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鲁迅出发与回到鲁迅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展示文物藏品和研究成果，发挥思想启发和审美教育作用，在博物馆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人物传记类博物馆的人物生平陈列，自然具有传记的特点，主要任务是讲好博物馆所纪念的人物对象的故事。北京鲁迅博物馆为纪念鲁迅而建立，有关鲁迅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汗牛充栋。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的使命是用文学传记的叙述方法，运用文物资料、图片和场景，突出主题，渲染氛围，打造出一部独特、真实、准确、生动的传记。在文学家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展览是文学阅读鉴赏功能的扩展，也是文学传播的一个手段，更要注重其传记表达的效果，因为博物馆的传记写作不但是文字的，而且是图片的；不但讲究图文并茂，而且要使用多媒体手段。
传记手法在博物馆展陈中的作用不是简单地排列物品、平铺直叙。传记手法质量的高低，端赖对所表现的人物的研究和评论。因此，学术研究在博物馆工作中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而在学术研究中，年谱和传记的撰写是基础工作，用之于展览，编年纪事及对重大事件、人生转折点和思想变化等的表现，在章节安排中发挥着起承转合的作用。应当注意的是，展览需要学术研究，但展览与论文、专题报告究竟不同，而有其独特性。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展厅外
“鲁迅生平陈列”是鲁迅传记的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202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简称“鲁新馆”）的策展团队对馆藏文物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挖掘，吸取鲁迅研究新成果，推出一个新的“鲁迅生平陈列”，也即写作一部独特的鲁迅传。
1954年，在文化部主持下，依托鲁迅旧居建立的鲁迅博物馆被定位为一家“人物传记性的文学博物馆”。1956年建馆到现在，“鲁迅生平陈列”从简到繁，逐渐丰满。
目前设在鲁迅居住过的六个城市——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和上海——的六家鲁迅博物馆和纪念馆，均有常设的鲁迅生平陈列展，各有特色。除北京鲁迅博物馆外，其他几家都称为纪念馆，但生平陈列基本采用叙述加专题方式，着重表现鲁迅在当地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况。鲁迅在北京生活14年，仅次于在绍兴生活的时间，但建馆之初，馆名并没有“北京”二字，生平陈列没有局限于或着重讲述鲁迅北京时期的事迹，而是将鲁迅一生整体叙述，形成一部完整的传记。这与博物馆的定位和藏品有关。作为建在首都的人物类博物馆，又是一位文化伟人的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巨大，而且门类较为齐全，具备完整叙述鲁迅生平业绩的条件。
建馆初期的鲁迅博物馆大门全景
当然，无论哪个博物馆、纪念馆，都不可能拥有全部藏品，因此，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也有几个不足。首先，缺乏鲁迅在其他地区生活的文物资料。解决的办法是依靠兄弟馆的支持，采用复制等方式补充展品，其中，有关鲁迅日本时期的学习的文献资料，我们从日本得到一些复制件。其次，鲁迅的文献资料虽然数量大，但存在单一的问题，具体地说，是手稿、书籍多，其他文物资料少。纸质文物不如古代器物、艺术品等形制多样、外貌华丽精美，泛着漫长时光留下的沧桑印痕的报刊资料，会给人单调、老旧、沉闷、枯燥之感。再次，场地和时代的局限也影响展示效果。所谓生平陈列，只是将鲁迅一生行状和业绩浓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以可视性的展陈语言呈现出来。展览面积不足，就只能粗线条地勾勒。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厅只有不足1400平方米，而且分为上下两层。最后，因为政治、社会诸因素影响，有的人物和事件在有的时期不宜出现，有的人物和事件则必须浓墨重彩地表现，对展陈设计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1956年建馆至200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鲁迅生平陈列”都遵循“人物传记性的文学博物馆”的定位，都以鲁迅生平为线索，利用图片、文字、文物、美术品组合的形式，展现鲁迅的生平业绩。如《一九五七年鲁迅博物馆工作计划》如此描述：“共展出展品1301件，其中手稿185件，实物204件，照片326张，书刊546册，图表、语录13件，美术品27件。通过这些展品，简要地展现出鲁迅伟大的战斗的一生。”
“鲁迅生平陈列”的分期，与一般鲁迅传记的分期大致相同。2021年完成的生平陈列，按鲁迅一生的行踪，细分为八个部分：“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
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生平陈列”制作过程中，曾提出“从鲁迅出发”，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理念。策展人的理念适应时代的需要，对鲁迅的认识经历了由基本知识普及到圣化鲁迅再到回到真实的鲁迅的过程。1996年的生平陈列，序厅与展线中的说明文字就比较多地引用鲁迅的自述，为的是更接近鲁迅生平和思想的真实。2006年版的“鲁迅生平陈列”在形式设计上，除了以鲁迅生平为显性线索外，将历史背景和大事件作为隐性线索镌刻在展柜下侧，以“信息带”的形式让观众将历史背景与鲁迅生平对应起来，获得时间意识和历史感，扩展了传记性内容。
总之，在几十年的“鲁迅生平陈列”制作过程中，北京鲁迅博物馆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展示了博物馆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研究、鲁迅藏品研究、陈列展览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为展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物资料与学术研究
展陈策划和制作的重要先决条件是文物资料的准备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也就是人物传记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过程。这个系统性的工作并非都由博物馆从业人员完成，而要依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鲁迅研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一门显学，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博物馆的研究、展览和社会教育具有促进作用。“鲁迅生平陈列”基于充分的学术准备、深入的藏品挖掘和完备的展览手段。
对文物资料的整理是博物馆学术的立足点。“鲁新馆”有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料，以馆藏文物整理、研究和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促进了学术界更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为鲁迅研究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新颖的理念。通过对文物资料的全面系统解读，人们对鲁迅的认识更准确和全面。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风气影响下，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从鲁迅的严肃到温情、横眉冷对到慈爱平和，从战士到文人又到战士与文人的一体两面，使鲁迅形象渐渐接近真实。这是对馆藏文物资料深入挖掘的成果，对鲁迅故事的叙述至关重要。
自2006年版“鲁迅生平陈列”推出至2021年新版陈列问世的15年间，鲁迅研究的新史料、新成果不断涌现，观众对作为鲁迅及同时代人、新文化运动文物最权威的收藏、研究、展示机构的“鲁新馆”有着越来越高的期待。
鲁迅的一生历经从晚清废除科举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身后遗留下的文物蔚为大观，精神遗产更是丰赡厚重，这首先就要求鲁迅生平陈列的策展人对这段历史所涉及的文物资料做准确的阐释。“鲁新馆”收藏的文物、图书、艺术品等达7万余件，主要有鲁迅和同时代人的手稿、生平史料、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有大量的鲁迅著、译、辑、编著作版本和鲁迅研究著作、现代新旧期刊和中外美术作品等。例如，鲁迅博物馆于20世纪50年代印行的《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内部发行），首次向人们展示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的留存状况；60年代出版的《俟堂专文杂集》《鲁迅手稿选集》等，为学术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20世纪70年代中期，鲁迅博物馆藏品整理遇到一个良好契机：在全民学习鲁迅的热潮中，国家组织了研究和收藏机构对鲁迅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和出版。首先是鲁迅书信的整理和出版。书信在鲁迅文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000多封信提供了很多真实的材料，从中可以窥见鲁迅所处时代的社会境况和鲁迅的内心想法。其次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和出版。如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再次是对鲁迅研究的更全面的规划。如编纂鲁迅年谱、撰写鲁迅传记等。这些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北京鲁迅博物馆和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1976年1月，鲁迅博物馆归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与鲁迅研究室合并。从此，北京鲁迅博物馆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此后，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收藏渠道大大拓宽。“鲁新馆”陆续征集到大量新文化、新文学名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许寿裳、钱玄同、瞿秋白、萧红等人的文物。丰富的馆藏是做好“鲁迅生平陈列”的坚实基础。
在资料方面，博物馆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和资料汇编，如编辑出版《鲁迅研究资料》24辑，整理发表馆藏资料。
《鲁迅研究资料》与《鲁迅研究动态》、《鲁迅研究月刊》
在研究方面，博物馆编纂了《鲁迅年谱》（4卷），对鲁迅生平史实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翔实的考辨；博物馆创办的《鲁迅研究动态》（后更名为《鲁迅研究月刊》）刊登大量馆藏文献和研究论文，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基本建设做出了贡献。
《鲁迅年谱》，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博物馆参与整理、出版和研究鲁迅手稿，有助于鲁迅著作的编辑和校订。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编辑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虽然当时没有出齐，但为学术界提供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2021年“鲁新馆”会同国家图书馆等机构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正是在这套不全的《鲁迅手稿全集》的基础上，搜罗了到当时为止发现的所有鲁迅手稿和手迹而成的。
在对文物文献资料整理和遴选的基础上，博物馆编辑的《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等丛书，系统、全面收集同时代人对鲁迅的回忆和评价文字，在电子检索系统还不发达的时代，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查阅途径。
“鲁新馆”的学术研究，注重鲁迅与同时代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鲁迅研究月刊》开辟“同时代人研究”栏目，召开多次学术研讨会，专题研讨鲁迅与同时代人如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等的关系；对钱玄同等新文化杰出人物做了专题研究，并系统整理他们的文献资料；对鲁迅的前辈如章太炎等，也做了出版和研究项目；对鲁迅的弟子胡风、冯雪峰等，也做了比较和影响研究。总之，博物馆努力收藏文物资料，以期拓宽视野，更好地研究鲁迅文化和思想的来龙去脉。
博物馆有关鲁迅生平事迹的研究，很多是具有博物馆特色的，所取得的成果是传记写作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例如鲁迅照片的研究、鲁迅藏书的研究和鲁迅美术藏品的研究。
鲁迅照片是鲁迅生平的最基本材料，也是生平陈列中最直观和生动的一部分。博物馆长期致力于搜集鲁迅影像资料，近年发表的论文如《“开麦拉”之前的鲁迅：鲁迅照片面面观》和专著《鲁迅像传》《俯首横眉——鲁迅先生写真集》等，在学术界引起一定的反响，成果被应用于包括展览在内的诸多博物馆日常工作中。
《鲁迅像传》（修订版），202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博物馆对鲁迅的藏书进行系统研究，以期更精准把握鲁迅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除了整理鲁迅藏书目录、进行分类专题研究外，博物馆还联合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所的多语种、多学科专家学者，成立鲁迅外文藏书研究小组，发表大量成果，陆续出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鲁迅藏书志》《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等专著。
《他山之石——鲁迅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202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鲁迅不但是文学家，还是一位品位很高的美术鉴赏者，收藏了大量美术作品特别是现代版画，晚年引进欧洲新兴木刻，培养中国木刻作者，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倡导者和促进者。北京鲁迅博物馆在鲁迅美术藏品的整理和鲁迅美术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是出版《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5卷）、《鲁迅藏拓本全集》（12卷）、《鲁迅编印美术书刊十三种》、《怒吼》、《铭刻》、《中国战斗》、《鲁迅藏中国现代版画全集》（5卷）、《鲁迅藏浮世绘》等，多为鲁迅研究的基础资料。
《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2014年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4年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合并，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更宽阔的学术视野。鲁迅本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在新文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鲁迅的文学、文化创新之路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得到了时代氛围的熏陶，得到了《新青年》和北大同人的支持和鼓励，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环境，鲁迅不能成为鲁迅。因此，新的“鲁迅生平陈列”大量提供新文化运动及鲁迅同时代人的资料，增加了《新青年》刊登的鲁迅作品显示屏等数据库类设施。“鲁新馆”对新文化时期鲁迅的生平事迹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不但研究领域在扩大，对纪念对象的研究有更多社会事件的背景衬托和生活细节的描绘，因此更具有真实性、历史感和现实感。例如，研究者以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范围扩大而且细致到历史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小见大，力图让读者和观众得到一个活生生的鲁迅形象，而不是干巴巴的说教，甚至简单的口号。鲁迅晚年一篇文章批评人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所见的人或事，就如盲人摸象，摸着了脚，即以为象的样子像柱子”。鲁迅得出结论：“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然而，“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这些论断可以作为传记写作的指针。人物传记就是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实事求是，不为尊者讳，不任意拔高和掩饰。多年来，“鲁新馆”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开辟出新领域，如对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的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研究。1912年至1926年，鲁迅先后就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曾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原第二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教育、戏剧演出等事项。这些工作对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不充分。“鲁新馆”的研究人员多年来注重搜集相关资料，撰写了多篇论文，取得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此外，对地域鲁迅的研究，即文化地理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扩大开去，研究人员从博物馆行业的角度考察鲁迅生平业绩，既对鲁迅在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的旧居、博物馆、纪念馆进行整体研究，也对某个地区进行微观地理研究，如对北京的绍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西三条二十一号等鲁迅旧居进行具体描述和分析，出版了专著，发表了多篇论文。目前，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分馆的绍兴会馆也进入开发和建设阶段，将实现地域特点与鲁迅思想文学研究的有机统一，既为研究鲁迅北京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又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在某些方面，“鲁新馆”的学术研究具有独特性，达到了前沿水平，承担了多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和一般项目以及多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在钱玄同日记、周作人日记的整理和研究、《鲁迅年谱》的撰写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与资料整理同步，博物馆召开研讨会，制作生平陈列和临时展览，总体上提高了博物馆的学术品位和公众影响力。
《鲁迅年谱》，202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三、展览主旨与主体意象
作为人物传记式的展览，从书本上的文字到墙面和箱柜中的展品，是一种形式的变化，更是理念的转换。“鲁新馆”在几十年的展陈实践中，努力准确认识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并而成的“鲁新馆”，竖起了两面旗帜，一面是鲁迅的民族魂，一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合并之前也没有局限于对鲁迅的个体研究，而是兼及同时代人、社会思潮与历史背景，合并之后的“鲁新馆”更明确了定位，即主要从事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和资料的征集、保管、研究、展示和社会教育等工作。也就是说，从之前集中以一个人物为中心展开工作，扩展到对一场运动、一个文化转型时代及对同时代诸多人物研究的极其宽广的领域，而两馆合并后更加丰富的馆藏为各项工作提供了更多支撑。个人与集体、宏观与微观、文学与历史的结合，是“鲁新馆”学术的特点，对各项工作都具有指导和引领作用。例如，有些展览，就从大处着眼，立意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背景下解读鲁迅和新文化运动。2015年，为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鲁新馆”推出“旧邦新命——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展”，意在让观众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有更深入的认识。2016年，为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60周年，“鲁新馆”策划了“含英咀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对馆藏重要文学做了梳理和解读。根据多年整理、研究鲁迅照片的成果，“鲁新馆”制作了“俯首·横眉——鲁迅生命的瞬间”，用大量照片配合鲁迅生平事迹，以形象生动的影像资料帮助观众认识多面的、丰富多彩的鲁迅。2017年，为纪念新文学发生100周年，“鲁新馆”推出“文白之变”展，对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贡献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和深远影响做了具体展现；同年，“鲁新馆”还策划了“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纪念展”，让观众对中国现代科学成就获得了形象的认识。2018年，为纪念《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鲁新馆”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和鲁迅的文学贡献做了深入的探讨。2019年“五四”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学者们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历史的五四”和“文学的五四”；2019年，为迎接五四运动100周年，“鲁新馆”相继推出“五四现场”“国民：1919”“旧墨新声：新文化名家书法展”“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等展览。2021年，为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周年，“鲁新馆”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阿Q正传>笺注》，对名著蕴含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国内外影响及中学的鲁迅名篇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探讨。
《<阿Q正传>笺注》，2022年商务印书馆
“鲁新馆”举办的临时展览还有“呐喊：鲁迅与新文化运动”“书写的艺术：鲁迅手稿展”“鲁迅藏汉画像精品展”“鲁迅的艺术世界”“拈花：鲁迅与外国美术”“中国战斗——抗日战争时期木刻展”等。这些展览都与学术研究密切配合，有助于深入挖掘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每一次专题展的制作过程，都带来思想的碰撞、学术的切磋，碰出了新的火花，培育出了新的创意，都为研究和展示鲁迅生平储备了资料，积累了经验。
尽管有雄厚的学术基础与独特的馆藏，如果不进行学术上的充分准备，不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展览会很容易陷入重复、陈旧的境地。历史悠久、成果丰富、资料繁多固然是做好展览的必要条件，但也会给新展览制作带来巨大挑战，主创人员必须找到新的叙述方式，让旧材料焕发出新的活力。
策展团队将提炼展览主旨和主体意象作为首要工作。
鲁迅的方向，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走过的路，是一条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路是鲁迅文学中常常出现的意象，为广大读者所熟知。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的《故乡》中有这样的名段：“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由于该篇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很多中国人都会背诵。鲁迅是文艺的拓荒者，他的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形象感动一代又一代人。他在《生命的路》中写道：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鲁迅是一位行路者，他求学、工作和创作，一生艰苦探索，走在以文学沟通人类情感和理性的艰难道路上，像过客一样孤独寂寞地彷徨在荒野，只是走，不停歇。他是启蒙者，用文艺引领大众前行。他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他寄希望于青年发挥潜力，愿意并竭力鼓励和帮助他们进步，“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直到晚年，他仍与青年们互相搀扶着一道前进，留下令人感动的场景。
策展团队确定新的“鲁迅生平陈列”的主旨和主体意象是“鲁迅的道路”，以“生命的路”即鲁迅生平发展历程作为展览的主线。鲁迅以其“为人生的文学”，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呐喊，走出一条独特的文艺、思想和革命道路，一条艰难曲折而成就卓著的道路。鲁迅的成长与中国近现代的几次重大变革同步，他的每次选择，都显示出他对人生目标的执着追求，显示出意志的坚决和思想的深邃。因此，陈列应最大限度地挖掘文物，以表现鲁迅的人生道路选择、职业变化、生活状态改变的轨迹：从绍兴的生活到18岁的出门求学，是放弃科举考试就读新式学堂；从就读南京军校到去日本留学，是从学习工科到学习医学又到弃医从文；回国后，是从任教到从政，随着家庭的重组和生活状态的变化，又从从政到任教，最后从大学教授成为自由写作的文人。鲁迅如同一个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兵士，他随时举起投枪，永远进击，永不休战。鲁迅是人生道路上的过客，是行军者，是探索者，是开拓者，也是引导者。
四、编年叙事与专题叙述
以时间为主线的叙事方式，即所谓“编年体”，是一般传记的叙事方式。人物的生平陈列根据时间段落划分章节，排列展品，展示人物从出生到逝世的全过程，也是常见的展陈思路。如此安排，展览具有更清晰的逻辑，也更利于让穿插于各个时间点上的展品起到佐证的作用。但“编年体”的传记叙事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时间线索清晰，缺点在于人物的个性与精神特质不能浓墨重彩地加以突出。而“专题体”结构是根据人物的行为、事迹、精神的性质和种类来划分单元，以内容性质为推进轴，故事线的块面之间呈并列关系，优点在于能够突出人物的鲜明形象，缺点在于时间线索被隐藏，展览叙事层次容易产生逻辑混乱，让观众找不着头绪。
“鲁迅生平陈列”展厅第一部分：“绍兴”
以编年为主线，以专题为辅助，两种形态的结合，是2021年“鲁迅生平陈列”的结构形式，即以“编年体”展示人物生平，保持时间线索清晰，在此大结构下，局部单元以“专题体”展示鲁迅的文学成就、鲁迅培养青年、鲁迅与革命战友的交往等内容，在重要节点上突出呈现人物的精神与个性。两个结构的叠加组合，形成综合性的演绎方式。如在鲁迅刻写“早”字的书桌上摆放科举考试用书，是以前的展览没有过的。鲁迅从1896年开始从寿镜吾之子寿洙邻学作八股文，用的教材是《曲园课孙草》。1897年，也就是往南京求学的前一年，他仍在家作八股文和试帖诗，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在杭州服刑的祖父，同时也给在杭州照顾祖父的周作人看，周作人的日记对此有所记录。也是在这个时期，祖父从杭州寄给他《唐宋诗醇》，显然与帮助他准备考试有关。此次生平陈列，尊重历史事实，用多个实物和文字叙述展示这个情节，并用鲁迅写给弟弟的一句诗“文章得失不由天”作为二级标题，诗意是鼓励弟弟继续在科举道路上积极进取，不要气馁，也有自勉的意味。又如“日本”部分的一个专题展出五件文物：藤野先生赠送给鲁迅的“惜别”照片、藤野的履历书、藤野为鲁迅批改的医学笔记、鲁迅《藤野先生》的手稿，以及鲁迅去世后藤野先生撰写的《谨忆周树人君》。单元集中展示，彰显中日友好、感念师恩的主题。观众可以将这个专柜与邻近的其他展品联系和叠加起来，达到加深印象、深化认识的效果。
“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南京”“厦门”“广州”六个部分以“编年体”为主，“北京”和“上海”两部分因为内容丰富，在时间线索中较多提炼出“专题”，重点展示内容，表现业绩，渲染精神境界。事件与物都围绕鲁迅人生轨迹展开叙述，实物引出鲁迅所经历的事件和所采取的行动。展览以实物为证，并通过多种辅助手段阐释文物的多维度信息，从而引申出鲁迅精神的丰富含义。北京时期鲁迅日常生活用品专柜中的“大同十一年砖”和“君子馆砖”做成的砚台，在兄弟失和事件中有见证的作用，观众结合周边图片资料，会对鲁迅当时的处境有更为亲切的体会。最能体现以实物叙述事件和人物交往的是鲁迅与瞿秋白专题。
“大同十一年砖”，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这一部分用鲁迅赠瞿秋白联语中的一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作为二级标题，通过图片和实物的组合，让观众体会鲁迅与战友瞿秋白之间的深情厚谊。
展览通过色调搭配、展品组合、线索呼应、情境建构、沉浸式烘托等五种表现手段展现鲁迅的生命之路。如展览将手抄讲义和批注用图片形式直观展示，并且挑选适合今天观众的内容，制作出选择题，设置答案解析，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再如，“鲁迅北京足迹图”将鲁迅在北京生活14年间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点、到访场所，用图画显示出来，采用多屏联动技术，不但辅助展览，还起到营造氛围的作用。而北京时期鲁迅收藏金石拓片和古物的活动，展览用一个以“动物园”为主题的展区表现，并将鲁迅收藏的汉画像、砖文、碑铭等收入其中，观众在看到武士俑、女乐俑、动物俑、钱币、弩机等后，就出现了动物陶俑和动物雕塑的专柜，这些动物包括猪、鸡、羊、马、狗、鸟、狮子、螃蟹、刺猬等，颇能吸引青少年观众，让他们认识到鲁迅是一个有趣味的人。
展厅中的“鲁迅北京足迹图”
用视觉讲述故事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序厅、主厅、阶梯展厅，甚至一些边边角角都能派上用场。例如鲁迅“南下”正好在展厅上下两层的结合处，便采用场景沉浸式设计，在四周墙壁上绘制鲁迅南下路线场景图，让观众与主人公一起南下，将途经城市的风景拼接成一幅画卷。再如，利用楼梯下一个因隔离区域出现的空间，设计成上海的咖啡馆，摆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观众能坐下来拍照，增强了临场感。
序厅的艺术装置
展览序厅的中央设置的艺术雕塑，是一个几何造型金属镂空的三角形装置，由鲁迅著作篇名和名言警句镶嵌连缀而成，下大上小，拔地而起。金属字的棱角表现鲁迅文字的犀利。这可以是一座语言的巴别塔，也可以象征文学家的如椽巨笔。在钢柱的中段，有一个紧箍钢柱但却正被冲破的铁锈正方体，让人联想到《〈呐喊〉自序》中鲁迅与钱玄同那场著名的“铁屋对”。用了三角形，是因为鲁迅曾说过：“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当然，雕塑的象征意义可以有多重解释，观众可以在这里沉思回想，体会鲁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序厅中的雕塑并不孤单，而是从野草丛生的地面生长出来的。野草象征着鲁迅文学的原创性、开拓性、反抗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序厅的墙面，底部丛生纤细微弱的小草，墙面上镌刻着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精彩段落，如：
草木在旱干的沙漠中间，拚命伸长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来造成碧绿的林莽，自然是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劳枯渴的旅人，一见就怡然觉得遇到了暂时息肩之所，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观众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这些文字，所得印象和感触自然与在书斋中所得不同，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共鸣。除了被鲁迅的文字深深吸引，他们还会用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来演绎故事，主动融入浓郁的诗情画意之中，创造新意。这样的视觉情境会让观众一探究竟的愿望油然而生。而当观众进入展厅，看到巨幅油画《荒原上的路》时，展览的主题 “鲁迅的道路”“生命的路”立刻鲜明起来。
五、多条线索贯穿始终
展示鲁迅及其所历经的时代，如何达到内容精准、逻辑连贯、内涵深厚，同时又灵动有趣？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鲁迅的人生经历丰富，所受教育、家庭、交游、爱好、业绩，方面繁多，作为一种传记叙事，他的生平陈列要将浩瀚的文物资料有秩序地组织起来，在场地、展线有限的情况下，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地表现鲁迅的品格和思想，就需要寻找前后贯穿的线索，需要对材料进行取舍，注意前后照应，并突出重点。
为了更准确、更细致、更贴切地诠释主题，2021年“鲁迅生平陈列”设计了几条贯穿始终的线索，如照片、手稿、自述文摘、旧体诗。
第一条线索是鲁迅的照片。现存鲁迅照片有110多张，组成了较为完整的鲁迅形象：有横眉，有俯首，有微笑，有大笑，有哀愁，有怀疑，有沉思。日本时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断发照”、在北京师范大学风雨操场上的“演讲照”、50岁生日的“标准照”、穿着爱人所织衣物的“毛衣照”、“全家福”，还有生命即将终结时憔悴的面容、去世十天前与青年版画家座谈的组照等，展示出他的人生的重要瞬间。鲁迅横眉冷对的容貌比较多，照片上的神情严肃端庄甚至冷峻，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们照相机会较少，在如此的“隆重场合”都会不自觉地严肃起来，另一方面鲁迅的生活和思想状态也决定他的精神面貌，在万方多难的时代，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诗人较少温情的面容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与“横眉冷对千夫指”相反的“俯首甘为孺子牛”形象，在鲁迅一生照片中就比较少见。面相柔和的照片需要平和的心态和摄影师捕捉画面的双重机缘。实际生活中的鲁迅，是“俯首”和“横眉”两面兼具，而其常态则应该是具有多重面相。在某些时期，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人们不满于以往过分强调鲁迅的“怒目金刚”式姿态，着力强调鲁迅温情的一面，出版物和展览中少用面容冷峻的“标准照”，而代之以“毛衣照”或其他表情温和、慈祥，甚至开怀畅笑的照片，如逝世前不久在木刻展览会上与青年们谈话的一张。展览尽可能多地使用照片，并按时间顺序编排，以多重鲁迅形象构成贯穿始终的线索，有时以特写、放大的手段集中表现，起到很好的视觉效果。为了弥补鲁迅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没有照片留存的遗憾，展览在“绍兴”和“南京”部分用电脑合成的方式制作出他童年和少年的图像。陈列不但大量采用鲁迅的照片，还多方搜集编排他的家人、友人和同时代人的照片，有助于观众体会时代氛围。例如在日本时期，不但有鲁迅的单身照和合影，还展出了他的妻子和弟弟的照片，帮助观众感知作为长子的鲁迅在生活中的艰难处境。而展示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的照片，说明鲁迅当时处于一个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而八位摩罗诗人，西方哲学家尼采、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科学家林奈、海克尔、培根、笛卡尔和文学家安特来夫、迦尔洵、果戈理、夏目漱石、森鸥外、易卜生、显克微支等的照片，为观众认识鲁迅的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文学观提供了线索。
1928年，鲁迅在景云里寓所，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第二条线索是鲁迅的手稿。展览用鲁迅的手稿展示鲁迅一生的书写历程。北京鲁迅博物馆藏有大量的鲁迅手稿。鲁迅的一生是书写的一生。观众从他的抄录、校勘和著述手稿中可以了解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他的课堂笔记、翻译手稿中可感知他对外来文明的广泛吸收。年少时期抄的书，学生时代的课堂笔记，苦闷时期的钞碑，恋爱时期的情书，给母亲、兄弟的家书，给友朋和学生们的书札，书赠文人学士、外国友人的诗稿等，鲜明地呈现出一个大文豪的书写艺术和成长经历。鲁迅的很多手稿，特别是书信，同时也是自述。如鲁迅厦门时期写给许寿裳的两封信（1926年9月7日、1926年10月4日）是本次陈列的新展品。鲁迅在信中说：“此间功课并不多，只六小时，二小时须编讲义，但无人可谈，寂寞极矣。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了生活，亦殊无聊。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这对观众认识鲁迅在厦门大学的生活和工作很有帮助。手稿与照片的配合，还有《写在〈坟〉后面》与鲁迅坐在坟中间的照片组合。组合展陈让观众在观看照片的同时阅读手稿，可以更好地解读鲁迅当时的心境。
1927年，鲁迅在厦门郊外坟中间，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第三条线索是鲁迅的自述。展览用鲁迅的自述表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情绪和思考。箴言式的文字是鲁迅文章的特色。读鲁迅，往往几行下去，就能感受到他那独特的文风，深邃、犀利，直达人的心灵深处，给人巨大的思想震动。展览的过渡节点选择的都是鲁迅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重要关头，用鲁迅的自述文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些自述文字一般镌刻在展厅中间的立柱板上，与周边的其他展品呼应契合。如，鲁迅从北京到厦门，是他一生的重大关节点，他当时的心情如何？此次陈列增加的实物是鲁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的信，信中表示自己在京“树敌很多”，“实在困倦”，秋天大约要到南方去。而“北京”部分以鲁迅《北京通信》中的一段话结尾：“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这段话表现出一种自主选择的决绝姿态。
第四条线索是鲁迅的诗句。鲁迅的诗句贯穿展览始终。最醒目的表现是展览的二级标题全部用了鲁迅诗句。“炎天凛夜长”“度尽劫波兄弟在”“俯首甘为孺子牛”“于无声处听惊雷”“白眼看鸡虫”等高度凝练的诗句表达不同时期鲁迅的思想状态、生活情态，也表达了他对社会的态度和对人生的观念。总的来说，前三条线索也无不与诗有关：照片线索有“诗配像”，如剪辫子后留影配合《自题小像》诗；手稿中不但有鲁迅题赠中外朋友的诗，也有友朋与他唱和的诗手稿；而鲁迅自述情志的段落，虽然大多是散文体，也都是诗一般精练的文字。这种诗句标题延续到“身后”部分。“身后”部分第一单元以“又为斯民哭健儿”为标题，呈现鲁迅丧仪的场面、国内外人士吊唁鲁迅的情形，表现后人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在大量的悼念挽联、唁电、文章和图片中，许广平的献词“鲁迅夫子”和蔡元培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手迹原大展出，十分醒目。第二单元以“斗士诚坚共抗流”为标题，展示了国内外各地的纪念鲁迅活动；第三单元“只研朱墨作春山”展示后人纪念鲁迅、弘扬鲁迅精神的文艺作品，如展示改编自鲁迅作品的影视、戏剧图片和目录，以及以鲁迅面容为主题的木刻版画。
1932年，鲁迅赠冈本繁(“自题小像”)，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为了完整连贯地表现鲁迅一生的事迹和业绩，除了上述四条线索之外，生平陈列还有一些很明显的线索，如图书和报刊。鲁迅一生藏书、读书、写书、出书，与图书关系密切。陈列在鲁迅与书刊关系的表现方面，不但注重连续性，而且适时给予重点表现。如日本时期的《域外小说集》专柜，展示东京神田初版本的该书一、二册，配合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手稿和《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对周氏兄弟翻译外国文学的报道。不但如此，展览还在这个区域设置一个金字塔造型的展柜，展示了鲁迅留日时期所购买的日文、德文、中文书籍，涉及文学、美术、科学等领域，期待观众有兴趣去获取塔上所陈列图书的语言、内容、来源、印刷、装帧、装订等信息。再如，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成书过程及出版情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除《狂人日记》《明天》外，展览介绍了其他小说的发表情况，观众可以看到鲁迅的作品多刊登在杂志醒目的位置，说明鲁迅登上文坛不久就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作家。而展出与《呐喊》相关的资料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些资料包括《呐喊》初版本、《〈呐喊〉自序》文摘、刊登茅盾《读〈呐喊〉》的报纸、鲁迅赠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呐喊》题诗手迹、鲁迅校勘《呐喊》第14版时手书《呐喊正误》表等，蔚为大观。此外，鲁迅编辑的图书与鲁迅收藏的青年文稿的同区域展出，让观众认识到鲁迅对青年文学家的鼓励和帮助。而在上海，鲁迅从事自由著述，过的是书斋生活，日常主要活动是写作、编辑、出版。上海时期的著作、报刊墙面，突出了书籍和报刊在鲁迅一生事业中的作用，颇具视觉冲击力。
“上海”部分的最后一个单元，展示的是鲁迅去世前不久的活动，上述几条线索辐辏于一个空间：照片是鲁迅在去世前几个月坐在住所门口所摄；自述则用他的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手稿用的是鲁迅记述青年时代在日本留学时与师友交往的文章；标题用的是鲁迅的诗句“从兹绝绪言”（What you left unsaid, we’ll know now never），题写于鲁迅与版画青年座谈的组照上方。这个区域的中间是放置在展柜中的上海民众献给鲁迅葬礼的“民族魂”挽幛。而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个展品，是将鲁迅一生最后一首诗、具有自传性质的七律《亥年残秋偶作》用繁体字、竖排、双行夹注方式呈现：“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1935年，《亥年残秋偶作》，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尽管生命的路前进到了“雨打风吹去”的状态，而且菰蒲已尽，无处可走，但鲁迅仍有“闻鸡起舞”的志愿和期待，正如许寿裳在《〈鲁迅旧体诗集〉跋》中评论的：“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这种排版方式象征性地将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形象凝重，气氛沉郁，使整个陈列的诗意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观众或能由此联想到序厅入口的献诗《鲁迅》：
……
将无穷远方、无数人们纳于灵台，
担负着人生的磨难，却甘愿作
孺子牛，是古老民族的坚卓风采。
如今，你激越的声音仍在时空回响：
要做真的人！勇敢而仁慈的
战士，铠甲上铭刻着诚爱和刚强。
2021年“鲁迅生平陈列”以大量文物资料、雕塑和多媒体手段等展示作为战士和文人的鲁迅走过的艰难曲折而成就卓著的道路，完成了一部独特形态的《鲁迅传》。传记的叙述方法在人物传记性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是基本方法。如何写好被纪念对象的传记，利用什么表现手段让一部立体的传记更丰满和生动，是人物类博物馆一个永恒的课题，值得继续探索。“鲁新馆”在“鲁迅生平陈列”的设计和制作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有提升的空间。
鲁迅的传记，是鲁迅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将鲁迅的文化遗产向大众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迄今为止，鲁迅的传记已不下百种，各有优长，颇有佳作，但在生动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真正能让读者一读之下爱不释手的传记还不多。“鲁迅生平陈列”也是如此，作为传记的一种表现方式，博物馆的展览担当与大众交流的任务。各博物馆、纪念馆做了积极的努力，而在如何更好地呈现鲁迅的思想、风采和神韵方面，还需要继续探索。将传记的写作方法与展陈结合起来，用突出、渲染、铺叙、画龙点睛、标题引领等方式，以精彩的文字为基础，加上物品、图画及声光电化，可以达到良好效果。如此，生平陈列呈现出来的鲁迅生平是图传，是像传，是诗传，更是以上多种形式的结合。
贴在墙上、放置在展柜中的生平陈列，是可以打造成一部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的传记的。
2021年“鲁迅生平陈列”制作完成后，策展团队撰写了《生命的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策展笔记》，对这项工作做了初步总结。
（本文系《“生命的路——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策展笔记》一书的序言，该书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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