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驻留江西赣州的王西彦成为《正气日报》副刊编辑，尽管只持续了数月，但他常与作者、读者交流，邀约并刊出不少名人稿，也有两篇自作长文登载，对此加以梳理和剖析有助于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关于王西彦与《正气日报》的因缘，即便他撰写的自传也无记载，陈朗则在忆及曹聚仁主笔《正气日报》的经历时说到：“又拉了作家王西彦来当副刊编辑。”但时间上出现错位，曹氏那时已从该报离职了。而艾以的《王西彦年谱》有一条记录：1944年“5、6月间，日本侵略军迫近衡阳，攸县危急，匆促从攸县到茶陵，随同湖南省第一、四保育院经由湘赣边境和粤北，到达赣南的赣州，为时约三个月。”“9月，任从吉安南迁赣州的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的讲师，兼编《正气日报》的文艺副刊《新地》。”“11、12月间，日本侵略军进攻赣州，仓促经瑞金东到福建。”
编辑文艺副刊《新地》《文艺专刊》
王西彦编辑《新地》的时间始自1944年10月，终于1945年初。他10月13日首次正式以编者的名义发布《致读者》，谈到负责发稿之人是园地的管理者，读者、作者才是耕耘者，副刊的好坏需要大家来贡献劳力；有朋友建议把《新地》办成纯文艺刊物，因为战争把东南和桂渝隔绝了，桂渝一带的出版物无法到东南来，而东南的文艺空气稀薄，如果它能够成为文艺的园地，对东南文艺运动是一种重要的助力，但“纯”到什么程度？ 不易裁定。假如文学作品要迅速反映五花八门的社会现实，文艺的范围势必扩大，容纳各种各样的形式，《新地》就应该成为这样一个文艺园地。与前几任编辑相比，王西彦是与作者、读者互动最频繁、最认真的，报纸刊出了11封处理各种事宜的《简覆》，涉及副刊的定位、写作者的创作态度、文白之争、新诗评论、文艺创作的指导等议题。
在《简覆一》中，王西彦表示得知《洪水》的作者希望作品能够刊出以摆脱饥饿、救救贫穷的孩子，不免怃然，但并非人一穷作品价值就更高，且来稿潦草、看不清楚，不合刊载；试图凭一篇短文从贫穷中超拔出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次稿费只够吃一次馆子，要摆脱贫穷必须想其他法子。当下，不要说新作者，即便写作长达数十年的大作家也不敢相信写作可以换来生活之资。
在《简覆二》中，王西彦认为投稿者的作品写得太潦草了，剪发师梳了又梳、剪了又剪的繁琐让人不耐烦，却是对的，是为了做好工作，写作同样如此。写作者得有严肃的态度，把文章写好，一个字眼或标点都不能忽视，寄出前要一再细看。尽管本人承担的是小副刊，也绝不会随便，要对得起良心。
在《简覆三》中，王西彦告知XX先生的杂感已经刊出，不必退稿，《新地》欢迎这种作品，如果可能每天都该刊载一篇。他谈到自接手《新地》以来收到许多建议和意见，如有人说《新地》变严肃了，这是个好词，却与乏味、呆板联系在一起，通常副刊注重趣味，一不小心可能变得无味，如同幽默变成滑稽一样，不免陷入低级趣味，《新地》绝不刊登这种令人发笑的东西。有人担心《新地》变成自留地，他保证是个公开的园地，是以作品质量为第一位的。
在《简覆四》中，王西彦称赞了《一滴汽油一滴血》的作者有仗义执言的好品质，对来稿中描绘的事实也极为痛恨，但《新地》是一个副刊，不是《读者投书》类的专栏，编者有选稿的标准，总是有所取舍。来稿谈到结婚用车的情形，觉得抗战期间汽油十分珍贵，却如此浪费，乃挥笔成文大骂一通，一抒气氛，显示出爱国为民的正义感，可《新地》是半文艺性质的园地，不是让人出气的地方，作者找错门了。指责社会上不合理的情形是文字工作者的义务，但指摘和出气不同，《新地》刊过不少批判文章，却不能接受出气的、连字也不打算写好的文章，这与是否“怕官”毫无关系，相信作者会明白一个副刊和副刊编者的苦衷。
在《简覆五》中，王西彦回复了关于《文艺专刊》的问题，他接编《新地》首日就表示要编一个纯文学的《文艺专刊》，一个月过去了也未兑现，于是读者来信询问。他谈到最近陷入忙乱和焦灼，约稿太困难了，东南地区的文友太少，并且很忙，接到约稿函也无法马上寄来文章，不过已收到一些特约稿，决定于每月一日、十六日发刊两次，每次一整版，大概一万字，等到西南邮路通畅，来稿较多后改为周刊。他吁请读者多赐稿，一起来建设这块园地。
在《简覆六》中，王西彦回复了《汨罗之恋》的作者，就对方视自己为导师感到惶惑，自谦能力浅薄无能担此重任。他先谈了风格的问题，指出每人性格不同，文章风格有独特性，作者自认只会模仿，无法形成独特风格，这不要紧，风格可以从模仿开始，但不能全赖模仿，因为它实际是不可模仿、不能普遍化的，必须达到创造的程度。这需要勤学和经验，不能太急，不要以模仿为耻，但又不能安于模仿，必须跨出去。风格是一种辛苦的锻炼，多读多写确实要紧，关键是多思索，修养深了，风格就水到渠成地形成了。他接着谈了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认为它们必须健全，它们如同一把可以解剖社会现实的刀。一名作家必须是哲学家，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才能认清社会现实，写出好作品。一个好的作家必然是社会现实最深最真确的观察者，这样的人是人类的热爱者，对人类的热爱是创作的源泉，不能因为遭到冷眼和打击就诅咒人类，认为人心是冷酷的。社会学者主张通过改造社会制度以改造人心，这与我们的认知很相近，鲁迅就主张借助文艺改造人心，这些主张都不错，他们的努力值得敬佩，他们的居心是善良的。
在《简覆七》中，王西彦回答了文白之争的问题，他认为现在还有人主张文言令人惊异，中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度，有些事情不易改变，有些人冥顽不灵；时代是前进的，人类是有理性的，提倡复古之人不过是在人生舞台上扮演丑角而已。大学、中学为什么还要学习古文？ 读古文本质是一种工具的训练，和读外文相似，它们“都可以说是一种将来接受文化营养的准备工作”，文化大河是由各方面的涓涓细流汇合而成的，我们要从多方面去接受。我们在吸收中外文化遗产时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不是去做古人或洋人，而是从中吸取营养，自修成健康的现代中国人。有人主张选译一些有用的传统经典，以免后世学者花太多的冤枉工夫，也是对的、有益的。至于有人担心若干年后能读古籍的人要绝迹，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多做些更浅显而正确的训诂工作，一是支持专家们的专业研究。
在《简覆八》中，王西彦谈到了诗歌写作。如诗歌作者的态度，普遍认为诗是情绪奔放的产物，诗人一定也是情绪奔放的人，从而得到启示：要做诗人必须学会诗人的生活态度，于是狂饮狂歌，变得傲慢，试图学屈原的披发长吟、陶潜的不求甚解、李白的嗜酒如命，似乎留长发、不读书和爱喝酒，成为目空一切的狂徒就是诗人。其实这不配称为诗人，只是一群丑角。真正的诗人应该有丰富的正义感，充溢的天才，澎湃的感情，不惯于现实中的平庸生活，不甘于被限制在现实中的平庸秩序；他反抗，他革命，不仅在写作上，生活上也是如此，而不能像阮籍、嵇康一般，目睹紊乱不宁而沉迷于药酒、放荡，或成为假屈原、假陶潜和假李白。作家必须认清自己是个“人”，尤其是初学诗之人更应该认真生活、认真读书，虚心待人、诚恳待己，站立在生长的泥土，生活在现实中。狂妄对初学写作者是一种可怕的伤残，唯有严肃的生活才能产生严肃的作品。又如批评的主旨，他指出新文艺的历史不长，还在探索阶段，各种体裁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们不能太偏狭，只要内容不违背时代精神，不忘记作为中国人的民族国家立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写，作各方面的尝试。教条式的作法、不合理的规则和自命为判官的批评家都是有害的，应该让大家尽可能地尝试不同的方法，最终找到最合适的。大家可以互相讨论，只要有助于进步，即便脸红耳赤也无妨。无论是在写作时，还是在争论时，诚挚恳切的态度最为关键。写诗不易，提笔时应该慎重些，同时注意追求最适宜的形式。
在《简覆九》中，王西彦再次论及文白之争的问题，表示此前的回答过于简单而引起了误解，自己并未忽视这个问题，不过是怀疑这股逆流的能力，丑角们决不能挽住时代前行的巨轮。他一再强调对“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口号的认可，表示为了给予支持曾在报纸上相继推出了许杰等人的相关论文。
在《简覆十》中，王西彦首先回答了应该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问题。表示这个问题太大、太重要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是第一位的，司马迁、高尔基、左拉的论述都证明了这点，不过也导致了一种误解，似乎生活圈子太小了，跑的地方太少了，或没有到前线去体验生活就无法创作，没有惊人生活的作家就写不出惊人的作品。其实，丰富的生活经验包括两层意思：生活方式的多样，对生活体验的深厚。在写作中能够表现各种生活经验是有吸引力的，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好作品，作品的好坏不在于作家采用题材的多少，在于他对生活挖掘的深浅，否则就犯了浅尝即止的毛病，洋洋以生活经验丰富自命，作品难免流于肤浅空虚。鲁迅小说写得好，但我们何尝见过他写前线、监牢或其他惊人场面？ 哈代不也只写自己的故乡么？ 写作者应该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与其企求惊人场面，不如在生活中深思。每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拥有自己的题材，关键是有无能力去发现。其次，他回答了获取题材后怎样处理的问题。处理是对题材或生活的看法，处理过程需要写作者透过事物表层，深入到中心，把捉事物的本真，不然就是瞎子摸象、坐井观天。作家的写作必得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拨开面前的层层迷雾、步步险道，多读书、多思考，不能把写作看得太轻便、太容易了。
在《简覆十一》中，王西彦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提出《新地》可以按照桂林文学创作社的办法举办写作研究会或指导会，为初学写作者批改习作，他认为办法很好，对写作者大有裨益，但《新地》没有这种力量，在当地不易约到能够担当批改工作的人员，编者本人无此能力和时间，即便在《简覆》中讨论写作的问题也并无 自信，不敢为他人批改习作。一是认为《简覆》所言意见太简单，希望发表系统的文学常识类文章，编者指出不易约到好稿件，《新地》容量太小，以后当努力争取，而有系统地难以做到，零星刊登一些大概没有问题。
王西彦编辑《新地》期间，刊出过王亚平、赵景深、鹿地亘、李白凤、倪贻德、谷斯范、郭风、绿川英子、黎烈文等人的文章，经由他主持重新复刊的《文艺专刊》则刊有徐中玉、许杰、施蛰存、孙用等人的自作和译作。
怀人与品读
《正气日报》分十次刊出了王西彦1944年9月19日写成的怀念鲁彦的长文《一个朋友的病和死》。在刊发《小启》中，作者谈到鲁彦逝世后纪念文不少，对他的生活却知之不多，这篇一万八千余字的“旧文”不是哀悼或赞美文章，而是一篇真实的记事，读者可以获知在这个时代一位认真严肃的作家的生存空间是如何狭窄，从而让鲁彦的旧友了解他近年的惨苦挣扎；我们的伙伴少了，变穷困了，社会公平不可期，除了自己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还有什么办法？ 该文文字简朴、笔调绵长，从1941年秋二人因文字结缘谈起，叙及《现代文艺》的编务工作，鲁彦病情的反复和生活的窘状，鲁彦的丛书出版计划以及与出版机构的矛盾，作者接手鲁彦的编辑、出版工作，鲁彦听从劝告携子到湖南居住，鲁彦贫病去世等情节，让人痛惜这位爱生活、爱工作、富有才华的作家的离去，而不免感叹：“在这样的世代里，在这个世界的生命如草芥般被杀戮毁灭的时候，一个文人的病死或许是一件十分平凡的事，那么我的记述反而成为多余了。”“死的业已死了，但活着的人呢？ 死者的遗孤们呢？ 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公平而慈悲的罢！”
另一篇文章《柴霍甫和他的〈可爱的人〉》以复函的口吻讨论了《可爱的人》，并生发出作者对自创人物到底怀有怎样的情感的问题。王西彦对女主人公奥莲嘉抱有深切的同情，认为她不断重复所爱之人的话语，没有自己的灵魂，失去自我而附和他人。作者创作之初是对人物投以嘲笑的，认为女人不该如此懦弱、驯良和缺乏主见，对她爱上那么多不该爱的人加以诅咒，但她那种纯纯的爱和母性又让读者感动流泪，诅咒就被祝福所代替。托尔斯泰、高尔基从《可爱的人》出发谈及妇女问题，前者认为人类必须相爱才能得救，赞美了奥莲嘉，显示出人道主义观点的矛盾，后者认为她是爱情的奴隶，而予于谴责。作者本人是什么态度？ 他的作品有个共同的基调，就是对所谴责的人物普遍抱有同情的态度，原因是这些可怜虫身上反映出了政治制度的黑暗和社会生活的堕落，他描绘的是一个忧患的时代，对这个时代是憎恶的，对将来葆有坚定的希望；尽管奥莲嘉是个灰色形象，却是精微的造像，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人性是多么脆弱，又是多么坚强。
《王西彦研究资料》录有上引二文的信息，如记载《一个朋友的病和死》作于1944年9月19日汝城大桥，1946年重写于福州，载于1946年6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第2卷第6期，1979年5月补写并载于《新文学史料》第5辑。《柴霍甫和他的〈可爱的人〉》于1944年冬作于赣州，1948年10月重写于南宁，改为 《契诃夫和他的〈可爱的人〉》，载于1945年1月13日浙江天台版《青年日报语林》第129期，载于1948年11月15日上海《文艺春秋》第2卷第6期。信息中均未提及《正气日报》，而经比较可见本报版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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