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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近代以来，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对此多有卓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确立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理论。[1]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甚少，几乎在理论上成为一个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才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问题。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主持制定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的撰写提纲，其中的第二章是“地理环境”，含5节30目[2]，表明了本书主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及其在中国历史之理论问题方面的重要性。后因这部导论的规模做了适当的调整，成书后的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仅含2节8目。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不要使导论卷的部帙太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对有些问题还应做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当然，成书后的两节，即“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是把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做了概括性的论述，是导论卷所论九个重要理论问题之一。 我在承担这一章的撰写任务过程中，在理论上和文献上有不少收获，受到寿彝先生的教诲、启迪尤多。今年，欣逢寿彝先生90华诞，乃将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之关系的几个问题修订、补充，予以发表，以志祝贺。 一、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远的年代，黄河流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谱写了瑰丽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都和那时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远古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是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这一广大平原地区，它与渭河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的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这是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先后兴起和立国的地区。在全国范围之内，远古遗存能够与文献记载的史迹相衔接，当首推这一地区。这绝不是偶然的。从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的面貌来看，从西周到汉代，黄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体上到处呈现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农作物组成的植被十分丰茂，说它郁郁葱葱、到处呈现出一派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是并不为过的。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不仅有湖泊，有的湖泊还相当大，在全国的湖泊中也未见得有任何逊色。黄土高原虽然相当高，却也有较低的平原，黄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还有相当开阔的河谷。那个时期的湖泊，许多就散布在这些平原上或开阔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获、杨纡和昭余祁。就是高昂的山地上也并非没有湖泊，弦蒲薮就与杨纡、昭余祁齐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种种事故是很少见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之间，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地理条件，比起当时周围邻近的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因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3]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从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盛赞关中的地理条件及其富庶的情况，他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全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黄河下游的齐、鲁一带，虽比不上关中，但也是比较富庶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一带，也“颇有桑麻之业”。可见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膏壤千里，气候温润，宜于桑麻。与此相对照的是，当时的淮河以南及广大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在司马迁笔下，西楚，“地薄，寡于积聚”；东楚，“其俗类徐、僮”，也比较落后；南楚，“其俗大类西楚”，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劳动人手的不足。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西汉和西汉以前，这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优于南方的趋势异常明显。这与它们当时的地理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好；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当时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也有其优越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之处，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后来地理条件本身的演变和种种人为因素造成地理条件的变化以及社会条件的演变才有所改变。改变的结果，并不是二者趋于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旧的不平衡，即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在研究和说明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条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理条件同历史上的地理条件混同起来，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来，关于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条件的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不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水系的差别；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气候、物产等不相同的地区，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仅表现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总的趋势的差别，也表现为各地区在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这后一种差别，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是促进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加强联系的物质因素。在汉代，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以农业为主；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4]，等等，各不相同。显然，这种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也是和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具体说来，生产部门发展的差别，是与一定的地理条件所能提供的产品分不开的，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司马迁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很生动的历史资料：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5] 这里说的陆地，泽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着重指出了地理条件的不同。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从事生产和组织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因地理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之影响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还间接地从各地区城市分布状况反映出来。城市本身并不是地理条件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却不能离开一定的地理条件。古代东方的城市多具有军事堡垒的性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城为保民为之也”[6]，“城者，所以自守也”[7]，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城，首先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经济上的支持。随着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日益增长的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逐渐显得突出了。司马迁论西汉社会经济，对于都城长安和邯郸、洛阳、临淄、陶、睢阳、江陵、寿春、合肥、番禺、南阳等城市作为一方都会的作用，是很重视的[8]；而《汉书·地理志》记全国各县治所，除备载其建置沿革、户口多寡，亦注重记其山川形势、物产所出，可见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于西起今云南境内澜沧江与四川境内岷江以东、北至黄河河套与滦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9]历史上城市分布的这种状况，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一地区的良好的地理条件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人们要认识或改变这种不平衡性，就不能不认真考察各种地理条件因素。 二、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10]，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出现、发展和巩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和群雄兼并，出现了秦、汉皇朝的统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汉统一后却又出现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统一有过于秦、汉，但隋、唐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不过分裂并没有长期存在，最后是元、明、清三朝的统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先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形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11]汉初，刘濞为首的叛乱，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12]，这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预见到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虑到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13]这些地理条件的。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这与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但因地理条件而造成的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论天下形势，说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14]；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15]；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16]；荆楚之地，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左，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17]。杜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地理条件和历史经验来说明政治统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见解是很深刻的。在历史上持续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也同地理条件与政治统治局面的关系相关联着。从主张郡县制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分封制，就包含了从地理条件上考虑问题的因素。西汉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18]，这句话明显地考虑到封国地域范围的广狭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割据的关系。唐人李百药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19]，势必要造成“纪纲弛紊”的局面。柳宗元认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20]，是其衰微丧亡的主要原因。他们也是把地理条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至于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割据，以至宋、辽、西夏和宋、金的并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不可做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条件的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 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所发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21]；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2]；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发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23]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各史的《河渠书》《沟洫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具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例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做基础；而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发，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倾向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发，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发。这是因为以下原因。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资源做合理的开发。第二，由于北方开发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发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发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发。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重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发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 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24]。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说来，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发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四、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做宏观的考察，就会发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上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两千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20世纪前期。这两个时期合计，不超过一千五百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绝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速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剧变。在金朝破辽灭宋后，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发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25]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现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就是这样的。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看，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了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26]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发展为草原环境。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再如，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发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被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做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27]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发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28]，本文不再一一论列。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29]。这段话指出了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载的“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30]，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奉表归唐”[31]。据此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32]像这种由于地理条件发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被予以重视的。 这里，应当着重指出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在辩证的发展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一方面自然力作用于人，另一方面人力也会反作用于自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并不是消极的。正如恩格斯说的：“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33]人的生产活动就是对自然的利用。这种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自然，其后果固然有破坏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方面，如上文所举的那样；但是，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变自然条件，仍然是人们生产活动的主导方面。例如，人们把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畜和家禽，把野生植物培育成新的农作物；人们从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生活；乡村的形成与城市的兴建及其数量的不断增加；农田的开辟，矿山的采掘，道路的修筑，运河的开凿，桥梁的架设，等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着地理环境。舍此，则无从谈论人类的历史，更无从谈论历史的进步。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为全世界的历史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不但对于原始部落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是对于所谓开化民族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现在英国人对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反应自然同恺撒时代移居英国的部落对于这种环境的反应完全不同”[34]。普列汉诺夫在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之关系的论点上有一些错误的认识，但是他在这里所说的则是正确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改变地理环境的能力将日益增强。然而，这种趋势也积累着巨大的隐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5]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写的这一段话，事实上已成为现时全人类所关注的问题。 对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学者的贡献是应当特别予以重视的；而对于中国古代学者，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这方面的认识和撰述，也应当受到重视，这对我们研究历史和参与社会实践都是会有启发的。 五、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人们对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关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与发展愈来愈受到全人类的关注。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共同的发展战略，得到了与会各国政府的普遍赞同。同年8月，中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1994年3月，中国政府批准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199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环境保护》的重要文件，就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选择、逐步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管理、工业污染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国土整治与农村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宣传教育、积极推动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等问题一一做了阐述。例如，在法律体系方面，中国针对特定的环境保护对象制定、颁布了多项环境保护专门法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资源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等，同时还制定了30多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为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法律，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和颁布了600多部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36] 可见，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更有其严峻性和紧迫性。这里说的“环境”，已不只是地理条件，但“环境”的许多方面无疑都同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近20年来，中国在环境与发展方面，成就突出，但问题依然不少。《中国的环境保护》一文在前言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从国情出发，中国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而环境质量基本上避免了相应恶化的局面。实践表明，中国实行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方针是有成效的。 这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的要求来看，总结经验，坚持已有的正确对策是很重要的；而发现和揭示问题，制定新的正确的对策是更重要、更紧迫的。这是因为，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之所以作为一个国际共同的发展战略被提出来，就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国情反映在环境与发展方面，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容乐观。正如《中国的环境保护》在结束语中所指出的： 中国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处在迅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加上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这个问题可能更加突出。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和控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这个估计，是清醒的，也是正确的。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无情的事实。 1998年七八月间，长江流域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国家的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全国军民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赢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显示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然而，胜利之后的思考，却是深刻而沉重的。这次特大洪水，无情地向人们宣告：不重视环境保护，肆意地对待自然，就一定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受到被人为破坏了的环境的“惩罚”。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 中国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当前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 其一，江河上游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长江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29.95万平方公里，90年代末扩大到39.3万平方公里，占这一地区总面积的39.1％。滥伐森林、毁林开荒，已使长江流域的森林植被减少了85％，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其二，围垦湖泊，加剧泥沙淤积，降低蓄洪能力。据统计，全国被围垦的湖泊面积至少有140万公顷，共减少蓄洪容量350多亿立方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洞庭湖调蓄洪水的容量减少了40％。江汉平原地区有300多个湖泊消失了。[37] 其三，黄河断流，日趋严重。自1970年以来的20多年间，黄河先后断流18次，其中1995年断流时间122天，断流河段683公里；1996年断流时间136天，断流河段579公里；1997年断流时间226天，断流河段700公里。人们预测，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20年，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黄河面临着变成内陆河的命运。据中科院地学部院士、专家对黄河中下游鲁、豫、陕、宁四省区的实地考察，所得结论之一，认为用水量超过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是黄河断流的根本原因。[38]黄河断流已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其四，水资源与水污染问题。中国水资源并不丰富，而水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却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1997年，两院院士会同水利部有关专家进行三次研讨，认为节水是“中国水问题的出路”，应把节水作为一项国策。1998年6月，全国人大环资委召开《水污染防治法》执行形势分析会，据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建设部的分析报告，水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几年来污水排放量一直在增长，水域污染在加剧，水环境质量不仅没有明显改善，总体上仍在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下一个世纪初我国有可能出现全局性的水危机。[39]一方面是水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是水环境恶化，水问题的严峻性十分突出。 其五，耕地减少。中国人均耕地数量甚小，而近年来耕地面积却呈减少趋势。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表明，1997年全国因建设占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以及灾毁三项合计共减少耕地693.5万亩，全国开发复垦和土地整理新增耕地489.7万亩。增减相抵，一年中损失耕地203.8万亩。据统计，1997年全国有20个省份没有达到新增耕地计划预计指标，其中10个省份当年新增耕地比建设占有耕地数少77万亩。[40]耕地减少的这种趋势如不遏制的话，全国的农业以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其六，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加剧。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检查团，对我国部分省市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法》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加剧，近岸海区环境质量在逐年退化，污染范围有所扩大，突发性污损事件频率增加，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例如，1985年，我国只有东海近海域无机氮平均含量超过一类海水水质标准；而1991年，渤、黄、东、南四个海区无机氮的平均含量，全部超标，目前整个近海无机氮的超标率已超过70％，大面积海域遭到污染。大量陆地污染物入海、石油污染、城市生活污水和含有机物的工业废水大量排海等，是造成海域污染的几个重要原因。[41]在诸海域中，渤海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发出了“渤海：黑色的警告”“渤海再也经不起污染了”“专家警告：渤海将变死海”“渤海治污该有个时间表了”等呼吁。[42]人们像关注江河、森林、草原、耕地一样，关注着大海。 …… 我们不可能把环境保护所面临的问题都列举出来，但上面所举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阻碍着可持续发展，严重地影响到历史进程，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这些问题有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则是近几十年中形成的，究其原因，或是追求短期效应的行为，或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为，或是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或是法制观念淡薄，更有甚者，则是利令智昏，明知故犯，是无视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无任何历史责任感的蛀虫行为，等等。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国策得以实施，在环境保护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做好以下这些工作。 第一，在全体国民中进行环境保护的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这应贯彻在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和一切社会教育之中，从而真正提高全民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关系的认识水平和参与意识。 第二，要有适合于上述各类教育的有关读物，它们应当由那些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际考察的专家撰写。有些著作（包括科普读物）应聘请一批著名学者撰写，以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扩大社会影响，真正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关专家、学者则应视此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之一。 第三，各级政府在有关的决策过程中，都应当贯彻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凡有悖于这一基本国策的任何决策，都应当受到社会的抵制、舆论的监督，直至法律的干预。 第四，严格实施已经制定颁布的各种有关环境保护之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知法犯法者严惩不贷。把提高公众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和发挥有关法律、法规的威慑作用结合起来，使教育与法制并行，逐步形成一个在保护环境方面人人自觉、令行禁止的局面。 当然，这些问题，大多已为举国上下所重视，并已采取了得力措施，有的已取得成效，有的已做出正确果断的决策，还有许多拟议中的计划和措施。举例来说，关于淮河的治污问题，关于太湖的治污问题，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问题，关于关闭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小企业的问题，关于坚决制止毁林开荒的问题，关于改革农业经营方式的设想，关于创建世界科学——绿洲学的建议，关于治理江河源头环境的意见，关于北京根治环境污染进入倒计时的举措，等等，反映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保护环境、造福子孙方面的决心和信心，前景是令人鼓舞的。1997年8月5日，江泽民在姜春云的《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说： 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要靠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齐心协力地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去加以根本改观。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应该是可以实现的。[43] 保护环境、治理环境是长期的历史任务，西北地区可以做到的，其他地区也可以做到。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环境与发展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定会顺应并推动这一历史趋势，建设国家，造福人类，为世界的美好未来做出新的贡献。 [1]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9～132页。 [2]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4页。 [3] 参见史念海：《由地理的因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见《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178页。 [4]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7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2页。 [6] 《春秋穀梁传》卷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0页。 [7] 《墨子·七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7页。 [8]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9]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2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10] 《毛诗》卷十三《小雅·北山》，《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3页；《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 [11] 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6页。 [12]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六《吴王刘濞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25页。 [13]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12页。 [14]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州郡六·古梁州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638页。 [15]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州郡十·古青州》，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777页。 [16]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十二·古扬州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850页。 [17]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风俗》，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892页。 [18] 贾谊：《新书》卷一《藩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页。 [1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百四十三《封建论》，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44页。 [20]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 [21] 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序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6页。 [22] 脱脱等：《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45页。 [23]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总论》，石声汉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81页。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 [24] 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80页。 [25]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60～362页。 [26] 参见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124页。 [27] 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339～340页。 [28]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5～22页。 [29] 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七《边防十三·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411页。 [30] 王溥：《唐会要》卷九十八“回纥”，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49页。 [3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六下“吐蕃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6页。 [3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34] ［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33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 [36] 参见《光明日报》1996年6月5日。 [37] 这些数字，系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所提供。参见郑北鹰：《江河上游地区水土保持亟待加强》，载《光明日报》1998年10月12日。 [38] 熊蕾：《院士专家实地考察，为黄河断流“把脉”》，载《光明日报》1998年7月15日。 [39] 参见林英：《我国水环境质量仍在恶化》，载《光明日报》1998年6月30日。 [40] 参见《中国土地报》1998年7月13日。 [41] 参见林英：《我国海洋环境恶化趋势加剧》，载《光明日报》1998年9月17日。 [42] 参见《人民日报》1998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1998年11月13日。 [43] 参见《光明日报》1997年9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