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兴业银行创始人、鲁迅留日同学和同乡蒋抑卮赞助周氏兄弟出版《域外小说集》一事，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但对于蔡元康与鲁迅在日本时期的交游，以及他对于周氏兄弟翻译出版方面的支持，似乎很少有人提到。蔡元康系蔡元培的堂弟，曾与周氏兄弟一起在东京留学。在鲁迅去世后，蔡元培的悼文里就提到这一层关系，他写道：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从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亲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1]
    蔡元培对周氏兄弟多有照拂，他最初知晓这两兄弟，应该就是通过蔡元康。其实，鲁迅日记及周作人的回忆文章里也多处提及蔡元康，可知他们之间交情不浅。可以这么说，在东京时期与蔡元康结识，对于周氏兄弟当时在东京从事的文艺活动，以及他们后来与蔡元培的交往，均有着很大的助益。
    
    蔡元康
    一、伏见馆的同住人
    周氏兄弟1906年夏秋来到东京后，住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可能因为这是周作人初到日本的第一个住所，所以他对此处有比较细致的介绍：这是“中下等的下宿”，旅舍有三层，房间通常是四席半大小，有十间左右，有一两位下女，还有公共浴室。一楼有两间房，称为第一号、第二号；二楼的房间从第三号房到第九号，有七间客房；三楼是第十号，仅一间客房。他们刚搬进来第一个月住在一楼的第一号房，后来可能是二楼的客人搬走了，鲁迅就搬到了二楼的第八号，后来也租过第六号的房间。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2]周作人没有说明每月十元是指一人的花费，还是兄弟二人的花费。推测应该是兄弟二人租一个房间，有个时期也租了八号、六号两间房。周作人也在文中提到他们的留学费用：“但留学经费实在也很少，进国立大学的每年才有五百日圆，专门高校则四百五十，别的学校一律四百圆，一个月领得三十三圆，实在是很拮据的，不过那时管理也特别麻胡，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过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3]他的回忆与游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的费用表是吻合的，由于兄弟俩都没有进公立大学或专门大学，所以他们领取的学费是每人每年400元，即每人每月约33元。
    蔡元康是1907年春天来到日本，因为邵明之的介绍，也住到了伏见馆。周作人介绍了蔡元康入住的情况：
    我们在伏见馆始终住的是第八号房间，后来对面的第六号空出来了，遂并借了这一间，因为仿佛是朝东的，所以在夏天比较要好一点。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不得不让给他们住了，来客非别，乃是蔡谷清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孑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姊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姊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4]
    邵是学铁道的，后来在杭沪路上任工程师，当初在北海道留学，那地方很冷，旧住民虾夷还多数存在，邵大面多须，声音很响，朋友中间给他取个浑名曰熊，有时尊称之曰熊先生。他每逢休暇必从札幌跑到东京，找许陈和鲁迅谈天。因了他的关系鲁迅又认识了蔡谷清，那是蔡孑民的堂弟，与郭珊女士结婚不久，即双双往日本留学，最初一年公寓学校与医院的事多是鲁迅给他们照料的。[5]
    邵明之，即邵铭之（1877—1942），名文镕（文熔），字铭之，鲁迅日记又作明之，浙江绍兴人。1906年秋周氏兄弟赴日本，同行的就是邵铭之和张午楼二位，他们在日本时期也常到伏见馆来聊天。据“各省官费/自费毕业学生姓名表”（自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起至宣统元年七月止）：邵文镕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1902年）赴日留学，浙江省官费，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入东北帝国农科大学，宣统元年四月（1909年）获得毕业证书，证书号数：“东字第二九〇号”。[6]归国后曾在杭州任土木工程师，又在江苏如皋创办华丰盐垦公司。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到他，晚年在上海亦有来往，是终身的好友。
    蔡元康（1879—1921），字谷清，鲁迅日记又写作国庼、国青、国亲、国卿、谷青、谷卿、垕卿，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从弟，早年追随蔡元培参加反清排满的革命事业，是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上海爱国女学任教。关于他在日的履历，据“各省官费/自费毕业学生姓名表”（自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起至宣统元年七月止）：蔡元康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1906年）赴日留学，自费，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入日本大学法律科，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获得毕业证书，证书号数：一四七二。[7]
    郭珊（1885—1954），字篑一，浙江绍兴亭后人，蔡元康新婚的妻子。据“各校各生履历清册”，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到东京，进入实践女学校工艺科就读。[8]根据周作人的说法，她的大姐嫁给陈威（公猛）为妻，她的二姐嫁给了傅写臣为妻。蔡元康的这两位连襟与鲁迅是同一批留日学生。陈公猛，名陈威(1880—1951)，绍兴山阴人，1902自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1906参加清廷游学毕业生考试，考取法政科举人，1907年一度因徐锡麟案被捕。民国后任国会众议院议员，内务部参事，财政部钱币司司长、库藏司司长、中国银行副总裁等职，1921年11月辞去财政部司长一职。陈公猛也是《浙江潮》撰稿人，他和陈仪兄弟俩是鲁迅的同乡好友，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傅写臣，即傅彊（1878—？），字公权、写忱，杭州仁和人，1902自费留学日本，入成城学校陆军。1904以浙江官费再次赴日本学习法政速成科，1906年5月毕业。回国后任吉林交涉司佥事、延吉府知府、吉林府知府等职。民国后任吉林滨江道道尹、东三省特别法院高等审判厅厅长、江苏省政务厅长、浙江督办公署兼省长公署秘书等职。
    如上可知，1907年春蔡元康携郭珊及其二姐入住伏见馆，姐妹二人拟进下田歌子创办的实践女校。由于他们初来乍到，人地不熟，所以最初阶段就学、看病、租房等事宜，就得靠鲁迅、邵铭之这样的老留学生出面相助，包括购买女性的一些物品，可谓事无巨细。周作人提到，郭珊的二姐刚到日本就怀了孕，让邵铭之很是为难：
    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这大抵是关于妇女生活的特殊事情，鲁迅经手办理的也有这种的事，不过最初由男人传述，还没有什么困难，第二步却要说给下女听，如托她们代买月经带等，这在当时实在有点别扭的。好在这事也只头一次为难，以后进了学校，她们会得自己办理了。[9]
    鲁迅显然也经手了不少类似的杂事，由此关系自然也亲近起来。鲁迅生活简朴，很少参加娱乐活动，但因为蔡元康的关系，这段时间朋友们还一起去剧场看过戏，据周作人回忆有过两回：“有一回，大概是一九○七年春天，几个同乡遇着，有许寿裳、邵明之、蔡谷清夫妇等，说去看戏去吧，便到春木町的本乡座，看泉镜花原作叫做‘风流线’的新剧。主人公是一个伪善的资本家，标榜温情主义，欺骗工农人等，终于被侠客打倒，很有点浪漫色彩的，其中说他设立救济工人的机关，名叫救小屋，实在也是剥削人的地方，这救小屋的名称后来为这几个人所引用，常用作谈笑的资料。还有一次是春柳社表演《黑奴吁天录》，大概因为佩服李息霜的缘故，他们二三人也去一看，那是一个盛会，来看的人实在不少，但是鲁迅似乎不很满意，关于这事，他自己不曾说什么。”[10]
    这一时期伏见馆里客人不断，周作人提到陶焕卿、许寿裳、陈公侠（即陈仪）、邵铭之以及周作人南京时的同学吴一斋等，鲁迅根据他们各人的特点，还起了种种“诨名”，如邵铭之被称为“熊”，吴一斋有个绰号叫“火腿”，等等，这背后都有故事。从鲁迅给许寿裳的书信可知，蔡元康的绰号是“俅男”（也写作俅南），周作人后来做过这么一番解释：
    其三是俅男。此为蔡谷清的诨名，谷清名元康，乃蔡孑民的堂兄弟，清末留学东京，毕业于明治大学，夫人郭珊则在女子实践学校。初至东京以邵明之（文镕）之介绍始识鲁迅，同住在本乡的伏见馆，朝夕相见，有些私事也无所不谈，所以鲁迅送给他这个别名，不过只是背后相称罢了。我们和蔡孑民后来相见，虽然他的声名很大，小时候就听见人说，比之于洪水猛兽，可是见面的时候却觉得是“古道可风”，并无什么异常的言行，而这位蔡先生却又是坦率非凡，所以有些自己说的事情或者反要令人怀疑了。[11]
    周作人说蔡元康的诨名“俅男”是出于他告诉朋友们的“私事”，但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私事。“俅”出自《诗经》:“载弁俅俅”，应是穿着冠服的意思。许寿裳曾提及鲁迅和蔡元康的一件趣事：1912年他们几人一同乘船去北京，鲁迅曾半开玩笑说蔡元康“被乌龟背过”，许寿裳对此解释说：“至于‘乌龟背过’，乃系引用谷清的自述，说从前在北京时，曾到八大胡同妓院吃花酒，打茶围，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了，由妓院男子背负涉水而出。”[12]不知“俅男”的绰号是否与此有关。从这件事或可了解蔡元康为人做派的某一方面。
    蔡元康一家应该是住了半年不到就搬走了，在他们搬走后，1907年下半年，周氏兄弟因为不满意伏见馆的其他客人过于喧闹，也搬了出去。虽然他们同住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此后的交往并未中断。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周作人申请就读立教大学，蔡元康系担保人。周作人学籍簿“保证人”一栏，填写的是蔡元康，三十岁，和周的关系是“知人”(熟人、友人之意)，住址是“四谷区东信浓町十番地”。[13]
    许寿裳、鲁迅于1909年回国，蔡元康回国应在1910年。多半是由于现在仅存的鲁迅致许寿裳的几封信中，对于蔡元康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研究者后来很少关注他和鲁迅之间的交往。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曾对蔡元康颇有微辞：
    君之近状，闻诸邵蔡两君，早得梗概。凡事已往，可不必言；来日正长，希冀在是。译学馆学生程度何若？厥目之坚，犹南方不？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中国今日冀以学术干世，难也。(1910年11月15日）
    君此后与俅男语或通讯时，宜少憼，彼喜昭告于人，以鸣得意。斯人与奡头同在以斧斯之之迾者也。此地已寒，北京当更甚。校课竣后，尚希以简毕来。（1911年1月2日）
    俅南善扬人短（与在东京时大不同矣），君若与书札往来，宜留意。（1911年3月7日）
    这是鲁迅回国后在绍兴期间给许寿裳的三封信，在仅存的早年的这几封信里，鲁迅提到了陈子英、邵铭之、蔡元康、张协和、袁文薮等留日同学的名字，并感叹“旧友云散，恨何可言？”（1911年1月2日信），再加上收信人许寿裳，这几位应该就是鲁迅留日时期最密切的“朋友圈”。那么，为何在这两封信中鲁迅对蔡元康有这样的评价？从前一封信看，蔡元康可能对鲁迅说了许寿裳在北京的处境，揭了许寿裳的短，所以鲁迅也劝诫许寿裳“君之讲学，过于渊深，若欲与此辈周旋，后宜力改。”如前，周作人为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俅男”做注解，也说他“坦率非凡，所以有些自己说的事情或者反要令人怀疑了。”鲁迅第二、三封信提醒许寿裳今后说话或写信要稍加注意，因为蔡元康说话口无遮拦，而且喜欢说别人的短处。鲁迅为何对蔡元康有这样的评价，究竟是什么原因，如今已无从知晓。目前仅知道许寿裳和蔡元康回国后都于宣统二年（1910年）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9月发布的榜单中，蔡元康、许寿裳、邵文镕、张邦华（张协和）及曾同在仙台留学的施霖、与周氏兄弟曾同住中越馆的但焘等，均榜上有名。[14]其中蔡元康（时年三十二岁）考取法政科举人，第二年被任命为四川知县。许寿裳（时年二十八岁），考取文科举人，与张邦华等一同进入学部任小京官。[15]
    但鲁迅、许寿裳对蔡元康的不满很快消散，辛亥革命后，1912年4月鲁迅、许寿裳等接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任命，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还有蔡谷清和舍侄世璇。”[16]他们四人是一同结伴自绍兴至北京。从鲁迅日记可知，到北京后蔡元康与他们的往来依旧较为密切，经常一同吃饭、谈天。这里插一句，尽管鲁迅反感有人议论“浙江籍”，但在蔡元培主管的教育部确实以浙江籍留日学生居多，形成了一股势力。尽管后期因职业、志趣不同，鲁迅与蔡元康的交往减少，但日记中仍多有记载：1913年11月29日，蔡元康将赴杭州出任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鲁迅与许寿裳、张协和等在广和居为他饯行。1915年蔡元康调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翌年回杭州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职，仍与鲁迅保持往来，或互通书信，或登门往访。1917年冬至次年夏蔡元康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9年，蔡元康调杭州中国银行任职，鲁迅这年回绍接眷属到北京，来去途经杭州时均登门拜访蔡元康，蔡氏亦派人协助鲁迅到捷运公司托运行李等。1921年4月17日，鲁迅日记记载“谷青病故”，于5月11日“赙蔡谷青家银四元”，以致哀悼。[17]
    蔡元康去世时，蔡元培正在罗马，他在《西游日记》1921年4月20日这天有如下记载：
    二十日 得里昂转来宋汉章君电，知从父弟谷清去世。谷清少于我十四岁，在革命运动及教育事业，力为我助。留学日本，治法律与经济，曾任苏州审判厅长，后改入金融界，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对于浙江省公益，亦多所尽力。持此以往，大有可为。今年仅四十三岁耳；竟以暴疾殁，哀哉！惜哉！我今次西游，既哭仲玉，又哭谷清，旅中郁悒，非可宣言。[18]
    在《自写年谱》中蔡元培也提到蔡元康的去世，以及蔡元康早年对他事业上的协助：“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区动革命，我的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19]蔡元培组织光复会，参加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蔡元康都追随其后。1903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创建编译所，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合作，编译出版了一大批国文、历史、地理教科书，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蔡元康也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也正由于这一层关系，他留日后能够对周氏兄弟的翻译出版助一臂之力。
    二、蔡元康与《红星佚史》的出版
    1934年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的：
    ……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20]
    鲁迅初到日本时，受到梁启超所译科幻探险小说《十五小豪杰》等的影响，开始尝试用白话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于1903年出版的《月界旅行》及1906年出版的《地底旅行》都采用了章回体及文白夹杂的译法。《北极探险记》的翻译当也在这时期。商务印书馆从1903年起推出规模宏大的“说部丛书”，专门出版翻译小说，所以鲁迅委托文坛前辈蒋观云帮忙推荐书稿。然而这次投稿不仅被拒绝，还被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斥为“译法荒谬”。
    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实力雄厚，在当时的出版界首屈一指，籍籍无名的青年作者要出版译作并不容易，即便是鲁迅也曾遭冷遇。这次受挫对立志从文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1907年底在《天义》上有署名“独应”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独应”系周氏兄弟的共同笔名，此文末尾有一段按语，自述在东京的书店看到林纾译作后的感想：
    论成后数日，偶从店头见近人所译《双孝子噀血酬恩记》一书，事既无稽，而译者林氏一序，语尤荒谬。（中略） 近来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字【子】为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阑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吾闻序言，如遇鸣鸦，恶朕已形，遏【曷】胜悯叹也。[21]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说部丛书”中，林纾所译小说占了很大比重，林译小说可谓商务印书馆的宠儿，不仅以最快的速度出版，而且稿酬也比一般作者高两三倍。这本《双孝子噀血酬恩记》，原名The Martyred Fool，英国大畏克司蒂穆雷（D.C.Murray)原著，林纾、魏易合译，封面题“伦理小说”，收入“说部丛书”第一集第七编，丁未年（1907）九月出版，书前有林纾的“评语”一篇。“独应”此文却对这篇“评语”大加抨击，并感叹“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蠢物”，从这句感慨中可体会到鲁迅当年郁郁不得志的愤懑心绪。
    但与此同时，鲁迅仍在积极谋求商务印书馆的认可。在1906年夏秋二弟周作人赴日留学后，周氏兄弟作为林纾翻译小说曾经的粉丝，也开启了合作翻译的模式，并且仰仗蔡元康这样一位朋友助力，他们兄弟俩这时期合作翻译的三部书稿中有两部被商务印书馆接纳，并顺利出版。周作人后来多次在文章中回顾这段“卖稿”经历，在《我是猫》一文中他提到：
    一九○六至八年中间翻译过三部小说，现在印出的有英国哈葛得与安度阑二氏合著的《红星佚史》，有丁未二月的序，又匈加利育珂摩耳的《匈奴奇士录》，有戊申五月的序。这种书稿卖价至多两文钱一个字，但于我却不无小补，伽纳忒夫人译《屠介涅夫集》十五册以及勃阑特思博士的《波阑印象记》这些英书都是用这款买来的。还有一部译本是别一托尔斯泰的小说《银公爵》，改题“劲草”，是司各德式的很有趣味的历史小说，没有能卖掉，后来连原稿都弄丢了。戊申以后遂不再卖稿，虽然译还是译一点，也仍是译欧洲的作品……[22]
    周作人也屡次提到蔡元康为他们兄弟俩出版书稿提供的帮助。在《遗失的原稿》一文中他写道：
    光绪丙午九月我到东京，住在本乡汤岛的伏见馆内，慢慢动手翻译英国哈葛得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说《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译成，改名为《红星佚史》，由故蔡谷清君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得价洋二百元。[23]
    据序文上所记是在丁未（一九○七）年二月译成，那时还住在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给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还要一个卖稿的中保人，这时我们恰好便请蔡谷卿做了，因为他是当时场面上的人物，是最好没有的了。十一月中《红星佚史》就出版了，作为《说部丛书》的初集的第七十八种。[24]
    《红星佚史》是周氏兄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翻译小说，小说系两位英国作家合著：一位是林纾也很欣赏的罗达哈葛德，现通译为亨利·莱特·哈葛德（或哈格德），是19世纪后期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以创作非洲冒险故事而闻名，代表作有《所罗门王的宝藏》《她》等；另一位作者安度阑俱，周作人后来译为安特路朗，现通译为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1844—1912），是英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民俗学家，以研究神话、民间传说闻名于世。这部翻译小说列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初集第八编，题为“神怪小说”，版权页注明：“原著者 英国罗达哈葛德 安度阑俱；译述者 会稽周逴”；出版时间为“丁未年十一月”，即公历1907年12月。本书正文前有《小引》一篇，末尾落款是“丁未二月，会稽周逴识”，可知本书译成于公历1907年3月前后，恰好也是蔡元康来到日本之时。
    显然，周氏兄弟能卖稿成功，与蔡元康的推荐大有关系。堂兄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及其与张元济的深厚交情，使蔡元康顺理成章成为介绍人。在蔡元康的帮助下，译稿《红星佚史》被商务印书馆接纳，不仅如此，蔡元康还做了周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签约出版合同的担保人。周作人文中说蔡元康是“当时场面上的人物”，言下之意应该是指他交游广阔，经济上具有相当实力，又能慷慨助人。
    蔡元康的这次推荐，对于周氏兄弟的经济也大有助益。这次卖稿所得稿费为二百元，这个数目不算小，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留学的官费是每人每年四百元，也就是说他们出版这本书所得是一个人一年官费的二分之一。周作人在《东京的书店》一文中提到早年在丸善书店购买的文学书籍，也曾提到：“不过当时普通留学官费每月只有三十三圆，想买这样大书，谈何容易，幸而有蔡谷清君的介绍把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凡十万馀字得洋二百元，于是居然能够买得”。[25]周作人后来回顾这段往事时，兄弟俩已经决裂多年，所以他只说“于我却不无小补”，实际情况当然是于他们兄弟俩在经济上均“不无小补”，且对他们日后从事文学是很大的激励。
    不仅如此，在稿费到手前蔡元康还借钱给兄弟俩用于购书。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里提到：
    初次出马成功，就到手了两百块钱，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似乎可以买到好些外国书了。在钱还没有寄来之前，先向蔡谷清通融了一百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每本里有两三张玻璃板插图，价钱才只六十先令，折合日金三十元，实在公道得很。我们当时很是佩服屠介涅夫，但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却总是没有翻译他的小说过，大约是因为佩服的缘故，所以不大敢轻易出手吧。此外又看见出版的广告，见有丹麦的勃阑兑斯的《波兰印象记》在英国出版，也就托丸善书店去订购一册，这书是伦敦的海纳曼所出，与《屠介涅夫选集》是同一书店印行的。勃阑兑斯大概是犹太系的丹麦人，所以有点离经叛道，同情那些革命的诗人，但这于我们却是很有用的。他有一册《俄国印象记》，在很早以前就有英译了，在东京也很容易得到，这与后出的克鲁泡金的《俄国文学上的理想和现实》，同是讲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好参考书。至于《波阑印象记》，尤其难得，在后来得着札倍耳的德文《世界文学史》以前，差不多没有讲波兰文学的资料，替《河南》杂志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里边讲到波兰诗人，尤其是密克威支与斯洛伐支奇所谓“复仇诗人”的事，都是根据《波兰印象记》所说，是由我口译转述的。讲匈牙利的，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是奥大利系的匈牙利人赖息所著，也是很有用处，但那是偶然买到，不是这一回所特地去订购的。[26]
    稿费还没到手，周氏兄弟已经迫不及待想用这笔钱去购买他们渴慕的书籍，遂向蔡元康提前预支一百元，由此可见他们交情之好，也足可证明蔡元康对这兄弟俩在文学事业上的热心支持。第一部书稿得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对鲁迅和周作人无疑是极大的激励，也鼓舞了他们继续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此后，周氏兄弟又一鼓作气翻译了《劲草》，也投稿给商务印书馆，可惜未能出版。1908年10月周氏兄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匈奴奇士录》，小说原作者育珂摩耳，现通译为约卡伊·莫尔(1825—1904)，是匈牙利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这部翻译小说列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二集第五十一编，被归入“言情小说”， 出版后获得稿费一百二十元。[27]这部书稿是否经由蔡元康介绍不得而知，但第一部书稿介绍成功，则后面与商务印书馆洽谈也就比较容易了，这是可以想见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早期出版的《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另一部译作《黄蔷薇》也是经蔡元培介绍，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蔡元康兄弟对于周氏兄弟在翻译出版事业上的大力襄助，值得铭记。
    
    注释：
    [1]原刊1936年11月16日《宇宙风》（半月刊，上海）第29期和同年11月《青年界》（半月刊，上海）第10卷第4期。收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5页。
    [2]周作人：《下宿的情形 知堂回想录（七一）》，1961年4月2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3]周作人：《下宿的情形 知堂回想录（七一）》，1961年4月2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51页。
    [4]周作人：《徐锡麟事件 知堂回想录（七四）》，1961年5月6日作。本文引自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0页。
    [5]周作人：《许陈邵蔡 随笔外篇（一○八）》，原刊1950年12月30日《亦报》，署名鹤生。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0页。
    [6]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3页。
    [7]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19页。
    [8]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292页。
    [9]周作人：《徐锡麟事件 知堂回想录（七四）》，1961年5月6日作。本文引自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0页。
    [10]周作人：《看戏 鲁迅在东京（二五）》，原刊1951年6月2日《亦报》，署名十山，收入《鲁迅的故家》。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第554页。
    [11]周作人：《鲁迅佚文及注解》，原刊1963年1月17日《光明日报》，署名仲密。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4卷，第3页。
    [12]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本文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13]【日】波多野真矢:：《周作人与立教大学》，《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2期。
    [14]《学部考取东西洋游学毕业生名单》， 《申报》1910年9月8日第18版，第13501期。
    [15]《上諭》，《申报》1910年10月6日第2版，第13529期 。《廷試游學生分部分省掣簽名》，《申报》1911年6月29日第26版，第13789期。
    [16]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嵋出版社1947年出版。本文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39页。
    [17]《光复会会员蔡元康》，收入绍兴鲁迅纪念馆编：《鲁迅与他的乡人三集》 ，浙江：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232页。
    [1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44页。
    [19]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3页。
    [20]1934年5月15日鲁迅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21]《天义》第十一、十二期合刊“社说”栏，1907年11月30日刊，署名独应。本文引自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第192页。
    [22]周作人：《我是猫》，1935年5月作，收入《苦竹杂记》。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609页。
    [23]周作人：《遗失的原稿》，1945年7月3日作，收入《知堂乙酉文编》。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九卷， 第557页。
    [24]周作人：《翻译小说上 知堂回想录（七七）》，1961年5月7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69页。
    [25]周作人：《东京的书店》，原刊1936年10月1日刊《宇宙风》第26期。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342页。
    [26]周作人：《翻译小说下 知堂回想录（七八）》，1961年5月8日作。本文引自《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372页。
    [27]周作人：《墨痕小识》，本文原署“甲寅六月起孟记”，甲寅六月是1914年7—8月，但文中记事至（民国）八年即1919年12月27日。收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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