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达，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精通英德法三语的著名翻译家。1948年11月19日生于上海徐汇。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2010年荣休于中国人民大学。诲人不倦，培养指导了50余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曾任中文系96级本科基地班班主任。讲授《外国文学史》《西方文艺理论史》《比较文学概论》《文学翻译理论》《比较文化》《西方经典名著研读》《外国文学选讲》《欧美文学专题》等课程。1991年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治学严谨，长期深耕西方文学史、西方文艺理论史、中西文化比较、尼采研究，成就卓著。作为发起人之一，推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2007年首届世界汉学大会。荣休之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框架下创立了伦理专业委员会，并与海外学术机构合作，创立了国际墨子系列研讨会。7月12日中午12点42分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良师仙逝 母校魂牵
    ◎胡海（人大中文88级本科）
    良师仙逝，一时无语。曾记课上课间，笑意微微，恒常通达方高士；
    母校魂牵，几度相逢？难忘校内校外，诲言晏晏，变易精深助栋梁。
    期末考试前一次课间，杨老师踱步到后排，问我，希望怎样考试。
    我说不要考太多死记硬背的内容。杨老师就将重点记忆内容说了说。
    所以觉得“不易精神”不如“变易精神”，更合乎老师通权达变、随和平易的特点。
    
    每张照片他都站在春风里
    ◎许炳澜（人大中文87级本科、91级硕士）
    7月13日晚上，很偶然地打开同学群，看到杨恒达老师的讣告。我愣了一会儿，拿起手机通知相关人士，我第二天赴杭的行程推迟。
    1988年秋天，我们二年级本科生开始学西方文学史，杨老师给上。他备课很认真，不疾不徐从尼伯龙根和堂·吉诃德，一直讲到道连·格雷和秃头歌女。
    那时他刚刚在波恩读了两年比较文学和德国文学，但他对德国文学似乎并无格外侧重。课堂上听他唯一一次用原文朗读作品，是波德莱尔的诗，法文的发音跟他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气质相通。可惜他读诗时，已近午饭时分，一众同学无心欣赏阴郁的恶之花，已经抓好饭盆袋，准备冲向每天贫瘠的物质精神生活的第一个高点。
    那时，高考恢复不过十年，我们身边的学习气氛竟然已经很淡，图书馆每个自习室经常只有稀稀落落几十个人，而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准备出国考试的。
    人民大学的很多学科直接对应财经监管和企业实务，这些专业的学生入校不久就已跃跃欲试，随时寻找机会在市场上练手。而文史哲这类专业，在那时就已经被认为是被时代抛弃的领域，这些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在报志愿的时候报的也是热门专业，后来被调剂到冷门专业。
    当然，我们班也确实有立志学文学并打算从事相关工作者，可惜这样的人连五分之一都不到。
    杨老师和我们中文系的其他老师，面对的就是这样三十来个失意又迷茫、对所学专业无甚兴趣的男女青年，包括我。我是班上综合学业成绩最好的，但我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觉得成绩好肯定对前途有帮助，所以我的主要目标是拿高分，未真心向学。四年后，我又读了本系的研究生，只是避免被分配回边疆老家的无奈选择。
    杨老师肯定是知道这些的，但我从未听他因此责怪我们。他认真讲他的课，考试也并不为难学生。我们班好些同学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也都是他指导。到大四的时候，他虽然从没做过我们的班主任，却已经是全系跟我们关系最好的老师。
    那时他还不能带研究生，但当他知道我想考欧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时，就热情把我推荐给我后来的导师黄晋凯，然后仔细告诉我应该怎样备考。开始读研后，我又想出国看世界，杨老师知道后又把我推荐给一个不错的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我终于还是没有成功，并又度过了苦闷的三年硕士生活。能指望的，就剩下找个好工作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找工作到处瞎撞和担心找不到好工作上，毕业论文写得非常不怎么样。我的导师黄老师对我也很好，但是他比杨老师严格，他吓唬我说：“你的论文如果不能改得像样点，我就不能让你毕业。”我担心地告诉了杨老师。杨老师平静地说：“不会的。如果黄老师不让你过，那他以后就不要跟我相处了。”
    我就这样踉踉跄跄地毕业了，而且撞到了一个还算凑合的工作。杨老师为我高兴。
    我们毕业后还是时不时会跟他聚一下。他在外面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也不试图成为谈话的中心，有时大家说到跟他无关的话题和人上去了，他就淡然超脱地坐在那儿似听非听。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他总是那么温和，从不会疾声厉色。作为学生跟他在一起也很放松，完全不会感到一个威严、有压迫感的存在。
    我曾经想，杨老师为什么对学生这么好，是不是因为他的家庭关系比较淡，所以把爱都给了学生？大学三年级后开始，我跟师母和他们的女儿的接触也慢慢多了起来，我发现我真是小人之心乱猜。他们夫妻感情很好，是个很有爱的家庭。我们本科好多同学都在他家吃过饭，杨老师很会烧菜，一小碟一小碟的，让我这种只见过大锅菜的东北人觉得又好吃又新鲜。大二下学期，在特别特殊的情境下，他还烧好饭菜，跟太太一起送到我们的宿舍。
    由此我们对杨老师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中学毕业就赶上上山下乡，先在湖北潜江农村务农，后来又在陕西长庆油田做了五年工人，他在那里遇到我们的师母。杨老师一直坚持学习，1976年开始在石油系统给工人做教师，1979年直接考上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
    我们认识他时他三十八九岁，已经有点中年人的福相。后来这些年，则看到他慢慢变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伯伯。
    杨老师死于新冠肺炎。开始他没在意，没想到忽然恶化，并引致他迅速昏迷，一切都没来得及交代就走了。
    在八宝山梅厅，一切程序快结束时，工作人员说，想最后看一眼逝者的请再进来吧。我进去，才注意到正前方大银幕上在循环放着杨老师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是从中间开始看的：杨老师在研讨会上；学生给杨老师过生日，杨老师戴着纸王冠；退休后的杨老师在德累斯顿；杨老师和师母在勃兰登堡门前……
    这轮结束了，再从头来。我忽然看到了不到二十岁的杨老师、二十多岁的杨老师、三十多岁穿着西装在西德的杨老师……他戴着那个时代典型的朴素眼镜，也是淡然地笑着，似乎每张照片他都站在春风里。
    那一刻我觉得我在几分钟内看到了他的一生。我终于流下眼泪。向棺木对面望，当年我们同班的两位女生在那边也盯着银幕。黑衣的谢力一边看一边擦着眼睛，而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另一个同学早已泣不成声。
    
    我们看到的宽厚，都是石头磨成的玉
    ◎郝燕（人大中文92级本科）
    6月底回上海父母家，鬼使神差从书架上抽出了《再见钟情》，1996年大学毕业时候，跟着老师一起翻译的通俗爱情口水小说。给女儿看：“你妈妈当年上大学就想办法挣零花钱了。”署名是杨恒达老师，我，还有两位研究生。还心里感慨了一下，那时候即使这么不学术的小活儿，老师们都还把出过力的人名字都署上。
    顺手把书的版权页照片发在中文系的群里，有年轻的师妹跟我私信说：“杨恒达老师最近新冠进了ICU，情况还算稳定。”回京后接着山西一周游学，又去了大同。7月13日中午，师妹通知，老师昨天中午走了。
    拿到官方的逝者生平简介——精通中英德三语、比较文学前辈、译著等身、“最早的尼采翻译者之一”等等，我看着想，这些文字，如何能描述一个人的气质呢？
    三十多年前，人民大学中文系每三年才招两个上海人。表面温和内心叛逆的我就这样来到中文系，怀着人生最自由的四年一定要随心任性的暗自设定，也不怎么认真学习，是班里的逃课大王。
    二年级下学期的外国文学课，第一节课，见到胖胖的杨恒达老师。语速均匀，态度随和，我居然听睡着了。很多人告诉我，他是上海人，大约大家都认为同乡应该抱团。但是，上海人，约等于没老乡，我们整个学期都没有单独接触过。
    三年级开学以后，跟新来的研究生们一起天天打牌，其中有老师第一次收的研究生老范。杨老师请学生们上门吃饭，老范带我去，杨老师特别高兴，说很久没有做糖醋排骨了：“他们北方人的糖醋排骨根本不对，下次我准备一下你来吃吃看，是不是跟上海饭店里的一样？！”就这样，我们成了杨老师身边的活动小组，经常好吃好喝。当时教师们都居住在校内简朴的老房子里，表面看似乎每一家的生活都一样。差别和坚持，也就是在一份糖醋排骨，和他穿大衣时候喜欢用的红围巾。
    有一天，杨老师让我们分别去找几个愿意去石景山游乐园的同学。我们两个男生三个女生，跟当时48岁的老师，疯一整天。回校路上，老师说，他是查出来血压高、血脂也高，恐怕以后不能放肆了，抓紧机会玩一下。
    杨老师跟我讲，当年在西北修铁路，每天锄地绝望，就学英语。一个人学没意思，甚至组织其他工人一起学。当时真没想过有一天还能回城，学习是本能的需要。
    1979年能考出来的，都是没有放弃学习的人。单说后来因为伏案工作曾经颈椎压迫头疼到吐，就能知道他刻苦的程度，但对外人是不提的。所有学生提起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宽厚”——自己苦过，不用看别人也苦。
    他从不问我学业，但会跟别人说，郝燕聪明，文笔很好。不像其他某些老师，跟人介绍我用的形容词是漂亮。跟下一学期的老师介绍我说：“郝燕呀，从上第一节课人家就跟我说这个班上有个女生是你老乡，没想到一直到考试才第二次见到她。”语气风轻云淡，不以为意。
    毕业论文我写莎士比亚，是他的专业，他挑走指导，给了好成绩，还要专门跟我说：“不是因为咱们关系好，你是真的写得好，才给的优。”该找工作了，他找了家实力颇强的出版社，我不想做纯文字想搞市场，去了电影发行公司，他打了招呼的地方面试都没去。杨老师没有露出过一丝不快，当然是支持。
    拍《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时候，我去采访。那一日取景在太原别墅。电话中跟杨老师提起，他兴致勃勃：“我小时候就住太原路啊！”太原路是梧桐覆盖的单行线，是上海现在规划中永不拓宽的几十条风貌老街之一，住过很多名媛大亨。
    老师说，他们家当时成分不好，是小资产阶级。上学的时候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他的，一搞春游什么的，这几个成分不好的孩子都没资格参加。只有一次，学校特地通知他去大光明看电影。可高兴了，终于被认可了，穿上新衬衫，为了得意还坐了黄包车。赶到电影院一看，片子是《林家铺子》，来的就是那几个小资产阶级后代，原来是让他们专门接受教育的。
    说完笑话问老师：“现在还回来看看吗？”老师叹气道：“房子后来分给很多人，我们那么好的一条路，现在成了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吃饭的地方。我上次去看，还有人在门口撒尿。算了，不去看了。”停顿一会儿又补充：“想想卖盒饭的都是下岗女工，也算是让人家有个生路。”
    年龄渐长，要慢慢习惯，那些肯定会对自己好的人，都开始逐渐离开了。
    我常常想，从来不一起讨论学术的师长带给我什么影响？我小时候那种任性一直延续到现在，50岁了，仍从未做过自己认为没价值的事，其实多少来自于那些惯着我的长辈给的精神底气。
    他们存在过。让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一个小空间——说话半句别人就能懂，严格对自己、放松对他人，天一晴就要假装忘记狂风暴雨，坚持赚钱和做饭，身边尽是好看好玩的人。
    
    他的灵魂转世 活在了他的文字中
    ◎陈戎女（人大中文93级硕士）
    杨恒达老师在7月12日走了。那天朋友圈刷屏的是94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去世，但我内心在为另一位老者悲戚，他才74岁。2022年年底北京疫情猛烈，杨老师和家人都很小心，反而平安度过，没想到狡猾的新冠病毒在2023年6月伏击了他。7月12日晚间，噩耗在弟子群传来，我打下“痛失吾师”四个字，五内俱焚。
    2023年，我与杨老师认识整30年。1993年我进人大读外国文学专业硕士，杨老师是我的导师，我的学术引路人。那时节杨老师很年轻，44岁，微胖，他喜欢抿着嘴微笑，这个招牌表情与他温柔敦厚的君子形象牢牢占据了我们的记忆。我入校前的七八年，他先留德，后访美，似乎没空招学生，我就成了他带的第一个硕士生，是“开门弟子”。当时人大外国文学专业的硕导中，杨老师算最年轻的导师，比黄晋凯、张秉真、章安祺诸位导师都年轻。年轻的才俊之士，锋芒毕露也不奇怪，他却为人敦厚，作风老派，一团和气，不争不抢。这样全无棱角，更无“锋芒逼人”的老师，对学生宽容到甚至纵容的地步。学生们在他面前说话毫无忌惮，嘻嘻哈哈。他抿嘴一笑，从不计较。
    当时只道是寻常，我自己也做高校老师后，方明白为师的修炼和雅量，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然这样的君子做派更多出自杨老师的天性，他宅心仁厚，宽以待人，以助人为乐。恒达老师人如其名，以爱人、立人以“达人”，这是他的为师之道（天知道他帮助了多少学生），亦是他的为人之道。此乃真君子。
    杨老师并非好好先生，专业学习上他讲究方法的科学，但对学生的研究方向选择却给以最大的尊重。当时我学的是“外国文学”专业，他多次耳提面命，要求我学好英语，除了下功夫背记读写，老师教我要随时随地全方位学英语，记得他曾现身说法从一个瓶子的外文商标给我演示，不能只学书本上的英语。二外他让我选择德语，我学了（后来做博士论文也受惠于此，不表）。我揣测老师私心里未尝不是想让我赓续薪火，跟着他研究尼采或卡夫卡，他赠我他的《尼采美学思想》一书，我读后没得要领，让他失望了。那时候我正在经历一个二十啷当的硕士生坚持自己的读书兴趣的偏执，最后我的硕士论文外拐到其他方向，他既没有阻拦、更没有责怪我这个开门弟子没开好头，他不是那种逼着学生紧跟自己脚步、不跟随就废掉你的老师。在我看来，杨老师也许不是振臂高呼的“燃灯者”，却是包容差异、毫不褊狭的“引路人”。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杨老师投身到十数种书的翻译事业中，从英文、德文和法文翻译的书，不断面世，有卢卡奇《小说理论》、亨利·密勒《南回归线》、德里达《立场》、D.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尼采著作，等等。尤其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他写得少了，译得多了。杨老师很有外语的天资。可以说，像他这样有能力做多国外语翻译、感性的文学与理性的哲学“通吃”的国内译者，简直凤毛麟角，有些人自称精通多门外语，真要把译的书拿出来晒一晒，立刻会被打回原形。杨老师的翻译兴趣极广，辐射了西方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哲学经典，甚至还有童书。他在60多岁大多数人选择退而休之的年纪，组织和领衔翻译22卷《尼采全集》的浩繁工作，一般人很难理解。
    我老是琢磨，杨老师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搞翻译？维拉莫维茨说过，“真正的翻译是灵魂转世。”保留灵魂，只不过改变躯体。当杨老师孜孜不倦翻译时，我愿意相信，他把自己的精神交托给了这项可以灵魂转世的事业。杨老师送我的译著中，有一本埃里希·海勒写尼采的书，书名没有直译原著书名The Importance of Nietzsche(尼采的重要性)，却采用了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副标题中“自由精灵”（Freigeist）一词——《尼采，自由精灵的导师》。我不想讨论尼采对杨恒达老师的“重要性”，那可能是另一篇学术文章的题目。我的导师杨恒达追随他的“自由精灵的导师”，他愿做“自由精灵”，但这绝非浅俗意义上的想干啥就干啥的自由，他在包容、善待、立人、达人中成就了精神的自由，成为那个“自由精灵”。杨老师撒手人寰，《尼采全集》尚未译完。译海如学海般无涯，“未完成性”也许是很多译者的宿命，但杨老师的灵魂转世，活在了他的文字中。
    生命关闭了一扇门，也悄然打开了另一扇流溢出勃勃生气的窗户，我仿佛看到杨老师在那扇窗户前，仍抿嘴微笑，温柔敦厚，一如过往。君子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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