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师大校园，蓝棣之是富有传奇色彩的独具魅力的老师。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界以种种思想论辩拉开了历史的帷幕，“朦胧诗”论争就是其中最具情绪色彩的、可能也是影响时间最长的一场论辩。直到新世纪初年，在香山召开的一次诗歌研讨会上，提及当年论争中的某次人际纠葛，已近退休年龄的当事人还激动不已，情绪激昂地向年轻的与会者倾诉过往的委屈与郁闷。
    当年，蓝棣之老师也是在这样的激情氛围中亮相师大讲堂的。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日常讲座人气最旺的新一教室，朦胧诗论争的主角、北京大学的谢冕老师应邀出场。那不是一种悠然道来的知识性传授，而是重重压力之下的申述、剖白与呐喊，自始至终都裹挟着一种左冲右突的激愤。踏进教室的那一瞬间，你无须听懂什么道理，就会立即被这样的激情所感染，迅速成为谢老师诗歌命运的同情者。那天晚上，主持讲座的便是师大“中国现代诗歌”课的主讲老师蓝棣之。不过，与谢冕老师情绪激昂的表现有异，蓝棣之老师始终不紧不慢，操一口“四川普通话”，对谢老师的“朦胧诗学案”穿插点染，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入则两肋插刀，执火助攻；出则跃身天外，鸟瞰历史经纬，机智透辟，妙趣横生。不得不说，在这里，学者的智慧和诗人的情志兼而有之、相得益彰，散发着一种极其特殊的迷人的风采。
    大学三年级，蓝棣之老师为我们开设“中国现代诗歌”选修课。依然是用那种不紧不慢的讲述，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史实与文本细细梳理，让一大批的台下学子神魂颠倒。80年代的师大中文课堂是五彩缤纷的，王富仁老师首重理论思辨，讲述中外文化的演化发展，汪洋恣肆、大气磅礴，以开天辟地之奋勇召唤每一个人紧随其后；童庆炳老师善于在社会生活的丰富案例中提炼理性的判断，是师者循循善诱的典型；任洪渊老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融化进历史的讲述，叙述的是他人的史实，渗透的却是自我的故事。一批更年轻的青年博士教师也是卓尔不群：王一川老师儒雅、温和地讲述他的“审美体验”，郭英德老师的元代文学故事深沉而隽永，还有一位激情四射的文艺学学科的青年博士，在童老师的课堂上教学实习，第一次让我们知道了弗洛伊德理论的震撼。他一边展示心理分析学说的惊艳，一边有节奏地狠狠踢着身后的白色墙壁，最后在那里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历史印记。总之，在那个时代，各种形式的激情式表达可能还是主流。与他们相比，蓝老师是平和的，常常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谈论现代诗歌艺术，但也不似古典学者的克制和对文献知识的倚重，如王富仁老师那样纵横捭阖的社会历史考察也不是他的兴趣，出现在他口中的主要还是对诗歌的艺术感悟，包括意象、语言、节奏，等等，不过也并不陷入那些技术性的形式论，而是浸透着丰润的情感性的解读和分析。他后来将自己的这种文学阐释方式命名为“症候式批评”，结集为《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出版。其实所谓的“症候式阅读”，本来是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阿尔都塞提出的概念，指的是抓住那种被隐藏在作品所表达的明确意图之外的意义。受到精神分析学派影响的阿尔都塞相信，在作者有意识的文字下面一定隐藏了某些不容易被知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能简单地通过表面的阅读来了解，而需要利用一种更深层的方法来加以挖掘。
    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主要还是竭力挖掘文本断裂处、空白处的意识形态内涵——那些被掩盖、被忽略、被扭曲了的意识形态的因素，而这类社会政治内涵却不是蓝老师所感兴趣的东西，讲新诗、讲现代文学经典，他还是集中于探讨人生况味，尤其侧重于开掘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隐秘情感——夫妻之间的厌弃、远距离的爱慕、男性内心的“洛丽塔情结”，等等。他善于运用锐利的目光洞穿世事人情，又在文学艺术的字里行间发现蛛丝马迹，最后得到出人意料的结论。比如“诗歌史上只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现实主义潮流’”；比如“新月派就不是浪漫主义，更接近法国的‘巴那斯主义’”；比如“《二月》中的肖涧秋并不真爱陶岚，更不爱文嫂，最让他动心的是年仅七岁的小女孩采莲，只有这位少女才具备了‘魔鬼引诱’的魅力”；比如“《骆驼祥子》《围城》之中所透露的不过是作家对现实家庭与婚姻的失望”，等等。这些结论猛然问世，常常令人瞠目结舌，不敢置信，但细细回想，却又能够觉察出其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蓝老师颇为看重自己的这一套阅读方法，对自己的艺术领悟力也相当自信。一次课余，他不无自得地告诉我们：“应当好好体会一下这类研究的精妙之处，不要被那些雄辩滔滔的社会历史之论所迷惑了，他们的判断只能存世五年，而我的这些研究可以存在二十年而不止！”
    “文革”结束后，刚刚进入新时期的思想文化界，深受机械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之害，普遍向往“回到文学本身”，蓝老师对诗歌艺术阐发和对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显然都是80年代的学术“新路”，是他超越陈旧方法的得意之作。不过，新时期同样有“新启蒙”的思想建构，有王富仁老师那样宏大磅礴的历史论述，所以蓝老师对自我学术选择的信心也还包含了另外一层含义：在同时代人的学术新潮中，他依然有自己的笃定和确信，他相信文学的艺术自身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二
    这份笃定有蓝棣之老师特有的执拗，但却没有多少文人相轻的狭隘。在当时，在热爱现代文学的学生眼中，长于历史文化分析的王富仁老师似乎更多被时代的追光灯所照射，而沉浸于诗歌艺术欣赏和“症候式批评”的蓝棣之老师却相对冷寂，但是这些明显的冷热之别并没有造成那一代学者之间的间隙。1987年，围绕王富仁老师的鲁迅研究方法论问题，一场论战发生了，关于其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术道路的关系，学界传出了不同的声音，而每一个从“文革”时期过来的人，都明白这样的争议之于王富仁老师学术前途的巨大影响。有一天，在蓝老师家中，谈到正在发生的这场论争，他突然严肃起来，神色严峻地说：“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有重要时代价值的，现在一些人的指责既没有什么道理，也相当危险，作为师大的一员，我们是应该站出来写点东西啊。”这番话，说实在我还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老师并不从事鲁迅研究，对于王富仁老师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他可能也不那么感兴趣。在以往的课堂上，个性鲜明的蓝老师也主要是专注于自己的艺术理念，很少恭维过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今天这一番仗义执言真诚而动人，我一时间也是血脉偾张，暗下决心，打算呼应蓝老师的倡议，立马撰写声援之作。进入90年代以后，学界论争多多，似乎已成时代常态，少了些当年的紧张和焦虑，或者谁也不那么当一回事儿了。而如蓝老师那样跨越疆域的“袍泽之谊”也在淡漠，即便没有剑拔弩张的公开论战，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内在撕裂却在潜滋暗长，每念及此，我都不禁想起1987年。那个年代，是不是还有一种被称作“学术共同体”的东西在隐约构成？当然，可能它最终也还是未能成型。
    课堂下的蓝老师也是这样性格鲜明、立场坚定的人，他真实、坦诚、不加掩饰，常常毫不客气地批评我们的思想和学习。有一段时间，他的居所也是门庭若市，各方诗人墨客纷至沓来，日夜无休。终于，他不愿如王富仁老师一般隐忍妥协了，某天清晨，赫然在大门上贴出大字通告：“本室定于每周一三下午接待访客，其他时间恕不接待。”当天上午，一批不请自来的学生、诗人兴冲冲登门，却悻悻然而返，“蓝棣之告示”不胫而走，传遍学生寝室。在自由闯入老师家门已蔚然成风的80年代，蓝老师的告示的确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议论。现在想来，如果没有这段插曲，我们这些放浪任性的学子何以能够领略到应有的“规则”，又何以能够真正触及老师的原则与个性呢？时过境迁，应该是信服胜于抱怨。事实在于，蓝老师的原则和严肃不过是人际关系所应有的“界限”和“尺度”，并不是什么苛刻怪异的癖好，只不过，在师生关系自由无拘、学生们愣头愣脑慢慢放任，而老师也大多宽仁迁就的氛围中，突然有人提醒人与人之间的轸域分寸，稍微有点懵懂而已。
    日常中的蓝老师，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亲切随和的，乐于与同学们交流。与蓝老师聊天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他话题广泛，无论文坛掌故、世事人情还是艺术鉴赏，都说得津津有味，关键时刻常常都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和结论，他的“症候式分析”早已融化为观察人生、世界以及文学艺术等一切事物的基本态度。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他突然对“星相学”有了心得，一有机会就拽住我们谈星相，剖析人性和命运，一些女同学被他一番“侦测”以后，尽数大呼小叫，惊为仙人。他又将“星相学”转移到文学研究，剖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甚至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的星座属性，既诡谲新奇，又醍醐灌顶。90年代，蓝老师和我见面，特地告诉我说，凤凰卫视邀请他主讲“星相学”。怕我不相信，还送我一册最新文集，扉页的作者介绍明明白白地写着：“蓝棣之，属双子星座。据说双子座的人，喜欢观察，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对于不知道的事情，一定会设法了解。”我知道，这就是蓝老师对自己的一点归纳总结。
    三
    蓝棣之老师从不掩饰自己的内心世界，喜怒哀乐形于色，甚至不惧于表现自己精神深处的忧郁、脆弱和迷茫。在稳重矜持依然是师生交往常态的今天，蓝老师却比较另类，他不时将自己性情的本真暴露于众，让一批年轻的学生触摸到人性的真相和深度，可能这本身也是“言传身教”的重要形式。蓝老师有一双儿女，当时女儿念中学，儿子在念大学，都是他的情感所系，好几次我们在他家，都目睹了一位父亲的温柔和耐心，其细腻动人，着实令人感动。师大住房紧张，好长一段时间蓝老师都只能住在四合院的筒子楼中，一个逼仄的小单间里塞满了他全部的家当、工作和生活，两个孩子只能继续爬着一张学生上下铺。就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蓝老师的儿子发生了意外。有好长一段时间，蓝老师都无法从巨大的悲恸中恢复过来。因为蓝老师，我们班的一大批文学人，诗歌人也都同时堕入了前所未有的阴郁时期，大家时时都在留意蓝老师的动向和他的精神情形，为他揪心，为他焦虑。从中，也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一道关乎生死的人生关隘。
    蓝老师是我走上新诗研究的领路人。因为他的“中国现代诗歌”课，我对新诗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系统阅读相关的作家作品，原本散漫的文学知识有了一个自觉的认知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其他的知识和思想。在这个过程之中，蓝老师的指点和鼓励在许多关键时刻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阅读其他诗歌史著作，我发现象征派的开路人李金发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甚至被称作“诗怪”，问题是，从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派到新时期的朦胧诗，这种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早已经深入骨髓，理当见怪不怪了，何以还有如此论断？蓝老师对我的疑惑大加赞赏，鼓励我坚持探索、撰文阐述。于是，我搜寻文献，苦读“怪诗”，终于觉得有了自己的答案。我一方面将誊抄的文稿面呈蓝老师讨教，一方面又按捺不住“发现”的激动，冒冒失失地将底稿直接投寄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是我从图书馆期刊阅览室读到的杂志，发现它专门刊登我关注的现代文学的文章，就记录下了编辑部地址。过了一段时间，并没有杂志的消息，却被蓝老师找过去表扬了一番。蓝老师说：“文章写得不错，我帮忙推荐给学术期刊吧！”我吓了一跳，心想：“完了，我擅自投稿给《丛刊》的事情也没有给老师汇报，这一回两边撞车了，肯定不好交代。”就支支吾吾表示打算自己去投稿试试。蓝老师还是坚持己见，继续好言相劝：“自己投，那可能两年都没有消息哦！”蓝老师的坚持让我更加紧张，生怕他知道了我的莽撞和冒失，更发现我缺少在写作上精益求精的精神。那一天究竟是怎么从蓝老师的坚持下脱身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倒是一年多以后，这篇文章被《丛刊》刊登了，而蓝老师似乎也完全忘了这个细节，在校园里碰到我还热情夸奖呢！
    也是在学习新诗史的过程中，我对穆旦的新诗产生了极大的热情，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来阅读相关的作品和历史文献，最终以穆旦研究作为我本科毕业论文的题目，而指导教师也是蓝老师。在当时，穆旦研究才刚刚起步，远远没有今天如此热门。出于对中国新诗发展史某些症结的不满，穆旦成了我诗歌理想的寄托人，我几乎在对他的描述中用上了所有的热情和赞美。其中的勇气自然也来自蓝老师的鼓励，虽然他并不一定认可我的那些溢美之词。汲取了李金发论文的教训，这一篇论文我格外用心，反复打磨，多次请蓝老师提出意见。不过毕业季到了，每个人都陷入了社会性的迷茫和不安之中，最后一次向蓝老师讨教论文修改的时候，蓝老师只是扫了一眼，叹了口气说：“唉，学术研究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关怀啊，将更多的学术时间留到毕业以后吧！”这话出自一向强调“文学自身”的蓝老师真的是罕见的。然而，在告别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燥热的初夏，我们谁都觉得这样的结论是那么的不容置疑、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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