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读书这事“兹事体大”。
    在我上学那会儿，有一个口号叫“知识越多越反动”。那年月，整个国家好像在上演着一出荒诞剧，社会上呈现出一种与传统价值系统完全逆反的倾向，盛行千年的读书至上意识与精英主义，在经历了清末激变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至此更是被扫荡殆尽！不知道这算不算“庶民的胜利”。书香不继，大路狂奔，高歌猛进，整整十年，学生不用上学，年轻人没书可看，弹指一挥，白了少年头！
    刚开始时大伙儿都觉得挺痛快，可过不了多久，就觉得不对劲。学习知识、探索未知是人的本能，尽管那时候已经把古今中外绝大部分的文化遗产都打入“毒草”的行列，还有人说，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是一片空白，但这蒙蔽不了所有的人，对知识的渴望还是让不少年轻人想方设法找书看。
    在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因失去利用价值而被放逐的红卫兵如梦初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盲从迷信中挣脱出来，开始思考问题，通过阅读寻找答案，以解开心中的困惑。他们自发组织地下读书会，通过各种渠道寻找“禁书”，那些劫后余生并流传在社会上的中外名著，其中，对他们的思想冲击与影响最大的是一批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灰皮书因灰色封面而得名，多属人文社科范畴，作者为西方学者和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如托洛茨基、德热拉斯、赫鲁晓夫、马迪厄、哈耶克、夏伊勒、汤因比等；黄皮书主要是文学作品，也得名于黄色封面，作者有爱伦堡、索尔仁尼琴、贝克特、塞林格、萨特、加缪等。这批书当年是供高级干部阅读或供文化宣传口官员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印量极少，“文革”前和“文革”中都印了一些，加起来才不过两千余套，这些书在当时动乱的环境中散落民间，成了许多处于苦闷和“饥渴”之中的年轻人的宝贵精神食粮。这些特殊年代的阅读者后来大多“先知先觉”，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先驱者和中坚力量。新时期以来暴得大名的学者金观涛、诗人北岛、作家史铁生等，都是当年地下阅读的参与者。
    说来惭愧，我生长在西江沿岸的一座小城市，地处边远，文化落后，上面提到的“两皮”书，我一本也没看过。
    “文革”开始时我还未满十三岁，应该说还没有阅读的自觉，尽管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看课外书，但看的多是武侠小说或演义小说，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洪熙官、方世玉、展昭、白玉堂、秦琼、程咬金、罗成等的形象，这些小说和人物所传递的“忠孝节义”观念，对少年时代的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着年龄渐长，我开始接触《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名著了，但大多还是挑情节性强的看，像《红楼梦》，虽然名气很大，但描写的多为吃吃喝喝、哭哭啼啼、吟诗作对、风花雪月的内容，就不大能读得下去。当时我家藏有一部民国十九年（1930）商务版的护花主人评《石头记》，我看了很多次，才勉强把这部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看完。
    当时的读书环境极为严酷，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了，书店里空荡荡的，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无书可卖，红卫兵的焚书更渲染了阅读“禁书”的恐惧感与罪恶感，我们只能各显神通，偷偷摸摸地交换着看那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书。就我而言，还得越过父亲的障碍。父亲对我的阅读采取了封杀的态度：收缴，甚至付之一炬。因此，我常常是躲在阁楼或蚊帐里读书，夜间，十五瓦光的白炽灯光线太弱，隔着蚊帐看书很吃力，看上去糊涂涂的一片，好在那时年纪小、眼力好，囫囵吞枣地就把书看下来了。记得有一次借得一本叫《再生缘》的书，说好了第二天一早就要归还，为了不失信，我只好跑到家对面的青少年文化宫的走廊里，从早上一直看到晚上，连饭也不敢回家吃，忍着饥渴，一目十行地把这本几十万字的书翻看完。我完全沉浸在孟丽君和皇甫少华的悲欢离合中，把对父亲的害怕丢到了脑后，甚至听不到母亲叫我回家吃饭的急切呼唤。
    这种脱离了学校正规教育的自由阅读对我的人生影响极大，当时的状态真的可以用得上“如饥似渴”“废寝忘食”等词语来形容，来之不易的阅读机会使得我们都特别珍视每一本过手的书，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都会把书中的精彩段落用笔记本抄下来，抄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偷偷摸摸”的阅读充满刺激和快感，是我的读书生涯中唯一的非功利、纯享受的阅读经历，此后的读书，包括在大学期间的阅读，或多或少都带有功利的色彩。
    在中国，读书与功名利禄联系紧密，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对这句话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依我看，这实质上是预设了古代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宋代以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给下层士子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提供了稳定的机制，宋真宗赵恒《劝学文》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说明当时最高统治者已在有意识地引导知识分子走通过读书获取功名富贵的道路。北宋士人汪洙更将这种“读书做官”的意识总结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后，“读书至上”便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上至权贵，下至草民，都认为读书是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但是，这种极尽功利化的读书行为，其实是对“读书”本身的一种异化，因此，这种“读书—入仕”的模式到了清末，也就走进了死胡同。
    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使这种模式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如上所述，到了我读书的年代，这种批判走到了荒谬的地步，仿佛在一夜之间，读书便成了一种罪恶、一种耻辱，人们只能在背地里、暗夜里读书，这样使得社会对读书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就在那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我看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没有计划，没有选择，逮到什么看什么，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先拿上手看了再说，这样的“自由”状态其实应该是真正的“读书人”最渴望的理想境界，不料却给我这样的无知小子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意外地收获了。
    古旧小说不光向我传递了忠孝节义的观念，还培养了我对古典诗词的兴趣，我开始感受到唐诗宋词的华美和丰赡，触摸到中华文明最瑰丽的精神层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是我最早接触的诗词选本，此类图书眼下满大街都是，那时却是极为珍稀难得——当我在我家放杂物的阁楼上发现那本蓬头垢面的线装本《唐诗三百首》时，心中的狂喜，恐怕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此书的序言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于是，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把这三百多首唐诗背下来，便开始作起诗来。
    我写了不少五七言四句或八句的“诗”，以为这就是律诗或绝句了，有一次，我将一首题为《七律·江边辞别》的新作拿给一个曾摆过旧书摊的朋友看。朋友看了，大泼冷水，说格律诗得讲平仄对仗押韵，不是光凑够字数就行了，我这些东西，连“打油诗”都算不上！他的话使我大受打击，但也让我明白了，原来写诗还有那么多的讲究。后来，我从阁楼中翻出了一本王力先生著的《诗词格律十讲》，才弄明白了格律诗是怎么回事。我大为兴奋，便按书上提供的诗律词律写诗填词，整日沉迷其中，乐此不疲，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一个音一个音地对，不说呕心沥血，也真的是挖空心思。说起来，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少年，读书不多，又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真要完全按照格律来写作，还是难以做到，所以我那时写的诗词，多有未能完善者。如下面这一首《满江红》：
    风雨中秋，小亭宴、狂朋怪客。画栏外，几家渔火，数声鸣鹤。败絮残花急雨碎，长桥流水孤灯灭。听夜空、落叶正西风，秋声恶。亭院静，珠山碧，归雁叫，征帆列。正松涛声断，紫箫声彻。明月已应东海约，浮云犹似平生略。繁华处、弱柳舞笙歌，秦淮梦。
    这首耗费了我逾月之功的作品，仍未能完全解决押韵的问题，但和以前比，则要典雅与浑成了些，起码不那么“打油”了。
    少年时的这些经历对我日后的专业与职业选择影响极大。我读大学时，专业上偏重于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李清照在婉约派中的地位》。工作以后，我做过较长时间的古籍编辑，曾任某出版社古籍室的负责人，编辑过《古代类诗丛书》《中国古代文学大辞典》《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等大型古籍图书。业余写作，著有《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岭南词典》等学术散文著作。我想，这所有的一切，或许都能够追溯到我少年时的那个神秘的阁楼。
    阁楼设在我家通往后院的天井旁，是用木头搭建的，堆放着家中闲置的杂物和父亲以前的工厂废弃的机器。因地处偏僻，且极脏乱，家里人极少会到这地方来，因此，阁楼便成了我儿时的秘密乐园。我曾在阁楼上打沙袋、击木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练成一个武功高手，专门替人打抱不平；我还常常躲在阁楼上看那些父亲不让看的侠义小说、言情小说，有时候，为了逃避做家务，也会爬到上面来偷懒。
    那些阁楼上的藏书是父亲一位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朋友寄存的，他的红卫兵女儿揭发他的“罪行”，他担心家里的藏书可能会惹麻烦，便转移到我们家来，父亲大概觉得阁楼比较安全，就把书藏在那儿了。
    虽说唐诗宋词对我影响很大，但阁楼上更多的是西方文艺和社科人文类图书。以我当时的年纪和水平，看那些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就像看天书，我比较喜欢看的还是小说，像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烟》、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雨果的《悲惨世界》等，书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和坎坷命运，令处于青春期的我深受感动。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恋俄罗斯文学，于是就用阁楼上的书和别人交换。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孔乙己”，他利用红卫兵查封图书的机会，从他学校的图书馆“偷”出不少图书，其中有不少苏俄时代的作品，我就经常和他换书看，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的小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这些十九世纪人类最灿烂的精神遗产，就这样和一个边鄙小城的“文青”偶遇了。
    我家的隔壁住着一个曾当过红会医院院长的“坏分子”，尽管穷愁潦倒，但他仍不改“崇洋媚外”的做派，言必称英美，平日行止，也颇有英国绅士范儿，家中所藏，则多为英美文学作品。我和他的儿子是好朋友，我们常常交换手上的好书，我所接触到的英美文学名著，大多来自他们家。我还清楚地记得朗读雪莱《西风颂》时的兴奋。“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那些铿锵的句子对当时的我具有一种巨大的冲击力。令我震撼的还有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那荒原上的坚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惠特曼的歌唱同样豪迈而坚定：“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仿佛听到了来自遥远新大陆的深切呼唤……
    那是一段极其苦闷而又快乐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按当时的形势，除了上山下乡，别无他路可走，可是，我就是不愿下乡，我想待在城市，哪怕当个扫地工也乐意！在无望的等候中，日子默默地往前走着，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唯有书籍有一搭没一搭地伴随着我，给我带来些许慰藉与快乐。
    就这样，愤世嫉俗的鲁迅成了我的隔代知音，他那些犀利冷峻的毒舌杂文、深刻诙谐的严酷小说，成了疗治我怨愤心理的心灵鸡汤。爱情小说最能抚慰青春期的躁动，那段时间我读得最多的自然是这一类的小说，茅盾的“《蚀》三部曲”和《子夜》，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等等，使我欲罢不能、如痴如醉。
    但当时看这类书（除了鲁迅）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有一回我在粮店排队买米，为了打发时间，我拿了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边排边看。《沉沦》是郁达夫的自传体作品，描写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性压抑和性心理，其中有暗示手淫和偷看房东女儿洗澡的细节，当我完全沉溺在“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等“情色”描写时，突然间听到身后一声大叫：这家伙在看黄书！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就被人扭住了，旋即被送往了当时的专政机关“工人纠察队”指挥部。我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跟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混在一起。我被吓坏了，看黄色小说或反动书籍，这罪名可不轻，说不定要坐上几年牢。我在黑屋子里待了两天，恐惧加上肮脏嘈杂的环境令我整夜失眠，就在我快要崩溃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熟人——曾经跟我一起扛过码头的昌哥，他居然当上了“工纠”队员。事情至此有了转机。昌哥马上把我提了出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了几句，转头就把我放出来了。
    回想起来，尽管危险，尽管艰难，但“文革”十年，仍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最杂且最有阅读激情的阶段。虽说我在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读的书好像还是比不上那时候多。我把大量的时间都放在背英语单词上了，剩下的时间，或是用来应付考试，或是花在看文学杂志上。当时文学复苏，号称“黄金时代”，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时常能引发轰动效应。那时的作家比官员、企业家要“牛”多了，就是和现在的影视、体育明星比也不遑多让。我读的专业叫“文学创作”，好像是全国独一份，我是冲着搞创作、当作家来读书的，因此，看杂志、了解眼下文学创作的动向，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极其重要。
    我常常在一些公共课的课堂上看杂志——学中文的都不喜欢这一类课。有时，上专业课时也看，有同学揶揄说，文学杂志简直成了我的主修课。记得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在《收获》杂志发表时，引起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人都在争抢那一期《收获》看。中文系资料室订有该杂志，但我去借时，早已被同学借走了，后来，杂志一直在同学间传看，待我拿到手时，已是残旧不堪，由于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追着，因此我也只能在上课时看。印象中那一堂课是古代文学，本来是我最喜欢的科目，而授课的又是我最喜欢的金涛老师，但课堂上老师讲的我已经听不进，脑海里完全被眼科大夫陆文婷的悲情故事占据了。“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缘上升”，中年知识分子的艰辛与困窘，在裴多菲诗歌的强力烘托下，显得格外煽情，我边读边流泪，全然不顾身边同学投来的诧异眼光。我读大学时正是“伤痕文学”方兴未艾的时期，杂志上发表的大多是揭露、控诉“文革”（或“反右”）的作品，如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灵与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等等。现在回过头看，这些作品或许说不上深刻，有的也还带有过去的痕迹，但当时的感觉却是很震撼、很刺激的，因此，我们班的同学，有不少人是天天捧着杂志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名图书编辑，可说是天天和书打交道，读书、编书、写书成了我职业生涯的全部内容。职业编辑的读书当然首先与职业相关。都说编辑是杂家，地方出版社的编辑就更“杂”了，往往要根据市场需要，策划各式各样的选题。有一段时间西方哲学、美学类图书大热，我也想策划此类选题，为此还专门跑到北京、上海去买了一大堆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美学家的书，什么弗洛伊德、荣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等，看到了就买，也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其实主要还是没有时间看，当编辑太忙了，杂事太多，又要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心态也浮躁，实在静不下心来好好读一会儿书。但策划选题又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于是我又买了夏基松著的《当代西方哲学》、朱狄著的《当代西方美学》等书，总算恶补了一下。
    后来，我接触了一些西方中国学研究的资料，时逢国内兴起文化热，因此，我打算推出一套“国外汉学名著译丛”，想为中国的文化研究引入一些异质的方法和视角。为了做这个选题，我重新阅读了先秦两宋诸子的经典作品，参考了一些国内学者如范文澜、白寿彝、冯天瑜、葛兆光等的中国通史和文化史著作。当时，读书还是中国人获取知识的第一选择，“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振奋人心，出版业被称为“朝阳”产业，前途一片光明，因此，编辑可以从容做事，读书编书，以传播文化知识为使命，而不必考虑什么“生存压力”。时光一晃三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情势，不由得令人生出“隔世”之感。
    近十来年，我的阅读又大多与写作密切相关。写作，或者说当一名作家，是我的终极追求，但作为一名编辑，其实与这一追求是有冲突的，编辑的忙碌与琐碎，扼杀了写作所需的时间与激情，因此，编辑中能成为作家或学者的，可说是凤毛麟角。但我就不信这个邪，数十年来，我咬定青山，克服惰性和因职业而产生的心理障碍，利用边角时间，坚持写作。我将读书与写作结合起来，作为磨砺大脑操练精神的工具。有时候，我在读书过程中获得写作的灵感，而更多的是通过写作来阅读相关文献，从而达到吸取知识、活跃思维、更新思想、充实自我的效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通过阅读先秦道家、儒家经典，对道家和道教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撰写了《道的魅力》和《哲学的贫困》等学术论文和散文。后来我撰写学术散文《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一书，则是以写作带动阅读，在写作过程中，系统地翻阅了晚唐至两宋的相关资料，如《唐宋词汇评》《唐代笔记小说大全》《宋代笔记小说大全》《词谱》等，通过阅读，找寻写作所需的材料，并获取了唐宋士人生存状态的大量知识。近年来，我完成了文化散文《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一书的著述，采取的仍是边阅读边写作的方法，像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西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及《广东风物志》《广西风物志》等岭南笔记和地方史志就这样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通过写作带动阅读的方式虽然功利，但的确是一种有效的读书方法，学以致用，用以促学，颇适合像我这样的蹉跎了青春岁月的读书人。
    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读书，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很要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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