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主义”，是丁玲先生的名言。现在的年轻人，甚至是很多中年人，应该已经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和来历了。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和时代背景是如此独特，再加上先生多年来与众不同的经历，也使很多文学圈中的作家，至今仍能够记得这句话，和它所代表的一切。
“一本书主义”的来历，应该是在1952年，丁玲从莫斯科访问归来后，面对带回的俄罗斯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的文坛名著，曾经感叹道：“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写一辈子，写一大堆也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来，可是，那怕用一生的时间，能为人民写出一本这样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也就可以了。”后来，她又在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时，对青年作者们说过：“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
到了后来，她遭到批判的时候，这番话又被断章取义：“丁玲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把文学创作完全看成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
最终她得到平反，这句话才按照她的本意，被更正为“不要粗制滥造，写几本不很好的书，不如写一本好书”。而这时，已经是经历了30多年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激荡之后的事了，真是起起落落几十年！
这句话与她本人的传奇经历相互印证，可说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名家的名言！
像我这样一个比她小几十岁的后生晚辈，所经历的时事和一生境遇，可说是天差地别，但时至今日，我却常常想起“一本书主义”这句话和那些与她有关的回忆，想必冥冥中是有着某种特别的缘分存在吧？
第一次听到丁玲这个大名，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我读书比较早，在老家楚门的城隍庙里开的蒙。那也是当时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子读书的地方。读了没几天，比我大十岁的大姐，有天突然过来，拉着我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第二天，她和城隍庙里的校长、老师就全都没了踪影！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大姐是与她的同学、老师、校长一起去了括苍山，加入了地下党的“三五支队”！老师们既然都已悄悄地离去了，学校也就不存在了，要读书，只能到十多里外的清港去！
尽管每天上学都要走很远的路，但我却很高兴！一方面因为清港是我老外婆的老家；另一方面，只要有书可读，我就会觉得快乐又幸福！
清港的学校很小，校长姓陈，胖胖的，个子不高，但他对人说话有点厉害，大家都有点怕他。因为他每天都会给学生训话，学生和老师们都知道，这几乎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陈校长讲话有个习惯，每句开头必须先哼一下，而后开始训话的正文。
当时在学校里，我是年龄最小的学生，平时又很听话。所以某天早课之后，他突然叫我过去，着实出乎我的意料。只见他板着脸，似乎是真的要训我一顿！
一开始，我真的吓了一跳，因为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且，他每句开头惯常的那一下哼，更增加了我的紧张和不安。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只能细细地听着陈校长的训：
“哼，我刚才给大家说过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吗？哼，我说的是，哼，你们每个人都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哼，特别是你这样的，哼，叶文玲。你成绩很好，哼，但你不能骄傲！哼，有几个老师常常表扬你！哼，尽管你好几次都考了一百分，哼，但你和文坛大人物比比？哼，有些人，少年时很聪明，大了就不行！哼，有些老师很宠你。我不想看你现在，哼，我要看你将来！”
陈校长的这番话，我一直深深记在心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训。虽然一开始多少有点委屈，但后来仔细想想，说话很厉害的陈校长，其实说出来的句句都是真理！
陈校长说“有些老师很宠你”，而最宠我、表扬我次数最多的，就是当时的语文老师林光。
某一天吃晚饭前，林光老师坐到我们课桌边，声音响亮地对我说：“刚才，你语文又拿了一百分！嗨，文玲，你读书很好，我很高兴！你听说过吗，有个很有名的大作家叫丁玲！你长大了就要和丁玲一样，当一个大作家，写出大文章！你家给你起的名字很好，‘小丁玲’努力，就会像丁玲一样！”
啊！丁玲？大作家？大文章？
林光老师没有再细说什么，我也没有再问。但是，丁玲的大名，却从此深深地镌在我心里了。
我在清港小学读了两年半左右，就要毕业了。跟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不同，那时候小学升初中，是必须先考试的，只有考试通过，才有机会去读初中。
那时的玉环县，只有一个中学，地址在楚门镇，名字叫作玉环中学。
我很快考上了！中学里最让我高兴的是：学校里居然有一个图书馆！并且学生每天都可以去借书！
记得负责管理图书馆的女老师是从外地来的，很白很漂亮，说的是普通话——那时在我们那样的小镇上，像她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去学校的第一天，我马上就跑到图书馆去借书。第二天，第三天……图书馆的女老师看我这个一年级的新生每天不停地借书还书，很是惊愕。她看我这么快又来借书，先是下意识地拦了我一下，旋即问道：“你是哪个班的？你看书看得这么快，是不是囫囵吞枣读下去的？你真的都认真读过了吗？”
我脸红了——老师说话也那么厉害啊！可是老师，你哪里能知道学校图书馆是让我最醉心的芳草地啊！
我真不知道怎样说出心里的万般滋味，只能老实说出我读完这些书后的感受。这个漂亮的女老师，听我一一说完了这几本书的作者和故事的内容，终于又笑了起来，说：“很好，你是很仔细地读过了！以后，就天天来借，好好看看吧！”
啊！老师真好！学校有图书馆真好！我太喜欢这位图书馆老师了！我马上就想：以后等我毕业了，我一定要到图书馆工作，每天都可以美美地读书，多幸福啊！
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随着上学读书的一天天进步，小小的梦想也一起成长——1956年，初中二年级的春天，我悄悄写成了一篇小小说《夫妻间的小风波》，投寄给《玉环报》并发表了。校长首先看到了这篇文章，并大力赞扬，学校里也把这件小事，作为一个特别的喜讯而大书特书！
我自己当然也觉得出乎意料，十分开心与兴奋，欣喜之余，我的耳边似乎又响起小学老师的那句话：“‘小丁玲’努力，就会像丁玲一样！”
那时候的我才十三岁，对未来的一切充满憧憬。我爱学校里的一切：老师、图书馆、校长……所有的人都是我的恩师！我就爱读书，每节课我都要仔细认真听讲，每次我都要考到第一名……我的理想也越来越多了，但我最初也是最深与最热烈的梦想，始终是文学！我要更努力地学习，以后要考上高中，要考到北大，毕业后，我要当一个真正的作家！
这真是最好的年华啊！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废寝忘食地读书，看《红楼梦》，我哭得肝肠寸断；看《水浒传》，我忘了吃饭、睡觉……也是在那时，我知道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名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他们的那些大作，真是让人永远都看不够！
而后来的人生，真是风云莫测，教人感叹造化弄人！
就在我沉醉于我的文学梦想时，从正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大哥那里，传来一个宛如晴天霹雳的消息——哥哥叶鹏，当年的高才生，全家乃至全镇的骄傲，居然被打成了右派！而我自己，也因为这件事的波及，不得不从仅仅读了一个星期的黄岩高中退学了！
而后几十年的人生厄运与苦难，就此拉开帷幕，在我的长篇小说《无梦谷》里，对这一段充满艰辛的人生历程，有着详细的描摹，也毋庸在这里再次细说。
在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是文学给了我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力量，是一本本书，陪伴我度过漫漫长夜，使我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和对未来的向往。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且如饥似渴地读完了。掩卷沉思，慨叹之余，忽然想起自己曾被小学老师说成“小丁玲”，一晃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我的人生，自是天翻地覆，而丁玲呢，她又在哪里？又在做些什么？又写了什么书吗？还是那个被称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才女丁玲吗？
丁玲的真名，叫作蒋伟，字冰之，出生于1904年10月。这简简单单的信息，不仅仅是当时的我所不知道的，放在现在，估计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我所不知道的，还有她当时的境况。虽然我知道她从1955年起就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首要分子，并遭受批判，我那时天真地以为，她的问题应该已经说清楚了吧。她的文章写得那么好，又是对党充满热爱的人，现在应该已经让她回去继续写作了吧。……
我并不知道在我成为右派家属的同时，丁玲也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被下放到黑龙江农场参加劳动，一去就是十余年。
在经历了数年的颠沛流离（对这番经历，我在长篇小说《无梦谷》中，曾经有详尽的描写）之后，我来到了处于中原大地的河南，结婚成家，从制笔厂的冲压工开始，在人生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跋涉，而即便在最困顿的日子里，尽管家居斗室，生活清贫，我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学梦想！
而文学，也并未放弃我，终于在1977年，我调入河南省文联，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调入河南省文联后，我结识了于黑丁老先生，他不光是我的领导，也可以说是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忘年交，更可以说是一位知心长者。
于老家里收藏有许多张老照片。第一次翻阅的时候，我指着一张照片上的一个女人，问道：“她是谁？”于老探过身来看了一眼，说：“这是丁玲。”
时间久远，照片是在何时何地拍的、风景如何、上面还有哪些人物……种种细节，我几乎都早已忘怀，唯一记得的，就是看到照片中的丁玲时，自己的感受——她穿着的衣服、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她就是有点骄傲而与众不同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即使是站在众人当中，身上也始终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让她显得格外卓尔不群……
那就是丁玲这样的人，她，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即便在这时，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亲眼见到丁玲，而且还是不止一次地与她见面！
在1979年的秋天，我和丁玲第一次见了面。
1977年秋，我的短篇小说《丹梅》发表于张光年先生主编的《人民文学》上，这也让我有机会参加翌年举办的《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座谈会。这件事对我来说，意义自然格外重大，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很多以前只闻其名的作家。那些以前只能在书本上见到的名字，现在变成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走动，甚至与我谈笑风生，这怎么能不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感到激动与兴奋，乃至欣喜！
1978年和1979年，在北京，举办了很多文艺界的会议。但是，最重要的，当属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很多老作家来说，这次会议也是此生难忘的里程碑！
这是一次文坛前所未见的盛会！从全国各地来参加大会的文艺工作者，足足有3000多人，开了有半个多月！会议当中，作协、美协、剧协、音协、影协等分别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而就在作协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
在会场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我远远地看到丁玲走了过来！虽然时过境迁，她的样子跟我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的，已经是截然不同的形象；但是那宽阔的额头，那双大眼睛，还有那种卓尔不群的独特气质，还是让人能够一眼认出来，她就是丁玲！
她走得很慢，那时的她，已经75岁高龄，多年的劳作，让她的身体也有些行动不便。于是我快步走向前去，扶着丁玲走进会场。
这时，我真想说：“我多少年前就看见过您，我很早很早就想去看望您……”但是，我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世事如此无常，就像她的人生，风云变幻，波澜起伏，总让人感慨万端。
看得出来，走过来的路上，她很高兴能够有人扶她一把，于是，我就陪着她走进了会场，坐了下来。
这样的会议上，她自然是要发言的。但是那天，她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只依稀记得片言只字。她说自己从黑龙江回来；又说了在农场里学养鸡，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学会了；等等。
我在台下听着，有些迷茫，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不是丁玲应该给大家说的话。她可是丁玲啊！是既能写出惊世骇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能写出生动鲜活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丁玲啊！我以为，她至少应该跟我们讲一讲，要怎样才能写出那么出色的小说，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她又是怎样想、怎样写的……
我恍惚间，她已经很快又很慢地说完了。说很慢，是因为她的语速很慢，又似乎始终透着一点游移；说很快，是因为她说话的内容极为简短，似乎很久没有在这样的场合给这么多人讲话了。
我陪她走回休息室的路上，她仿佛是在说给我听，又仿佛自言自语：“我都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我要说错了，人家会批评我，我会被打的……”
我怔住了，只好对她说：“没关系的，您刚才说得很好。”她又马上给我说：“你不要怕，陈明马上会回来陪我下去的……”说着，她再一次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在那里生活心里很苦，还吃不好，又常常被人骂，只有陈明陪我……我现在做什么事都有陈明来帮我……”
我的喉咙仿佛哽住了，只好像是喃喃自语一样地重复道：“你休息一下，不要太累了……”
刚刚走到外面，陈明就已经跑了过来，他飞速地跑上楼来，代替了我，慢慢地扶着她下楼去了……
1980年的初春，我再次前往北京，参加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一期小说创作班，这个班有36个人，有很多老作家特意前来，给我们这些小字辈上课。
关于丁玲与文学讲习所的渊源，似乎也不必在这里赘述。只需知道，文讲所就是丁玲出于对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关心，而专门向中央领导申请成立的；刚成立时的名字，本来叫作中央文学研究所；她还亲自担任了第一、二期的讲习所所长，那时来讲课的专家、教授，也都是她亲自安排或是登门邀请的。
在讲习所学习的日子总是特别充实，每天都有不同的老师为我们授课，讲文学、历史、哲学……林林总总，包罗万象。而终于有一天，丁玲来了，她来给大家讲课！
我记得丁玲老师来的那天，她说得并不多，也没讲太长的时间。课后，她微笑着要求，跟我们全班合照，而这张照片，也是我们那届文学讲习所小说创作班唯一的一张全体记录！直到如今，我家里还留着她和我们全体同学的这张合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迁回浙江，曾经专门去冯雪峰先生的老家拜谒。在那里，我不出意料地看到了丁玲来探访时拍下的两张照片，这是她在十多年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专程前来看望时，所留下的最后一点纪念。
写到这里，我才惊觉，我可能会让读者有点失望，我与丁玲并没有多么深厚的交情。我只是一个一直仰慕她的后生晚辈。即使见到过她，我和她之间也没有什么值得叙说的故事。但是，我一直想说的是：她的一生，始终是充满争议的，赞扬她的、诋毁她的、批判她的……什么样的言论都有，正如她起伏跌宕的一生，有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唯独没有平淡无奇。
最让我忘不了的，就是她所提出的“一本书主义”。在我看来，这就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真实想法：一个作家写得再多也没有用，只有用心写好一本书，一本了不起的好书，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丁玲提出“一本书主义”的原文，有很多版本，前面引用的，是丁玲自己的回忆，但我比较偏爱的，还是这样的说法：丁玲在主持中央文学研究所时，曾对青年作者们说过：“你们一定要出一本书，来表明自己的实力。有了一本叫得响的书，你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就站住了。”
这样一种表达，从方式到语言，都非常丁玲。
虽然余生也晚，只见到过晚年的丁玲，但是阅读过她的作品，听过她那些掷地有声的言论，就会知道，她是一个爱党、爱国、热爱文学与写作，集“文小姐”与“武将军”于一身的才女，是一个最真实又最纯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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