二批青年专项科研基金。因为我当时的职称是讲师，按规定须有两名同行专家推荐才能申报，我首先想到了季先生。头天打电话和季先生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次日我如约按时到达季先生位于朗润园的家。进门后看到季先生正在和林梅村先生谈话，我看先生有事，就想放下材料告辞，心想等先生有空的时候写好推荐书我再来取。但季先生示意我坐下，他起身来到一个餐桌前坐下，拿起笔就开始写推荐书。其间，还有其他人来访，季先生都让他们等一会儿。不到十分钟，推荐书就写好了。我拿到推荐书，心中感慨万千，既感慨季先生的大家手笔，无需酝酿就下笔成文，又感慨我这样一个来自地方高校的无名讲师，何德何能，竟然得到季先生如此厚爱，享受到了优先接待、立等可取的待遇。此情此景，至今想起来心中还是暖洋洋的。
    因为有季先生和沙知先生两位学界前辈的推荐，我顺利拿到了国家教委第二批青年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额度为一万元。当年图书和设备价格都比较低，一万元的实际购买力相当可观，我的好多学术书籍是用这笔经费购买的。对我来说，获得这个项目资助，其意义不仅是经费的问题。当时申报项目的渠道很少，设置的立项指标也很少，能获得省部级以上项目的青年教师凤毛麟角，我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第一个获得国家教委项目的青年教师。所以，这项科研基金使我从普通青年教师中突出出来，成为“人才”。这个“人才”的起点，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于1992年破格申请副教授、1994年破格申请教授以及申请博士学位，都是请季先生做鉴定人或评议人。其中有两次请季先生写鉴定，正值暑季，酷热难当。我知道季先生哮喘的老毛病夏天容易复发，所以与他联系时心中很是不安，但季先生每次都是非常愉快地答应下来，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很快把鉴定写好。特别是我在破格申请教授的时候，两年前才被提升为副教授，自觉学术积累还不够，心中没底。好在校内有宁可师和齐世荣先生护持，校外有季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举荐，最后顺利通过了系、校和市三级评审。
    此外，我参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领导工作，乃至后来担任会长，也和季先生的扶持和提前部署密切相关。2001年，季先生年近90岁高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决定在北京推举一位年轻些的副会长协助季先生。经秘书处和多位常务理事的推荐，季先生同意由我任副会长，和当时的秘书长柴剑虹先生一起负责学会的日常工作。我们没有辜负季先生的期望，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在季先生领导下保证了学会的正常运转。这十年的历练，不仅使我熟悉了学会的运作和管理，也使会员和理事对我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季先生2009年7月去世，2010年4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杭州举行了换届选举。当时虽然有好几位副会长，但年龄都已超过或接近70岁，所谓年富力强的副会长只有我一个。再加上过去十年，季先生已经放手让我和柴剑虹老师一起主持学会的工作。就这样，我在新一届理事会上，几乎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接替季先生的新会长。
    还应该指出，季先生对我的提携和栽培，可以说是不次拔擢。就资历来说，我大学本科是79级，前面有人才济济的77级和78级；研究生我是83级，前面有78级至82级五届研究生。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我前面可以说是黑压压地站满了身怀绝技的高手。如果没有季先生的不次拔擢，我恐怕是很难露头的。每念及此，心中充满对季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感恩之情。
    最近二十年来，我自己也参加了很多评审、推荐、鉴定和评议。这使我可以切换视角来认识季先生当年对我的提携和扶持，逐渐认识到站在被提拔、扶持的位置和处于扶持、提携的位置，观感是有很大差异的。以我而论，当了会长以后，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了不起，甚至内心会产生自己就是比别人强的感觉。但如果站在季先生的角度，他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在他面前，几位会长候选人之间的差异其实是模糊的。当然，一旦选定，候选人之间的边界就清晰了，差异就被表面化或标签化了。我作为被提拔的幸运儿，如果没有内心的警惕和自省，就很容易滋生“自己很了不起”的想法，也很容易认为这个位置理所应当属于我。我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学术界这不是个案。现在学界很多称号和头衔都被标签化甚至物化了，社会上和很多高校、科研单位都把拥有某个头衔或称号当作“人才”的标志，甚至作为享受经济待遇的依据，而获得这些称号和头衔的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也不在少数。其实，评选任何一个学术称号或者头衔，在提拔者或评审者那里，界限也许是模糊的。而且，受诸多因素影响，拥有某种头衔、称号的人未必就比其他人强。这样看来，我作为受惠人，不仅要感恩季先生对我的扶持和提携，同时还要感恩季先生在诸多候选人中选择了我。
    现在回过头来看，季先生对我的提携和栽培，是一套组合拳，包括项目、学位、职称、学会领导各个方面，涉及一个青年学者成长的各个方面，为我的顺利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我并非季先生的入室弟子，由此更可以看出先生的胸怀。季先生就是这样扶持、提携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学者，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事业也因此而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
    充满朝气的季先生
    在与季先生接触、交往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在进入老年以后，没有一般老年人那种“来日无多”的心态，时常忘记自己“老之已至”。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一位不服老的老将黄忠，其言语、行为令人钦佩。但黄忠不服老的前提是承认自己已老，而季先生呢，给我的感觉是，有时他根本不认为自己已老。
    记得那是在1995年9月，年过八旬的季先生到首师大做学术演讲，学校的学术报告厅坐满了慕名而来的师生。那次演讲的题目是中西文化的异同，演讲中，季先生谈到跨世纪问题，他语气坚定地说：“我肯定能够跨世纪。”在1995年前后，“跨世纪”和“跨世纪人才”是很流行的词语。但当时人们所说的“跨世纪人才”，一般指的是45岁以下的中青年，恐怕没有人会把“跨世纪”与八十多岁的老者联系在一起。而季先生响亮地提出，自己要和中青年一道从20世纪跨入21世纪。季先生的豪言壮语一出，先是满座皆惊，继而是热烈、持久的掌声。
    季先生良好的心态绝非靠豪言壮语支撑，它首先源于良好的身体状况。有一次和季先生一起吃饭，季先生告诉我，他身体老化的状况并不明显，视力、听力均无问题，最自豪的是手不颤抖，不像其他很多老先生那样因手抖而影响写作。这说明季先生的身体状况比一般同龄人好得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季先生的心态和身体状况都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呢？我猜想有两个因素肯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一是积极的读书和写作活动激发了自身的生命力，延缓了机体的衰老。一次和王邦维学兄与季先生同行，邦维兄告诉我，当时已83岁的季先生仍坚持每天到学校图书馆查阅资料。他还说，在北大，80多岁的老先生坚持看书的还有一些，但每天去图书馆的恐怕只有季先生一人。我想，如果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仍具有强烈的研究、创作愿望并能身体力行，这种状态一定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体潜在的活力，从而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其二是季先生喜欢与年轻人交往。一次和邓文宽学兄聊天，文宽认为先生身边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是他很少有老年人心态的重要原因，我深表赞同。
    中青年学者愿意与季先生交往，是因为季先生喜欢他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不遗余力提携和扶持他们。中青年学者愿意与季先生交往，还因为季先生没有架子。我们与季先生在一起时，感到气氛很轻松，很亲切，交流没有代沟，没有距离。季先生不仅没有架子，在学术上还能虚心地征求、倾听晚辈的意见。记得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季先生邀我和王邦维、邓文宽到他家，为《敦煌学大辞典》中他撰写的一个词条提意见。季先生的学识和成就，学术界早有公论，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学界泰斗，竟然为一个词条而专门征求我们几个晚辈的意见。我们知道季先生找我们来是出于诚心，所以我们几个也尽自己所知，发表了各自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被季先生采纳了。提完意见以后，季先生请我们吃饭。那天季先生兴致很高，谈锋甚健，我们老少数人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季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崇高的敬业精神亦为我辈所敬仰。记得宁可师曾对我谈起，季先生为搜集有关“糖史”的资料，曾花费一年多时间把《四库全书》翻了一遍。我听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此前，不止听一个人说过，我们这一辈人之所以很难取得像前人那样伟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先天不足。对于上述说法，我也曾产生共鸣。现在看来，如果和季先生相比，我们不仅在语言和古代文化素养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先天不足，在后天的勤奋、严谨和敬业精神方面也存在很大差距。扪心自问，如果现在需要我翻阅一遍《四库全书》，我能否做到呢？我不知道。但当时已经年逾八十的季先生却做到了。我想，只有将生命和学术融为一体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季先生的行为是对我们后辈的巨大鼓舞和鞭策。当我们在研究中为未能穷尽史料而找出种种理由开脱时，当我们因懒惰而想省略再次核对引文的步骤时，如果能想一想季先生曾为完成一个研究课题而翻遍《四库全书》，我们的工作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季先生乐于帮助中青年，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所以他总是拥有一大批中青年朋友。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中青年朋友，才使得季先生很少有老年人的暮气，而是充满了朝气。
    衰老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大量事例表明，心理因素对延缓或加速人的衰老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学者们都能像季先生那样，年逾八十仍能保持中青年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生理上的衰老、取得更多学术成果呢？季先生不仅在为人和为学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战胜衰老方面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作者：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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